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著淅淅瀝瀝的雨，聽得見石川河水在嘩嘩流淌。擦去窗玻璃上凝滿的水汽，我貪婪地往外看，山岡上煙雨迷離，樹木蔥蘢，顯出新開墾的痕跡。那些樹行距規整，高矮相當，長得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當地朋友說，這是新引進的柿子樹，果實如乒乓球大小，經濟價值高，是縣里的特色產業。
我回頭再看，被雨水洗得閃閃發亮的葉片中，果然有密密麻麻的小紅果綴滿枝頭，如漫天星光。公路兩邊種著的一片片油菜，花期已過，正在結籽，一陣陣濕漉漉的風吹過來，顆粒飽滿的枝干在輕輕搖晃，像初孕的少婦蹣跚而行，沉靜而雍容。
9月的黃土高原，該紅的正在紅，不該綠的還在綠，如同3月的江南，青山綠水，細雨霏霏，那景致讓我感到驚奇，也感到舒暢。
1 回到闊別73年的陜西省富平縣莊里鎮，看過我不足兩歲時曾經跌跌撞撞進出的紅二方面軍指揮部，也即后來的八路軍一二○師司令部，又看過鎮中心他讀過書的立誠中學，接著去瞻仰他長眠的墓地。
他是黨內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時期就大名鼎鼎，經常受到毛澤東的稱贊。1934至1935年，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唯有他參與創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最后，就是沖著劉志丹、高崗和他共同創造的這片革命根據地而去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從此才有了新的落腳點和抗日大本營。
當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在路邊的大樹上，村落斑駁的墻壁上，到處看見張貼著歷經風吹雨打的署名“主席習仲勛”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布告》，心里暗自想，這個習仲勛，職位如此高，威名如此響，肯定是個年歲不小的革命者。聽到陜北也受到極“左”路線禍害，劉志丹和習仲勛正被肅反隊關押，馬上就要人頭落地了，毛澤東大吃一驚，火速傳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窯堡，面識這個20出頭剛被釋放的陜甘寧邊區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十分驚訝，脫口說：“這么年輕!”
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他的從容和練達，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紛繁的群眾工作中顯露出來的領袖才干，他對黨中央各項戰略決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他在戰爭形勢下對革命事物的正確判斷和處理，更讓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毛澤東當面夸獎他說：“你比諸葛亮還厲害!”還有一次，毛澤東評價他的工作能力，運用了“爐火純青”這個詞。在遴選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52年，習仲勛從西北局書記的任上奉調進京，毛澤東對他在中宣部任職的老秘書胡喬木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同志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莊里鎮尋找童年的腳印，我之所以想起這位當年以年輕著稱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讀過書的立誠中學，拜謁他長眠的墓地，作為我的必去之地，不僅因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贊賞，也不僅因為他就出生在離莊里鎮只有25里的淡村鎮中合村，他13歲讀過書的立誠中學，就在我生活過的莊里鎮，還因為他曾經是我父親賀龍的親密戰友和搭檔，兩個人在3個年頭兩年多的戰爭歲月中，互相仰慕，休戚與共，至今仍讓我們這些后輩感到驚奇和向往。這么說吧，在那些夙興夜寐的日子里，他和我父親經常同吃一鍋飯，同乘一輛車，有時還同扯著一床臟兮兮的軍被在路途宿營。雖然他比我父親小17歲，但以他的資歷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同樣是我們的父輩。
2 我父親和習仲勛第一次見面，是在關中腹地的涇陽縣云陽鎮。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親率領長征到達陜北的紅二方面軍駐扎在富平縣莊里鎮，司令部設在鎮上大南巷的張家大院，等待改編成八路軍一二○師。當時紅軍前總在云陽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的意義和有關事宜。會議決定由關中選派一批兵員補充改編后的一二○師，直接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殺敵。
會后，關中特委一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關中蘇區的軍事斗爭和兵員選調問題，專程到莊里鎮來拜會即將出任一二○師師長的我父親。我父親對關中特委的熱情周到，對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謙遜而又精誠的談吐，印象深刻，一再對他表示感謝。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這時對我父親說，賀總，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們駐扎的莊里鎮上的立誠中學，是我讀書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這所學校參加青年團，投身革命的。現在你們就要從這里出發去打鬼子了，我們組織人民群眾支持自己的隊伍，還不應該嗎?
是的，那位關中特委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是習仲勛。和毛澤東與他第一次見面一樣，我父親當時感到他這般平實，這般沉穩，不禁在心里驚嘆：難怪毛主席這么看中他，賞識他，年輕有為啊!
