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
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話說1935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陜甘晉省委和蘇維埃的駐地甘泉縣下寺灣。毛澤東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彭雪楓、李富春、葉劍英并轉楊尚昆，說：
“沿途群眾熱烈歡迎，須準備回答的口號，并注意與紅15軍團見面時應說的話;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補充糧食，力求部隊清潔、整齊，有禮貌。”
此時，紅15軍團政委程子華和中共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從稻左堡趕回下寺灣，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他們先碰見了賈拓夫，后來又見到了李維漢。
程子華聞訊毛澤東準備在下午到紅15軍團部會見徐海東和他，就立刻派人到前線張村驛，要軍團長徐海東馬上返回甘泉道佐鋪的軍團部。
徐海東自從讀了毛澤東的來信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靜，他迫切希望馬上見到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紅15軍團決定打個勝仗，慶祝兩軍大會師。此時，戰斗剛剛打響，徐海東立即命令停止進攻。他騎上馬向軍團部急馳，由于心急，把警衛員和通訊員遠遠地甩在后面。
從張村驛到軍團部駐地道佐鋪有65公里，徐海東只用了3個多小時就趕到了。當他跳下馬時，大白馬如從水中撈出來一樣，他自己的衣衫也濕透了。他走進窯洞，剛洗過臉，毛澤東就到了。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一行人，是從下寺灣越梢山來到道佐鋪紅15軍團部的，和毛澤東等人同來的還有賈拓夫、李一氓。毛澤東會見了徐海東、程子華、郭述申等人。
毛澤東不等別人介紹，就緊緊握住徐海東的手，親切地問道：
“你是海東同志嗎?”
徐海東激動地說：
“報告毛主席，我是徐海東。”
毛澤東說：
“海東同志，你們辛苦了。謝謝你不辭勞苦地來接我們。”
徐海東連聲說：
“還是毛主席你們辛苦啊!”
這是毛澤東和徐海東的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很喜歡徐海東樸實、爽朗的性格。毛澤東一直面帶微笑地看著徐海東，贊揚紅25軍在陜南的活動，還贊揚紅15軍團在勞山和榆林橋的戰斗打得好。徐海東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毛澤東主持召開紅1軍團和紅15軍團軍事會議。徐海東首先向毛澤東匯報陜北的敵情，毛澤東要看地圖，張池明馬上送來一張軍用地圖。
張池明，學名張家相，后改名張赤民，抗戰后期才更名為張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縣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非常激動。
毛澤東和眾人認真研究了直羅鎮一帶的地形：直羅鎮位于葫蘆河中段，兩邊是高山，中間是隘道，東距鄜縣、西離合水各約50公里，形同鎖鑰。如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占據該地，就可以以此為據點，東西互相溝通，完成其構筑葫蘆河封鎖線的計劃，因此這一帶是其必爭之地。但是，直羅鎮距東北軍后方比較遠，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勢必疲勞孤立，補給增援也會發生困難。據此，紅軍可乘其立足未穩，有把握將其殲滅。所以，直羅鎮也是有利于紅軍圍殲東北軍的一個好戰場。
毛澤東擬定了一個大的殲滅計劃，決定在直羅鎮布下口袋陣，殲滅東北軍。其作戰原則是：將東北軍先頭部隊誘入直羅鎮，乘其立足未穩，集中紅軍主力，采取包圍側擊戰術，殲滅之，得手后，繼續圍殲其后續部隊。同時，派出兵力牽制東北軍，阻擊其西援，以保證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毛澤東說：
“為了粉碎敵人對陜甘的第3次圍剿，現在要消滅直羅鎮方面的敵人。在直羅鎮戰役前，必須先拿下張村驛一帶的反動據點，創造戰場，打開我軍向西出擊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閣序》中的話說：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我們軍隊打到哪里，根據地就發展到哪里。現在到了陜北，根據地就建立在陜北。”
徐海東表示，一定要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的第3次“圍剿”。
毛澤東臨別時，送給徐海東一部電臺。他對徐海東說：
“先照你們的部署，把張村驛打下來，我們再考慮下一步的行動。”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泉縣的下寺灣，聽取了程子華和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陜北蘇區政治、軍事情況的匯報。程子華匯報了軍事情況，郭洪濤匯報了陜北蘇區肅反運動的情況。
原來，中共北方局特派員朱理治和陜北特委組織部長郭洪濤，在蘇區推行王明“左”傾路線，以“肅反”為名進行奪權。1935年10月6日，西北軍委保衛局副局長戴季英將劉志丹秘密逮捕，宣布他的罪名是：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濤對這種過火的做法，也表示反對。當時朱理治征求郭洪濤的意見，郭洪濤說：“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是反革命。”
早在10月25日榆林橋戰斗以后，“左”傾主義者把紅26軍從前線調到安塞縣的高橋，將紅27軍調到鄜縣的陽泉。他們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會議布置肅反，把高崗、劉景范、習仲勛、馬文瑞、楊森、張仲良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來。紅26軍營以上干部、陜甘邊縣上的主要領導，幾乎無一幸免。他們大搞逼供信，殺了200多個干部。
毛澤東聽了匯報，當即指示說：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我們剛剛到陜北，僅了解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立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干部，請大家放心，中央會處理好這個問題。”
毛澤東馬上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陜北工農民主政府所在地瓦窯堡，接管陜北蘇區保衛局，首先把事態控制下來，避免進一步惡化。他囑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不能馬虎從事。”
后來在毛澤東的關懷下，劉志丹等出獄了，消息傳出后，陜北根據地軍民奔走相告：“陜北得救了!”這是后話，容后再敘。
匯報會結束后，政治局4位常委召開會議。周恩來鑒于西北“左”傾主義亂抓亂殺的嚴重局面，提議召開一次大型會議，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把遵義會議未解決的總的方針問題詳細討論一下。毛澤東說：
“國民黨軍隊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第3次“圍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軍事行動。我們馬上就要上前線去，中央機關也要向瓦窯堡轉移。政治問題以后再說。”
周恩來的提議被擱置下來。會議接著討論了中央對外名義和組織分工問題。毛澤東說：
“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比較適當，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作戰方針，應在這個月解決第3次圍剿問題。同紅15軍團會合后，紅15軍團編制應保存，紅26、27軍因歷史關系也不要合并。陜甘支隊可編成1軍團，成立紅1方面軍。”
眾人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建議。組織分工是：“軍委方面毛澤東，組織局周恩來，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少共凱豐，組織部李維漢，工會劉少奇”。
會議決定成立西北軍事革命委員會：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周恩來 彭德懷
成員有：王稼祥 聶鴻鈞 林彪 徐海東 程子華 郭洪濤
會議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戰斗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根據陜北根據地內外的政治、軍事形勢，會議決定中央分兩路行動：一路由張聞天、博古、鄧發、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劉少奇、李維漢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去安定縣瓦窯堡;另一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領作戰部隊南下和紅15軍團會合，準備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的第3次圍剿。
