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級領導干部對待親屬的態度和做法，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家事，而且關系到整個社會風氣，關系到黨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周恩來作為國家總理，一以貫之從黨、國家和人民利益出發，不僅一心為公、執政為民，嚴以律己、廉潔奉公，而且還把無限的關懷和濃厚的愛意融入對家屬親戚的嚴格要求之中。為此，周恩來親自制定了十條家規：一、不準晚輩丟下工作專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順路看看;二、親屬來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打飯，有工作的自己買飯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五、不準請客送禮;六、不準動用公家汽車;七、生活要艱苦樸素;八、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讓別人代辦;九、任何場合不能說自己和周恩來是親屬關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些家規，雖然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卻體現了很強的原則性。依此，周恩來對待親戚尤其是晚輩一貫克己奉公、杜絕“照顧”。
“不許扛總理親屬的牌子”
我國封建制度雖早己被推翻，但封建親屬關系的傳統觀念尚未徹底破除。照顧、袒護或縱容晚輩謀私利的大有人在。周恩來從自身做起，力戒這種陋習在身邊發生。他多次諄諄教導晚輩：“要過好親屬關，要否定封建的親屬關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關系自奮起，做人生之路的開拓者。”周恩來還特別叮囑晚輩：“除了在處理問題時，要考慮到和我的關系，要特別慎重，不要輕率從事之外，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都不許扛總理親屬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謀私利。”所以，在周恩來的侄輩以及第三代的登記表里，都找不到與周恩來的“關系”。周恩來還吩咐晚輩將“要不靠關系自奮起”準則代代相傳。這不僅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黨性”的最可貴的表現，而且是同封建親屬關系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表現，這也為全黨干部子女指明了一條自強不息、平等競爭的成才之路。
1958 年11 月，周恩來的侄媳蔡淑清從廣州來到北京參加機關事務工作會議。一天下午，她按約定的時間去拜望周恩來。去之前她參觀北京飯店時就聽服務人員說：周恩來來理發，很多次不愿去為中央首長專門準備的理發室，而是走到普通理發室，依次排隊。蔡淑清心想：伯伯是國家總理，尚且不需特殊照顧，我作為他的親屬，也應向他學習。因此，她沒有乘坐有關部門為她準備的小車，而是搭乘公共汽車輾轉前往。周恩來在與侄媳談話中知道這一點后，流露出滿意的神情，并對此舉表示贊許。
6 年后，蔡淑清隨愛人周保常從廣州調到湖南沅江工作。這年9 月，他們去北京看望伯伯、伯母。在談話中，鄧穎超問到他們調到湖南以后領導上知不知道他們與總理的關系時，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數不知道。”鄧穎超說：“不要講出去，特別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講出去。講出去，人家就會照顧你們，那不好!”
這番話，又何嘗只是對蔡淑清說過。周恩來的晚輩們都曾聽到過他教育他們如何擺正這種親屬關系的教誨。他經常提醒大家：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卻要考慮到和我的關系，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績來。
當晚輩們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夫婦時，都想跟兩位老人家照一張合影，作為永久的紀念。周恩來和鄧穎超很理解晚輩的這種心情，盡量滿足他們這一愿望，拍一張合影。但照片印出來后，他只給他們一張，并叮囑道：“給多了，你們就會拿去送人，就會無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給一張。”
“要絲毫不搞特殊化”
周恩來雖然職務很高、權力很大、對黨和人民的貢獻很多，但他“位尊不泯濟民志，權重不移公仆心”，嚴于律己，毫不特殊。同時，周恩來也一再教導晚輩：“千萬不要因為自己是國家總理的親屬，而喪失立場、自恃特殊，要絲毫不搞特殊化，自覺抵制各種特權思想的侵蝕。”周恩來甚至對所撫養的烈士子女要求也很嚴格，多次叮囑他們“不能有絲毫的特殊化和優越感”，并指出：“要說特殊的話，那只能在工作上做出突出的成績來。”
周恩來有個侄兒叫周爾輝，周爾輝的父親周恩碩在抗戰期間被日本鬼子和漢奸殺害了。解放初期，他隨奶奶等人在淮安生活，并曾在揚州念中學。1952 年，奶奶(即周恩來的八嬸母)兩次帶爾輝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后來把爾輝留在北京讀書。