從莊里鎮回去后，關中特委在關中部隊和游擊隊中層層動員，精心選拔，抽調了500名優秀紅軍和游擊隊戰士，編成一個補充團，由特委宣傳部長郭炳坤親自帶隊，開到莊里鎮向我父親報到。望著這支士氣高昂，幾乎清一色由西北漢子組成的隊伍，父親大喜過望，一個個捶著他們的肩膀說，好樣的，你們在黃土地上長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們用在刀刃上。還說，你們的習書記真是慷慨啊，給我送來了真正的子弟兵。
幾十年后，父親已不在人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同志撰文回顧說：“那時我任關中特委書記，還是一個青年，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民軍領袖、南昌起義總指揮，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仰慕已久。我同他會面時，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的關向應、甘泗淇也在那里。我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賀總那堂堂的儀表、瀟灑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幾度在賀總的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后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長期相處，賀總的優良品德和作風使我深受教育。”(《習仲勛傳》263頁)
習仲勛說的和我父親賀龍“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親1949年10月離開西北，揮兵進軍大西南那段日子。在這之前，他用了12年，從陜北的群眾領袖成長為黨和軍隊領袖集團中的一員。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猖狂進攻延安，他擔任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的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在4個多月里，協助比自己年長15歲的彭總連續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至此，西北野戰軍扭轉了整個陜北的戰局，開始轉入內線反攻。
1947年7月21日，鑒于戰爭形勢突飛猛進，中共中央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提出的將我父親賀龍統帥的晉綏軍區重新并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的決定，由我父親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中央作出這個決定，說得通俗些，是此后由彭德懷在前線管打仗，由我父親賀龍統管后方，這樣，前方與后方便達成具有戰略縱深的一體化了。
因為經受戰爭反復摧毀的西北，土地貧瘠，存糧少，后援嚴重不足，邊區的兵員補充和糧食、彈藥供給，此時成了西北野戰軍轉入大規模作戰的瓶頸。加上后方機構龐大重疊，人員冗雜眾多，工作忙亂無序，正在進行的土改工作又出現了嚴重偏差，如果不做此戰略調整，解決后方機構重疊、效率低下，尤其是如何發動群眾，生產和籌措更多糧食支援前方的問題，期待中更大規模的解放戰爭將失去依托，難以為繼。前提是，我父親需要把他從湘鄂西帶來并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特別是被一個軍事統帥視為生命的三個野戰縱隊交給彭德懷指揮，由戰場指揮官改為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線的糧草官;習仲勛同志也要撤出戰場，回到后方與我父親同甘共苦。但在黨的決議面前，我父親和習仲勛都毫無怨言，毅然赴命，兩個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3 在以后的兩年零三個月里，我父親和習仲勛風雨兼程，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反復在黃河兩岸奔波。與指揮千軍萬馬打仗不同，做機動性極強、消耗力極大的野戰部隊后盾，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整天在群眾中穿梭，動員一切力量為前線服務。
而從邊區向四周蔓延的戰爭，就像一棵大樹，把無數條根須伸向后方：抬擔架，救傷員，做軍鞋，修筑工事，籌措糧草，運輸各種軍需物資，整頓內部組織，肅清奸細，動員參軍，接受和改造俘虜……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誤。前線和中央機關向后方要人，要糧食，要子彈，一個命令下來，第二天頂多第三天就必須送到。
然而，在極短的時間里，父親和習仲勛運用他們駕輕就熟的指揮藝術，迅速組織了兩萬游擊隊和十萬民兵，像天羅地網般撒在陜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拔敵據點，伏敵車隊，奪敵給養，緝查敵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隊作戰;邊區遭受連年大旱，農業歉收，財政經濟困難，動員群眾發展生產是決不能延誤的事情，可青壯年都上前線了，鄉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婦女和孩子，勞動力奇缺，那就精兵簡政，緊縮開支，調整學校課程，把從機關和學校擠出來的工作人員全部趕下去種地。
當然，與一切群眾工作比較起來，為前方籌集糧草，輸送軍事物資，是十萬火急雷打不動的第一要務。部隊打到哪里，糧食就要送到哪里。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6萬人，中共中央、陜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約兩萬人。8萬人每月需要糧食一萬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在父親和習仲勛主政后方的頭半年，僅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直接打來的催糧電報就多達20多份。兩人睜開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糧、催糧和運糧。為保證前線不斷糧，父親和習仲勛不惜從邊區僅剩下一個正規旅的部隊中抽出兩個團，專門去做買賣，把邊區的土特產販往國統區出售，換回戰爭急需的糧食和物資補充部隊。父親交代，這兩個團從敵占區弄回來的給養，在陜北我方無論碰上哪支部隊，可就地征用。
晉綏是父親經營多年的老地盤，比陜甘寧富庶一些，父親利用自己的威望，從老根據地群眾中一年征得的軍糧，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總和。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戰斗多年，經略多年，熟悉每個區縣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與當地人民建立了患難與共的魚水深情。他深入綏德、米脂、清澗一帶征糧，親眼看到老百姓寧愿吃糠咽菜，也要把節省下來的那點糧食送給部隊，有的還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來，連夜炒干充當軍糧。在清澗縣東區直川山，有個當年曾跟著他鬧紅的婦女模范劉大娘，聽說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樹干面，心里非常難過，急忙把堅壁在后山的5升麥種、3升豌豆種取回來，連夜磨成面，搟成雜面條，托人捎到延安送給毛主席。