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后，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布布告說：決定在陜甘晉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以博古為主席，由林伯渠、鄧發、王觀瀾、崔田民、徐特立、蔡樹藩、李振詢分別擔任財政、糧食、土地、國民經濟、教育、司法內務、勞動部部長，由羅梓銘擔任工農檢查局局長。
毛澤東又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發布通令：
“奉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茲委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聶鴻鈞、林彪、徐海東、程子華、郭洪濤9同志為西北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毛澤東在下寺灣召集陜甘支隊戰斗部隊和紅15軍團團以上干部會議，布置直羅鎮戰役。
毛澤東詳細地分析了東北軍的情況，講解紅1方面軍的戰斗部署，給各部下達了作戰任務。他援引《水滸傳》中林沖在柴進家中拳打洪教頭的故事說：
“林沖對洪教頭.不是先沖過去。而是先后退兩步，這就是為了避其鋒芒，攥緊拳頭，發現弱點，一下子擊中對方的要害。直羅鎮戰役的部署，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利用有利于我們的地形，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和消滅敵人的主力。”
毛澤東這番深入淺出的話，使大家充滿勝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澤東率紅1軍團南下到達橋家莊，他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葉劍英、彭雪楓、李富春并轉周恩來，通報董英斌第57軍向直羅鎮前進的動向，要求各縱隊為消滅該敵繼續前進。
11月5日，毛澤東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發布第1號命令：宣布恢復紅1方面軍番號，任命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葉劍英為參謀長，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張云逸為副參謀長，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
將陜甘支隊第1、第2縱隊合編為紅1軍團，共7200余人，由林彪為軍團長，聶榮臻為政委，左權為參謀長，朱瑞為政治部主任。
紅15軍團歸入紅1方面軍建制。下轄劉志丹的紅26軍近3000人，徐海東的紅25軍亦近3000人;以徐海東為軍團長，程子華為政委，調中央紅軍的周士第為參謀長，郭述申為政治部主任。
任命蕭勁光為陜甘軍區司令員，李富春為政委。
還任命了各師、軍分區、騎兵團、獨立團負責干部共22人。
全軍共5個師又4個團，約1萬多人。
徐海東從紅15軍團每個連隊抽出3挺機槍和一部分其它槍支彈藥，又從經理部、衛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藥品，支援紅1軍團;將在勞山、榆林橋戰斗中入伍的解放戰士，全部補充給紅1軍團。徐海東還強調說，紅15軍團要學習中央紅軍的好作風，要搞好團結，不要搞宗派、拉山頭。
在11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到達甘泉南邊的象鼻子灣，他向隨行部隊發表講話說：
“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1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真正的長征。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毛澤東致電徐海東，要求紅15軍團盡快消滅張村驛團匪，派游擊隊兩個連進駐直羅鎮，并對黑水寺方向游擊，調查直羅鎮以北地區和以南地區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蘆河能否徒涉的情況。
11月6日，毛澤東率紅1軍團到達鄜縣西北的老人倉、秋井子地區。毛澤東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彭雪楓、李富春，要求部隊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緊教育戰術及政治鼓動;還要林彪對直羅鎮以北和以南地區的地形、道路詳加調查。
當晚，毛澤東收到林彪關于調查的電報。
11月7日，徐海東指揮紅15軍團攻下了張村驛、東村等據點，并以一部兵力加強圍攻甘泉，以調動東北軍東進。徐海東用電臺向毛澤東報告了勝利消息及軍事行動。
11月7日，張聞天、博古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
11月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林彪、徐海東，要他們迅速肅清國民黨坐探，并要紅15軍團在消滅張村驛團匪后，繼續消滅久原、套通、金村一帶團匪。
晚上，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徐海東，詢問張村驛地域打土匪的情況。毛澤東在得到徐海東的答復后，同彭德懷復電徐海東、程子華，要他們注意發動群眾，分配土地，建立政權，以利將來作戰。
11月13日，毛澤東就舉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問題，致電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并彭德懷、周恩來說：
“擬于18日在張村驛開軍委會，請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來參加。軍委會議擬總結并討論下列問題：1、方面軍及游擊隊的部署;2、軍事政治教育;3、軍區、軍分區組織與工作;4、地方工作計劃;5、籌糧計劃;6、籌款計劃。”
11月13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1月16日，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大軍與毛澤東率領的紅1方面軍的情況正相反，正遇到了前所未的困境。他們以15個團與川軍十幾個旅開始爭奪百丈關。到22日，經過7晝夜血戰，斃傷川軍15000人，紅軍也傷亡了近萬人。百丈關之戰，成為南下紅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的轉折點，他們在國民黨軍跟蹤追擊、重兵壓迫、堡壘封鎖下，南下或東進都已經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澤東在鄜縣直羅鎮以東的東村主持召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 彭德懷 林彪 程子華 徐海東 李富春 聶榮臻 楊尚昆 張云逸 蕭勁光 郭述申 朱理治 朱瑞 張純清
毛澤東在工作報告中說：
“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根據地，擴大紅軍，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略方針是攻勢防御，將紅軍集中于南線，出中部洛川，切斷西安與延安的交通，相機奪取中部縣城，爭取奪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澤東組織紅1、紅15軍團團以上干部，在張村驛以西會合后，騎馬前往約15公里的直羅鎮查看地形，研究具體部署。
彭德懷、林彪、徐海東、聶榮臻、程子華、賀晉年、周士第帶領眾人，不到1個小時，就到了直羅鎮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馬登上高山，俯瞰山腳下的直羅鎮。
這直羅鎮是一個不過百十戶人家的小鎮，三面環山，有一條從西而來的大道穿過鎮子中央。鎮子東頭，有座古老的小寨子，里面的房屋雖然倒塌，用石頭砌的寨墻卻大部完好;在鎮子的北半面，有一條小河流過。
指揮員們幾十架望遠鏡對著山下，從左到右，從東往西，仔細地觀察著道路、山頭、鎮子及河流，一個小山包、一條小溝，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們觀察研究的對象。他們一面觀察，一面小聲交談：“這一帶的地形，對我們太有利了!”“敵人進了直羅鎮，就如同鉆進了口袋一樣。”
大家一致認為，為防止敵人利用鎮東頭倒塌的寨子做固守的據點，最好預先把它拆掉。
這天晚上，紅15軍團派出1個營，連夜去拆那個寨子。而后，留下1個排在直羅鎮警戒。
紅15軍團主力集結在張村驛一帶，積極投入戰前準備工作。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打勝仗慶祝會師!”，“以戰斗的勝利歡迎毛主席!”“在戰斗中向中央紅軍學習!”
