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陜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
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要爭取他抗戰，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
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話說1936年12月16日，毛澤東致電張學良、楊虎城說：
“為了堅持決戰勝利，千祈注意發動民眾，主要將沿隴海路、西蘭公路、西梁公路各縣之民眾發動起來，擁護抗日聯軍，擁護西安義舉，反對中央軍進攻，保衛抗日首都，保衛抗日根據地。”
16日這一天，毛澤東又致電閻錫山說：
“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寧、陜之間。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綏;給養方面以紅軍言，所需甚少，但能發伙食費，即刻不事征發，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絲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張學良致電毛澤東說：
“現此間諸事順利，一切俟恩來兄到后詳談。再：國際對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評?乞告。”
此時，中共中央已經收到了共產國際于16日發來的指示電，但是由于譯碼錯誤，電文完全翻譯不出來。毛澤東只好復電張學良說：
“我們對遠方已作幾次報告，尚無回報。”“惟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
毛澤東指示工作人員：馬上搜集蘇聯報紙有關西安事變的報道和評論文章。
也就在這一天早晨，蔣介石給南京的何應欽寫了一個手令：
敬之吾兄：
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沖突，并即停止轟炸為要!
中正手啟
12月17日晚，周恩來、博古、羅瑞卿、李克農在延安乘坐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到達西安，他們與在西安的葉劍英會合后，立即與張學良會談。張學良說：
“據我個人看，爭取蔣抗日，現在最有可能。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應該放蔣。”
周恩來表示同意，他說：
“西安事變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確實符合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意愿。事變是為了抗日救國而發動的，它對全國抗日戰線的形成，必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張學良與周恩來商定：將東北軍、17路軍集中于西安、潼關一線。由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替東北軍防務，必要時側擊甘南的胡宗南，支援關中。為了便于三軍統一行動，紅軍加入由東北軍、17路軍已經宣告成立的抗日聯軍西北軍委。
周恩來等人又同楊虎城進行了長談。
當晚，周恩來將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談的意見，電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他在電文中說：
“為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動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報告的這一意見，并據此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改變對蔣政策，由罷蔣和平轉變到保蔣和平。
12月18日上午，蔣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將蔣介石的手令交給了何應欽，果然發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討論了兩天。毛澤東說：
“西安事變的發展無非是兩個前途：一個是引起新的大規模內戰，推遲抗戰的發動，造成日本擴大侵略的順利條件。另一個是和平解決，結束內戰，使全民族抗戰早日實現。因而，正確解決西安事變，就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中共中央為了爭取第2個前途，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策略，即堅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決定用一切辦法聯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親日派，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對于張學良、楊虎城給予同情和積極的實際援助，使之徹底實現其抗日主張。
毛澤東說：
“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
會議決定：當天即對外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這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公開發表宣言。宣言向國民黨中央宣布說：
“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希望貴黨：1、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2、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派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4、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5、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干凈也。”
12月19日，中共中央對內也發出了由張聞天執筆起草的《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指示中說：
西安事變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實力派的一部分，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主張的結果。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但因為事變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蔣介石及其一部分將領，使南京和西安處于公開的敵對地位，而蔣介石的實力并未受到任何打擊，所以如果處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規模的內戰，妨礙全國抗日力量的團結。
張聞天還電告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馮雪峰，讓他們找人疏通聯絡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請他繼續擔負調解責任;還要了解親日派何應欽的態度，以便確定對策。
毛澤東為了使根據地廣大干部、戰士和群眾，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有明確的認識，他專門在紅軍大學給學員們作了一次報告。有人擔心地問：
“如果放了蔣介石，他會抗日嗎?”
毛澤東風趣地說：
“陜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陜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要爭取他抗戰，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路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的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戰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又聯合又斗爭。”
12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工作人員搜集來的蘇聯《真理報》等報紙自14日以來對西安事變的評論。這些評論認為扣押蔣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陰謀，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應該立刻無條件地釋放蔣介石，使事變“迅速和平解決”。
毛澤東又拿起那份翻譯不出來的12月16日來自共產國際由季米特洛夫審定和簽署的指示電，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日20日這一天，陜北紅軍應張學良的要求，以紅1方面軍的紅1、紅15軍團和紅4方面軍的紅4、紅31軍，由定邊地區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復電共產國際書記處說：
“來電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
12月21日這一天，毛澤東電告中共在南京的談判代表潘漢年，要他向陳立夫提出下列5項要求：
1、吸收抗日運動的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2、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4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5、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抗日。
毛澤東同時將以上提案電告周恩來，并要他以共產黨代表的資格，公開與蔣介石、陳誠、宋子文、宋美齡、閻錫山、于右任進行談判;還囑咐周恩來派人到國民黨在西北的黃埔系高級將領處，揭露何應欽與日本勾結害蔣的陰謀，以及紅軍愿與談判、恢復蔣介石自由的條件。
12月21日，彭雪楓、周小舟致電中央，將閻錫山在西安事變后聯共抗日態度開始明朗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
彭雪楓是在接受毛澤東交代任務后，于11月12日途徑綏遠輾轉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開始與閻錫山正式談判。閻錫山對彭雪楓的到來，采取了嚴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訓處長梁化之參與其事，連他的老搭檔趙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楓抓住與梁化之頻繁接頭的機會，催促閻錫山答復中共方面提出的問題，積極宣傳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在彭雪楓的努力下，雙方的徒步通訊站、通商及中共方面交通過境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不久，毛澤東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書身份，到太原協助彭雪楓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彭雪楓、周小舟還報告說：閻錫山在12月21日綏署省府擴大紀念周上說：“國人必須拋棄主觀的成見，以遠大的國家民族利益利害為前提，縮小異點，擴大同點。”后來他還說：“我們今天不應當分兩條戰線，應當都走到一條戰線才對。”
12月22日，毛澤東致電閻錫山，對他在西安事變中表示反對內戰的態度給予贊賞，告之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立場，希望閻錫山能“出有力之調停手段，調停于寧、陜之間”。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中樓，以宋子文為代表的南京方面、與張學良、楊虎城為代表的西安方面、以及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方面，正式舉行3方會談，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21日來電精神，提出中共的六項主張：
1、停戰，中央軍撤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5、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宋子文認真看了中共的提案，他表示個人同意，同時說還要將此意見向蔣介石傳達。
下午，3方又就組織過渡政府、撤兵、釋放政治領袖、放蔣問題進行了討論。宋美齡對周恩來說：既然中共有誠意，應該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周恩來說：只要蔣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周恩來還說，除了蔣介石，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
宋子文、宋美齡、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約定次日接著談判。
12月24日，3方談判繼續進行，蔣方由宋子文、宋美齡出席，西安方面是張學良、楊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來。宋美齡說：
“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宋美齡和宋子文為了讓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蔣介石，他們在談判中做出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諾。周恩來等人非常高興，立即把這些承諾歸納為12條，電傳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丑、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撤)。寅、蔣允許歸后釋放政治領袖，我們可先發表消息，宋負責釋放。卯、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并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3個月后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辰、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后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后改組國民黨。巳、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午、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未、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申、蔣回后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酉、宋表示要我們為他做抗日反親日派后盾，并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
午飯后，宋子文、宋美齡把蔣介石安撫張學良的6項承諾交給了張學良，全文如下：
子、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丑、委托孔、宋為行政院正副院長，責孔宋與張商組府名單，蔣決令何應欽出洋，朱紹良及中央人員離開陜甘。寅、蔣允回京后釋愛國7領袖。卯、聯紅容共。蔣主張為對外，現在紅軍、蘇區仍不變，經過張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合行動，改番號。辰、蔣意開國民大會。巳、他主張聯俄聯英美。
至此，雙方意見已經非常接近，最后3方達成了6項協議：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6、其它具體的救國方法。
談判達成協議后，蔣介石提出他以“領袖人格”擔保，不做書面簽字，回南京分條逐條執行。
周恩來及時把蔣介石答復張學良的6項承諾及最后達成的6項協議，報告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并說蔣介石不愿意在協議上簽字。毛澤東回電同意可以不簽字，他說：
“要他簽字干什么，簽與不簽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話，簽了字也沒用。”
12月24日晚，宋美齡、宋子文帶著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一見面，周恩來說：
“蔣先生，我們有10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
蔣介石勉強從床上坐起來，請周恩來坐。他說：
“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周恩來說：
“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蔣介石說：
“不是已經說好了嘛，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只要你們都聽我的指揮。我讓美齡、子文、漢卿代表我和你談判一切問題。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談判。”
12月25日，張學良因為蔣介石不簽字，他怕夜長夢多，蔣介石有變化，要親自護送蔣介石由西安回南京。他不聽夫人的勸說，獨自沖下了樓。 張學良的車子開到大門口，遇見了楊虎城，急忙剎住車，他說：
“虎城兄，委員長要走了，快到機場去送送。”
于是，兩輛橋車向機場疾駛。機場外早已有一兩千學生和群眾在等候。楊虎城下車后，與蔣介石握手告別。蔣介石怕群眾不讓他走，急急忙忙地對張學良、楊虎城說：
“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再說一遍，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決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也得承認。”
他說完又重復了一遍。這時，張學良已經坐進了飛機駕駛艙。周恩來趕到飛機場，飛機已經升上了天空。他惋惜而無奈地說：
“晚了，漢卿成了竇爾敦了!”
