第131章
“打上十年八年，沒有不勝利的道理。”
話說1938年3月11日晚，八路軍后方留守處辦公廳主任，為準備第二天將要召開的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請郭化若去書寫幾副挽聯。郭化若看了幾位老領導寫的挽聯稿，覺得有的寫的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將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
晚11時，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稿子送回來了，郭化若看著改動過的稿子，既符合挽聯的格式，又講究平仄，還有新思想新風格。他開始揮筆書寫。毛澤東新改的稿子又送來了，郭化若覺得一幅比一幅改得好。
大約凌晨1時半，毛澤東辦公室又陸續送來了稿子。郭化若一看，這稿子是毛澤東親自擬的，一幅接一幅地送來，一共有3副。郭化若非常驚嘆毛澤東過人的精力，愈是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挽聯也一副比一副更精妙。郭化若興奮地寫了起來，等他寫完了，毛澤東的手稿一副也找不到了，這些手稿都被大家搶光了。
毛澤東親擬的3副挽聯，郭化若當時都能背誦出來，可是后來，他只記得其中的一副挽聯內容是：
國共合作的基礎如何?孫先生云：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
抗日勝利的原因安在?國人皆曰：侵略陣線是和平陣線的死對頭。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開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他說：
“從盧溝橋事變以來，東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戰，已經打了八個月，敵人是傾全國的力量來打，目標是滅亡中國，戰略是速戰速決。我們呢?也是傾全國力量來抵抗，目標是保衛祖國，戰略是持久奮斗。”
有人請毛澤東為他題詞，毛澤東寫道：
“打上十年八年，沒有不勝利的道理。”
3月21日，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王明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不經中共中央批準，就將提議同時送交中共中央和國民黨。
毛澤東接到這個提議后，他認為王明起草的提議，有許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沒有明確。
3月21日這一天，蕭軍風塵仆仆地來到了延安，他一走進陜甘寧邊區招待所，就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運動時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問起他的情況，蕭軍說：
“年初以來，我應李公樸的邀請，一直在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擔任文藝指導，如今要去五臺山參加抗日游擊隊，可惜有戰爭，路不通了，只好先住下。”
蕭軍，東北流亡作家。他青年時期曾在張學良的沈陽“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九.一八”事變后，蕭軍、蕭紅夫婦從東北輾轉到了上海，在魯迅的幫助下，兩人在文學上進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呼蘭河傳》在全國和上海有一定的影響。“七.七”事變后，兩人又回到了北方。后來二人分手后，蕭紅去了香港，蕭軍輾轉來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與聶紺弩一起來見毛澤東，匯報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活動情形，順便提起了蕭軍不請自來延安的情況。
毛澤東對蕭軍聞名已久，知道他是魯迅親手培養起來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說《八月的鄉村》震動文壇，于是就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蕭軍。
和培元來到招待所，向蕭軍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時間讓他見一見毛澤東。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蕭軍一來是年輕孤傲，從不愿與政治人物打交道，二來是對毛澤東缺乏了解，所以就婉拒道：
“我是打算去五臺山打游擊的，到延安是路過，呆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了。”
丁玲回到招待所，見到蕭軍，不無責備地說：
“既然來了延安，難得的機會，毛主席熱情相邀，還是應當去見一見的。”
蕭軍聞言，也覺得自己有失禮貌，便點頭答應去見毛澤東。正說話間，毛澤東已經來到了招待所，只見他身著一套半舊的灰色軍裝，親切地與丁玲、聶紺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蕭軍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上前一步，緊緊握著蕭軍的手，關切地問長問短。爾后他邀請眾人與他一起在招待所共進午餐。
年輕氣盛而又十分自負的蕭軍，深深地為毛澤東這種禮賢下士、謙恭友好的態度所折服了。
在幾十年以后，蕭軍面對記者的提問，依然感慨萬分地說：“毛主席主動來訪，是看得起我，那偉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且說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舉行宴會，歡迎新來延安的何思敬、蕭軍、徐懋庸等七八個人和從前線歸來的丁玲、聶紺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聯”常委、秘書長。1936年“左聯”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內部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他在8月1日給魯迅的信里，說了一些錯誤的話，于是魯迅就發表了題目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長文，嚴厲地批評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悶，處境也很困難，他只好于1937年底從上海出發，奔赴陜北，輾轉了數月，終于在1938年3月間才來到了延安。
且說宴會開始后，張國燾首先致詞，然后請蕭軍等人發言。蕭軍、徐懋庸和丁玲推讓了一番，徐懋庸就開始發言，他說：
“我來到延安以后，感覺延安人與人的關系與上海不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強團結，不像上海那樣，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難分，不易團結。在上海的‘兩個口號’之爭中，我雖然覺得有錯誤，但是非的界限還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地學習。”
接著，丁玲報告了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情況。然后是蕭軍發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說是這一方針把文藝的水平降低了。
最后是康生講話，其主要內容是闡述黨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政策。蕭軍竟聽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針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提出了8項建議。其中第2項建議是：“繼續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
中共中央要求王明將此8項建議提交給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3月下旬，由李宗仁指揮的國民黨軍正面戰場臺兒莊戰役開始了。毛澤東在此時又提出了新的戰略計劃：八路軍在山區游擊戰爭蓬勃開展的同時，還應該將游擊戰爭擴展到平原地區，建立平原根據地。他在致八路軍總部的電報中說：
“河北全境及山東境內乃到江蘇北部，必甚空虛，因此考慮八路軍進入河北，轉入山東及安徽敵后作戰。”
3月下旬，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向毛澤東匯報說，抗大一些擔任黨政工作和教學任務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紛紛要求上前線去。他請毛澤東去給干部們做做思想工作。
毛澤東來到抗大召集了干部會議，他首先說，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問候和感謝;然后說道：
“抗日戰爭爆發后，我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擁護黨中央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目前一件迫切需要辦的事，是辦一所全民性的大學校，培養我黨我軍的抗日戰爭的領導干部，這個任務落在了你們抗大全體干部的肩上，你們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榮。
現在全國人民心向延安，因為清涼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是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愛國的進步人士，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跋山涉水，向延安涌來，要求學習抗日救國的本領，要求學習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要求學習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接待他們呢?我們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把他們培養成革命的骨干。
你們要求離開學校到前方去，直接參加對日寇的作戰，這種精神可嘉，主觀動機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勢的客觀需要。學校是母雞，下出來的蛋是干部，允許你們上前線，把學校關門停辦，等于殺雞取蛋。前方確實迫切需要大量的領導干部，可是要把帳算清楚，究竟是你們這一兩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還是經過努力工作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著母雞下蛋好，還是殺雞取蛋好?請大家做結論吧!”
毛澤東最后鼓勵大家說：
“希望你們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下決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負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進抗大學習的男女青年們失望。”
這一時期，毛澤東要羅瑞卿為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寫一本書，論述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作為抗日戰爭叢書的一部分。毛澤東為了使羅瑞卿專心寫書，讓羅瑞卿搬到鳳凰山與自己同住。羅瑞卿也非常高興同毛澤東在一起，這樣，他在寫作中，遇到難點和疑問，就可以隨時向毛澤東請教。
在羅瑞卿寫書期間，毛澤東常常主動給他出主意、想辦法，對他的寫作進行指導，使羅瑞卿在思想上、理論上受益非淺。這本書寫成付印時，毛澤東又為他提寫了書名：《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羅瑞卿平時對己對人都要求得非常嚴格，使一些人對他敬而遠之。毛澤東開導他說：
“你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還要有必要的靈活性，注意團結同志。”
后來，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告訴他說：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3月29日早上，毛澤東已經工作了1天1夜，他告訴警衛員翟作軍說：
“下午我要到陜北公學去作報告，你在兩點鐘叫醒我。”
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翟作軍輕輕推開毛澤東的房門，躡手躡腳地走了進去，只見毛澤東側著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軍心里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會兒吧。”便又躡手躡腳地退了出來。
3點鐘的時候，毛澤東睡醒了，隔著房間問：
“警衛員，幾點鐘啦?”