就在11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的另一支大部隊也開始了一個大的戰略行動。這一天，賀龍、任弼時根據毛澤東的電令，與關向應、蕭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一起，率領紅2、紅6軍團近2萬人突圍北上。
前邊已經說過，紅6軍團是在任弼時、蕭克、王震、夏曦等人的率領下，從中央蘇區出發，歷時78天，行程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東地區與賀龍的紅2軍團會師。后來，他們共同創建了湘鄂川黔根據地。
就在紅2、紅6軍團這一次突圍開始前后，有3個故事不得不說：一個是兩位將軍的美滿姻緣;一個是歷史上絕無僅有驚心動魄而又非常巧合的兩位斷臂將軍的故事;最后是一位著名的儒將著述立傳的故事。
在突圍前的一天，賀龍將一個個子不高、留著短發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談話。這名女干部就是紅2軍團的組織部長李貞。賀龍對李貞說：
“中央紅軍長征已經走了很久了，我們也要開始長征了。長征很遠很苦，我給你介紹個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紅18師的政委，是留蘇的學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貞說：
“長征路上這么多人，還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卻大字識不了幾個。再說，現在是行軍打仗，子彈又不認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擔心，他死了，我也要擔心。我看還是等長征以后再說吧!”
李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瀏陽縣，她6歲時就當了童養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歲參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貞。肅反擴大化時，她的丈夫張啟龍被扣押審查，一封要求離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貞哭得很傷心，不同意離婚。可是，組織上批準了他們離婚，李貞只得服從組織的決定。
賀龍見李貞不答應，就又找到甘泗淇，他說：
“紅2軍團有個女同志叫李貞，她作戰勇敢，又會做飯，女同志不多，不能錯過了這個機會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寧鄉縣，原名姜鳳威，別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更名為甘泗淇。甘泗淇回國后，受黨中央派遣到湘贛蘇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獨立師黨代表。
賀龍為了撮合甘泗淇與李貞，不久便將李貞調到了紅6軍團，與甘泗淇在一起工作。他們接觸的機會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幾次主動找李貞長談，談工作，談理想，一直談到了愛情。甘泗淇還幫助李貞寫了一篇總結工作情況的報道。李貞見知識淵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關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雙布鞋送給他。兩顆心靠得越來越近了。
在突圍開始前，甘泗淇和李貞愉快地接受了賀龍的安排，有情人終成眷屬。在一個老百姓家的1間房子里，由賀龍主婚，甘泗淇與李貞結成了一對情深意篤的革命伴侶。1955年授銜，甘泗淇為上將，李貞為少將。李貞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第1位女將軍。
這可真是：月老熱心牽線，將軍夫婦千古彪炳;
戰友情深結緣，革命史冊佳話流芳。
在紅2、紅6軍團突圍開始后，紅2軍團紅5師師長賀炳炎率部擔任前衛。他率領第18團在翻越瓦屋塘的東山時，遭到國民黨軍的阻擊，他本人第6次負傷。
賀炳炎過去負傷，包好繃帶，照樣沖鋒殺敵，就像沒事一樣，而且傷口也好得快，戰友們開玩笑說他是血性好。可是這一次就不一樣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頭全碎了，只有一點皮肉連著肩膀。醫生說：
“師長的右臂完全斷了，看來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搶救，就有生命危險。”
此時，醫療器械已經馱運走在了前邊，手術鋸一時無法取回。醫生無奈，就從老鄉家里借來了一把鋸木頭的鋸子來做手術。眼看就要動手了，醫務人員將藥箱子翻了遍，也沒有找到麻醉藥。有人提出用嗎啡，賀炳炎對在他身邊的賀龍笑著說：
“老總，你放心，那嗎啡我是絕不吃。關云長還能刮骨療毒，何況我是共產黨員。”
醫生找來4個力氣大的戰士，要他們按住賀炳炎。賀炳炎對醫生說：
“不用他們，我挺得住。”
說著，他就把一條毛巾塞進了自己的嘴里。醫生開始用木鋸鋸他的殘肢，那只握木鋸的手禁不住微微發抖。賀炳炎說：
“我自己都不怕，你怕什么?鋸吧!”
賀炳炎忍著劇痛，嘴里緊緊地咬著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摳著床邊。周圍的人們咬著牙看著他，忍不住掉下淚來。
醫生將賀炳炎的殘臂鋸下后，又用鋼銼銼平了骨面，最后縫合了皮肉。手術終于做完了，賀炳炎的汗水像水澆的一樣，濕透了全身。因為戰況緊急，他躺在擔架上就繼續前進了。
賀炳炎后來又見到賀龍，他含著眼淚說：
“總指揮，我以后還能打仗嗎?”
