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梅:我的爺爺陳永貴

　　毛澤東和錢學森接見陳永貴

　　上個世紀60年代，陳永貴帶領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大寨精神。之后，他從虎頭山走進中南海，從一個農民到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卻堅持在地里勞動，不拿國家工資……他的人生是一個時代的象征。最近，現在最高人民法院任法官的陳永貴孫女陳春梅，提筆撰寫了有關她的爺爺的鮮為人知的經歷和細節。

　　大寨精神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災八難”年，特大洪水、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加上洪災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時的澇災，大寨被蹂躪得泥濘不堪，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但大寨人憑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靠著打滿補丁的雙肩和長滿老繭的鐵手發展生產，重建家園。陳永貴樂觀地給大家鼓氣：“山是人開的，房是人蓋的，有了人就甚也不怕，一切都會有的!”

　　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704斤，總產量達到了56萬斤，不但沒要國家一分錢救濟，而且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當年年底，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標，社員們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全部搬進石窯新房。爺爺繞著一排排火車廂一樣的新居轉了好幾圈，高興地說：“過去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不就成了嗎!”賈根元老漢坐在新窯洞里，看著明晃晃的電燈，聽著喇叭說唱，心里樂開了花，對老伴說：“永貴說得對，咱看到社會主義啦!”

　　趙樹理說：“他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卻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大寨人戰勝天災的事跡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學大寨的高潮。爺爺在省農業勞模大會上介紹了大寨的經驗。這一次他不僅向人們介紹了大寨人戰天斗地的過程，更向與會人員展示了他絕佳的口才。他的講話在全省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人們聽了情緒激昂，紛紛傳誦。

　　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講話后馬上跑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的辦公室說：“陶書記，我今天發現了一個人才!”陶書記問：“是誰?”“陳永貴!他沒有一處講到毛澤東，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后非常動情地說：“大寨遭了這么大災，卻不要國家的錢，難能可貴!像大寨人這種干勁，這種戰天斗地的毅力，在當代中國少見。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復雜的環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登上人民大會堂講臺

　　1964年1月19日，應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大邀請，爺爺登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臺。一萬多名黨政軍干部盯著他，他卻從容不迫，毫不靦腆。他不看講稿，用那獨特的充滿太行山鄉土氣息的話，講了整整4個小時。他講合作化，三戰狼窩掌，多繳愛國糧，講搶險抗災，“三不要、三不少”和白天治坡、晚上治窩……大寨建設史被他講得活靈活現。人們盯著這位頭上裹著白毛巾的大隊書記，興奮地聽著他簡潔深刻、形象生動的順口溜和條理分明、邏輯性強、充滿哲理的話，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并配發了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題為《大寨之路》的長篇通訊，吹響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角。

　　1964年3月，毛澤東南巡。他召集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等人到停在邯鄲的專列上匯報工作。陶魯笳把大寨的情況向毛澤東詳細作了匯報，他說：“我一直在農村，見過的農民不少，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杰出的農民。”

　　毛澤東感興趣地聽著。陶魯笳匯報了大寨的評工記分制度，又匯報了陳永貴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的做法。毛澤東聽到這里，饒有興趣地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說：“他42歲掃了盲，今年50歲了，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毛澤東用肯定和贊賞的語氣說：“陳永貴識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會見后，毛澤東繼續南巡。每到一處，毛澤東就講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講陳永貴帶頭勞動、不搞特殊、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說農業要過關，沒有大寨精神不行呀!

　　毛澤東說：“永貴好!”

　　1964年12月，爺爺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隨著大家一起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后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來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周恩來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爺爺高興地隨周恩來一同走去，到了休息室，只見朱德委員長已經先到了，應邀而來的還有曾志、彭真、羅瑞卿和余秋里等同志。不一會兒，毛澤東面帶笑容健步走進來，微笑著一一與大家握手。

　　毛澤東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永貴好啊!”宴會開始后，毛澤東舉杯風趣地說：“今天不是祝壽，而是我用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這里有工人、農民、科學家、解放軍，不光是吃飯，還要談話嘛!”

　　席間，毛澤東見爺爺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毛澤東知道爺爺已50歲，于是風趣地說：“噢，五十知天命嘍!搞出一個大寨來很好。”宴會結束后，爺爺沉浸在幸福和激動之中，脫口吟詩一首：“下山容易上山難，上得山來景更寬。莫說此山無人到，更有高峰在前邊。”

　　第二天，首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版面登載了毛澤東和陳永貴親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爺爺被請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拉著他的手問候道：“永貴好!永貴好!”在那個年代，這句問候成了領袖的最高指示。各大報紙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貴好!永貴好!”一些報紙把它套紅印在了報眉上。

　　周總理說：“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

　　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爺爺的官職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從大寨黨支部書記，到同時兼任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爺爺在昔陽上臺執政，一出手就干了兩件別人不敢干的事：一是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為群眾免掉糧食債。他在昔陽樹立了很高的權威，有他坐鎮，誰也不敢亂來。別處文攻武衛白熱化，惟有昔陽生產建設遍地開花。他主政昔日12年，執掌大寨21年，踏踏實實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實事。

　　1975年1月，爺爺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后回到醫院，通知他馬上去一趟。周恩來一見爺爺，開口就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爺爺聽后一愣，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

　　周恩來態度嚴肅地說：“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周恩來還給他講了很多道理：從古至今，從外國到中國，人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群眾中涌現的。就在這次會議上，爺爺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根據中央安排，爺爺住在釣魚臺三號樓。有了中央首長的身份，他外出時總是里三層外三層地被保護起來。他覺得很難接近群眾，便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釣魚臺并實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時間在大寨、昔陽蹲點，三分之一時間在全國跑，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可以充分發揮他的長處，為中央提供一些基層情況。

　　毛澤東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會調查，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所有的政治局委員，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永貴，搬出釣魚臺，這很好。釣魚臺無魚可釣嘛!”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來”

　　爺爺深深地愛戀著大寨，在虎頭山上，他跟大家說：“我死后就埋在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遠些。”人們說：“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寶山哩，哪能再回來?”他卻說：“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來的。”

　　爺爺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按規定他是可以把農村戶口遷到北京來的，也是應該拿國家工資的。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糧，掙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慮到他經常到外地開會，光靠工分不夠花，因此每月補助他100元。后來國務院考慮到他身為副總理，決定每天補助他1.2元。他接受了國務院的這點補助，同時卻把大寨給他每天1.5元的工分錢退掉了。從此，他的生活費便是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爺爺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爺爺卸任之后，國家按照正式職工的標準，給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

　　晚年生活平實隨意

　　爺爺的晚年生活是平實的，隨意的，快樂的。他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來，先和奶奶一起為讀書的小兒子和孫子做好早飯，細心地放在熱水鍋里保溫，等孩子們睡醒后吃。然后從12層步行下樓梯，走過三里河的林蔭小道，到釣魚臺附近河邊散步。看到別人打太極拳，他也比劃幾下。覺得不好打，于是就舉起雙手、叉開雙腿，擺起了刨地的架勢，自創了一套招式，取名“莊稼拳”。

　　1985年1月，爺爺突然感到頭痛、渾身乏力，爸爸陪爺爺去了北京醫院。檢查后，醫生悄悄地告訴我父親：“他患的是肺癌，已經是晚期了。”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的心情很坦然。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梁便良、賈承讓、賈來恒、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都接到北京，和他見上最后一面。爺爺望著自己昔日的伙伴們，費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他囑咐說：“我一沒有為個人，二沒有為孩子們，我一心一意為國家為集體……”

　　摘自《我的爺爺陳永貴》陳春梅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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