翟作軍趕緊過去回答說：
“主席，3點了。”
“到時候了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噥著，趕快起身穿衣服。翟作軍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支支吾吾地說：
“我，我忘了。”
毛澤東看出來翟作軍是有意叫他多睡一會兒，就說：
“少睡會兒覺沒有關系，耽誤了報告的時間可就誤了事了。記住，下次不可以這樣。”
翟作軍連連允諾。毛澤東匆匆洗過臉，吃了點飯，就到清涼山陜北公學去了。他在陜北公學演講了抗日游擊戰爭問題。
3月29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發表的宣言，表示了國民黨抗戰的決心。大會又制定公布了《抗戰救過綱領》;同時還決定國民黨實行總裁制，選舉蔣介石為總裁。關于黨政關系，大會決定：“中央采取以黨統政形態，省及特別市采取黨政聯系形態，縣采取黨政融化，即融黨于政形態。”為加強黨內獨裁及國民黨對政權機構的控制，大會決定擴大特務機構，成立中央調查局，即“中統”，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和訓練委員會。
3月30日，白求恩率領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抵達延安。
諾爾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醫生，于1935年在美國加入共產黨，在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時，他曾經親赴前線，為反法西斯軍民做戰場救護工作;1937年5月回到加拿大。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白求恩決定到中國延安參加毛澤東領導的八路軍，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斗爭。
3月31日晚上11時，白求恩身著八路軍灰布軍裝，應邀來到毛澤東住所的院子里，毛澤東迎上前去，白求恩莊重地向毛澤東行了一個西班牙國際縱隊的軍禮。毛澤東微笑著說：
“歡迎你們來延安。”
說罷握著白求恩的手，把他請進窯洞里會，分坐在桌子的兩邊。白求恩從衣兜里掏出一個皮夾，捧在手中，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打開皮夾一看，里邊是一個加拿大共產黨員的黨證，愉快地點點頭，說道：
“你們來解放區，說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團結和戰斗友誼，說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澤東轉達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問候。毛澤東詢問了他們一路上的旅行情況，詢問了白求恩在西班牙從事戰場救護的情況。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還說：
“在中國的抗戰中，我覺得最能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組織戰地醫療隊，在前線附近工作，照顧重傷員。”
毛澤東說：
“很不幸，目前重傷員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說：
“他們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這就是說，醫療隊必須到前線去，到戰壕附近去。根據我在西班牙的經驗，如果能在戰場上立即給傷員們治療，我敢說，百分之七十五的傷員，一定可以得到搶救。”
“百分之七十五?”毛澤東驚奇地重復了一句，又高興地說道：“這個辦法好極了，那就請你立刻組織戰地醫療隊吧，前線很需要你這樣醫術高明的大夫。”
他接著向白求恩介紹了八路軍和敵后戰場的情況，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變化。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一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對毛澤東的觀點深信不疑，要求馬上到前線去，他說：
“在那里，我將使百分之七十五的傷員迅速恢復健康。”
毛澤東答應由八路軍衛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關切地說：
“前線很危險，任務重，條件差，生活艱苦，請你多注意自己的身體。”
毛澤東還說：
“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水滸傳》寫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五臺山就在晉察冀。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
毛澤東和白求恩談了3個多小時，一直到深夜才結束。毛澤東把白求恩送出窯洞，在門口握著他的手說：
“請你向加拿大和美國朋友轉達我的謝意!你們到前線有什么問題和困難，一定要寫信來。”
這次會見，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談話后的日記里寫道：“我在那間沒有陳設的房里和毛澤東同志面對面地坐著，傾聽著他那從容不迫的言談的時候，我想到長征，想到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偉大的行軍中，怎樣領導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從南方到了西北叢山里的黃土地帶。由于他們當年的戰略經驗，使得他們今天能夠以游擊戰來困擾日軍，使侵略者的優越武器失去效力，從而挽救中國。我現在才明白，為什么毛澤東同志那樣感動每一個和他見面的人。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英國著名女作家韓素音也回憶道：“白求恩在會見了毛澤東之后說：‘這是一位蓋世的天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
且說此后八路軍衛生部對白求恩的工作問題研究了幾次，因為意見不統一，都沒能定下來。有的人說他年近半百，身體需要照顧，應該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說，應當同意他的意見，讓他到前線去。最后一次會議，白求恩也參加了，當他聽到還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線時，忽然跳了起來，抄起圈椅，朝窗戶砸去，椅子沖斷窗欞，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為生活享受而來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軟綿綿的鋼絲床，這些東西我早就有了，為了理想我都拋棄了!需要特別照顧的是傷員，而不是我!”
與會人員被白求恩近乎鹵莽的行為震驚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線去。事后，白求恩對馬海德說：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們也要向扶著拐棍的傷員道歉。”
后來在5月2日，白求恩率領醫療隊離開延安，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來到陜西東北部的賀家川八路軍的醫院里，當他看到一些傷員，因得不到及時、妥善的治療而造成殘疾時，非常難過。他不顧旅途勞累，連夜為傷員治療。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了這個醫院的情況。他寫道：“這兒傷員的殘疾，許多是可以避免的。我們面臨三個重大問題：1、改進對醫療人員的訓練;2、獲得更多的藥品和裝備;3、建立專科醫院。”白求恩向毛澤東建議，培訓醫療人員，加強對醫療工作的領導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達嵐縣后，給毛澤東寫了一信，他說道：“我在此間不勝愉快，且深感我們應以英勇的中國同志為其美麗的國家、而與野蠻搏斗的偉大精神來解放亞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來到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受到聶榮臻司令員的熱烈歡迎。白求恩上下打量著聶榮臻，連聲說：“No!No!你這個魯智深，同那個魯智深可不一樣。魯智深醉打山門，把寺廟破壞了，你卻保護了五臺山的寺廟。”聶榮臻和一眾人等聽了白求恩不著邊際的嘀咕，一時摸不著頭腦，都愣了神。經翻譯解釋，說是毛澤東在接見白求恩時曾經如何如何說的，大家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聶榮臻請求馬上開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到后方醫院為傷員治療。白求恩的故事暫且擱下，容后再敘。
且說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陳云、李富春及陜北公學領導成仿吾的陪同下，來到清涼山下的山谷里，參加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在熱烈的掌聲中，他開始了風趣而幽默的講演，他說：
“今天陜北公學舉行開學典禮，我沒有多少東西送給你們，只能送你們兩件禮物。第一件，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
典禮結束后，毛澤東拉著蕭軍與陳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來到操場上，和學員們一起會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擺著幾碟菜，沒有凳子，大家圍站在桌子的周圍，沒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滿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著喝。毛澤東對身邊的徐懋庸說：
“我看到你在《新中華報》上發表的文章了，寫得不錯嘛，這樣的文章望你多寫寫。”
他所說的文章，是徐懋庸應《新中華報》負責人向仲華之約撰寫的《民間藝術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為內容的文藝作品要使群眾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舊形式為群眾所習慣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領袖的贊許和鼓勵，自然是十分高興。那生性豪爽的蕭軍，聽著毛澤東鼓舞人心的話語，也愈發興奮，他灑脫地喝著酒，只覺得心里是一片火熱。
是日晚，毛澤東應邀為山西閻錫山駐漢口辦事處創辦的《自由中國》雜志題詞：
“一切愛國人民團結起來，為自由的中國而奮斗。”
4月1日這一天，王明復電中共中央，他以來不及送交為理由，拒絕將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8項建議送交國民黨。王明的行為已經發展到了危害共產黨的肌體、渙散共產黨的團結，并有可能斷送毛澤東艱難開創的中國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處理王明問題，毛澤東深知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起碼是默許。同時，處理王明問題必然會牽扯到中央領導核心中的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所以，此時的毛澤東深思熟慮、運籌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現出了他那高超的斗爭藝術。
不久，毛澤東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在劉亞樓出國前，毛澤東在辦公室召見了他，笑著問他說：
“這次沒聽說你發明什么理論吧?”
劉亞樓想到當年毛澤東讓他當紅軍大學訓練部長，自己還發牢騷，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說：
“感謝主席，給了我這個學習機會。”
毛澤東說：
“你這一次去莫斯科要辦好2件事：第一件事是學習，為黨爭光，多學軍事，少學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匯報。共產國際對我們不夠了解，你要把我黨歷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向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你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他轉呈斯大林。”
后來，劉亞樓在蘇聯將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隨蘇軍進入中國東北。
再說4月1日，清明節又要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按照民間習俗，準備派政府秘書長去中部縣黃陵祭祖。晚上，邊區政府副主席張國燾找到毛澤東，他向毛澤東提出，他要去黃陵掃墓。此時的張國燾一直還在中央領導機構中，他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時他只在抗日軍政大學講一點課。毛澤東對張國燾說：
“當前抗日形勢很緊張，延安有許多事情要做，你身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第二天，張國燾又去找毛澤東，執意請求去祭黃陵。毛澤東無奈，就說：
“昨晚我不是講過了嗎?為什么還要去呀?如果你沒有去過黃陵，轉轉也可以，不過，你祭陵完畢，就馬上回延安!”
張國燾當即答應了。
毛澤東和張國燾最后一次見面，是在延安干部子弟學校學生的歌舞晚會上。張國燾的兒子是這所學校的學生，能歌善舞，他自然也在節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張國燾勃然大怒的是，他兒子演的是一個叫張慕燾的反面人物，是一個叛徒。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一起欣賞孩子們的表演。張國燾后來說，毛澤東在看到叛徒受到責罵時笑了起來。張國燾馬上站了起來，撕下他兒子臉上的面具，一邊拽著兒子走出大廳，一邊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豬狗不如!”