后來，賀炳炎傷口未愈，就堅持在擔架上指揮部隊行軍作戰。
無獨有偶，賀炳炎是由第18團政委升任紅5師師長的，接任他團政委一職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的余秋里。賀炳炎在離開第18團3個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卻是在賀炳炎斷臂3個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這可真是歷史的巧合。
那還是在黔西北烏蒙山的戰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機槍子彈擊中，噴涌而出的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傷勢非常嚴重，他的左手腕關節、次骨、臂骨之間已經被擊碎。可是他不顧傷痛，咬牙繼續指揮戰斗，直到戰士們把他硬捆在擔架上，才送下山去。
這天晚上宿營時，余秋里的左臂腫得明晃晃的，疼得他無法入睡，就叫勤務兵打來一桶冷水，將負傷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鎮痛。
余秋里因連續行軍作戰，得不到及時治療，他的傷口開始潰爛化膿，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換藥，都疼得他咬緊牙關，大汗淋漓。禍不單行，在搶渡金沙江時，他又從擔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燒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漸干枯發黑，神經已經壞死。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左臂已經徹底不行了。如同賀炳炎一樣，醫生在為余秋里做截肢手術時，也沒有麻醉藥和專用的截肢器械。于是，醫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鋸，劇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幾次昏了過去。他醒來之后，對守候在身邊的賀龍說：
“老總，敵人打斷我的左臂，我還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氣，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賀炳炎和余秋里這兩位大難不死的獨臂將軍，再次并肩戰斗，他們在八路軍獨立第3支隊分別擔任司令員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們，對這兩位獨臂將軍指揮的第3支隊，親切地稱之為“一把手”的隊伍。而日偽軍只要一聽說對手是“一把手”的隊伍，往往是聞風喪膽。1955年授銜時，賀炳炎被授予上將軍銜，余秋里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正是：一對難兄弟，兩個鐵將軍。
人稱一把手，麾下三軍神。
再說蕭克在井岡山時期就跟隨毛澤東創建革命根據地，成為一名著名的年輕指揮員。他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于運籌帷幄浴血奮戰的間隙中，還在醞釀著文藝創作的事。為此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像研究作戰一樣，研究巴爾扎克、福樓拜、托爾斯泰，研究魯迅、郭沫若、沈從文，即使在沙場上也手不釋卷。他后來從1937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浴血羅霄》。他的創作過程雖然斷斷續續寫寫停停，但他卻矢志不渝。初稿寫成后，先后4次刪改。這一部浸透著蕭克心血的書稿，在戰火中兩次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有一次，蕭克的夫人在古北口一個團里，發現書稿不見了，急得滿頭大汗。大家紛紛去找，找了一整天零半夜，才將書稿找回。蕭克的《浴血羅霄》出版時，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后的事了，這部整整創作了50年的著作，最終獲得了第3屆矛盾文學獎，這也算得上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
欲知紅2、紅6軍團突圍結果如何，請看后邊詳述。
第104章
“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
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
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話說1935年11月19日，東北軍第57軍109師師長牛元峰帶著他這一支西路軍先頭部隊，在6架飛機的掩護下，沿著葫蘆河及南北山地向東推進。
11月20日下午，紅1方面軍在閻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隊，有意識地“惹牛”、“牽牛”，且戰且退，將109師誘入直羅鎮。東北軍的后續部隊第57軍軍部和111師主力及106師也到達黑水寺一線，進到張家灣附近地區。
牛元峰占領直羅鎮后，一面向上級報捷，邀功請賞，一面殺雞宰羊，大吃大喝。
這天晚上，毛澤東下達了戰斗命令。按照預訂部署，林彪、聶榮臻指揮紅1軍團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懷、徐海東指揮紅15軍團和紅13團由南向北，連夜向直羅鎮方向奔襲而來。
21日拂曉前，紅1方面軍各部包圍了直羅鎮。毛澤東、周恩來親臨前線指揮。毛澤東的指揮所設在離直羅鎮不遠的北山坡吳家臺北端高地幾個破窯洞附近，在這里能夠直接觀察戰場情況，指揮戰斗。毛澤東在戰斗打響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等人說：
“一定要打殲滅戰!”
11月21日拂曉前5時半，紅1方面軍的沖鋒號吹響了，南北兩路部隊對被圍的109師發起了猛攻。南面紅軍的槍聲一響，109師立刻向北撤，北邊的紅軍攻下來了，109師又掉頭往南跑。戰斗不到兩個小時，紅1方面軍就殲滅了109師師部及其兩個多團，牛元峰率殘部1個多營的兵力，逃入鎮子東頭曾經被紅軍拆除而他們又連夜修補過的寨子里，固守待援。
毛澤東遂以紅15軍團一部兵力圍困109師殘部，并阻擊由鄜縣西援之敵117師;以主力向西迎擊由黑水寺向直羅鎮增援的第57軍第106、第111兩個師。
徐海東派紅15軍團的一支部隊攻了一次寨子，沒有攻下來。徐海東便組織了6挺機槍，決定沿著一條溝再次進攻。就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來到了前沿，他詢問了情況，說：
“敵人已經成了甕中之鱉，不好攻暫且圍著算了。寨子里既沒有糧食，也沒有水，他們總是要逃跑的，爭取在運動中消滅它。”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個電報接一個電報請求董英斌解圍，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出的援軍還沒到直羅鎮，其中的106師就被紅1軍團擊潰了。
11月23日下午，第57軍增援的兩個師見勢不妙，懼怕被殲，立即沿葫蘆河向西撤退。紅1軍團和紅15軍團一部跟蹤追擊，在張家灣到羊角臺途中殲滅106師1個整團，其他各部及111師倉皇退回到太白鎮。
毛澤東因106師師長沈克過去跟紅軍有些關系，就讓前線釋放幾個俘虜軍官，讓他們回去捎話說，只要東北軍同意反蔣抗日，與紅軍停戰，我們俘虜的所有人槍，日后可以如數歸還。
11月23日晚，牛元峰待援無望，便收拾殘兵敗將500余人，趁著夜色向西逃跑。頭部負傷的紅15軍團參謀長周士第，帶著紅75師的戰士，跟蹤追擊。戰士們說：“一定要把這頭牛追回來!”
他們一口氣追了十幾公里，在直羅鎮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殲滅了109師殘部，活捉了其師長牛元峰。就在這天晚上，牛云峰被打死。
這時，紅軍主力回師東進，117師見57軍主力后撤，亦急忙撤回鄜縣縣城。
紅1軍團第1師政委黃蘇在這次戰役中犧牲。
直羅鎮戰役全殲109師和106師1個團，活捉師長、參謀長、團級以上軍官10余人，斃傷1000多人。俘敵5300人，繳槍3500余支，輕機槍176挺。迫擊炮8門，無線電臺2架，子彈22萬多發，補充和改善了紅軍的武器裝備。蔣介石運輸大隊長的名頭也由此開始。
此后，徐海東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一塊住窯洞，一塊行軍、開會、吃飯，彼此之間越來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澤東問起徐海東的家庭情況。徐海東說，我家7代人都做窯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徐海東還說，我的母親為我受了許多苦，我十分想念母親。現在為革命盡忠，不能盡孝呀!