至此，歷時14天的西安事變，終于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
12月26日，紅軍各主力部隊先后進至慶陽地區待命;紅81師東進延安，接替了東北軍兩個師的防務。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馬上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將軍。
12月27日，蔣介石發表《對張楊的訓話》，訓話稱：“離開西安之前，張楊不再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并無任何特殊之要求。”
12月28日，毛澤東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嘴臉，敦促蔣介石實踐在西安達成的協議，他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在聲明中寫道：
蔣介石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話》，“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中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愿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些好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
毛澤東在聲明中駁斥了蔣介石所謂西安事變的發動是受“反動派煽惑”的謊言。他寫道：
“西安事變的發動，確系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1、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2、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3、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4、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5、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6、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
毛澤東在聲明中還特意全文公布了蔣介石在西安承認的六項協議。他接著寫道：
蔣介石正是因為接受了這些條件，才恢復自由的。“今后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必席卷蔣氏而去”。
毛澤東在聲明中再一次要求蔣介石立即撤兵，釋放張學良回陜，保證西安協議之實行。
這正是：老蔣一生耍猴子，小張著道又入籠。
有道是權術本是雙刃劍，誰人憑持事有成?
君不見，新莽持之尸身碎;項城持之帝夢空。
古來山中無虎猴稱王，到頭來冰山遇著火山融。
欲知毛澤東后來和蔣介石如何斗智斗勇，請看下面詳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因共產國際來電翻譯不出來，復電張學良說：尚未接到遠方來電。后來他從其它資料上才了解到了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瞎指揮，一怒之下，把16日那封翻譯不出來的電報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復共產國際說：“來電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地采取了這種方針。”人們常常把沒有惡意的謊言稱之為善意的謊言。據此，我們也可以把毛澤東給張學良和共產國際的復電，稱之為策略的謊言。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智慧的確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已經是今非昔比了。想當初，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對共產國際的瞎指揮不滿意卻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為首的中央對共產國際的瞎指揮奉若神明;而以王明和博古為首的中央則是把共產國際的瞎指揮當成了尚方寶劍。此時若非毛澤東主持大局，中央再按照共產國際的瞎指揮去做，豈不是又要壞了大事么?
第117章
“延安是個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們要到陜北的
大城市啦!延安長期由國民黨統治，群眾不了解我們，我們可
要注意與群眾的關系。”
話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毛澤東決定：讓紅軍大學第1批學員提前畢業，回部隊奔赴抗日前線。聽說一些人可能被留在紅大當教員，學員中有不少人便寫信給總政治部，要求到前線去。
一天， 毛澤東又來給學員們上課。他首先環視了一下教室，慢條斯理地說：
“我聽說有不少同學寫報告信，不想留在學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尋找更廣闊的天空。鳥翼藍天，魚翔水底。好嘛!不過，”
毛澤東突然提高了語調：
“這里我鄭重宣布：凡寫報名信的，統統留下。沒寫信的可以出校。”
劉亞樓、張愛萍等一些寫報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個個哭笑不得。只聽毛澤東又說：
“你們都想走，學校就辦不起來了。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學校要繼續辦，并且要擴大，教員就從你們中間出。這里也是廣闊的天空，有你們的用武之地。”
不少寫報名信的學員，還真的被留下來了，其中就有劉亞樓、張愛萍。組織上安排劉亞樓擔任紅軍大學的訓練部長。他看著同學們興高采烈地整點行裝準備返回部隊，很不高興，嘴里嘟嘟囔囔地說：
“我這個沒有理論的人，只能在戰場上沖殺，怎么能辦學校呢?”
毛澤東聞知此事，立刻找劉亞樓談話，他說：
“劉亞樓哇，聽說你有一種理論。”
劉亞樓一聽，十分驚訝，說：
“主席，我可沒什么理論。”
毛澤東說：
“有理論的辦學校，沒理論的上戰場，這就是一種理論。聽說是你發明的。”
劉亞樓連忙解釋說：
“我是說我到前線去可能更合適些。”
毛澤東認真地說：
“工作合不合適，要看形勢的發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辦學校是一項根本的建設，培養干部的干部，我們是認真挑選的。有意見你就來找我談，不要隨便發明什么理論。軍委決定了，相信你能把這件事辦好。”
毛澤東的話，在劉亞樓聽來，字字千斤，他像做錯了事的孩子一樣，慚愧地低下了頭，表示服從毛澤東的決定。
12月30日，毛澤東給在紅1軍團的丁玲發了一個電報，內容是他新作的一首詞《臨江仙》。
1937年1月1日，丁玲在慶陽前線收到聶榮臻轉來的毛澤東發給她的電報，她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臨江仙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手捧電報，讀了一遍又一遍，其興奮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
1937年元旦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要求他與陳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蔣介石制裁國民黨中的親日派，盡快撤兵，以免爆發新的內戰。
1月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發出《關于鞏固張、楊兩軍與紅軍團結，推動時局好轉的指示》，指示中說：
“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楊兩軍團結于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面。要求在兩軍中發展黨的組織，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團結干部。”
1月4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指示他與國民黨恢復談判。
1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要求他們在與國民黨代表張沖談判時，要堅持3個條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釋放張學良回陜;3、保證西安協定之實行。
1月6日，潘漢年在南京與蔣介石、宋子文、張沖等人，就國共兩黨關系的政治綱領問題進行磋商。
1937年初，毛澤東為傅作義在1936年11月15日為收復日偽盤踞的戰略據點大廟而發動的“綏遠抗戰”勝利結束，給傅作義發去賀電，稱贊傅作義將軍發起的綏遠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毛澤東還派遣南漢宸秘密前往綏遠慰問，向傅作義贈送錦旗一面。
1937年初，毛澤東鑒于王稼祥病情嚴重，決定送他赴蘇療傷，還親自指派紅軍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陪同護送他到蘇聯去。
1月初，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嬌嬌出生了。為賀子珍接生的是劉志丹的遺孀同桂榮。同桂榮曾經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那是一個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衛員賀清華氣喘吁吁地跑到同桂榮家里，對同桂榮說：
“快!快!賀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同桂榮趕緊拿上前些日子就準備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澤東住的地方，老遠就聽到賀子珍在院外的崗樓里喊叫。毛澤東看見同桂榮來了，說：
“劉嫂子，快來呀!”
同桂榮走進崗樓，見賀子珍面色蠟黃，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鋪上，凍得直打哆嗦。崗樓的墻是石頭壘起來的，頂子是用高粱稈子抹著泥巴搭起來的，崗樓里四面透風。同桂榮很生氣地埋怨說：
“怎么能挑選這個地方生娃呀!”
毛澤東說：
“石窯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這里來的。”
毛澤東焦慮地問同桂榮怎么辦?同桂榮先讓賀子珍喝了半碗開水，讓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減少些痛苦。不一會兒，一個女嬰呱呱墜地了。毛澤東聽到嬰兒的哭聲，走過來風趣地說：
“喲，就生了?真快呀，像雞下蛋一樣，一滑溜就下來了。”
一句話逗得同桂榮與賀子珍都樂了。這時，急急趕來的醫生為娃娃扎了臍帶，將賀子珍抬回窯洞。同桂榮用半盆熱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也抱回了窯洞，雙手托著娃娃，仔細地端詳著她的長相，看看娃娃長得像毛澤東還是像賀子珍。這娃娃生在苦難的歲月里，又瘦又小，一對小眼睛睜著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榮看了一會兒，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了賀子珍的身邊，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幾天就準備好的雞蛋。
半年前劉志丹的犧牲，使同桂榮的腦子受到很大刺激，影響了她的記憶，慌忙中一時怎么也想不起把雞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那碗雞蛋。當她推開毛澤東的房門時，看見賀子珍正在吃雞蛋，不知是誰送來的。同桂榮端著雞蛋，木呆呆地站在賀子珍身旁，一個勁兒地落淚。
毛澤東盡管已經是4個兒子、3個女兒的爸爸了，可是在這種動蕩的年代里，孩子們一個也沒有在他身旁。楊開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龍，一直沒有確實的消息。賀子珍在蘇區生的小毛，一直托給毛澤覃、賀怡寄養，現在也不知道情況怎樣。賀子珍后來又生了兩個女兒，都送了人。現在，43歲的毛澤東親眼目睹了娃娃的誕生，聽到了娃娃的第一聲啼哭，對這個小生命格外愛憐。他抱起娃娃，仔細地端詳著：小臉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額頭，像誰呢?他又看看疲憊的賀子珍，自言自語地說：
“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靜，是個好嬌娃。”
康克清、鄧穎超、劉英、鐘月林聞訊都趕來祝賀。毛澤東笑瞇瞇地招呼她們進窯里坐。她們問：
“子珍生了?順利不順利?”