4月3日，張國燾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帶著警衛員張海、陸秘書和1個警衛班，乘一輛卡車，從延安出發到達黃陵。
國民黨的代表是蔣鼎文以及和張國燾有過交往的谷正鼎、李貽燕。
4月4日，祭陵結束之后，張國燾和蔣鼎文并肩而行，李貽燕緊緊挎著張國燾的右臂，谷正鼎緊步其后。蔣鼎文對張國燾說：
“蔣委員長請你去西安談談，他正在西安等你。”
張國燾遂對張海和陸秘書說：
“你們先坐卡車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辦點事。”
張海說：
“毛主席不是說，讓你祭陵完畢就回延安去嗎?”
張國燾說：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說完就鉆進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派來的小車里，張海也只好跟了進去。張國燾到西安后，張海問：
“去八路軍辦事處嗎?”
張國燾說：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第二天，張國燾吩咐張海去訂到武漢的火車票。張海訂好火車票后，馬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負責人林伯渠，說張國燾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趕往火車站，找到了張國燾。張國燾說：
“林主席，我到武漢去一趟。”
林伯渠問：
“中央批準了嗎?”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頭你告訴延安一聲好了。”
“你是邊區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經過批準擅自行動呢?”
“我要到武漢同蔣介石談統一戰線問題，今天就去。”
“國燾同志，請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見可以坐下來好好協商嘛。”
“謝謝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漢去。”
林伯渠勸阻無效，眼睜睜地看著張國燾走了。他馬上回到辦事處，將張國燾去武漢的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指示他拍電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要周恩來設法截住張國燾。
張國燾一到漢口車站，突然被李克農截住。李克農在國共兩黨的知情人中間，威名遠揚，尤其是叛徒特務，更是望而生畏。張國燾身邊的兩個特務，一看來者不是別人，正是李克農，也顧不了張國燾了，轉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國民黨特務無法再與張國燾接觸。周恩來和張國燾進行了長談。
此時，正在抗大學習的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來找毛澤東，她痛哭流涕地說：
“主席呀，怎么辦呢?你得給我做主啊。這個老家伙丟下我們母子倆跑了，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哇……”
毛澤東說：
“張國燾，我們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辦法!我們希望他回來和我們一起干革命才好。”
他還想繼續挽救張國燾，雙手叉腰，在窯洞里踱了幾步，又對楊子烈說：
“這樣吧，現在你可以去武漢，勸說勸說，做做工作，希望你們一起回來，我們照樣歡迎他，對過去的錯誤，改了就好嘛!”
后來，在楊子烈母子上路時，毛澤東還指示有關部門給了她500元法幣做路費。結果楊子烈也一去不復返了。
且說4月5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演講國共合作問題。
4月上旬，自3月下旬開始由李宗仁指揮的臺兒莊會戰結束。在此役中，國民黨軍隊投入兵力40萬人，直接參戰的有18萬人以上;日軍投入兵力約8萬人，直接參戰的有4萬人以上。國民黨軍隊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日軍被擊斃8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
國民黨第22集團軍第41軍第122師中將師長王銘章，率部堅守通往臺兒莊的咽喉之地藤縣，經過3天3夜血戰，為臺兒莊會戰的勝利贏得了時間。王銘章在此役中壯烈殉國。
國民黨政府在武漢公祭會戰中殉國的王銘章將軍。毛澤東在延安為王銘章將軍題寫了挽聯：
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
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爭光。
4月初，延安文藝界舉行關于話劇《血祭上海》的座談會。
原來在1938年初春，延安為紀念“一.二八”上海抗戰6周年，抗大、陜北公學等機關六七十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藝術家，公演了4幕話劇《血祭上海》，連演20天，觀眾數萬人，轟動一時。
在這次座談會上，有人建議創辦藝術學院，立刻響起一陣熱烈地掌聲。毛澤東當即表示贊同，他聲言愿意用最大的力量給予幫助。并宣布成立籌備委員會，為紀念已故大文豪魯迅，藝術學院定名為魯迅藝術學院。
一個星期后，由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7人聯名簽署的《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一文正式公布，《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說明了設立“魯藝”的原因、宗旨和任務。
魯迅藝術學院建在延安北門外。毛澤東親自擔任院長，他提名由周揚任魯藝副院長。
周揚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從上海來到延安的。原來，中共中央考慮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帶頭人，以領導推動延安文化向前發展，經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馮雪峰推薦，周揚、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來到延安工作。周揚到延安后，曾經擔任過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長。
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擔任藝術學院秘書長。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廣西博白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里，7歲喪母，11歲喪父，小時候常常輟學。他自幼熱愛書畫，能雙手執筆寫字。1928年，朱光發起組織“上海藝術劇社”;1937年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領導了“中國文藝協會”。他帶領的戲劇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話劇《炭礦夫》、《廣州暴動》、《秘密》和《血祭上海》。
且說毛澤東在魯藝成立大會的講話中說：
“文藝工作者要堅決地到戰場上去，不要在樓上不肯下來，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國主義是條野牛，要過黃河到陜北來吃草，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就可以了解它如何過黃河;如何奸淫搶劫，老百姓如何組織起來，拿起梭鏢矛槍，八路軍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關拉著牛尾巴，扯掉了幾根毛等等。或者繪成畫，譜成歌，演成戲，寫成文章，豈不妙哉?”
毛澤東把文藝上的提高比作“大樹”，把文藝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樹苗，他說：
“我們要有大樹，也要有豆芽菜，沒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樹呢?”“《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這兩種歌，你們喜歡哪一種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錯，全國人民都會唱。”
毛澤東對群眾中豐富的語言是高度贊揚的。他說：
“夏天的夜晚，農夫們乘涼，坐在長凳子上，講起故事來，他們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不用任何古典。他們講的故事內容是那么豐富，用了許多新典，極美麗的口頭言辭。這些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因此，大眾語言，要從實際生活中去學習。”
關于文藝統一戰線，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根據地原有的文藝隊伍和由淪陷區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隊伍的統一戰線;第二種是不同文藝流派的統一戰線。
毛澤東稱根據地原有的文藝隊伍為“山上”的人，稱由淪陷區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隊伍為“亭子間”的人。他說：
“在抗日戰爭的偉大時代里，從前遙相呼應的兩部分人現在見面了，結成統一戰線。但是，這兩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間的人自以為是，擺架子，寫了本小書，便以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擺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吶!”
“亭子間的作品形式精，內容較空，可以比方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內容則形式粗，可以比方為‘好吃不好看’。然而真正的十分感謝斯大林的盛情。藝術作品，就應把兩者統一起來，做到既好看又好吃。”
“應該去掉這兩種壞現象，大家要團結起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進行創作、演出。”
關于不同文藝流派的統一戰線，毛澤東說：
“現在在藝術派別上也需要統一戰線，如魯迅先生所說，不管他是寫實主義派、浪漫主義派、風花雪月派、鴛鴦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應當團結抗日。然而藝術上的政治獨立性仍是必要的，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是不能放棄的，我們在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
欲知延安文藝如何發展，請看后邊詳細敘述。
第132章
“你們要努力學習和掌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話說1938年4月中旬，剛從中央黨校畢業的江青，曾到陳正人為廳長的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工作。為了加強對魯藝的領導和教學工作，中央派出一批黨員干部來到魯藝。于是，江青又從教育廳來到魯迅藝術學院教務處工作，兼任戲劇課的指導員和教師。在這里，江青又和張庚相遇了。現存的《魯藝通告》上載有這樣的內容：
“戲劇系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指導員江青。”
江青再一次發揮了自己的藝術才能，在魯藝的演出活動中，她先后飾演了崔嵬編導的話劇《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劇《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
毛澤東觀看了話劇《被糟蹋了的人》和京劇《打漁殺家》后，上臺與演員們親切握手，祝賀他們演出成功。
毛澤東和江青的接觸越來越多了，他已經了解了江青在上海有4年的親身經歷，所以，他和江青談論的話題最多的是30年代的上海。毛澤東說他對左翼聯盟的情況不甚了了，江青就盡自己的所知和體驗，一一詳細地作了介紹。在談到魯迅時，毛澤東插話說：
“我對魯迅先生始終有個遺憾，就是沒有見過面。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謀面嘛。實際上，魯迅也是反對李立三的‘左’傾路線的。有人告訴我，當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親自去找魯迅，推行他的路線。魯迅對他說：‘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則非韌不可。’你看，魯迅說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談到了周揚、田漢等人，談到了魯迅和郭沫若之間的分歧。毛澤東說：
“這些文章你替我找來好好地看一看。魯迅和郭沫若，都是當代奇才。一個重在革命的氣節和勇往直前的理論，一個重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文學的造詣上，兩個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對于魯迅，不僅是尊敬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到老的楷模。我們要培養像魯迅那樣的文化干部，用魯迅的精神教育人們，特別是文藝青年。”
江青從領袖的談話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寫的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聲音，是向整個黑暗的社會宣戰的火花。”
江青看著毛澤東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寶貝似的，高興得一夜沒有睡好覺。后來，毛澤東又向江青問起1936年關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江青的分析使兩人的心貼近了。毛澤東聯想到黨內的一些領導人，不怎么贊成魯迅，他們認為周揚等人和魯迅的論戰，是一場“個人之爭”，甚至是“宗派之爭”。
江青告辭時，毛澤東把劉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華，發表在《作家》第2卷第1號上的文章《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找出來交給江青，讓她帶回去看看，考驗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連夜看了這篇文章，只見劉少奇寫道：
“我以為現在我們的文學，無論‘國防文學’還是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都是以前幾年文學的發展來做出發點的。這次論爭延長很久，經歷著很多的糾紛，也無非證明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著歷史性和現實性而已。其實，兩個口號并不是矛盾的，并沒有截然相反的意義，大可不必如此對立。還是團結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各打50大板的說法，她仿照毛澤東批示的辦法，提筆在這本雜志上寫道：
“抹煞了兩個口號的實質區別，是階級的調和論觀點，不足為憑。”
毛澤東看著江青的批語，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寫得很好，一筆一劃顯示出良好的楷書功底;文章的字里行間，洋溢著才氣，展示出較深的文學造詣和敏銳的洞察力。
毛澤東再看看眼前的江青，頭發烏黑濃密，眉毛彎彎的，眼睛大而明亮，鵝蛋形的臉龐，不施脂粉依然清麗白皙，腰肢苗條，笑聲動人;加上微翹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這樣的文字出自這樣的女子之手，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心中一股愛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澤東說：
“中央準備變動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你愿意嗎?”