毛澤東說：
“你是一個好黨員，又是一個大孝子。”
徐海東喜歡和毛澤東在一起，他覺得毛澤東既沒有官架子，也從不顯擺領導威風，說話親切隨和，生活更不講究，和他這個粗人沒有什么不同。他非常慶幸自己終于找到了一位英明偉大的領袖。
徐海東向毛澤東匯報說，由于鄂豫皖蘇區和陜北蘇區肅反擴大化，紅15軍團還有300多人背著“改組派”、“第三黨”、“AB團”、“反革命嫌疑”的黑鍋。他還說：
“這些人也不象反革命，應該解決他們的問題。”
毛澤東自從進入陜北后，一直牽掛著那一批被關押的西北地方干部。如今他見徐海東如此說，就當即表態說：
“要統統釋放，這些同志長征都走過來了，這就是最好的歷史證明。他們跟著長征一路吃了許多苦，為什么還當反革命?要立即給他們摘掉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一律恢復他們的組織生活。”
徐海東沒有想到這么復雜的問題，毛澤東竟然看得這樣清楚。他非常敬佩毛澤東如此干脆徹底地糾正戴季英、聶鴻鈞的錯誤。
徐海東回憶說：“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系。300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覺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
11月下旬的陜北，天氣已經很冷了，紅15軍團準備把僅有的7000塊錢用來改善部隊的伙食和添置冬裝。而這時紅1軍團的供給部長楊至誠，卻為解決紅1軍團的過冬問題急得團團轉，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說是要解決過冬問題，至少缺2000到3000塊銀元。
毛澤東看了報告，叫來楊至誠商量說：
“我們是不是先向徐海東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楊至誠說：
“主席，他們有這個能力嗎?”
毛澤東說：
“他們在鄂豫陜邊經營了幾個月，或許會有點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東同志一定會幫這個忙的!”
他點著一支煙，繼續對楊至誠說：
“我寫個借條，你拿著先去跑一趟，咱們不借3000，也不借2000，來一個折中2500。不過，你要注意，千萬不要使海東同志為難!”
說罷，提起筆寫道：
海東同志：
你好!因部隊過冬吃穿出現困難，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澤東
楊至誠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冒著紛紛揚揚的雪花，縱馬來找徐海東。二人寒暄過后，楊至誠將借條遞給徐海東，徐海東看了毛澤東的信，十分不安，連連說：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楊至誠說：
“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很困難，要是……”
徐海東說：
“不!不!我們再困難，也比你們好得多。你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我馬上派人給中央紅軍送款過去。”
徐海東送走楊至誠，找來供給部長，將毛澤東的借條遞給他，要他留下2000塊，拿出5000塊錢送給紅1軍團。供給部長看了借條，說：
“老軍長，這錢是該借，可是我們過冬也需要錢，你連一件大衣都沒有……”
徐海東打斷他的話，動情地說：
“我知道，我們的日子過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紅軍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過草地，他們的日子比我們更苦。現在，革命需要我們，但更需要黨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們哪怕就是凍死餓死，也要摳出錢來，保證他們熬過陜北這第一個冬天。”
供給部長見徐海東如此堅決，便不再說什么啦，他匆匆告辭，帶人將5000塊大洋送到了毛澤東那里。
后來彭德懷見了徐海東，說：
“你送的那些錢，真是雪里送炭，解決了大問題。”
再說直羅鎮戰役結束后，毛澤東接見了原中共陜西省委兼軍委負責人、紅26軍政委汪鋒，毛澤東對汪鋒說：
“這次調你來，是想讓你去西安，代表紅軍同西北軍談判，爭取他們和紅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
毛澤東詳細分析了國內的形勢，闡述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治路線。他說：
“做統一戰線工作，就是要同國民黨人員接觸，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們往來，我們根據地革命同志相處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們的工作，可以用一些舊形式，用舊瓶子裝新酒。我們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們，逐步提高他們，達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舊形式。
對于地方軍閥，我們紅軍不能只顧自己發展，去拆他們的臺。而是要團結他們，支持他們，一起發展。我們黨在東北軍、西北軍中的工作發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隊從張學良、楊虎城那兒拉出來，不能打紅旗起義。只有在蔣介石要消滅異己的情況下，才能起義，打紅旗。對那些最右的反動勢力，要堅決打擊之。”
“我們的方針就是保存東北軍、西北軍，在抗日的原則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搞好關系，然后推動全國的大聯合。”
毛澤東還一再叮囑汪鋒：
“對楊虎城和西北軍要具體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澤東與汪鋒整整談了兩個多小時。
汪鋒在紅軍前線總指揮部住了4天，參加了直羅鎮戰役祝捷大會。
就在這時候，陜北根據地來了一位重量級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林育英，化名張浩。他是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國歸國到達陜北瓦窯堡的。
關于林育英本書前面已經多次提到過。他字祚培，又名林仲丹，1897年出生于湖北黃岡林家大灣，是林彪的二堂兄。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在惲代英和他的大哥林育南的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經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次年夏回國，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化緣乞討到了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東北工作。在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擔任這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林育英回到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
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表了與八一宣言內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宣言說：
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愿與一切抗日反蔣的任何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和個人，訂立抗日作戰協定，并且愿意與他們組成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經出現了微妙的重大變化。原來，國民黨當局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侵略壓力下，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沖擊下，不得不考慮同共產黨談判的問題。所以，蔣介石從1935年11月起，通過多種渠道，尋求與共產黨談判。于是，國共兩黨開始接觸，國民黨方面有曾養甫、諶小岑;中共方面有長江局、北方局的呂振羽、周小舟、翦伯贊、左恭等人。
11月30日，毛澤東在東村出席紅1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他在會上做了《直羅鎮戰役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總結直羅鎮戰役勝利的原因是：
“1、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2、戰略與戰役的抓住(葫蘆河與直羅鎮)。3、戰斗準備的充足。4、群眾與我們一致。”
毛澤東說：
“如果沒有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則我們向南發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蘇區也不能得到完全的鞏固。中央與軍委決定的向南作戰與初步解決‘圍剿’的總方針，由于方面軍各級首長與戰斗員的堅決執行，已經完滿實現。這次勝利，給了我們以準備打破新的‘圍剿’的時間和地區的條件，鞏固了蘇區，可以去猛烈地擴大紅軍和擴大蘇區。這次勝利為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推動全國抗戰，算是舉行了奠基禮。”
“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從現時起用極大的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敵人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5個省份去。”“消滅敵人，擴大紅軍，堅強紅軍，赤化地方與破壞敵軍”，是“5項具體的嚴重的任務與工作，而以擴大紅軍為此時期中心的一環。”
毛澤東鑒于打死牛元峰一事，提出了改變對俘虜軍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殺、優待釋放。
紅1方面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教育和釋放了這次戰役中的俘虜，對后來爭取東北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通報了直羅鎮大捷。電文中還說：
“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敵人第3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斗的勝利。”
12月5日，張國燾復電中共中央，他在電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個別勝利，并且還宣稱：“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陜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三、1、4方面軍名義應取消。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告，以便批準。”
12月5日，毛澤東分別寫了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3封信，交給了汪鋒，要他立即動身去西安綏靖公署見楊虎城。
楊虎城，陜西蒲城人，出身貧苦，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楊虎城結識了進步人士杜斌丞、共產黨人魏野疇等人，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時期，楊虎城堅守西安孤城8個月，策應北伐戰爭。蔣介石、馮玉祥叛變革命后，楊虎城向賀龍表示，愿意加入共產黨組織，未被批準。在楊虎城的西北軍里，有不少共產黨員，魏野疇擔任過楊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楊虎城任陜西省主席時，任命共產黨員南漢宸為省政府秘書長。1933年日本軍隊占領熱河省，楊虎城向蔣介石要求，將他的17路軍全部開赴華北抗日，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汪鋒與楊虎城見面后，轉交了毛澤東致楊虎城的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今日者，乃亡國滅種之日也。凡屬愛國志士，革命軍人，應如何泣血錐心，一致奮起，為抗日討蔣而戰。
凡愿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并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俱備，倘得閣下一軍，聯鏢并進，則河山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后顧之憂，增加前軍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來蘇區，洽商一切。”
毛澤東在信中明確提出兩軍聯合抗日反蔣的主張，堅定了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決心。后來，汪鋒與楊虎城3次會談，多次與杜斌丞會談，又做鄧寶珊軍長的工作，溝通了中共中央與楊虎城的關系。與此同時，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南漢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與楊虎城會談，就西北軍與紅軍合作問題達成初步協議。
再說這個時候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患了病，毛澤東幾次催他去看病治療，可是吳吉清卻滿不在乎，他以為是不服陜北水土，自己這么年輕，頂一頂就能過去了。誰知到了第5天，他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毛澤東疼愛地責備他說：
“強漢抗不過病!”