4 寒冬來了，父親和習仲勛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歷史上著名的土改糾偏。因為新一年就將到來，解放區在不斷擴大，而土地是群眾的命根子，也是戰爭的命脈，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不僅來年的春耕和秋收將受到極大影響，而且任由極“左”風潮蔓向全國，勢必讓戰爭后方大亂，以致斷送前方官兵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尤其習仲勛在陜北土生土長，又最早在陜北發動和領導革命，熟悉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會議期間，他就注意到了邊區土改中出現的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利益、亂斗亂打的錯誤做法，指出此種偏向必須得到糾正，不論這股風是由誰吹起來的，有著怎樣的權威。
這里需要交代一段歷史背景：1947年1月，身為中央社會部長的康生率隊在晉綏進行土改試點，提出了一個所謂“化形地主”的錯誤概念，他認為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準，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農。因為老區的地主富農都把財產轉移到工商業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勞動者，所以必須“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夠地主條件的，都屬“化形地主”，并列入斗爭對象，連破產了也算在其內。“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是康生叫得最響并推向解放區的口號。之后，土改工作團把這些極“左”做法和口號帶向邊區各地，亂斗、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等現象風起云涌，泛濫成災，老百姓稱為“大鍋里煮牛頭”。駭人聽聞的是，當時在晉綏實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糞等肉刑，竟不下15種之多，結果把許多人查成了破產地主或富農。有些干部，只要與地主富農沾邊，即被當成“石頭”搬開。在如此高壓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靜樂大夫莊一次就逼死3個人。
1947年11月，為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西北局特地在陽灣大場內召開了一次布置土改的陜甘寧邊區干部會議，史稱義合會議，雖然與會者對土改中的過激行為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過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康生搞出來的，大家噤若寒蟬，諱莫如深。“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污吏”，會議甚至把這樣一副對聯當成斗爭原則。父親和習仲勛因暫時難以糾正這種偏向，不禁憂心忡忡。
1947年12月下旬，父親和習仲勛去米脂縣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作《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會議期間，習仲勛應約到毛澤東在扶風寨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陜甘寧晉綏邊區的戰爭、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還有自己對邊區土改和形勢發展的看法，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會議結束時，新的一年已到來，習仲勛和我父親兵分兩路，我父親回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主持工作，習仲勛率領工作組直接到綏德、米脂縣傳達中央12月會議精神，檢查和指導土地改革，開始從綏德地委著手糾偏。
1月4日，在楊家溝中央會議結束后的第7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轉黨中央，匯報綏德各縣在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對土地改革應沿著什么方向前進，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毛澤東看到這封信，立刻給我父親和習仲勛及西北局發來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1月5日，習仲勛從綏德地委啟程前往子洲縣檢查工作，連續3天，沒白沒夜地找各級干部和群眾談話，了解土改進展和遇到的問題。他交代這些同志必須實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實際工作中是什么情況就說什么情況，不得隱瞞，也不能夸大。接下來的兩天，出席了子洲縣召開的土改檢討會，聽取每個人在會上的發言。
習仲勛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這是扎扎實實搞調查研究的9天，勤勤懇懇走群眾路線的9天。9天下來，他看到極“左”傾向造成的禍害，血淚斑斑，觸目驚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對地主富農的斗爭演變為渾水摸魚，少數人乘機打秋風，吃大戶;有些地方把斗爭矛頭對準干部，連作戰部隊指戰員的家屬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貧下中農的東西也一律沒收。某些機關、學校沒有地主富農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邊保的馬夫把同為馬夫的班長當惡霸揪出來斗了，名曰讓貧雇農翻身;綏德干部子弟小學把十幾名八九歲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見慣，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里的，有用滾油從頭頂澆下當場把人燙死的，有逼著斗爭對象的妻子剖腹自殺的……