江青高興而平靜地說：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現在，我已經感到十分幸福了。”
4月14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他寫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書面報告大綱。任弼時在報告中說：毛澤東最善于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國革命的領袖。
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討論任弼時提交的報告時，任弼時還作了口頭說明與補充。王稼祥也補充說：
“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第二次統一戰線。它與第一次統一戰線的不同點，就是這個統一戰線是與國民黨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國共兩黨都有武裝。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不會重復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因為在中共中央有毛澤東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聽了任弼時的報告和王稼祥的補充說明，經過充分討論，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此后，任弼時又和王稼祥分別到各國代表團介紹中國的情況。他們向各國共產黨人宣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詳細介紹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八路軍發展壯大的情況。許多其它黨的代表聽了以后說：
“毛澤東真偉大，中國革命有希望，我們要向中國同志學習。”
4月17日天一亮，第2戰區前敵總指揮的車隊，從黃河西岸的延水關經延川縣直奔延安而來。走在車隊最前面的是兩輛黑色的小汽車，第一輛車中坐的是衛立煌和參謀長兼第9軍軍長郭寄嶠及副參謀長文朝藉，與司機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著金絲眼鏡、白手套，佩帶著左輪手槍的交際副官羅香山。第二輛車中坐的是一位參謀和第9軍軍部參謀長杜鳳翥，還有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和隨從副官張學誠，與司機并排坐的是一個佩帶盒子槍的衛士排長。緊隨其后的十幾輛大卡車，滿載著總指揮部里幾個大處的工作人員以及一個特務營和一個新成立的戰地工作團，
衛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縣衛楊村一個貧農家庭。他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孫中山衛士。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4師師長。1932年任國民黨第14軍軍長，積極追隨蔣介石“剿共”，曾經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蔣介石為獎勵衛立煌的功勛，在安徽省金家寨設立一個新的縣治，以衛立煌的名字命名為“立煌縣”。在1931年7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第3次“圍剿”時，衛立煌率1個師作為中路軍，向蘇區進攻，遭到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紅軍的沉重打擊，倉皇敗退，領教了毛澤東和紅軍的厲害。抗日戰爭爆發后，衛立煌先后任第14集團軍總司令、第2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率部在山西忻口戰役中，重創日軍。他在太原，數次會晤過周恩來、朱德，對共產黨人有了新的認識。同時他一不是蔣介石的同鄉，二不是從黃埔軍校出來的“天子門生”，蔣介石在需要人為他賣命時，想起了他;在提拔封賞時，他就不如黃埔系吃香。衛立煌對此常常耿耿于懷。
衛立煌這一次是自山西永和縣指揮部去洛陽參加軍事會議，借機到延安參觀，拜訪慕名已久的毛澤東。
延安軍民在離延安城二三十里處，就貼出了紅綠紙標語，上面寫著：“加強國共合作!”“團結抗日!”“歡迎衛副司令長官!”在延安城外，歡迎的隊伍排列在道路兩邊。許多機關都來了人，各學校差不多都來了。衛立煌的車隊一到，歡迎人群中立刻響起了震天的鑼鼓聲，歡迎的口號此起彼伏，充分表達了延安人士盼望國共合作的熱忱和對于同八路軍并肩作戰的友軍的熱情。禮遇之隆可能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衛立煌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熱烈歡迎的場面。
車隊在離城門不遠處停了下來，衛立煌等人走下車，前來迎接他們的滕代遠參謀長、18集團軍陜北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交際處處長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遠等人陪同衛立煌一行走進貼滿標語的城門，穿過夾道歡迎的人群，來到城中一個接待處。這時，毛澤東已跨出客廳房門，和每個客人親切握手寒暄，表示歡迎。毛澤東陪同衛立煌進入客廳，分賓主落座。衛立煌說：
“貴軍對日作戰，機智勇猛，深表欽佩。衛某此次到延安，有機會與潤之主席見面聆教，榮幸榮幸。”
毛澤東說：
“衛長官抗日堅決，與我軍相處友好，我們深表感謝。我們要沿這樣的道一直走下去。”
毛澤東分析了國內政治、軍事形勢，談到了國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認為目前國際國內均有投降主義的活動，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他說：
“衛將軍，我們決心抗日的人都忽視不得的喲。我們必須把片面抗戰轉變為全面抗戰，在政治上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澤東對日軍的動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認為目前在山西的抗戰非常重要。毛澤東說：
“如果我們不在山西拖住日軍的尾巴，日軍從風陵渡渡過黃河，奪取潼關，掐斷隴海線，就能截斷中國和蘇聯的國際路線，就可進一步壓迫國民政府。據我們判斷，日軍從山西打不到隴海線，華東日軍可能很快就要進攻徐州的。”
衛立煌是行伍出身，聽了毛澤東的分析，連連說：
“有理，有理。”
毛澤東又告訴衛立煌說：
“衛將軍，我們八路軍深入敵后，困難很多，彈藥消耗就極大，沒有子彈怎么打敵人?我們的衛生醫藥器材缺乏，戰士負傷無法及時醫治，希望衛總司令幫助向主管部門催促一下。還有，現在已經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裝還沒有著落。這些問題，只好麻煩衛副司令長官了。”
衛立煌當即表示一定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中午，毛澤東設宴招待衛立煌。參加宴席的還有兩個參謀長和一個參謀及秘書趙榮聲。作陪的有滕代遠、蕭勁光。
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已經是三到延安了。1937年4月，他第一次到延安。半個月前，他在西安受林伯渠囑咐，隨第2戰區前敵總指揮部戰地工作團到延安時，要見一見滕代遠。10天前他來到延安，停留了3天，秘密地向滕代遠匯報了自己怎么進入衛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見所聞。滕代遠又帶著趙榮聲向中央軍委統戰部的劉向三作了匯報。
且說毛澤東的午宴非常豐盛。延安向來有一個好客的風俗，平時自奉雖然極其清苦，可是一旦來了客人，主人便將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來饗客。這衛立煌、郭寄嶠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擊，給養補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體重都減輕了，現在他們對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滿意。毛澤東酒量不大，卻談笑風生，宴會歷時甚長。
宴會結束后，毛澤東就與衛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參加宴會的人員合影留念。
趙榮聲借機在客廳外面的過道上偷偷地把預先寫好的一個新情報交給了滕代遠，并且告訴滕代遠說，衛立煌已經背熟了到抗大演講的稿子。滕代遠就臨時更改了接待衛立煌的日程。
下午，毛澤東安排衛立煌到抗日軍政大學講演，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羅瑞卿向衛立煌介紹了抗大的歷史和現狀，又領著他們參觀了學員們住的窯洞，看了學員們的課堂。衛立煌稱贊道：
“中國各地都像你們這樣搞起來，還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嗎?”
羅瑞卿請衛立煌去大操場演講，衛立煌登上講臺，學員們立即高呼：
“國人兩黨緊密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投降妥協!”“和衛副司令長官一起打到鴨綠江!”