當時，北京有干部子弟學校，又有許多條件好的重點中學。周恩來沒有送他進這類學校，而是把他送到條件較差并剛由私立改為公辦的二十六中。這個學校就讀的學生多數是附近的勞動人民子女。爾輝住校以后，有兩種伙食標準：一種每月9 元，一種每月7 元。周恩來讓他吃每月7 元的伙食。入學之前，周恩來一再叮囑他：“不論是填表或談話，都不許透出和我的關系，否則人家知道你是總理的侄兒，就會處處照顧你、將就你;你也會產生優越感，那樣，你的進步就慢了。”
爾輝記住了伯伯的話，對他與周恩來的關系守口如瓶，一直沒讓人知道他是總理的侄兒。他經過努力學習，從二十六中畢業后，考入了北京鋼鐵學院。上大學后，表現較好，組織上準備發展他入黨，在調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而到淮安去了解情況時，才知道了他與周總理的關系。
大學畢業后，爾輝留在北京工作。1961 年，他和家鄉的一位小學教師孫桂云結了婚。單位為了照顧他們夫妻倆，準備把他的愛人從淮安調往北京工作。周恩來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有一天，爾輝帶著桂云一道去看伯伯，在談話中提起了工作調動的事。周恩來驚奇地問：“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他們心想：人都來了，還能不接收嗎?就回答說：“不接收再回去。”
事后，周恩來就這件事嚴肅地批評了有關單位。他說：“照顧夫婦關系，為什么不能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偏偏要調到北京呢?”有關單位接受了周總理的批評，沒有接納爾輝愛人的戶口。
為了做好爾輝的工作，鄧穎超專門找他們夫妻談話，她說：“伯伯是抓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爾輝和桂云經過伯伯、伯母的說服教育，非常理解伯伯的做法。爾輝在桂云回淮安后不久，也準備調回淮安工作。臨走之前，周恩來囑咐他：“到淮安后，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要聽從當地組織上的安排。”
爾輝牢記伯伯的教導，回到淮安后，在淮安縣中學當起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
外地親屬順道到北京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這是常有的事。周恩來夫婦都熱情招待他們，留他們在家里一起吃幾頓家常便飯，并了解他們的工作和思想情況，有時也從他們口中了解當地的生產情況和群眾生活水平。周恩來和鄧穎超總是告誡他們：“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有絲毫的優越感，更不可搞特殊化。”
如果說共和國總理有特殊的話，那是指他是人民的特殊公仆，要為國家作出特殊的犧牲。除此之外，他永遠是革命隊伍中的普通一兵，毫不特殊。而他的親屬，就更沒有什么特殊可言了。
1976 年1 月15 日下午，即周恩來逝世后的一周，鄧穎超還專門把周恩來的親屬們召集起來，對他們說：“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導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著這條共產黨人的最重要的準則。他永遠保持和群眾的最密切聯系，從不搞特殊化。特別是在我們黨處在執政黨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時時刻刻注意這個問題，嚴于律己，把搞好我們的黨風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作為他的親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呢?我們千萬記住，不要以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噓，一定要謙虛謹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輩學習。”
“要艱苦奮斗一輩子”
周恩來把艱苦奮斗同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結合起來，從世界觀這個根本問題上，教導晚輩認識艱苦奮斗的作風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辯證關系。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不信奉苦行僧主義，我們現在艱苦奮斗，是為將來進入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作精神的和物質上的準備。周恩來對晚輩“要艱苦奮斗一輩子”的具體要求是過好“生活關”。他指出：“生活關有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要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為了培養晚輩艱苦奮斗的品格，周恩來鼓勵、動員侄子、侄女們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讓晚輩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實際勞動中，提高思想境界。
1963 年，周恩來在家里舉行晚餐會，后到的賀龍元帥一進入餐廳，就看到每張桌子上仍擺著國務院的傳統飯菜，賀老總手指著餐桌，風趣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呀，國家經濟好轉了，你家的飯桌上怎么還沒體現出大好形勢來呀?”