毛澤東笑瞇瞇地說
“生了，生了，像母雞下蛋一樣，生了個大雞蛋。”
鄧穎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產生了愛憐之心，連聲說：
“真是個小嬌娃呀，一個小嬌嬌。”
毛澤東聞言，忽然記起了《西京雜記》中的一段話，便誦道：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如芙蓉。’對，就叫嬌嬌!”
后來，有人叫嬌嬌為“毛嬌嬌”，有人叫嬌嬌為“賀嬌嬌”。嬌嬌長大了，就叫同桂榮“同媽媽”，或者叫“劉媽媽”。在新中國建國前夕，嬌嬌從蘇聯回國，還托人送給同桂榮一張照片，上面寫著：“敬贈劉媽媽留念，毛嬌嬌。”
1月10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保安遷往延安市。
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歷史，城墻環繞，保持著古老的風貌。城周圍有嘉嶺山，俗稱寶塔山，還有清涼山、鳳凰山和萬花山。
清涼山又稱太和山，位于延安市東北部;鳳凰山是延安的西北屏障與主要依托;萬花山位于延安西南15公里處。
毛澤東在3天的行軍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說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對身邊的人說：
“在陜北，延安是個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飛機場，有汽車，咱們要到陜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長期由國民黨統治，現在剛解放，群眾不了解我們，我們可要注意與群眾的關系，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警衛員們馬上回答說：
“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記住。”
1月13日這一天，毛澤東一行走到楊家嶺溝口時，延河對岸大砭溝一帶已經擠滿了歡迎的群眾。毛澤東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個老鄉怕毛澤東走不了結了冰的延河，牽來了一匹頭扎紅布花球、脖子上掛著鈴鐺的高頭大馬，請毛澤東騎著過河。毛澤東婉辭后，還是踏著冰走到了河對岸。早已集結在這里的延安、甘泉、鄜縣的萬余名市民農民頓時歡呼起來。
毛澤東與賀子珍帶著尚未滿月的毛嬌嬌，住在延安城內鳳凰山麓城隍廟邊李家石窯洞里。這個窯洞和陜北其它的窯洞一樣，就是在土山上打一個洞，前有拱形門廊，裝上紙糊的花窗格，地面鋪著灰石頭，后面是在黃土山腹中整理出來的平面。
這是3間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窯洞，其中的一間作為毛澤東的書房，桌上點著蠟燭，近處有一瓶燒酒，還有一個裝滿書籍的書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個木制洗盆了。毛澤東一直不適應北方農民睡的炕，盡管他在保安時曾經嘗試著睡過。所以，他的臥室里還是擺放著一張南方式的木床，用四個桿子掛著一頂蚊帳。
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會，歡迎黨中央、毛澤東進駐延安。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
“紅軍到陜北是為了北上抗日，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要抗日，單靠紅軍是不行的，必須有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
紅軍是人民的子弟兵，處處以維護人們利益為根本宗旨，執行鐵的紀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強監督，增進軍民團結，堅決把抗日救國的斗爭進行到底。”
會議結束后，抗日救國會在“三仙園飯館”設宴為毛澤東接風洗塵。
自此以后，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變化，直接參與打仗的日子對他來說已經成為過去。有一天，他對馬夫侯登科說：
“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馬，在長征中為我們幫了大忙，這功勞要給你記上。現在你愿意改行嗎?”
老侯舍不得離開毛澤東，他實實在在地說：
“如果工作需要的話，我仍然愿意跟著主席當馬夫。”
毛澤東問：
“許多人都到前方當干部去了，你還在這里喂馬，你愿意做這個工作嗎?”
侯登科說：
“別人當干部，人家年輕有文化，我年齡大了，又沒有文化，我愿意給主席當一輩子馬夫。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很光榮的。主席現在雖然不騎馬了，可眼下通訊員送電報送信件送報紙，還需要這匹馬呀。”
毛澤東非常感動，他說：
“你愿意干這個工作，我也歡迎你在我身邊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馬吧。”
毛澤東到西北幾個月后才能聽懂當地老鄉講的話，他聽到了上百種發音不清的方言，幾乎很少見到會講中國官方話的人。
陜北根本不出產大米，所以，毛澤東不得不把金黃色的小米作為自己的主食，偶爾吃一頓羊肉作為補養。
毛澤東熱心地關照他的警衛員們進學校。陳昌奉給毛澤東端來了洗臉水。他對陳昌奉說：
“你已經跟著我6年了，一直沒有很好的學習機會。”
陳昌奉說：
“一想到將要離開自己的首長，就感到非常難過。”
陳昌奉說著，大顆大顆的眼淚就滴到了洗臉盆里。毛澤東把準備好的本子和鉛筆送給了陳昌奉。
毛澤東剛到延安不久，按照李富春提出的建議，搞了一個流動圖書館。毛澤東第一次投入10本書流動，先由李富春讀;3天后轉給彭德懷;1個星期后，由彭德懷轉給西方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劉曉;劉曉讀1周轉給周恩來;周讀1星期后，再轉給博古。由于當時書太少，只能采取這種辦法促進高級干部的學習。
毛澤東見手頭和延安現有的有關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刊根本不夠用，就建議中央多撥一些經費，從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購買圖書。同時在延安創辦延安解放社和其它出版社、新華書店、圖書館等，把從江西蘇區帶來的書、從各城市買來的書 ，統統收歸中央圖書館管理。
1月間，毛澤東致電李克農說：
“請購整個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歷史的演義。”
李克農從西安等地把中國歷史演義弄到延安后，毛澤東愛不釋手，連續閱讀，對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復翻看。
1月20日，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入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由林彪任校長兼政委，羅瑞卿任教育長、副校長。毛澤東只在抗大教育委員會擔任主席。
抗大設3個科，學員大多是來自部隊，除少數是團級干部外，大多數是師、軍及軍團級的干部。
抗大的教員陣容相當強大，毛澤東作了很多著名的講演，張聞天講授戰略學，博古講授哲學，凱豐、吳亮平講授戰術學，徐特立講授中國文學。
1月21日，紅4方面軍西路軍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陳昌浩電告中革軍委，決定率領僅存的14000余人東返。
1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說：
“西路軍在高臺、臨澤一帶不能立腳，20日晨高臺被馬步芳、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犧牲，5軍損失兩個團;他們從本日起轉向東進，望速商于學忠準備派一路策應，并與交涉紅軍離開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原來，紅5軍軍長董振堂是在37年1月20日從高臺縣突圍的。出城前，董振堂召開了50人的干部會，他號召說：“英勇戰斗，把尸首留給敵人，后人是會給我們報仇的!”董振堂率部突圍時，跳城而下，摔斷腿部，他高呼：“共產黨萬歲!”用最后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41歲。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頭顱，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內，準備送往南京請功。
1月2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要求他在談判中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保證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并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
潘漢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與蔣介石、宋子文、張沖等進行了多次協商。
1月2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說：
“西路軍已于21日晚開始向東急進，以10天行程到達黃河邊，能否設法停止二馬追擊?于學忠能否策應西路軍?至低限度請查清黃河結冰段或有渡船處，幫助西路軍順利渡過黃河右岸。”
1月28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蔣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進逼西安，東北軍在少壯派軍官的鼓動下，準備與蔣介石決一死戰。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說，同意紅軍支持東北軍打一仗。他還說：
“已經交好的朋友不能放棄，搞好原朋友的關系，不會影響將來同蔣介石搞統一戰線，我們要維護‘三位一體’。他們兩個軍要打仗，我們同意聯合打，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失敗也在一起，不能丟下張、楊，失去張、楊這樣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帶著翻譯吳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說起這個史沫特萊，也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她1892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一個貧窮的工人家庭。16歲那年，開始了長期的半流浪生活。她當過報童、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她依靠頑強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學，考入了一所師范學院。1916年，史沫特萊到了紐約，開始投身于激蕩地政治活動。她一方面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號角》周刊和女權運動的刊物《節育評論》撰稿，一面參加支持印度流亡者爭取民族獨立的活動。1928年3月，史沫特萊因被指控為企圖煽動反對英國統治的叛亂而被捕。出獄后，被迫離開美國，前往柏林。史沫特萊在德國期間，繼續參加支持印度獨立和爭取男女平等權利的活動，成為2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中十分活躍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萊作為《法蘭克福日報》的記者來到中國。1933年，史沫特萊的第一部反映中國人民生活和革命斗爭的著作《中國人的命運：今日中國速寫》，由美國先鋒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報告文學集《中國紅軍在前進》，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這部書是史沫特萊根據在上海期間接觸到的來自江西蘇區的人們的敘述，和在她家養病的紅軍軍長周建屏提供的資料寫成的。這是第一部正面報道中國工農紅軍和中華蘇維埃的著作。這兩部著作，使史沫特萊在中國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史沫特萊在上海期間，協助宋慶齡成立了“保衛人權同盟”;她和魯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她曾經暗中保護過許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為通訊聯絡和聚會的場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萊應魯迅要求，將他寫的《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譯成英文，在美國《新群眾》雜志上發表。1936年春，史沫特萊在魯迅家中會見了從西北蘇區來的馮雪峰，聽他介紹了紅軍長征的情況。隨后，她參加了為紅軍募集藥品的工作。她西安事變前，前往西北采訪。在西安，紅軍駐西安的代表接見了她，并為她安排了住處。在西安事變期間，她曾在電臺用英語把事變的真實情況，向全世界作了廣播，并會見了中共代表團的成員。1937年1月，史沫特萊離開西安，進入蘇區。她首先在紅1軍團司令部所在地，受到了左權和陸定一的熱情接待，也見到了她在上海時結識的朋友丁玲。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萊又先后會見了賀龍、蕭克、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領導人。隨后，她就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且說丁玲一回到延安，就在下午去看望毛澤東，她對毛澤東說：
“我收到《臨江仙》詞的幾天里，都沉浸在快樂之中。”
她還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前線的工作情況，毛澤東很滿意，問道：
“丁玲，你還想干什么?”