1月19日，習仲勛第二次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土改糾偏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電報列舉了9個方面的問題，希望引起中央重視。他特別強調：“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毛澤東在接到電報的次日，復電習仲勛，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而且繼續將習仲勛的電報內容轉發各解放區，指示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習仲勛半個月內從土改一線發來的兩個調查報告，引發了毛澤東對全國不同地區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眾在土改中將迸發前所未有的熱情，但沒想到若不加引導，也會走入歧途。不過，讓他高興的是，從習仲勛的思想水平和嚴謹工作態度上，他看到了一顆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澤東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和農會的組織形式等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習仲勛第3天就回電了，對三類不同解放區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議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他的意見和建議有理有據，顯然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對習仲勛的電報稿親筆作了修改和校訂，再一次轉發各解放區。
在這次有關土改糾偏的調查研究中，習仲勛走群眾路線，時間長，專注度高，巡視面廣，領風氣之先，既不回避問題，也不掩飾矛盾。最難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及時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收到回電后，又把毛澤東對土地問題的研究、思考和疑問，放到實踐中去驗證，并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實際上充當了毛澤東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撥亂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黨的關注。調查研究歸來，他迅速與西北局、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邊區政府三方領導層達成共識。緊接著，我父親和習仲勛，還有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馬不停蹄，各自帶領工作組奔赴分區和各縣糾偏。用我父親后來的話說，糾偏如救火，他們是“追著糾”、“跑著糾”。到這年的4月，事態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終于回到了正確軌道。
5 但是，原本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卻讓一個人從此懷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賬。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極“左”路線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利用僅發表部分章節的歷史小說《劉志丹》，對習仲勛發動突然襲擊，誣陷他勾結小說作者李建彤，陰謀為高崗翻案，把習仲勛從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位置上打落下來。具體過程是，康生在會上交給毛澤東一張字條，毛澤東打開字條一念：“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個大發明。”康生立刻把這句話當做毛主席語錄廣為散布。后來的事實證明，康生是在報當年的一箭之仇，這個說別人搞陰謀的人，自己就是個陰謀家。
險些被極“左”路線殺害的習仲勛，為14年前在土改運動中反“左”糾偏付出的代價，是從此后背負16年冤案，先被貶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一個小小的副廠長，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關了8年監獄。當1979年他獲平反昭雪，中央決定派他去廣東“把守南大門”時，他已經是個66歲的老人了，雖然中央很快讓他接任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間，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也正是在此期間，他和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時，說出了那句讓他感到欣慰，卻讓我們為極“左”陰影籠罩了中國幾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話：“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后來，他的兒子習近平也登上了政壇，他又對兒子掏出了肺腑之言：“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不要忘記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真真切切為百姓著想，要聯系群眾，要平易近人。”
2002年，當他以88歲高齡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陜西富平去，把他葬在故鄉的青山綠水間。因為作為受到毛澤東稱贊的群眾領袖，他就是從這片蒼涼大地走出來的。他愛這片大地，更愿回到這片大地上的群眾中去。
6 就像16年后他的命運峰回路轉，當我乘車從莊里鎮到達陶藝村他長眠的那座小山岡時，雨停了，天上云開霧散，燦爛的陽光照耀著一片蒼松翠柏，干凈得也像用雨水洗過似的。
他的墓如同一個普通賓館的標準間那么大小，用灰色泛紅的大理石覆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雕飾。墓前有兩塊鄉村小黑板般大的石碑，一塊刻著他的生平，一塊刻著毛澤東寫給他的手書：“習仲勛同志，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他那座安放在墓頂的大理石雕像，材質是塊不規則的石頭，雕刻家按照石頭的自然形狀，把他雕成坐姿，兩只手平放在翹起的大腿上，微笑中不失莊嚴的臉稍稍仰起，遠處的青山、綠水和村莊盡收眼底。他的樣子，就像雕刻他的那塊石頭，普通，沉穩，鋒芒內斂，有一種什么力量都難以摧毀的堅毅。雕像后面刻著他的夫人齊心阿姨手書他常說的一句話：“戰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
在離墓地十幾米的前方左側，有兩間在北方任何一個院子都能看到的小平房，那是他的生平展覽室。里面也有一座雕像，可很小，與真人無異。再就是滿墻掛著的照片了，大概有五、六十幅。在這里，我看到我父親賀龍、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王維舟與他在延安窯洞前的合影;不知為什么，一副農民穿戴的他，身子被鏡頭切去了半邊。我的淚水就在這個時候流了下來。
走到他的墓前，放下花籃，像撫摸歲月那樣撫平兩道挽帶，我對著他的雕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然后默默地凝望他從石頭里浮凸出來的面影。我說，習叔叔，賀龍的女兒看你來了，你想念你在這片土地上的那位長著兩撇小胡子的老搭檔嗎?我還說，習叔叔，你還記得當年你來莊里鎮拜訪我父親時，那個在黃泥地上趴著的小姑娘嗎?
我聽不見他回答，只看見他在微笑，無言地微笑。我知道他會永遠以這個姿勢坐下去，永遠微笑著看著眼前的這片大地，看著那些他總惦記的在這片大地上辛勤勞作的人。●來源：《黨建》
(作者系賀龍之女，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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