衛立煌立刻激動起來，丟開事先背熟的講稿，發表了鏗鏘有力的講演。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只有和八路軍合作，才能戰勝日本，表示今后要繼續與八路軍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堅持華北抗戰，反對妥協投降。他每講一段，下面就呼口號，越呼口號，他講得越起勁。
晚上，延安舉行盛大歡迎晚會，當毛澤東陪同衛立煌步入會場時，全場熱烈鼓掌達數分鐘之久。李富春主持大會，毛澤東首先致歡迎詞，他說：
“衛副司令長官是華北抗戰的領導者。此次路過延安，希望對邊區工作加以指導。現在，請衛總司令講話。”
全場歡聲雷動，衛立煌在不斷地掌聲中發表了講話，他說：
“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揮黃河南北兩岸部隊，繼續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這次抗戰中把我國的弱點、缺點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一是不團結現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戰繼續堅持，我們的弱點逐漸消滅了。第二沒有組織，沒有堅強的領導。今后要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筑成一道萬里長城，來打擊日本強盜的進攻。陜甘寧邊區各地的人民組織，實為全國的模范，應該把邊區好的例子更加發揚起來。”
衛立煌講完后，毛澤東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觀看了延安魯藝藝術劇院演出的文藝節目，兩人一邊看節目，一邊交談。
第二天，衛立煌一行離開延安赴洛陽。途中，衛立煌告訴隨行人員說，他對這次延安之行感到滿意，尤其是對毛澤東極為敬佩，他說：“要想戰勝日本，救中國，恐怕只有學延安的方法。”
衛立煌在經過西安時，批了一個手諭：“即發第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發。”他還吩咐發給第十八集團軍180箱牛肉罐頭。這批物資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時取出，轉送八路軍各部。
后來在7月7日，衛立煌讓趙榮聲陪他細細研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認為毛澤東的見解是正確的，改變了他的速勝論和唯武器論。7月，衛立煌收到了毛澤東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時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澤東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講演的照片，衛立煌把這些照片珍藏了起來。1938年冬，衛立煌突然問他的秘書趙榮聲：
“我參加共產黨好嗎?怎么參加呢?”
趙榮聲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說：
“我只參加過民先，還沒有參加共產黨，怎么參加，我真說不上。朱德總司令常來，你跟朱總司令談談不好嗎?”
衛立煌說：
“朱玉階一時來不了，你到延安去問問吧。”
趙榮聲說：
“也用不著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問問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趙榮聲秘密到了西安，將衛立煌要求入黨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匯報。林伯渠思考了一會兒，說道：
“你回去告訴衛立煌，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做一個真心實意實行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比參加共產黨更大一些。”
鄧小平、楊尚昆在1939年初途經河南澠池，過黃河去太行山根據地，曾經與衛立煌見過面，衛立煌又向他們表示愿意參加共產黨，因為鄧小平和楊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虛實，只感到奇怪，就沒有發表意見。
由于衛立煌同情共產黨、八路軍，蔣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消了他第2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職務，調任軍委會西安行營主任。西安行營只是一個轉呈公文的空架子，衛立煌被剝奪了軍權，賦閑在家。這是后話。
再說1938年4月17日，張國燾向周恩來提出了3個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長江局工作。周恩來立即將張國燾的要求報告給毛澤東，在得到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訴張國燾說：
“中央不同意你的3點要求。但你可以從下面3條中選擇1條：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大家最歡迎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想通后，再回黨工作;3、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布開除你的黨籍。這3點辦法，你可以考慮一下，兩天后答復我們。”
張國燾馬上說：“好!”周恩來等人一走，張國燾慢慢掏出紙和筆，寫出了自己的選擇：“兄弟已決定采取第3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來將這一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回電說：
“捆綁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農奉命放了張國燾。1小時后，張國燾提著他的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館。他公開向蔣介石認錯，徹底背叛革命事業，他說：“兄弟在外糊涂多時。”
4月18日，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全國解放后，張國燾逃往香港。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市，1979年，在貧困潦倒中因病凍餓而亡，成了一個流落異邦的孤魂野鬼。這正是應了中國一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立刻就報。
4月20日下午，毛遠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來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問起毛遠志在學校的情況，毛遠志說：
“學校里有個民族先鋒隊組織，要我參加，我不愿參加。因為那不是共產黨，我只想參加共產黨。”
毛澤東笑著說：
“參加‘民先隊’也不錯嘛!你現在年齡還小，將來長大了才可以加入共產黨。”
說罷，他問毛遠志是哪一年生人?毛遠志回答說：
“民國12年，農歷三月二十日。”
毛澤東隨手翻了一下日歷，說：
“今天不正是你的是日?”
“是嗎?我還不知道呢，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們就在這里吃飯。”
毛澤東說罷，吩咐警衛員燒了兩個豬蹄，還煮了掛面，和毛遠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飯。在返回學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遠志說：
“你知道嗎，伯伯今天給你過生日了!”
毛遠志聞言，心頭一熱，心想，長這么大還從來沒有人給我過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給我過了生日!
4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向八路軍發出關于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力發展游擊戰爭的指示，指示說：
“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廣大地區，大力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也是可能的。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泛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斗爭。”
八路軍各師根據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隊挺進平原地區，協同地方黨和當地人民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和發展平原根據地。晉西北120師派出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開辟了綏南、綏西和綏中區。晉察冀邊區派出宋時輪、鄧華縱隊，進入冀東，配合冀東人民大起義，開辟了冀東區。129師派出東進縱隊、騎兵團和第769團等部，進入南宮，開辟了冀南區。115師一部與129師一部進入以寧津、樂陵為中心的冀魯邊地區。
4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工人代表大會開幕式晚會上，觀看了業余劇團演唱的秦腔《升官圖》、《二進宮》、《五典坡》等傳統戲。他對工會負責人齊華說：
“你看老百姓來的這么多，老年人又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劇場擁擠得滿滿的，群眾非常歡迎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就是內容太舊了。如果加進抗日內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戲了。”
齊華指著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說：
“文協的柯老在那兒呢。”
毛澤東轉身對柯仲平說：
“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搞?”
“應該!應該!”
柯仲平連連表態。毛澤東說：
“要搞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
柯仲平說：
“好!我們馬上動手去辦。”
柯仲平說干就干，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很快就開始了籌建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的工作。
4月間，有些從大城市來到抗大的青年學員，因為校舍簡陋，教材教員缺乏，更沒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難，勞動又多，他們受不了苦，就發牢騷說怪話，個別人甚至還說：“什么軍政大學?干脆叫勞動大學吧。”
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就到抗大第3期學員畢業典禮上講了話。毛澤東沒有批評發牢騷講怪話的學員，他首先從勞動創造人、創造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講起，然后話鋒一轉，說到了陜甘寧邊區的現實情況，他非常誠懇地說：
“抗大不斷在擴大，學員數量成倍增加，而學校又要辦好，缺乏經費，好的法寶只有一個，這就叫艱苦奮斗。抗大學生幾千人，編了幾十個隊，每個隊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務人員，不夠用也不能再補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燒，大量的服務性工作由誰承擔呢?如果從前線調一些戰斗部隊回延安，來代替抗大的學生擔任這些日常的勞動，這樣做是增強了抗戰力量，還是減少了抗戰力量呢?我們辦抗大是為了抗戰，那么那種減少抗戰力量的事情，我們是能辦還是不能辦呢?”
毛澤東要求學員們努力學習和掌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用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勵學員們要成為德才兼備的人才，他說：
“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很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艱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孫猴子很機靈，很機動，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
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西游記》中的那匹白馬，他說：
“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干，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取法的。”
1938年春，毛澤東去二十里鋪開邊區黨代表大會，當他歸來走到延河河灘上時，忽然停住腳步，指著一種長著圓圓葉子的小草，對警衛員說：
“你們看，這是一種能吃的野菜，你們給我搞一點回去炒炒吃，叫老周減少一個別的菜。”
毛澤東見警衛員有些遲疑，又說：
“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過去吃過。”
警衛員們這才和毛澤東一起拔起野菜來。毛澤東回到住處，接連吃了好幾次冬寒菜，他見警衛員們仍然不吃，就說：
“這菜很好吃，你們也可以拔一些來當菜吃，不是現在沒有菜吃嗎?”