丁玲還是初識毛澤東不久的那句話：
“當紅軍。”
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要求，就給后方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寫信，指定由丁玲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并簽發了丁玲任職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澤東對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為難，她說：
“當主任，我能行嗎?”
毛澤東鼓勵她說：
“你能行，不會就學嘛!你總愿意學習吧?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想當紅軍，說明你愿意學習紅軍。只要你肯學，一切都可以學會的。我們鬧革命，搞武裝斗爭，開始也不會嘛!還不是學中干，干中學，慢慢就學會了。”
丁玲仍然覺得有困難，就說：
“我是愿意學的，到陜北來什么都要學，可這是要我當領導，當主任啊!”
毛澤東說：
“當領導也難，也不難，只要鉆進去什么都好辦了。我看當好主任無非是抓那么幾條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實際，團結戰士，團結干部，搞好各方面的關系。其次要多動腦子，注意學習別的領導好的工作作風和方法，取長補短，把上級的精神吃透，把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再就是嚴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論聯系實際。”
丁玲被毛澤東說服了，她說：
“那我就試試吧。”
毛澤東還告訴她說：
“你開始做工作，就是要認識人，一個一個去認識他們，了解他們。”
毛澤東語重心長的一番教育，深深打動了丁玲的心，她鼓足勇氣，決心到中央警衛團去走馬上任。丁玲到晚年還興奮地說：
“我現在仍然珍藏著毛主席親筆簽發我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的任職命令，我把它當作激勵自己在新長征路上不斷前進的號角。我時下雖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為中國文學事業和祖國四化做出貢獻。”
丁玲就是在這一次和毛澤東會見時，毛澤東又手書《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一詞，送給了她。這是毛澤東平生中唯一創作書贈給女作家的詞作。后來在1939年陜甘寧邊區河防一度緊張，丁玲為了珍藏這份文獻，就將《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寄給了在重慶的胡風保管，這才使后人有幸看到這首詞章。
再說史沫特萊來到延安后，對她來說，延安最吸引她的正像斯諾所寫的那樣：“毛澤東是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1號赤匪，蔣介石懸賞25萬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他是怎樣的人呢?那個價值這么昂貴的東方人腦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史沫特萊是這樣描述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情形的：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個晚上，有幸見到了朱德將軍。就在同一個值得紀念的晚上，我還有幸見到了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晚上工作，白天睡覺，我決定在午夜去拜訪他。掀開一個棉門簾，進入了一個黑乎乎的窯洞。洞中陰沉黑暗，中間一張粗糙的桌子上點著一根長蠟燭，照耀著一堆堆書籍和文件報紙，也照著低矮的窯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隱約可見一個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臉朝門口，面目不清，正好處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團黑色的衣物上覆蓋著一件攤開的棉襖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塊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顯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窯洞中只點燃一根孤零零的蠟燭，使洞中的景物顯得陰森美靜，如同歲月侵蝕的古代壁畫景象。
那欣長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們姍姍走來，大聲說道：“歡迎，歡迎。”說著便伸出他那修長、纖細、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緊緊握住我們。他不握緊也不搖動你的手，而是讓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開，互相打量著對方。毛澤東有一副黝黑的國字大臉，表情深不可測，天庭飽滿，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許還具有別的什么品質，但無疑是個唯美主義者。我對他的倜儻氣質和洞中陰暗的景色極不適應，以至毛澤東當時說了什么，我一句也聽不清。”
且說1月30日，毛澤東讓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把他的老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徐特立從綏德接回延安，準備為這位老戰士舉行60大壽慶祝會。
1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為祝賀徐特立2月1日60大壽，給老師寫了一封祝賀信。他在信中寫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的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斗爭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極，還要不怕困難，還要虛心學習新的東西。什么“老”，什么“身體精神不行”，什么“困難障礙”，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卻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時刻以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來只是“半桶水”，卻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說的與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們心之某一角落，卻不免藏著一些腌腌臜臜的東西。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以脫離群眾為快樂。你不是處處表現自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卻似乎認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內。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你總是揀難事做，從來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愿意揀輕松事做，遇到擔責任的緊要關頭就躲避了。所有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繼續地學習你，也愿意全黨同志學習你。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寫這封信祝賀你，愿你健康，愿你長壽，愿你成為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范。此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正是：祝壽古來信萬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師德人病兩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間。
再說這一天下午，丁玲和毛澤東的秘書周小舟一起來到徐夢秋的住處，他們3個人買了一塊紅緞子，正在那里湊句子，要寫一首詩，為徐特立祝壽。正在此時毛澤東來了，看到3個人那個認真的樣子，高興地笑了起來。丁玲把他們寫的詩念給毛澤東聽，毛澤東說：
“前邊兩句寫徐老長征時的神態，很好。‘衣服自己縫，馬兒跟著跑’，真是那樣，很現實，這是誰都知道的。末尾兩句也好：‘青山與綠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領導人來到徐特立的窯洞，按照當地風俗習慣，為老人“暖壽”。毛澤東送給老師一盒壽糕，盒子上有他親筆書寫6個字：“堅強的老戰士”。眾人在歡樂的氣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長壽面”。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報》出版了慶祝徐特立60大壽特刊，刊發了毛澤東的賀信和題詞，還有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人的題詞。
這一天，延安各界人士冒著嚴寒，從瑞雪紛飛中來到中央會議廳，參加中共中央為徐特立祝壽的大會。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會祝賀。
朱德主持會議，毛澤東發表了熱情而真摯的賀詞，他說：
“我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時，最佩服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楊懷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詞中懇切地說：
“我這個人沒有什么，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是毛主席。從前，我在湖南第一師范教過書，當過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過是一日之師，而毛主席則是我的終身之師。”
徐特立還說：
“澤東同志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別是他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善于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此外，在政治、軍事、經濟、歷史、文學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的知識是多方面的，非常淵博。他的最大特點就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自以為是。”
欲知毛澤東和徐特立后來的友誼，請繼續往下看。
第118章
“對我們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不應該懲辦了事，斗爭是為了團結。
一個同志落在井里，我們不能向下拋磚頭，應該把他救上來。”
話說1937年2月2日，東北軍發生了內訌，少壯主戰派軍官槍殺了主和派軍長王以哲。
2月4日，毛澤東和朱德等人致電王以哲的家屬，對王以哲將軍因“力主和平，力求團結統一”而遭殺害表示痛惜和哀悼。
2月6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博古、羅瑞卿的陪同下，離開西安，乘車前往延安。車上裝載著軍鞋、軍衣等物，還有《左派幼稚病》等小冊子。范長江在路上和博古談起紅軍長征的經過，他細心地傾聽著，一一寫進了《陜北之行》的通訊中。
早在1935年，范長江在川北、甘南一帶采訪，發表了一系列通訊報道，如實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西北的近況，分析了紅軍的動向及未來的前景。這一系列報道，轟動了全國。
西安事變發生后，范長江被震驚得不知所措，他很快從傅作義那里獲悉，中國共產黨已參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已到達西安。他預感到中國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長江在楊虎城公館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說：