毛澤東馬上派醫生給吳吉清打針吃藥，可是到了第2天，病情仍然不見好轉，他就又派人用自己的擔架，把吳吉清送到紅軍野戰醫院。經醫生診斷，吳吉清患的是重傷寒。毛澤東知道后，趕到醫院看望吳吉清，吳吉清怕毛澤東被傳染，苦苦請求他趕快離開，沒想到，毛澤東卻坐了下來，安慰鼓勵吳吉清同疾病作斗爭。
吳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加重，被醫生誤診為死亡，送往太平間。前來探望的同事發現后，馬上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生氣，他拿起電話，對野戰醫院負責人說：
“不管是馬夫，還是伙夫，凡是經過長征的同志，都是黨和國家的財富。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搶救吳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搶救過來，把他治好。”
毛澤東擱下電話，立即趕到醫院，把自己的備用藥也拿了過來。吳吉清終于獲得了第2次生命。
12月13日，毛澤東為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前線由鄜縣經甘泉、安塞到達瓦窯堡。
瓦窯堡地處陜西省北部，東鄰清澗縣，西連安塞縣，南接延川縣和延安市，北界靖邊、橫山、子洲縣。縣城內只有三四百戶人家。
毛澤東一回到瓦窯堡，聽說張聞天和劉英已經在11月10日結了婚，就立即趕往張聞天夫婦的家里，非要鬧一鬧洞房不可。毛澤東一進窯洞，就大聲嚷開了：
“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
張聞天是一個文文氣氣的書生，一碰到開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該如何說好。還是劉英伶俐潑辣，她說：
“拿什么請客呀?又沒有錢，又沒有東西。”
“那就不承認!”
毛澤東不依不饒，鬧了一陣子，又說：
“我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你們這叫做：當今皇帝張聞天，既愛江山又愛美人。”
劉英說：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澤東說：
“怎么不是?洛甫是開明君主，你就是開明娘娘。我就自封個毛大帥吧!”
毛澤東在瓦窯堡開始住在二道街，后來又搬進中山街北側中盛店院內。這座院子共有窯洞8孔，分為兩排。第1排靠東側第1孔窯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澤東住在第2排靠西側的兩孔窯洞中，兩孔窯洞之間有一通道，西側第1孔為會客室，有木桌、木椅、條凳和地爐，第2孔是臥室兼辦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澤東和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了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等5人小組關于審查劉志丹等“案件”的情況匯報，他說：
“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
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還號召全體干部、軍民進一步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消息傳出以后，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陜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來帶著剛剛被釋放的劉志丹來見毛澤東。毛澤東早早站在門外迎接，他一見劉志丹來了，就笑著走上前去和劉志丹握手，拉著他往里走，邊走邊說：
“志丹同志，快請到窯洞里坐，里面有火。”
劉志丹熱淚盈眶地說：
“毛主席，你好啊!我們終于盼來了主席!盼來了黨中央!黨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們，救了陜北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把劉志丹讓進窯洞，落座后，他說：
“志丹同志，讓你受委屈了!”
劉志丹說：
“主席，我前些年已經坐過一回國民黨的牢，坐牢對我來說，不算什么。”
毛澤東說：
“我們找你可費勁啦!原來你卻在牢房里，聽說他們在牢房里還給你戴上了手銬腳鐐!”
周恩來看著劉志丹憔悴的樣子，也說：
“‘左’字號的班房也厲害得很嘛!”
劉志丹說：
“沒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嗎?”
毛澤東說：
“革命道路總是曲折的，對革命者來說，坐牢既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休息。”
劉志丹點頭稱是。毛澤東接著說：
“志丹同志，感謝你們!是你們創造了這塊根據地，保存了這塊根據地，才使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有了落腳點。是我們回到家了嘛。”
劉志丹說：
“我們搞了這塊根據地，建立了革命政權，沒有經驗，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領導，走了不少彎路。”
毛澤東說：
“不。我們一來到陜北，就看到這里的群眾覺悟很高，陜北紅軍的戰斗力也很強，革命政權是鞏固的。我們相信，創建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干部。陜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革命傳統的。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從這里鬧起革命來的。這個地方雖然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嘛。這里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呀!”
正說話間，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背著5歲的女兒真娃(即劉力貞——筆者注)來了。劉志丹看到多日不見的女兒，抱起來親了又親。毛澤東吩咐賀子珍接待同桂榮母女。賀子珍因病正躺在床上，忙起來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細心的同桂榮問賀子珍：
“毛主席為啥冬天還拖著單鞋?”