警衛員這才明白過來，毛澤東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決吃菜難的問題。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繼續往下看。
第133章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
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話說1938年4月，項英、陳毅組織了以粟裕為司令員的先遣支隊，準備深入到江南敵后執行戰略偵查任務。先遣支隊在皖南潛口祠堂門前舉行了誓師大會。陳毅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他說：
“先遣支隊的任務是為主力部隊挺進江南敵后實施戰略偵查。了解江南敵后情況，確定戰場位置，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而又非常光榮的。”
4月24日，毛澤東得悉新四軍派出粟裕先遣隊這一消息，致電項英說：
“主力開涇縣、南陵一帶，先派支隊去溧水一帶偵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領新四軍先遣支隊從潛口出發，向蘇南敵后出動，進行戰略偵察，揭開了新四軍東進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澤東在給魯迅藝術學院學員作報告時說：
“《紅樓夢》這部書，現在許多人鄙視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實《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比如它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后，便‘牽馬認鐙去了’，沒有實際生活經驗是寫不出‘認鐙’二字的。事非經過不知難，每一件小事都有豐富的內容，要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才會知道。
《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里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方打仗。
你們是青年藝術工作者，現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屬于你們的，都是你們活動的園地。你們的藝術作品要有充實的內容，便要到實際生活中去汲取養料。你們不能終身在這里學習，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實際斗爭中去，正如你們唱的《游擊隊員之歌》中所說的：‘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們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實際地去那樣做。沒有實際地生活經驗，無從產生內容充實的藝術作品。”
“文藝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國考察一番，淡淡采取新聞記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工作帶有‘過路人’的特點。俗話說：‘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我希望你們都要下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隊大隊長蘇振華、政委胡耀邦帶著1大隊要開到瓦窯堡去，毛澤東應邀來到城北門里的一個廣場上給學員們講話。他說：
“同志們，瓦窯堡那里還有國民黨和它的政府，也有我們的黨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國民黨，對共產黨還不很了解。同志們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過你們來觀察共產黨。所以你們一定要把黨的政策和作風帶去，使得老百姓擁護我們。同志們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二萬五千里，這很光榮。但是二萬五千里也是一個包袱，可以使人驕傲。背上這個包袱，而驕傲起來，老百姓就不喜歡我們，我們就會脫離群眾。”
1938年5月1日晚，一彎新月如鉤。從清涼山下一孔整潔的窯洞里傳出了陣陣的笑聲。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禮正在隆重舉行。毛澤東來了，陳云、羅瑞卿、凱豐也來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對大家說：
“告訴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經過我的審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會看錯，二位可謂天生的一對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這個判官倒要細細審來。”毛澤東笑嘻嘻地來到煤油燈前，對著煤油燈吸著了一支自產的煙卷，先注視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條斯理地說道：
“朱光，你這個土包子是如何把這嬌娃子從香港騙到此地的?定要從實招來!”
喜不自禁的朱光趕緊把毛澤東安排就座，接著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燒酒呷了一口，對著毛澤東躬身一揖，拉長聲調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聽小生慢慢道來。”
大家看著毛澤東正襟危坐，儼然一副判官的模樣，又見朱光戲劇化的一番表演，無不哈哈大笑。
5月的一天，傅連暲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正在寫東西，一見他來了，就放下手中的筆，招呼他坐下。
傅連暲到延安后擔任中央總衛生處處長，兼陜甘寧邊區醫院院長，還負責毛澤東的保健工作。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幾乎天天都要到毛澤東這里來一趟，算是常客了。還在1937年的時候，毛澤東知道傅連暲老家來信說家中生活困難，他就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筆錢，以供養傅連暲的孩子們學習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國建立后才停止。
傅連暲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澤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十分嚴肅和關切地說：
“傅連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黨了。”
“入黨?”傅連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幾年的愿望，一直沒有說出來。他自從結識了毛澤東，就一直想著，既然自己了解了共產主義是偉大的事業，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獻給這個事業，才算沒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總有一天，黨會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沒想到自己這么多年期望的事兒，今天卻由毛澤東首先說出來了。只聽毛澤東又說：
“現在沒有什么阻礙了，你的歷史我可以證明，你去找陳云同志談談。”
傅連暲激動得眼眶熱熱的，呆呆地望著毛澤東，心里卻在沸騰著，好一會兒才說：
“我就去。”
后來，傅連暲在自己的入黨申請書證明人一欄里，工工整整地寫著“毛澤東”3個字
5月，康生接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職務。
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話說：
“我們過去和國民黨分了十幾年，現在又合起來了。你們看過《三國演義》嗎?那本書一開頭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然把這話拿到現在來說是不正確的，現在合起來不一定會再分。我們可以把它改成兩句話：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5月4日，毛澤東給項英等人發了一封指示電。原來，粟裕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進入蘇南后，國民黨當局畫地為牢，給先遣支隊指定了一個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在指示電中寫道：
“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并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能夠克服這些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偵查部隊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準備跟行，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5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分渡江進入江北地區。”
毛澤東告誡項英等人說：
“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含惡意在內。須不斷積極出擊。惟具體作戰須全依敵我當前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
然而項英對這一正確方針理解不夠，措施不力。在毛澤東多次催促和陳毅的勸說下，才命令陳毅、張鼎丞率領第1、第2支隊相繼東進江南;仍把第3支隊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馬列學院成立，張聞天任院長。毛澤東參加了馬列學院成立慶典，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了他在蘇聯留學時期的老同學陳伯達。他說：
“這位是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他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
這是陳伯達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此前，陳伯達在北平擔任過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擔任過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在1937年9月從北平來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長的陜北公學當一名教員。在籌備馬列學院時，張聞天又把他調到馬列學院任教員。
5月6日，毛澤東應邀到陜北公學作關于張國燾開小差問題的報告。在山溝邊的露天廣場上，積聚著數千人。剛到延安不久的話劇藝術家歐陽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講臺上的毛澤東，只見他身材瘦長，唇邊真的沒有胡須，與自己早先聽到的傳說完全一樣。毛澤東開始演講了，他說起話來抑揚頓挫，使人聽得非常清晰，聲音洪亮，卻不是聲色俱厲，他那生動幽默的語言，娓娓道來，談笑風生，顯得特別平易近人。他說：
“張國燾自命是個革命的‘老資格’，他的資格究竟有多老呢?打個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從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鋪就開了小差。張國燾過去在政治上早已開過小差，現在又在組織上開小差了。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么都要爭第一，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老機，在歷史上不‘左’就右。黨的三大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會十幾天，他反對十幾天，到了武漢，他又支持陳獨秀的右傾。長征路上，他反對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張到新疆去建立根據地。到陜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對黨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信，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說什么黨中央的信是‘韓文公祭鱷魚文，與國民黨合作是幻想’。黨中央進入延安后，張國燾說：‘延安是一塊雞骨頭，吃之無油，棄之有味’，這是曹操主義，結果味也沒有了，開了小差，一直逃到漢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風，但是張國燾沒有看到。他開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們不是看過演劇隊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嗎?”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做著手勢：
“張國燾開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幟，他放下革命的旗幟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來打人民。他開小差以后，在報上發表聲明，說我們破壞國共合作，破壞統一戰線。可是，事實是怎么樣的呢?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門，堅決主張對蔣介石處以極刑。”
說著，他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接著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場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們不要以為張國燾不在，我就隨便亂說。有人可以作證，當夜‘獨眼龍’就在場，張國燾要殺老蔣的話他全都聽見了。”
毛澤東說著把臉轉向主持大會的陜北公學負責人周承全：
“獨眼龍，你說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戰中受過傷，大家都戲稱他是“獨眼龍”。現在毛澤東當眾也叫起他的綽號來，喜得他咧開嘴巴笑著直點頭。只聽毛澤東接著說道：
“張國燾開小差對我們有什么損失嗎?我看沒有。他是個胖子，吃得很多，他開了小差，邊區可以節省些小米，這倒是有好處的。”
毛澤東的演講給歐陽山尊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記得清清楚楚。
且說5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說：
“最近《大公報》兩篇社論態度變化，認為魯南戰爭(即徐州會戰的第三階段)是準決戰，否認中日戰爭是持久戰。我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因為中國是大國，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國，同時，中國又是弱國，須要持久戰爭才能取得勝利。”
5月11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老黨員施方白，就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前途問題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澤東為施方白題寫了贈言：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于統一戰線里，才能達到目的。”
5月12日，毛澤東到魯藝講話，他說：
“我們兩支文藝隊伍，上海亭子間的隊伍和山上的隊伍，匯合到一起來了。”“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要好好地團結起來，進行創作、演出。”