“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范長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訪，向毛澤東請教。周恩來當即表示向延安請示。中共中央復電同意他的請求。這樣，范長江就成為第1個進入陜北蘇區的國內記者。
2月9日，范長江等人經過3天的跋涉，終于到達了延安。范長江在進入延安的途中和在他落腳的抗日軍政大學門上，看到有很多歡迎他的標語，他想不到中共中央對他訪問竟然如此重視。
范長江在抗日軍政大學見到了吳亮平、劉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張聞天等人，范長江將他們的音容笑貌、儀表風采，一一寫進了通訊之中。
中共中央為歡迎范長江舉行了宴會。
晚上10點，范長江來到了毛澤東的住處。他對毛澤東的最初印象是：“他是書生外表，儒雅溫和，走路象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似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稍微長一點。”
毛澤東和范長江談了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說：
“走上憲政之路，以民主求統一求和平。和平統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為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可以放棄土地革命、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中國將來當然會成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共產黨不放棄工農生活之改革運動。”
范長江在北平讀書時，見到過一些小冊子，那里邊強調說，反對日本侵略必須首先武裝保衛蘇聯，必須進行徹底的階級斗爭。他對這種主張疑惑不解，便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說：
“反對共產黨談愛國主義，是不徹底懂得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停止階級斗爭，是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在矛盾大過內在矛盾。所以，先縮小內在矛盾，解決外在矛盾。”
毛澤東的談話，使范長江明白了中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日本侵略者進攻面前，階級矛盾應當服從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長江提出要求說，他希望留在陜北，一面學習，一面搜集材料，準備寫書，介紹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和事跡。毛澤東說：
“為了盡快地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全國宣傳，廣泛動員群眾，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進行對日宣戰，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設法利用《大公報》在輿論上的重要地位，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范長江這才意識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聽從了毛澤東的勸告。當他起身告辭時，東方已經發亮。
范長江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該電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5項要求和4項保證。5項要求是：
“1、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證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4項保證是：
“1、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領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徹底普選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2月9日、10日、12日，毛澤東3次致電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其主要內容是：
1、堅持我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的政治立場。“勿要再讓”。2、關于軍事問題：可提出紅軍改編為12個師4個軍，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按中央軍待遇領受。我黨參加國防委員會、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規定我軍防地。南方各省游擊隊可改為民團，但不能調到陜北。拒絕政訓員、聯絡員的設置。3、關于黨的問題和政治問題：我黨參加各黨派代表會議和國民大會。求得我黨不被逮捕不受破壞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就在2月15日這一天，范長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蔣介石聞之大怒，他嚴厲申斥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說，范長江的文章是替共產黨作宣傳，《大公報》不應當發表。
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一個停止剿共內戰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決議案要求中共：1、徹底取消紅軍。2、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3、“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4、“根本停止其階級斗爭”。
2月，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走馬上任。她在部隊嚴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與戰士們一起吃小米雜糧，深受干部戰士的尊敬和喜歡。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警衛團生活一斑》一文。
這一段時間，丁玲和毛澤東的交往比較多。毛澤東每周到紅軍大學講哲學，警衛員都通知丁玲去聽課。丁玲也時常到毛澤東的窯洞和毛澤東聊天，他們都愛好中國古典文學，話題除了工作、學習外，常常從李白、李商隱談到韓愈、柳宗元，談到蘇軾與宋詞，談到曹雪芹與《紅樓夢》。毛澤東學識淵博，妙語驚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澤東與丁玲談話，也能引發他的的文學情思，他常常談著談著就詩情逸飛，朗聲背誦他喜愛的詩詞，揮筆抄寫自己以前的詩詞。
后來丁玲離開了警衛團，專門從事文藝創作活動。毛澤東認為她不深入實際了，批評她的住處“有點象文化人的俱樂部”，說她是“名士氣派”。丁玲認真總結了她在警衛團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說：“這是多么難得的好條件啊!我實在應該從這里開步走，好好當紅軍。毛主席教導我，首先要認識人，一個個地去認識。我在政治部當了一個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團長、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處，我至今仍然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這一個月的經驗，卻在我以后的工作中產生了影響。”
2月26日，紅4方面軍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又陷入馬步青、馬步芳的重兵包圍。
2月27日，中革軍委為了接應西路軍，將紅4、紅31、紅28、紅32軍及騎兵第1團組成援西軍，以劉伯承為司令員。援西軍自淳化、三原地區出發，兼程西進。
毛澤東同時電告周恩來說：通過政治談判和重金收買，尋求馬步青、馬步芳停止對西路軍的攻擊。
此時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是根據中央的指示，從2月中旬重新開始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進行談判的。
周恩來等人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5項要求和4項保證。
國民黨代表則根據2月21日五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停止剿共內戰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強硬地宣稱：“中共武裝必須解除”，“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要把中共軍隊縮編3000人，繼之增加為5000人，后來又提出編為兩個師8個團1.5萬人，“不能再多”。而所編“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關于陜甘寧邊區，國民黨代表提出要劃歸相關各省。后來又允許成立一行政區，由國民黨派任正職長官。還提出要中共領袖毛澤東、朱德出國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人說：
“紅軍編5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50萬元，以此為最后讓步限度，但力爭超此數。27、28、29、30各軍及地方部隊不在5萬人之內，均改保安隊及民團，在特區行政費內開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蘇票之善后費。”
毛澤東電報中還針對西安及全國反蔣派的活動指示說：
“堅持擁蔣抗日路線，一方面向蔣建議，去除挑撥離間排斥異己的政策，改為實際的全國團結一致的對外政策。但對于勾結日本的地方派，則與蔣一道反對之。一方面向各反蔣派建議，廢除反蔣政策，爭取推動南京進一步改變國策。”
3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同史沫特萊進行了一次正式談話，回答了她提出的關于西安事變的問題。毛澤東在談話中，對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和西安發生槍殺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了評述。
3月5日，毛澤東就談判中的軍事、政黨和邊區問題致電周恩來等人說：
“1、總部直屬隊可編為兩個特務團，每團1500人。2、在我黨發表合作宣言的同時，國民黨也發表宣言，承認我們之合法地位。3、行政區設主席與委員制為宜;經費每個月30萬。4、周恩來、葉劍英兩人參加國防會議，毛澤東不參加。林伯渠為特區主席。”
3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為抗大題了詞，他寫的是：
“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你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
為抗大同學會成立紀念 毛澤東”
3月10日，國共雙方在西安的談判中，中共的意見遭到國民黨的拒絕。周恩來把談判情況報告給中央。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說：
國民黨提出的條件“完全不能承認”，“談判須重新做起”，要求與蔣介石面談。
西安談判遂告結束。周恩來返回延安，葉劍英仍留西安進行聯絡。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由西安回到延安，毛澤東和朱德、張聞天、彭德懷等中央及紅軍領導人，到機場熱烈歡迎周恩來一行歸來。
3月10日，毛澤東在寫給斯諾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與史沫特萊談話的記錄稿。他在信中寫道：
斯諾先生：
自你別去后，時時念到你的，你現諒好?我同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步驟，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請收閱，并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健康!