賀子珍說：
“他的腳在長征時凍下病，天冷就發腫，有雙棉鞋太緊穿不成。”
同桂榮向賀子珍要了張紙，剪下毛澤東的鞋樣，說是要為他做一雙棉鞋、棉墊。
就在此時，劉志丹要告別了，他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感謝毛主席對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著主席和黨中央革命到底!”
后來在半個多世紀后，習仲勛、馬文瑞回憶起這段經歷，依然是無限感慨，他們都曾這樣說過：“那時，多虧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來到陜北，挽救了蘇區，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們哪會有今天啊!”
再說毛澤東在此后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之前，為慎重起見，征求了各軍團對于下一步發展戰略的意見。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要求帶部隊到陜南打游擊。他說，這比在陜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他不僅提出了周密的作戰計劃，還附上了干部名單。彭德懷則致電毛澤東說，他主張紅軍應向北發展。
欲知政治局會議結果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第105章
“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話說1935年12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瓦窯堡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召開。
田家院內共有磚窯5孔，坐北朝南，左起第2孔是張聞天的住室。會議就在中間的窯洞內召開，會場里有2張并列的八仙桌，有6條木條凳，炕上還有1張小桌。
參加瓦窯堡會議的有：毛澤東 張聞天 周恩來 博古 王稼祥 劉少奇 鄧發 凱豐
列席會議的有李維漢 林育英 楊尚昆 吳亮平 郭洪濤 李德等
張聞天主持會議，林育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指示精神。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及軍事戰略。
與會者在張國燾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會議很順利就在12月22日通過了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決定說：
“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于自絕于黨，自絕于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
關于在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特別是紅1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會議上出現了多種意見。
此時，中共中央、紅1方面軍及其所在的陜北根據地，仍面臨著一些實際困難。紅1方面軍的兵力只有萬余人。根據地的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糧食和工業品缺乏，紅軍給養困難，擴軍不易。而且根據地周圍的敵情也仍然比較嚴重：在南面、西面，有國民黨的東北軍、西北軍以及寧夏軍閥的步、騎兵，共有10多個師;蔣介石的一部分“中央軍”，也正在向西蘭公路兩側集中。在北面，有原駐守在陜北的國民黨軍第84、第86師和新從山西調來的閻錫山部5個旅。這些國民黨軍，正在加緊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破壞，并積極準備新的軍事圍攻。
因此，紅軍向南、向西或向北發展都比較困難。東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線，國民黨軍的兵力雖多，但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與會者有的主張，紅軍應“鞏固向前發展”，以鞏固陜北蘇區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發展，尋找蔣系軍隊和東北軍、西北軍作戰;有的主張，立即北出寧夏或五原、包頭，同日軍爭先機。
12月23日，毛澤東做軍事問題報告，他在報告中說：
“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著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東、河南、滿洲、哈爾濱、江蘇、陜南、山西、甘肅等。做好白軍和白區工作。
關于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幾年來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略防御時，反對單純防御，執行積極防御，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后發制人，誘敵深入，以退為進。戰略進攻時既要奪取先機，反對機會主義估計不足，又要適可而止，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險政策，要波浪式地發展，實行發展中的推進政策。基本原則還是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一個拳頭打人，反對分兵主義。實行戰役的內線作戰和戰略的外線作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斗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改善紅軍的技術條件。實行統一指揮下的分割指揮，軍委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
行動方針是分3個步驟：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陜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做好渡過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5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15000人，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入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系。
閻錫山正在與日寇勾勾搭搭，東征討閻，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陜北蘇區連接，在山西籌款、擴紅，以解決陜北太窮的問題。只有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澤東在報告中表揚了胡耀邦。這個時期，毛澤東和胡耀邦有了進一步的接觸，毛澤東見了胡耀邦，總是熱情地叫他“小胡”，詢問他的學習和工作情況，不斷地給予鼓勵和指點。據紅3軍團的報告說：胡耀邦在長征到達貴州某地，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領籌糧，那位首領堅持說沒有糧食。胡耀邦發現那位首領和他談話時，眼睛不時的盯住一個地方，胡耀邦心中有了數。經過耐心說服，為部隊籌到了一大批糧食。毛澤東說要像胡耀邦一樣善于籌糧。
毛澤東在詳細說明了東征山西的有利條件及好處后，最后說：
“當前的軍事行動方針是要在40天內完成東渡黃河的準備，進入接近抗日前線的山西。”
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他說：
“防御應站在主動的地位，不是被動的地位，寧都會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應當使全黨了解，并作活的運用，集中主力于一個主要方向。”
林育英說：
“澤東同志將9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
毛澤東作結論時，建議在決議中將周恩來所主張的“主動”兩字加上去。
這一天，會議經過反復討論，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通過了他所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地提出黨在目前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黨和紅軍在政治、軍事宣傳和實際行動上，必須“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
在此方針下，紅1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的基礎上，并以前者為中心任務。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確保下一步東征時的后方安全，并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做好渡黃河東征的準備。第二步，實行東征，進入山西作戰，求得擊破同日軍勾結的閻錫山之晉綏軍主力，開辟晉西5縣以上地區成為初期的蘇區，擴大部隊和籌措給養，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況，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
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決議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范圍內完全的權力”。
接下來，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政治問題時，在對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是可以爭取的。他說：
“在日本加緊侵略、民族危機嚴重的新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當然，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系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系或者關系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但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澤東的這種看法，他引經據典地說：
“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決定了它們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毛澤東對博古的理論進行了反駁，進一步展開自己的論點。他說：
“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確實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因為，他們中間除了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相。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中間勢力’是危險的。但這只能說明它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露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
至于說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他們的軟弱性，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是這樣，那么，1924年至1927年，為什么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后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我們已經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他們，這又恰恰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
自然，問題的另一面，我們也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在會議討論中，也反映出黨內有這樣一種論點：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即國民黨的營壘是不會發生破裂的。
毛澤東對此論點也予以反駁，他說：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19路軍，是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這沒有錯吧?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這也沒有錯吧?可是大家不會忘記，他們后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
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么，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斗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為。這就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后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么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當然，這種例子不止于蔡廷鍇他們，還有馮玉祥、馬占山等的抗日行為。”
毛澤東不無幽默地批評持這種論點的人說：
“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并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12月24日，毛澤東、周恩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擬定了《關于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計劃中規定：