“文學藝術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家、藝術家，提倡什么藝術至上，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眼里根本沒有工人、農民。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到革命斗爭中去，同時學習人民的語言。”
5月13日，毛澤東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說：
“《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倡準決戰的論調，我們認為是不對的。徐州決戰只應該是某種程度的戰役決戰，而決不應該看做戰略決戰，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后，仍有充足力量為保衛武漢而戰。”
5月，以劉白羽為首的抗戰文藝工作團在延安組成。毛澤東約劉白羽等人談了話，并親自寫了一封信，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名義，通令八路軍所屬各政治部說：
“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派去抗戰文藝工作團一組計5人，由劉白羽率領，經榆林、晉西北，赴戰區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訊網。敬希接洽，并予以幫助。”
1938年5月，美國設在中國為專門搜集有關中國沖突資料的情報官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第2次到陜甘寧邊區考察訪問。他一直到8月才離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就首次考察訪問了陜甘寧邊區。
卡爾遜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是一個職業軍人。他做為羅斯福總統的總統衛隊指揮官，同羅斯福總統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爾遜在兩次訪問邊區前，曾與羅斯福約定，將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直接通報給總統本人。卡爾遜到共產黨地區的計劃，得到美國海軍和蔣介石的批準;并通過斯諾取得了毛澤東的默許。
卡爾遜在這第二次訪問期間，同毛澤東進行了兩次長談。卡爾遜稱毛澤東是“孤獨的天才”。這或許是受了史沫特萊的影響。因為，他和史沫特萊有很深的友誼。
兩次考察的所見所聞，使卡爾遜激動萬分，他除了向羅斯福總統報告外，還不顧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種公開場合，高度贊揚共產黨的軍事、政治、組織制度。當一位記者就他提供的關于紅區的情況向他表示感謝，并保證不會在報紙上披露他的姓名時，卡爾遜說：
“你這么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給你們講的一切都是真的，沒有半點虛假，為什么非隱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爾遜的表現，受到上級的嚴厲指責，他不顧別人的勸阻，憤然辭去軍職。他回到美國后，向公眾發表演講，為幾家雜志社撰稿，介紹陜甘寧邊區的情況;還出版了《中國的軍隊》、《中國的雙星》兩本書。
《中國的雙星》一書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有評論說，卡爾遜筆下的共產黨人，似乎更象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民兵，是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和仁慈的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布爾什維克或納粹極權主義者。
5月間，毛澤東預見到東南沿海地區將變成戰區或敵后，他指示中共閩、粵、贛省委和浙、閩邊區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這些地區指導工作，發展那里的游擊戰爭，組織游擊隊與創立游擊根據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廣東省委發動東江人民和一些港澳愛國青年組織了東江抗日游擊武裝，建立了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中共瓊崖特委領導創建了瓊崖抗日根據地。
5月的一天，國民黨將領、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及其隨行人員首次路過延安，悄悄地住進了城里的騾馬大店里。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在電話里指示邊區交際處處長金城說：
“一定要給予鄧寶珊一行以熱情的歡迎和優待。”
晚上，金城來到騾馬大店，迎面碰上了鄧寶珊的副官長于浚都，金城告訴他說：
“鄧軍長遠道而來，我們沒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們邊區政府有幾個招待所，房子雖然小，但總比這個騾馬大店好一些，我們歡迎鄧軍長和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說：
“鄧軍長明天就要趕路回榆林，現在既然已經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驚擾貴黨和政府了。”
金城無奈，只好回到辦公室用電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說：
“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留下來多住幾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來到旅店，在門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請求面見鄧寶珊，說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脫。正在里邊洗臉的鄧寶珊聽到二人說話，就走了出來，和氣地對金城說：
“這次過延安，時間倉促，沒有打擾邊區政府。我們在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煩你們了。”
金城說：
“聽說您來了，我已報告毛主席和邊區政府。毛主席和邊區政府非常歡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幾天，和大家見見面。”
鄧寶珊感覺盛情難卻，就答應今天不走了。
這天上午，毛澤東和蕭勁光一起來到騾馬大店，看望鄧寶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澤東邀請鄧寶珊和他的隨行人員到交際處吃午飯。
交際處在機關合作社食堂擺了幾桌酒席，鄧寶珊及其隨從分別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蕭勁光、周小舟作陪。毛澤東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邊吃邊談，他說：
“西北軍的將領許多是愛國的，有與我黨合作搞民主革命的傳統。現在國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建立起來，只要我們共同堅持下去，并鞏固發展下去，一定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鄧先生在榆林，我們一定能夠合作得更好。”
鄧寶珊說：
“這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愿，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來先生在雙十二事變中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促成了兩黨重新和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是深得人心的。從此，總理生前的愿望，有實現的希望了。”
毛澤東再次挽留鄧寶珊多住幾天，說是請他到延安各處去參觀指導。鄧寶珊欣然決定改變計劃，多住幾天。
此后，鄧寶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澤東住處拜訪了毛澤東，參觀了抗大、陜北公學，出席了文藝晚會和群眾大會。
5月的一天，陳先瑞在抗大教室里聽完課剛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澤東派人送來的一封信，只見信上寫著：“你那個部隊的政委李隆貴帶著幾百塊大洋跑了，請你速回部隊處理善后工作。行前來我這里一談。”
陳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澤東的住所跑去。毛澤東見他來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說：
“別急，坐下來談。”
他向陳先瑞了解了李隆貴的情況后，嚴肅地說：
“這個人思想品質不好，經不起歷史的考驗，遲早要跌跤子。”
他接著說：
“當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們黨要同國民黨聯合抗日。我們是真心同國民黨合作的，因為我們要拯救中華民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中國。在國共兩黨合作期間，國民黨頑固派總是千方百計地同我們爭領導權，爭地盤，限制我們的發展。過去那種真槍真炮、面對面的、公開的武裝斗爭少了，他們用武力征服不了我們，就采取另外一種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錢美女來拉攏、腐蝕我們隊伍中間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貴就是被這種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隊后，要向干部戰士講明當前我們黨同國民黨聯合的目的和斗爭的形式，使干部戰士對新形勢下的斗爭的尖銳復雜性有個清醒的認識，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說罷，他站起身，一邊來回踱著步，一邊囑托道：
“你們要開一個干部大會，講講在統一戰線中同敵人斗爭的藝術。我們聯蔣抗日，這是大局，在聯合中有斗爭，在斗爭中求聯合。同國民黨斗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腳，不能失理。這樣我們就會掌握主動，就會得到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擁護和支持，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也就會充分暴露。”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說：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名義上歸蔣介石統一指揮，實際上還是黨中央領導和指揮，這一條是不能變的。現在有那么一些人，國民黨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氣起來了，有點忘乎所以飄飄然了。這些人，如不及早給他敲警鐘，就會犯錯誤，還會出李隆貴一類的事。紅軍改編，只是形式變了，我們這支軍隊的性質始終不會變，我們黨的總目標也是不會改變的。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實際上也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國民黨利用統一戰線，變換各種手法來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們的力量，進而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我們要與他們針鋒相對，在統一戰線中發展壯大自己，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發動群眾，團結抗日，”
說到這，毛澤東用力地揮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接下來，他又用很和緩的口氣結束了這次談話：
“我講的這些道理，通過你要讓廣大干部戰士都明白。這樣，部隊的工作就好做了。”
陳先瑞告別了毛澤東，馬上趕回部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地處理了李隆貴攜款逃跑這件事，對干部戰士進行了一次深入地政治思想教育。
5月19日，徐州失守。
5月20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人說：
“徐州失守后，判斷敵將以進攻武漢為作戰計劃之中心。河南將迅入敵手，武漢危急。”“如果歐州發生戰爭或重大危機，敵將迅速進攻廣東。”“我們的口號是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堅持華北游擊戰爭。”
毛澤東指示八路軍準備向豫皖蘇魯敵后發展。
接著，毛澤東拆看了徐懋庸寫給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說，請求毛澤東接見他，他想談一談發生在上海的“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指示。
毛澤東復信給徐懋庸說，愿意同他一談，但目前較忙，待過幾天相約。不要急，問題總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澤東為抗大第4期學員開學題詞，他寫的是：
“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
5月22日，毛澤東派他的兩個秘書培元、華民來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聯”的情況。
5月23日下午3時許，徐懋庸隨著華民來到延安北門內鳳凰山麓毛澤東的窯洞里。毛澤東剛午睡起來，感覺比較涼，就披了一件舊棉襖，招呼徐懋庸在辦公桌前和他面對面坐下，客氣地讓徐懋庸抽煙。徐懋庸說不會吸。毛澤東笑笑說：
“搞文藝的人不吸煙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點上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又說：
“現在就談談吧。”
徐懋庸簡單地講了自己的履歷，講了“左聯”的情況，“左聯”解散的過程，“兩個口號”的爭論，他寫給魯迅的信及魯迅駁斥他的長文，還有事后上海的輿論包括周揚等人對他的態度等等。當徐懋庸說到“我后來基本上認為魯迅是正確的”時候，毛澤東把“魯迅”二字誤聽為“路線”，馬上就問：
“路線?誰的路線是正確的?”
徐懋庸解釋說：
“我說的是魯迅，不是路線。”
毛澤東笑著“哦”了一聲。徐懋庸接著表示，自己來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講了一個半鐘頭，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他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徐懋庸講完了，毛澤東表態說：
“關于‘兩個口號’的爭論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后，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我認為：一、首先應當肯定，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的。二、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里面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三、這個爭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爭來爭去，真理越爭越明，大家認識一致了，事情就好辦了。四、但是你們是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系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么不對他諒解呢?五、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后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路辦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樣?你對我的話有什么意見?”
徐懋庸說：
“今天我聽到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道理，非常激動，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澤東關切地問：
“你的工作分配了沒有?”