毛澤東
3月10日于延安
3月間，彭雪楓將他在太原的工作情況電告毛澤東：
經彭雪楓與閻錫山多次協商，在太原新滿城街30號設立電臺，彭雪楓以上海某公司副經理的身份活動，對外稱“彭公館”，從此正式溝通了太原與陜北的空中聯系。閻錫山暗示說：“鑒于眼下情況，與貴黨的關系尚不能公開化。”
毛澤東看了彭雪楓的報告，十分高興地對周恩來說：
“可以答復彭雪楓，應當尊重閻百川先生。”
3月11日，西路軍在突圍撤退中遭受重大損失。此時由劉伯承率領的援西軍各部已經抵達鎮原、固原地區，得悉西路軍失敗，按照中革軍委指示，停止西進，就地待命，派人四處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
3月12日凌晨1時，徐向前、陳昌浩向中革軍委告急說：
西路軍人員已經“不滿3000……無日無夜不戰，彈藥幾盡……全軍決死戰斗待援，希望適時反攻。”
3月13日，西路軍在石窩召開會議，決定將剩余的2000多人編為兩個支隊，分散到祁連山打游擊：
以紅30軍余部為主體編為左支隊：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領。以紅9軍余部為主體編為右支隊：由王樹聲率領。
會議決定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為書記，王樹聲、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黃火青為委員，統一領導兩個支隊的行動。
會議根據陳昌浩的提議，決定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返回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西路軍情況。
到1937年3月下旬，西路軍由1936年10月的21800余人，已經有1萬多人戰死，有8000余人在彈盡糧絕和負傷后不幸被俘或失散，幸存下來的僅僅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纏身的王樹聲在踏上西征之路時，他率領的是千軍萬馬，回來時僅剩下8個人。王樹聲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討才跑回延安。
王樹聲，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縣，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縣公立高等小學，加入馬列主義研究會，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王樹聲10多歲時，就結識了董必武，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啟蒙教育。王樹聲鬧革命是首先從自家親人身上開刀，與家族中的惡霸地主毫不留情地作斗爭。1927年黃麻起義，新生的人民政權僅存在21天，起義失敗后，只剩下9名黨員，和9個綠林似的人物，槍口對著槍口，王樹聲好不容易脫險。王樹聲打游擊、反圍剿，5次負傷，雪山翻了兩次，草地過了3次。
西路軍中淪為乞丐的領導人不止是王樹聲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強、杜義德、鄭維山、陳明義等人，無不淪落為乞丐、誰人能夠想到，他們這一批未來共和國的將軍們，是一路沿途乞討，歷經了一次次的驚險，方才回到了延安。西路軍的領導人尚且如此，而那些千千萬萬的戰士們，特別是女戰士們，又是遭到了何等殘酷的殺戮，何等不堪的蹂躪。
在紅4方面軍西路軍徹底失敗的消息傳來后的一天晚上，一陣哨聲，把抗大學員集合在操場上，校長林彪走上講臺，面色嚴肅，聲音低沉，他傳達了西路軍失敗的情況。林彪還未說完，整個會場已經是一片哭聲，許世友和紅4方面軍的學員們，個個哭得淚人一般。林彪用手敲擊著桌子，要求大家安靜，可是無論如何，會場里還是無法安靜下來，會議不得不在哭聲中草草結束。
西路軍的失敗太慘了，2萬多人幾乎是全軍覆沒。那些死難者大多是紅4方面軍的干部戰士，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紅1方面軍的干部戰士。
許仕有被攙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頭，又是一場大哭。王建安、陳賡紅著眼睛苦苦相勸，許仕有還是絕食了一天。
毛澤東感覺到，徹底清算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張國燾在會議上痛哭流涕，口頭上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保證“以后絕對忠實于黨的路線。”
3月下旬，周恩來應邀到杭州與蔣介石談判。張沖到機場迎接。周恩來提出：國共合作必須有一明確共同綱領，作為雙方行動的準則。蔣介石要周恩來起草這一綱領。
周恩來說到紅軍及邊區問題。蔣介石故作輕松地說：
“這是小節，容易解決的。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幾個月后都要開。你們可以擔任正職，以應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們推選，自己干，我們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你們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我們決不來破壞你們的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可以設法。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確定，我也決不再打共產黨了。”
蔣介石還說，只要中共認他為領袖，提出他認可的條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談。
周恩來見蔣介石如此坦誠，心情寬松地離開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澤東在延安看了范長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非常高興，他給范長江寫了一封信：
長江先生：
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僅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字，匡我不逮。
致頌
撰祺!
弟 毛澤東
3月29日24時
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談話”和祭黃陵文，是指同史沫特萊談“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記錄和毛澤東撰寫的清明節祭黃帝陵的祭文。
原來，國民政府在3月份決定在清明節派員祭掃黃帝陵，并通知共產黨派邊區政府人員參加。毛澤東感覺這是一個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極好機會，于是，他揮筆寫下了一篇極其精彩的四言古體祭文。其全文待后詳錄，以饗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師生列隊在廣場召開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大會，毛澤東和張國燾及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區的不少群眾組織也列席旁聽。
會議在8點開始，毛澤東先講了話，他提出要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分清是非、劃清界限。會議一開始秩序井然，當發言人說到西路軍的慘敗時，突然有兩個學員闖上主席臺，不由分說，將張國燾的雙臂向后一扭，按著他的頭要他認罪。毛澤東立即站起來制止。會議又恢復了平靜。
許仕有的師弟錢鈞站起來要求發言，毛澤東允許后，錢鈞清了清嗓子，說出了張國燾一段鮮為人知的桃色新聞。錢鈞說：
“我們軍中有一個女宣傳員，才16歲，是四川人。張國燾身為黨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亂搞。她在軍部當科長，擦屁股的事盡讓我處理;她生病，我及時把她送到醫院。她對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訴了我，說她和張國燾搞了十幾次腐化……”
“不許你污蔑我!”錢鈞尚未說完，張國燾聽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聲喊道：“同志們啊，我張國燾是搞馬列主義的，怎能搞這個呢……”
此時，會場上已經是群情激憤，人們紛紛振臂高呼：
“打倒假馬列主義者張國燾!”“張國燾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剝去畫皮，還其真面目!”“讓他講清楚!”……
口號聲淹沒了張國燾的辯駁，他搖搖頭，顯得無可奈何。
“媽拉個屁，你還賴賬!”
錢鈞見張國燾不認賬，立時火了，沖上去，隨手脫下一只鞋子，對準張國燾的長臉，“啪”地就是一擊。張國燾的眼鏡立時落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鏡，引起一陣哄堂大笑。
“毛澤東，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議!我抗議!”
張國燾以手捂著臉，大聲叫喊。此時，毛澤東正在點煙，一支煙還沒點上。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身手敏捷的錢鈞已經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澤東看了一眼張國燾，這才知道他已經挨了打，高聲問道：
“誰打的?”
錢鈞嚯地站了起來，朗聲答道：
“報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動口不動手嘛。”毛澤東說著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腦門：“解決問題的關鍵在腦袋。”
錢鈞又一次立正：
“報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會又繼續進行了。許仕有再也難以平靜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開了鍋。他是了解錢鈞的，他相信錢鈞絕不會扯謊。沒想到張國燾的生活竟是這樣的腐敗，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又想到張國燾在大別山“肅反”中的政治錯誤，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許仕勝和許許多多被害的戰友，這些錯誤是不可原諒的。可是，錯誤歸錯誤，也不能墻倒眾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的觀點。
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總結講話，他說：
“對我們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不應該懲辦了事，斗爭是為了團結。一個同志落在井里，我們不能向下拋磚頭，應該把他救上來。張國燾雖然對黨犯下了這樣重大的錯誤，黨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3月3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了給張國燾改正錯誤的機會，決定對他暫時不做組織結論。
欲知張國燾能否改過自新，請看后邊詳述。
東方翁曰：與其說紅4方面軍西路軍2萬多名紅軍戰士、優秀的中華兒女，是慘遭國民黨軍隊的殺戮，倒不如說是葬送于張國燾的罪惡之手。西路軍指戰員們英勇悲壯、驚天地泣鬼神的斗爭，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革命斗爭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難怪他們的引路人張國燾這個以肅反名義屠殺了無數革命先烈的叛徒，后來在叛黨投敵之后，身無立錐之地，最終流落在異國它鄉，落得個凍死加拿大的可悲下場，這才真正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快哉!快哉!
第119章
“請你立即轉告許仕有，可以帶槍來。再加上一條，
也可以裝上子彈。你們怕死，我可不怕死。”
話說在抗日軍政大學批判張國燾錯誤大會的第2天，抗大分小組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在1隊的批判會上，許仕有聽著聽著就聽不下去了，他要求發言：
“報告隊長，我講幾句。”
在鄂豫皖曾經當過許仕有師長的陳賡隊長，熟知他的秉性，見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勸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講吧!”
許仕有根本不理會陳賡的好意，走上講臺，著著實實放了一炮，他說：
“怎么能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呢?中央就沒有逃跑嗎?中央紅軍不也是從中央蘇區撤出來的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4方面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軍撤到川陜，部隊不是發展了嗎?這樣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講了!”
有人出來制止許仕有。許仕有怒目圓睜，吼道：
“我的舌頭我的嘴，誰敢說不讓講!有人說張國燾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間走沒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沒跑的倒是搞分裂?這是哪家的道理，真讓人想不通……”
“許仕有，你這是與中央唱反調!”
有人喊道。許仕有也針鋒相對：
“不準你胡說八道!”
許仕有終于把眾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張國燾的徒子徒孫!”“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別山的土匪!”“打倒張國燾!”……
眾人的呼聲蓋過了許仕有的聲音，氣得許仕有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著一位年輕的學員吼道：
“呸，你有什么資格罵我?老子當年參加敢死隊的時候，你還沒有生下來呢!我反對中央，我是張國燾的徒子徒孫，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許仕有突然說不下去了，雙手捂著胸口，口中噴出一股鮮血。陳賡趕緊讓人把他送進了醫院。
有一天，抗大警衛連在清算“國燾路線”時，連指導員問戰士：
“到底是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
有人說張國燾的學問大，有人說毛澤東的學問大。于是大家圍繞“究竟是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有關領導知道這件事后，認為這是戰士們政治覺悟不高的表現，對認為“張國燾學問大”的戰士進行了批評。他們將此事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聞言站了起來，詼諧地對在座的負責人們說：
“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呀!張國燾在批判毛澤東時，沒有批戰士，毛澤東在批判張國燾時，卻連戰士都給批了。張國燾的錯誤應當由他本人負責，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頭上去。”
毛澤東當即決定：
“只批張國燾的錯誤，不能批對張國燾路線本來就不應該負責的4方面軍干部，更不能去批戰士。”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在抗日軍政大學突然發生了。
原來，延安的公安部門給中共中央打報告說：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除了警衛人員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帶的軍人不準私自帶槍，隨身槍支由原單位封存。中革軍委批準了這一報告。于是一場收繳槍支彈藥的運動在延安地區迅速展開了。抗大當然也不例外。本來紅4方面軍的學員就憋著一股子氣，對立情緒很大，這一來就更緊張了。住在醫院的許仕有不但首先帶頭拒絕繳槍，而且還破口大罵，弄得收槍者下不來臺。
此時，紅4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干部到醫院看許仕有，都是牢騷滿腹，一個個哭成了淚人，這樣一連幾天，對許仕有觸動很大。他看著這些老同事，一起為窮人打天下，眼下卻都感到沒有了出路。他左思右想，終于做出了一個出乎常人意料的決定。許仕有對看望他的詹才芳、王建安、吳世安等人說：
“你們就知道淌眼淚，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說：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辦吶?”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們走!”