周恩來笑著回答：“大好形勢是靠大家奮斗得來的。將來，國家富強了，也不能丟掉艱苦樸素的傳統啊。”
像這樣時時處處保持共產黨人艱苦樸素、艱苦奮斗優良傳統的言行舉止，周恩來自始至終貫穿于日常生活中，率先垂范，給晚輩以良好的言傳身教。
在周恩來的家常便飯里，幾乎頓頓可以體驗到艱苦樸素的傳統。
1961 年春節前后的一天，周恩來夫婦請幾個侄兒來家里吃飯。飯桌上只有三個菜：兩個素菜，一個有少量肉絲的葷菜，一碗菜湯。其中少見的那一盤葷菜，還是為了第一次來看望兩位老人的侄兒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飯時，又端上來四個雜糧做的窩窩頭。保章想：自己是年輕人，理應吃粗糧，就伸手去拿。而鄧穎超卻用筷子將他的手撥開，慈祥地說：“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飯吧!”周恩來和鄧穎超微笑著拿起窩窩頭便啃起來。事后，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難時期一直帶頭嚴格執行糧食定量供應制度，經常以粗糧為食。
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一天，當飛行員的侄兒爾萃去拜見周恩來。周恩來問到空軍的生活標準時，爾萃說：“我們每天有半斤肉供應。”周恩來認為，既然是空軍對飛行員的特殊優待，作為總理也只好照辦。他說：“那可不能叫你這個飛行員在我這兒受委屈，明天叫炊事員把我們的肉票集中一下，打個‘殲滅戰’，保證你的健康。”爾萃當時并不知道“殲滅戰”的含義，事后他才明白這是伯伯對自己的關愛。而在當時，一國總理的肉食供應也每月只有二兩，這種“殲滅戰”也只能偶爾打一兩次，大多數時候爾萃到周恩來家里，也只能與伯父、伯母一起過艱苦樸素的緊日子。
1959 年，爾萃在北京治病，經常去周恩來伯伯家。有一天，周恩來對爾萃說：“今天請你這個飛行員吃一頓‘金銀飯’。”爾萃聽了，心想：伯伯一向吃得很儉省，今天是要請我吃什么好飯呢?臨吃飯時，才看見端上來的是用大米和小米混合煮成的粥。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飛行員，是吃不到這種飯的。過去我們在延安，常吃這種飯，叫做‘革命飯’。今天生活好了，不能忘記過去……”
爾萃馬上就明白了，這不僅是伯伯讓自己體驗一下家里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記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
周恩來和鄧穎超經常提醒自己的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雖然生活越過越好，但是不能忘記過去，不能忘記艱苦樸素。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來和鄧穎超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幾個晚輩吃飯，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盤熱氣騰騰的肉包子和一盆黃澄澄的小米粥。鄧穎超點明了吃這兩樣食物的意義：“今天是除夕，請大家吃小米稀飯和肉包子。為什么呢?因為中國革命是小米加步槍打出來的，不能忘掉小米。為什么吃肉包子?因為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我們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周恩來表示贊同地頻頻點頭，并帶頭為這話鼓掌。
“這五關中，思想關和生活關最為重要”
周恩來一生沒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兩個弟弟和好幾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輩很多。作為國家總理，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使再忙，他對這些晚輩都十分愛護與關心，視如己出發自真心地去付出愛心愛意，而這份親情更多地表現在他以身作則嚴格要求這些晚輩上。
1964 年8 月，周恩來在外地的一些親屬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來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抽空給大家開了兩次家庭會議。因為只有在星期天大家才休息，所以這兩次會都是在星期天午飯后召開的。
8 月2 日下午，作為中國“大家庭”的公仆，周恩來與普通家長一樣，召集了一次“小家庭”會議。這次他主要給親屬們講了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來首先表明自己的家庭是一個封建的沒落的官僚家庭，明確了家庭性質和定位。他從自己的曾祖父講起，講到自己的祖父周攀龍是當過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的，盡管官不大，買了自己的房子，沒有田產，也不出租房屋，但仍然屬于剝削階級;因為全家是靠做官吃飯，這個官是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到清廉。他還專門指出，周家沒有土地，所以稱不上什么地主，有一院房，也就是個十幾、二十來間，好幾房人在那里住。這個封建家庭后來已經貧困潦倒，等他懂事以后沒有任何職位，而且他從小靠典當過日子……但是不管怎么講，這種家庭的背景，潛移默化地對周家每個人會有些影響。
接著，周恩來講了他的上一輩和他這一輩的一些情況。他自己從小上學塾、私塾，到了遼寧鐵嶺學了一段時間，也是書院，然后到了沈陽，就受到了一些資產階級新式教育，到了天津更是接受了現代化的教育，所以他說自己由受到封建教育，到接受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教育，再到后來又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逐漸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他現在思想的形成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凡此種種，周恩來給親屬們通過講家史讓后輩們提高認識，跟自己受到的封建家庭的影響劃清界線。為此要求他們向工農學習，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8 月10 日，周恩來再次召集家庭會議，語重心長地要求晚輩要過好“五關”——思想關、政治關、親屬關、社會關和生活關。