徐懋庸說：
“還沒有，在‘文藝界抗敵協會’只是暫住。”
“那么，你到魯迅藝術學院去工作好么?我們正在叫周揚籌辦這個學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藝的么，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說道：
“第一，剛才聽了你的話，使我知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過去自以為懂一點，不對了，因此我要去學習，到陜北公學。這是主要的。其次，根據上海的一段經驗，我覺得搞文藝的人很多脾氣很怪，魯迅也認為是這樣，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藝的人在一起。”
毛澤東笑了笑說：
“你想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學好不好?現在抗大的學生很多，搞哲學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幾個人，顧不過來，你去也好。”
徐懋庸堅持說：
“我是要到陜北公學重新學習嘛，怎么能去做教師?”
毛澤東說：
“像你這樣，一面教一面學習就可以了，何必進陜公學習。就這樣好么?”
徐懋庸見毛澤東說得甚是有理，便高興地答應了。毛澤東立即打電話給“抗大”副校長羅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電話，他又問徐懋庸：
“你是不是黨員?”
徐懋庸說：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時期就追求黨，但‘四一二’政變后，失去機會。后來加入‘左聯’，也就是為了想入黨。我曾聽說，上海‘左翼’組織的干部，本來是可以轉黨的，但是自從我寫信給魯迅遭到魯迅公開駁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黨員也疏遠我了。我覺得沒有希望了。但是我是決心要跟著黨走的，像魯迅那樣，雖不是黨員，卻是一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我要學習他。”
毛澤東說：
“既要革命，有條件還是入黨的好，你也不是沒有入黨的可能的。這個問題，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決。你還可以找中央組織部陳云同志去談一談。但入黨要有了解你的黨員做介紹人，你有這樣的熟人嗎?”
徐懋庸說：
“我只知道周揚是黨員。”
毛澤東說：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黨員，可以去找他。”
5月間，毛澤東要寫一部論述抗日戰爭的著作，他為了搜集資料，準備向蕭勁光借書作參考。這一天，毛澤東來到蕭勁光的窯洞，笑瞇瞇地說：
“蕭勁光，聽說你這兒藏有寶貝，借給我看看如何?”
毛澤東把目光掃視在蕭勁光桌上的一摞書上，蕭勁光知道他是來借書的，就說：
“我這里只有幾本舊書，以前是有幾本好書，可惜長征時都丟了。”
毛澤東一邊“嗯嗯”地應著，一邊翻書。他拿起《戰役問題》和《戰斗條令》兩本書，說：
“我想研究一下軍事問題，這兩本書我拿去看看。”
蕭勁光沒有吭聲。毛澤東看了他一眼，笑著說：
“怎么?舍不得?好小氣喲。”
蕭勁光有些不好意思，說：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這樣兩本軍事書，部隊教育還靠它們當拐棍哩。”
“噢，那就也給我當當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還的，怎么樣?”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唄。”
毛澤東聽出了蕭勁光的意思，就笑了，說：
“放心，是借，不會不還的。”
毛澤東要寫的這部軍事著作，叫做《論持久戰》。他一動筆，就連續奮戰了7天。他每天坐在窯洞里的書桌邊，微弱的燭光照著他蒼白的臉，晝夜不停地寫著，每天只休息5個小時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地扭腰捶背。
這一天，他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也只吃了很少一點東西，還一個勁地伏在桌子上寫呀寫的。感覺熱了，就用毛巾擦把臉而不顧全身的汗水。筆記本旁邊放著一塊石頭，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寫作而酸痛時，就握一握那塊石頭，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實在寫得太累太困的時候，才叫值班衛士翟作軍給他打盆水洗洗臉，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轉一轉，要不就躺在椅上閉目養一會兒神。
天傍黑的時候，翟作軍走進房間，照例給毛澤東點燃兩支蠟燭，在寫字桌的兩頭各放1支。
已經是半夜光景了，毛澤東也該吃飯了，翟作軍端來炊事員準備好的飯菜，說：
“主席，吃飯吧。你已經兩天兩夜沒睡覺了，吃完飯，睡會兒吧。”
“你們先睡吧，我等一會兒再睡。工作沒有搞完，睡不著啊。”
毛澤東說著，頭也沒有抬，手中的筆還在唰唰地寫著。翟作軍又說：
“主席，你身體不大好，像這樣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飯，睡睡吧!”
毛澤東抬起頭，看了翟作軍一眼，微笑著說：
“好，等一會我就睡。”
翟作軍約摸過了一頓飯功夫，準備回到窯洞收拾碗筷，好讓毛澤東睡覺。誰知他進窯洞一看，毛澤東還在聚精會神地寫著，放在桌上的飯菜動都沒動，已經連一點熱氣都沒有了。翟作軍只好把飯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熱了熱，再給他送去。翟作軍說：
“主席，你吃飯吧，天冷，一會兒就涼了。”
“啊?我還沒有吃飯?”毛澤東抬起頭，看看眼前的飯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說：“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軍回到毛澤東屋里去看看，毛澤東還在那里寫著呢，飯菜呢，依然是一動沒動。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寫著那些不受拘束的草體字的稿紙，已經積滿了一書桌。此時的毛澤東一天天消瘦下來，體重減輕了，顴骨凸了出來，眼睛布滿了血絲。每當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給他熱過的晚飯時，工作人員便把這視為一個重大勝利。到了第6天，毛澤東突然感到頭痛并有些暈厥，累得病倒了。醫生趕來給他進行了診斷，說沒有別的病，是累壞了，開了點藥，勸他好好休息。毛澤東吃了藥，休息沒多久，就起來了，喝了一杯燒酒，然后坐下來一手托著頭，繼續寫《論持久戰》的結尾部分。他的那些秘書們也開始編輯和校訂這些手稿。
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澤東終于完成了這篇長達80個印刷頁的論文。他把翟作軍叫來，交給翟作軍一卷用報紙卷好的卷卷，說是要送到隔著延河的清涼山解放社去。
隔了兩三天，解放社送來了校樣，毛澤東又不分晝夜，反反復復地修改。又過了些日子，解放社給毛澤東送來了一疊書，書皮上赫然印著《論持久戰》，毛澤東捧著書，臉上露出了微笑。
5月26日，毛澤東給堂兄也是他少年時的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澤東收到毛宇居的來信，信中敘說了家鄉及親友們的情況，并說親戚譚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讀。譚季余以不來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濟一點，請督其刻苦節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應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遠耀等在此甚好。此復。即頌
時綏!
弟 毛澤東
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號周自娛，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澤東還找到中央組織部李富春談過話，讓組織上設法給周自娛一家寄一些生活費，維持艱苦的生活。信中所說的遠耀即毛遠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5月26日，毛澤東開始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做《論持久戰》的演講，一直到6月3日才講完。
《論持久戰》一書全面、系統、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以及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的觀點，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于中國這一客觀規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道：
“中日戰爭不是別的任何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次戰爭，中日雙方具有以下4個特點：1、日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這是中國抗戰不能速勝的基本依據。2、日本進行的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進行的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3、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4、在國際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國得道多助。”
毛澤東據此得出結論說：中國既不會亡國，也不會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的，而最后勝利則屬于中國。
毛澤東預見到抗日戰爭將出現3個階段，即：1、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準備階段。2、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階段。3、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階段。毛澤東強調說：要取得抗戰勝利，必須把游擊戰爭提到戰略高度，廣泛開展人民戰爭。
二戰后，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后，他寫道：
“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非常好的戰略著作在日本是沒有的。日本在物資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優于中國，武器優越于中國，但沒有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結果，日本被中國的持久戰打敗了。”
1938年6月2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說：
“望根據戰爭的實際經驗，凡敵后一切無友軍地區，我軍均可派隊活動，不但太湖以北、吳淞口以西廣大地區，即長江以北，到將來力能顧及時，亦應準備派出一小支隊。”“地區擴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們可放手在敵后活動。”
6月初，日軍進抵開封外圍。國民黨軍隊30萬人稍作抵抗后，放棄開封，向西潰逃。
6月9日上午，蔣介石為了阻止日軍進占鄭州，竟然命令國民黨部隊在鄭州以北花園口和中牟趙口炸開黃河河堤，水淹日軍。這一炸非同小可，造成了駭人聽聞的連年災荒的“黃泛區”，豫皖蘇3省40余縣、700多萬畝耕地被淹沒，89萬人民死亡，中原600多萬人民掙扎在澤國汪洋之中，生命財產蒙受了重大損失。
有道是：倭寇鐵蹄踐開封，嚇煞了當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頭發懵，腳底輕。
慌亂中兀自生出水淹七軍計，轟隆隆炸得黃河傾。
休怪俺不得已而為之，俺也是為抗日，為民生。
欲知蔣介石還有哪些愚蠢之舉?請看后邊將要敘述的長沙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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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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