第一，打擊南北兩面進犯之敵，使東征作戰有較鞏固的后方。紅1方面軍主力向南進擊，給鄜縣、洛川進犯之東北軍以打擊，制止敵人的北犯。在北線和南線分別組建以劉志丹為軍長的紅28軍和以蕭勁光為軍長的紅29軍。由新組建的紅28軍劉志丹部等部隊，在北線給進犯之敵第86師以打擊。第二，擴大紅軍，充實東征部隊的實力。前線部隊用極大努力擴紅，后方完成5000人擴紅計劃。第三，中央調集300名地方干部，準備隨軍東征，開展新區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強技術訓練。第五，各部隊指揮員實地勘察渡河地點，擬訂渡河作戰計劃。第六，深入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是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要求以40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奪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縣。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中共代表團成員林育英擔任白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負責國民黨軍隊中的統戰工作。
這一天，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中說：
“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營壘中是新的動搖、分裂與沖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于目前開始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陣線是擴大了。”
決議規定：
“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決議還強調說：
“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命令他為東渡黃河開辟新根據地考察渡河點和敵情。
彭德懷接電后，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二是怕不能保證撤回陜北根據地。他復電毛澤東說，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必須絕對保證同陜北的聯系。毛澤東看了電報很不高興，回電說：
“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彭德懷只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帶著電臺到無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考察渡河點和敵情。
12月27日，毛澤東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進一步從理論上說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徹底批判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同時，注意防止右傾錯誤的出現，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他說：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們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求抗日的，他們和工人農民一樣，處于受壓迫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帶兩重性的階級，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他們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他們當中的左翼有參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由于他們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的不同，他們的營壘也不是完全統一的。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獨占的殖民地，損害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
上述情況表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和革命與反革命的陣線，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可能的。”
毛澤東還說：
“目前中國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大于革命力量，要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的事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聚積雄厚的力量。敵人力量的強大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規定的革命的長期性，就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必要的。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毛澤東在報告中對比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和關門主義這兩種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線，對“左”傾關門主義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說：
“關門主義策略同統一戰線策略是根本對立的。統一戰線策略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關門主義策略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
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置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只有統一戰線策略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毛澤東在批判“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同時，又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要注意擔負起爭取領導權的責任。他告誡全黨必須記取1927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敗的血的歷史教訓，警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為了實現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擴大紅軍和鞏固根據地，他說：
“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是統一戰線的中心支柱。”
毛澤東還始終牽掛著跟著張國燾南下的數萬紅軍指戰員，他和張聞天、周恩來商請林育英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做張國燾的工作。林育英按照毛澤東等人的意見，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已經從共產國際歸國，又通報了瓦窯堡會議的情況及會議決議內容。
1936年元旦，毛澤東復電朱德，通報說：
“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1月2日，張國燾接到林育英的電報，也不敢再托大了，就復電林育英、張聞天說：“在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但他心有不甘，又生一計，在電文中提議說：“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
1月4日，林育英奉中央之命電告張國燾說：
“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于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林育英在電報中，要求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關于張國燾和中央之間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的電報在南下紅軍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徐向前后來回憶說：“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里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見，待日后坐下來慢慢解決。”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東征山西問題。周恩來報告了兵員補充、財政、供給等方面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對敵我雙方力量進行了分析對比。
此時，紅1、紅15軍團兵力已經增至12700余人。
會議決定：東征從2月開始，到7月結束，時間為半年。
1936年初，周恩來帶著鄧小平拜訪毛澤東，這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第一次會見。毛澤東在談話中突然問道：
“你們這些人在法國學了些什么?”
鄧小平說，他在法國工廠做工。毛澤東說：
“據說法國女人很漂亮，是不是?”
周恩來聞言目瞪口呆。鄧小平從容答道：
“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樣——特別是在暗處。”
毛澤東聽鄧小平如此一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周恩來也跟著笑了。
1月初，國共雙方的接觸更加頻繁了。中共方面周小舟、呂振羽同國民黨方面的曾養甫、諶小岑進行多次接觸。周小舟帶去了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名義寫給曾養甫、諶小岑的信。雙方就避免軍事沖突、停止攻擊對方的宣傳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也正在做爭取張學良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張學良和楊虎城一樣，都是國民黨新軍閥營壘中的地方實力派，他們是受蔣介石的驅使，不得已而“圍剿”紅軍的。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張學良損失近3個師的兵力。同樣，楊虎城的部隊在短短半年時間里，也損失了3個旅之眾。蔣介石對他們不僅毫無關切之意，反而乘機削弱他們。東北軍一些部隊的番號被撤銷，軍餉停發，張學良大受奚落。楊虎城也備受申斥。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張學良、楊虎城的思想開始發生了變化。與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奪地之恨的張學良，這才認識到，紅軍深得人民的擁護，有堅強的戰斗力，是圍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聯共抗日，他們個人和部隊才會有新的出路，中華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們就分別積極尋找中共地下黨的關系，要求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東北軍、西北軍的處境和現狀，認為爭取兩軍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澤東說：
“環西北數省而軍者，非盡漢奸賣國賊，其中盡多愛國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國滅種之禍，陳之以聯合救國之謀，動之以漢奸賣國賊之蠢與危，必有能感發興起者。”
前邊已經講過，在直羅鎮戰役后，紅軍釋放了東北軍的全部俘虜。此時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首先開始于教育釋放東北軍619團團長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15軍團俘虜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學生、東北講武堂畢業生，和張學良關系好。有強烈的抗日要求，紅軍待之如賓。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擔負起促成紅軍與東北軍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懷和他談了兩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紅軍包圍在甘泉的東北軍110師看看，彭德懷同意讓他去。
數天后，高福原從110師回來了，他對彭德懷說：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紅軍和人民的關系，表現了共產黨是真正的愛國愛民。”
一天晚上，高福原在彭德懷處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人，說他們都要求抗日，東北軍將士們普遍要求打回東北去。關鍵在張學良，如果張學良能夠了解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懷說：
“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
高福原聞言，高興極了，問：
“你們真敢放我回去嗎?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負紅軍對我的優待。”
彭德懷說：
“你什么時候去都可以。”
高福原迫不及待地說：
“明早可以嗎?”
彭德懷說：
“好吧!歡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懷送給高福源200元錢，派騎兵把他送到東北軍第67軍軍長王以哲的防線以外。高福源首先見到了王以哲，隨后，高福源回到西安，向張學良痛哭陳詞，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大概過了1個星期，高福原乘坐運送給養的飛機到甘泉，在彭德懷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擲下大批報紙刊物。
高福源受張學良之命再赴陜北，請紅軍代表到西安會見張學良。
欲知紅軍和張學良如何談判，請看后邊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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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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