周恩來首先講到要過好思想關。他認為，必須樹立正確的宇宙觀，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他說，思想方法不對頭，看一切問題都會看不準，甚至顛倒了是非。所以，一個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親屬中的老少成員分為三類人：一是自己不能創造環境，要幫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創造環境，自覺改造自己的;三是黨團員和青年們，要不斷進步，并且幫助后進的親屬們共同進步。要求晚輩尤其是青年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早在1939 年3 月，周恩來回原籍紹興時， 就曾給青年們題詞：“青年是黃金時代， 要學習，學習，再學習。”1963 年5月，周恩來又對一個侄兒說過：“要永遠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斷進步。我革命40 年， 難道沒有一點舊思想了?要革命一輩子，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這番話，正是周恩來一生的思想寫照。
接著，周恩來又講了如何過好政治關的問題。他教育大家，要站穩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他認為，只有立場正確，才能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講到過親屬關問題的時候，周恩來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說：“我們是出身于舊家庭的，我要帶領你們向無產階級投降。”略作停頓，周恩來繼續講道：“‘投降’這兩個字不大好聽。20年前延安整風時，文藝界人士也怕聽這兩個字。后來，朱總司令講話，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評以后，說：‘我現在才投降無產階級。’那些人聽了，才考慮到應該向無產階級投降。否定封建的親屬關系，不是消滅他們，而是改造他們，拖著他們跟無產階級走，把他們改造成新人。”
隨后，周恩來又給大家闡述了過社會關和生活關的要求。最后，周恩來對晚輩們強調：“這五關中，一頭一尾，思想關和生活關最為重要。”
周恩來總理對人民的愛是很深厚的，他對親屬的愛因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更多地表現出來，但據侄女周秉德回憶說：“伯父對親人的愛，首先就是他對我們要求嚴格，要求的嚴格也是一種愛，因為他覺得只有要求嚴格了，我們才能夠健康地成長，才能夠正常地成長，才能夠有在社會上獨立去生活、工作這樣一個能力，那個例子很多了，不去細說了，所以我覺得他對我們的要求嚴格，就是一種愛。”
“不要來了，堅守崗位”
周恩來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建，1968 年中學畢業后，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主動要求到內蒙古插隊，周恩來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十分高興，并且鼓勵她深入基層、為民服務：“秉建真長大了!我和七媽堅決支持你到內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著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永遠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設好邊疆。”
后來，周恩來知道侄女參了軍，便打電話問北京軍區她是怎么參軍的，派人了解后知道侄女是經基層推薦、按征兵條件入伍的，周恩來卻依然要求她回到蒙古帳篷里去。
為此，周恩來親自做思想工作，要求她學習蒙族語言，熟悉蒙族生活習慣。周恩來還進一步要求她以后找個蒙族對象，在內蒙古安家落戶。他還給侄女講了王昭君的故事，說王昭君遠嫁匈奴，在民族團結上留下一段佳話。
周秉建懂得伯父以國家人民為重的思想，懂得伯父讓她艱苦鍛煉、報國奉獻的一番苦心，她認真照辦了。她沒有辜負周恩來的厚望，后來和內蒙古劇團樂隊的一位蒙族同志結了婚，又被群眾推薦上了大學，畢業后就分配到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工作。
當周秉建得知伯父病重的消息，要求進京看望敬愛的伯父時，周恩來毫不留情地制止說：“不要來了，堅守崗位。”
同樣，其他晚輩們得知周恩來晚年患病越來越嚴重時，一個個心如刀絞，暗自落淚。有人要求他老人家節勞，有人當面提出勸告，還有的人像周秉建般索性要求前往探望。
然而，病重的周恩來卻不斷地堅決表示：你們要把我們的親屬感情，提高到無產階級感情的高度。我為革命工作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緊時間多做工作。我們要像蠶一樣，把最后一根絲都要吐出來，貢獻給人民。
后來，周恩來病逝。鄧穎超轉述了周恩來的最后一句遺言：逝世后親友都不要來北京，堅守崗位是最好的悼念。
關于傳來周恩來噩耗的那封電報的前前后后，侄兒周秉鈞追憶——那次去看七媽鄧穎超，見了面之后七媽就回到臥室了，然后鄧穎超秘書趙煒過來，跟他說：“秉鈞你坐下，我要跟你談件事，本來這件事七媽要跟你直接談，但是后來她考慮，她一說她又要傷心，所以委托我來談，秉鈞你要有思想準備，伯伯現在情況很不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七媽囑咐，你們在外地的都不要回來，你七媽說她是沒有兒子，如果她有兒子在外地工作，也不會讓他回來。”周秉鈞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1976 年1 月7 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鈞告別七媽鄧穎超，回到廣州。1月8 日晚上，周秉鈞參加一個會議，會議中間，他突然接到愛人打來的電話。愛人問他是否接到電報，并且說電報上就一句話：“聽到消息后千萬不要來京。”1976 年1 月8 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趙煒發來的電報，電報上只有幾個字：伯母囑，聽到消息后千萬不要來京。
而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鄧穎超給她發電報說：“家有要事，請速回京，速回京。”周秉德說：“就這么個電報內容，我又沒有看到，親戚就也不知道是這么大的事兒，所以就想著第二天來告訴我。第二天六點半，哎呀，我一下聽到哀樂，哎喲，哎喲，我就哭得沒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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