“走?到哪?”
許仕有胸有成竹地說：
“回四川找劉子才去!他們還有1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巴不得我們去哩。在這里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還要繳槍!我們到四川去打游擊，叫他們看看我們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經過秘密串聯，愿意走的人越來越多。到第3天時，已經有20多個團職干部、兩個營職干部、6個師職干部、5個軍職干部愿意走。他們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因為他們都要騎馬。許仕有作了詳細的計劃，準備于星期天也就是4月4日夜10時，趁人們熟睡之時出發，從城北墻下的一個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通過陜北，到達四川漢中靠巴山與劉子才會合。許仕有還親自畫了一張路線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都藏在自己的身上。
轉眼就到了4月4日，準備出走的學員們不動聲色地整理行裝，采購食品。許仕有也悄悄地從醫院回到抗大，安排吳世安和兩名警衛員提前攜槍，準備夜間在北門外接應。一切準備工作都在順利地進行，許仕有對這次行動充滿了自信，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意外就發生在了他最信任的戰友、前紅4軍政委王建安身上。
王建安在這關鍵的時刻，幡然醒悟了。他對于此次行動，一開始就有些遲疑，由遲疑到動搖，由動搖到否定。他感到不能這么干，但他又深知許世友的脾氣，單憑自己是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這次行動的。事不宜遲，否則將鑄成大錯，他馬上在下午3時左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抗大保衛處長，這位處長看了看表，大驚失色，趕緊報告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驊。莫文驊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長林彪。林彪聽了莫文驊的匯報后，顯得異常冷靜，當即說道：
“此事不許聲張，我去請示主席。”
說完，徑自向毛澤東的辦公室走去。毛澤東聽了林彪的匯報，有些愕然，心想，現在剛剛開始批判國燾路線，今晚許世友卻要帶著幾十個人出走，這影響太壞了。他越想越感到事態嚴重，隨將手一揮：
“這還了得，全部給我抓起來!”
下午4時，一陣刺耳的哨聲，響徹了抗大1、2隊的駐地。臂戴紅袖章的值班員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緊急集合，不準帶槍!”
此時的許仕有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聽到哨聲，覺得情況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計劃不會泄露。于是，他隨著1隊的學員們走出宿舍，進了一個教室。他注意到2隊的學員也進了另一個教室。就在此時，中央警衛團荷槍實彈沖進校園，繳了抗大警衛連的槍。因為這個連原是紅4方面軍的警衛連。接著，警衛團又迅速地包圍了1、2隊的教室，兩個警衛戰士抱著一捆麻繩走進1隊的教室，“呯”的一聲關上了門。許仕有見狀，方知大禍臨頭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鐘走上講臺，簡單地說明了原委，就一個一個地宣讀名單，喊一個，捆一個，包括王建安在內，一連捆了30多人。許仕有是最后一個被點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聲道：
“你們來啊，上來綁吧!”
兩個警衛戰士走上前去，一邊一個，剛抓住許世友的手，不意許世友突然發力，將兩個警衛戰士打倒在地。學員們大嘩。許仕有傲慢地將雙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說：
“你們來捆吧!”
說是遲那時快，8名警衛戰士一擁而上，將許仕有按倒在地，瞬間捆了個結結實實。許仕有破口大罵：
“娘日的，你們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你們是強盜!你們是土匪!只要我許仕有不死，總有報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別讓他滿嘴噴糞!”
一聲令下，警衛戰士立即用手絹塞住了許仕有的嘴巴。
許仕有在晚飯后被押進一間審訊室，接受了第一次審訊：
“密謀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出走是他們逼的，我們成了軍閥，我們成了土匪，還要槍斃，我們受不了這窩囊氣，要說犯法，首先是他們犯法，應該先審訊的是他們。”
“夠了，夠了，你們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們要打一塊根據地，讓他們瞧瞧，究竟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
“誰指使你們這樣干的?”
“我不是3歲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殺要斬，由我一人負責。”
“張國燾知道你們要走嗎?”
“他想跟我們走，我還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純全。”
“你知道還有那些人想走?”
“誰告的密，你就去問他吧。”
“這次行動聽說是你策劃的?”
“是，一切計劃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沒關系。”
許仕有說著，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遞過去：
“給，這是我準備留給毛澤東的信，是我寫的，拿去吧，算作證據。”
許書友回到關押室，已經是10點左右，正遇上同班學員小張給他送行李來了。
“誰讓你送的?”
許仕有冷眼相向。小張說：
“陳賡隊長。”
“外面有什么風聲?”
小張小聲說：
“陳賡隊長讓我轉告你，要你小心點，現在外面講得好厲害，說你組織反革命集團，領導暴動，還要搶去張國燾，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說八道。”
“不要亂罵，還是小心點好。我要走了，有沒有要我幫忙的事?”
許仕有想了一下，說：
“如果你要有空的話，帶個口信給我老婆雷明珍，叫她來一趟。”
自此許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著雷明珍的出現，可是半個月過去了 雷明珍還是沒有出現。
雷明珍是許仕有到延安后經人介紹認識的的一位投奔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不久便結了婚，他們夫妻之間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膠似漆的愛戀之中。許仕有盼望老婆來，是要當面向她陳述這次出走的事實真相，要為不能陪她白頭偕老向她道歉，他相信雷明珍是會理解自己的。許仕有盼來盼去，雷明珍始終沒有來，還是上一次的那位小張又出現了。
“這是陳賡隊長送給你的1條煙。”
小張一見面就開門見山;許仕有問：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沒有?”
小張嘆了一口氣，說：
“雷明珍已經提升為延安縣婦女部長，昨天她到抗大交給我一封信，讓我轉給你。”
說著，就拿出一封沒有信封的公開信，遞給許仕有。許仕有急不可待地展開一看，猶如五雷轟頂，只見雷明珍在信中寫道：許仕有：
我恨你!我決不愛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保衛革命的純潔性，咱倆的事情一刀兩斷，我堅決要求離婚!請你看后簽字。
雷明珍
許仕有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所愛的人，竟然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說道：
“我許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動著手，連劃了3根火柴才點著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罵娘，罵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還看不上你哩!”
說著掐滅煙頭，在雷明珍的信紙上刷刷地寫著“堅決離婚! 許仕有”，寫罷交給小張。
眾人的指責，戰友的背叛，老婆的離婚，許仕有把這一切都記在了毛澤東的賬上。他像一頭困獸一樣，大罵中央，大罵毛澤東。許仕有以為，自己這樣一罵，一定會有人報告中央，自己就能快點死。然而，人們似乎把他遺忘了，既沒有人提審，也沒有人來探望他。
此時，中央專門成立的“許仕有反革命集團”高級軍事法庭，經過初步審訊，一些大的問題基本弄清了。在如何處理這些人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方案：有人認為槍斃算了，少個后患;有人認為，事情并非那樣簡單，不能槍斃。
毛澤東感覺許仕有的問題決非是他個人的問題，在看了許仕有寫給他的信后，更堅定了他對這件事定性的認識。他為此還批評了不少人，他說：
“許仕有固然有他個人的問題，而我們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絕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澤東掐滅煙頭，拉開窗簾，天色還灰蒙蒙的，他走到門前拉開了門，對著門外的哨兵說道：
“通知司機出車!”
哨兵問：
“主席，這天還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將破曉時分，許仕有似睡非睡，隱隱聽到門外傳來了腳步聲，片刻間，“嘩啦”一聲門被打開了，進來兩個持槍的戰士，其中一位高個子戰士說：
“許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來了，請跟我們走一趟。”
不提毛澤東則罷，一提起毛澤東，許仕有頓時怒火中燒，他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
“我不去!”
此時，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員，還沒有來得及將毛澤東要來的消息告訴校方主要領導，毛澤東的車子已經駛進了校園大門，羅瑞卿緊隨著毛澤東走了過來。值班員急忙迎上去，敬禮問好：
“主席，您早!”
毛澤東問：
“電話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領導我還沒來得及通知。”
“不用驚動他們啦，過后通知他們一聲。我來看看許師長，他住哪兒?”
值班員用手一指一片叢林說：
“不遠，就在那兒。我給你們帶路。”
恰在此時，奉命通知許仕有的那兩位戰士跑了過來，向毛澤東敬禮報告說：
“主席，我們已經通知許仕有了。”
毛澤東邊走邊糾正道：
“不，你們應該叫他許師長。”
“是!主席”
兩位戰士吐了吐舌頭。毛澤東一行人來到窯洞前，值班員說：
“到了，許師長就住在這里。”
說著緊走幾步先進了窯洞，對許世友說：
“許師長，毛主席來看望你了。”
許世友兩眼充滿了敵意，不肖地說：
“他來就來唄，何必大驚小怪。我許仕有是被抓的人，還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澤東低著頭進了窯洞，立在許仕有面前，說道：
“許師長，讓你吃苦啦。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和4方面軍被抓的全體干部賠禮道歉!”
毛澤東說罷，脫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許仕有連鞠3個躬。許仕有可不吃這一套，在他看來，毛澤東這樣做，完全是虛假和做作。他攥緊拳頭，瞬間起身沖向毛澤東，揮拳就打。幸虧衛士們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頭。許仕有一邊掙扎一邊罵道：
“可惜我手中沒有槍!要有槍，我不斃了你才怪哩!”
羅瑞卿也不等毛澤東發話，吼道：
“還愣住干啥?還不快給我抓起來!”
衛士們一齊動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許仕有捆了個四蹄倒栽蔥。許仕有還不住地吼叫：
“你們捆吧，捆得越結實越好!你們殺吧，殺頭不過是碗大個疤!反正我許仕有這口氣非出不可!”
吼罷又是一陣狂笑。
毛澤東對許仕有在紅4方面軍的情況了解的還不是很多，只是從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惡仗硬仗。毛澤東對許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當，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斷。文化低了一些，是一個講義氣的草莽英雄。許仕有現在要動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對許仕有的這種看法。不過，風言風語傳說許仕有與張國燾有勾結，到底是什么情況，現在還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現再說吧。
許仕有經過這一番鬧騰，被再度關了禁閉，他心里反倒平靜多了，每當休息以后 就在屋里練起了功夫，他掄起室內唯一的木凳舞了起來。后來，他提出要見毛澤東一面，要當面和毛澤東理論理論。
主管許仕有這一案件的康生，將許仕有的要求告訴了毛澤東：
“主席，許仕有要求見你一面，要當面與你理論。”
毛澤東說：
“讓他來，我現在等他。”
康生告訴許仕有說：
“許仕有，你準備一下，主席要見你。”
許仕有聞聽此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盡管是個粗人，卻也有細心處，心想：他毛澤東既然要見我，我何不再試一試他的誠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個讓人十分震驚的要求，他說：
“既然毛澤東給我面子，我領情。你再問一問毛澤東，我許仕有是軍人出身，可不可以帶槍去見他?”
許仕有此話一出，不要說康生，就連其他在場的人也都驚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個問題：許仕有上次與主席見面，他要打主席，這一次若是讓他帶槍去，他還不斃了主席?恰在此時，值班員走來說：
“毛主席來電話，請康生同志去接。”
康生來到值班室，拿起電話說：
“我是康生，主席有何指示?”
毛澤東在那一端說：
“情況怎么樣?”
“這里情況有變，許仕有又變卦了，說是要帶槍見你。”
“請你立即轉告許仕有，可以帶槍來。再加上一條，也可以裝上子彈。你們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這……”
“就這么辦了!”
毛澤東的語氣不容辯駁，說完就放下了話筒。康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給羅瑞卿掛電話，囑咐他做好毛澤東的安全工作。羅瑞卿接了康生的電話，頓感如臨大敵，許仕有的粗魯他已經領教過，讓他帶槍見毛澤東，豈非兒戲，鬧出大亂子如何了得?他馬上和屬下商量，在毛澤東辦公室內外加強警備。
再說康生來到許仕有的住處，如實將毛澤東的話告訴了他：
“主席說你可以帶槍去，按主席的意見，也可以裝子彈。”
康生讓警衛員將許仕有的駁殼槍和子彈還了給他。毛澤東的膽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許仕有的意料之外，這一次卻是他感到震驚了，自己本來是給毛澤東出一個難題，試探他一下，沒想到毛澤東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這絕非是一般人的心胸和氣度。許仕有在接過駁殼槍的一霎那，任他是再粗魯的漢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來。盡管如此，他還是把子彈推上了槍膛。康生已經觀察到了許仕有那微妙的變化，但是他還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請你對毛主席的安全負責!”
許仕有也不說話，將駁殼槍插入腰間，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車。康生將許仕有送到毛澤東的住地，許仕有下了車，從腰間拔出駁殼槍，握在手中，徑自朝毛澤東所住的院子里走去。許仕有以為，此時院子里一定是衛士林立，荷槍實彈，戒備森嚴，可是一路走來，并未見有一兵一卒，院子里靜悄悄的。許仕有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門口，只見毛澤東正坐在辦公桌前，燃著一支煙，徐徐地吐著煙霧，那一副神態自若的樣子，徹底征服了這位大別山里的漢子。
“是許仕有同志來了嗎?”
許仕有聽到毛澤東的呼喚，心如潮涌，進得屋來，“撲通”一聲，雙膝跪在了毛澤東面前，雙手高舉著駁殼槍，說：
“主席，我把槍交給您!我沒有謀殺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對您的歉意。”
許世友低下頭，淚流滿面。毛澤東趕忙上前，用雙手將許世友攙起來，拉著他的手，讓他坐下來，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說：
“許師長，按照我們湖南人的話說，咱們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歡。常言說文武打天下。我毛澤東是文人，你許仕有是武將，沒有你們這一班武將，一個巴掌拍不響噢!你說是不是?也請你理解我，理解我身邊的同志。單枝易折，多枝難斷。沒有團結，什么事也難成啊!包括4方面軍的同志，我們也應諒解。他張國燾是他張國燾的事，與4方面軍的干部無關。”
毛澤東此時也非常激動，他吸了一口煙，接著說：
“4方面軍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黨的寶貝，不是他張國燾的干部。張國燾是黨中央派到4方面軍去的，他的錯誤，應當由他自己和黨中央負責，與你們這些同志沒有關系。你們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們表示敬意。”
許仕有還是不放心，他問道：
“主席，我的錯處您能諒解嗎?”
毛澤東笑著說：
“我不是說過了嘛，你的性格很可愛。這既是你的優點，也是你的缺點。我送你幾句話，請你記住。”
許仕有問：
“哪幾句話?”
毛澤東很認真地說：
“單用鼻子聞，認不出好菜;光發暴脾氣，找不到好朋友。當然嘍，除我例外。”
許仕有說：
“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
毛澤東說起許仕有的名字，他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濃，‘有’字的財氣太重，是否將‘仕’改為‘世’，將‘有’改為‘友’?這樣，意思就是共產黨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許仕有聽了毛澤東的建議，從此改名叫許世友。
許世友看看天色不早，就要告辭了，他對毛澤東說：
“對反對分裂主義斗爭，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內，還認識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軍的干部講，把您的話向他們宣傳，讓那些不講團結到人站不住腳。”
后來，許世友在1941年3月，受毛澤東的委派，第一次踏上了山東大地。山東分局指定由許世友帶領清河獨立1團，由清河地區挺進膠東，統一指揮第5旅和第5支隊。從此，許世友就戰斗在這塊土地上，一直到全國解放。
許世友在山東期間，遇上了一個美麗的山東姑娘叫田普。有一天，田普對許世友說：“旅長，這雙特號鞋送給您，做的不好，請提意見。”從此，這位山東姑娘走進了許世友的情感世界。
欲知毛澤東與許世友的友誼如何發展?且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有兩個不可同日而語的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蔣介石。他們兩個不但一生交惡，而且在性格、學識、為人處事方面都截然相反。蔣介石是以狡黠見長，而毛澤東則是以坦誠著稱。蔣介石是以權術謀事籠絡人，而毛澤東則是以其個性及其才智征服人。正像毛澤東對許世友所說的那樣：“咱們是不打不成交。”豈止是許世友，且不說國民黨和民主黨、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國人，單就共產黨內早期的領袖人物，前面已經講過的，后邊還要講到的，除了像張國燾、王明等一類人物外，哪一個不是在斗爭中打出來的戰友和朋友?毛澤東一生充滿了激情，為革命理想而斗，為人民事業而斗，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說的“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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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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