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作為非洲人民民族解放事業的大力推動者和堅定支持者，為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促進經濟發展，為中國與非洲國家全方位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實施援非解放戰略的旗手、組織者和指揮者
1955年萬隆會議后，非洲人民的反殖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進入新階段。從萬隆會議召開到1963年底8年多時間內，非洲獨立國家從4個增加到34個，非洲統一組織也于1963年5月宣告成立。非洲大陸的政治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周恩來和中國政府對非洲人民的解放事業一貫予以高度關注和傾力援助。這種支持不僅是精神鼓勵、道義同情，還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就是其中一個突出事例。
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兩國為了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政治獨立，支持鄰近仍處于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統治之下的兄弟民族的解放斗爭，亟須修建一條橫貫兩國的鐵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兩國政府曾先后請求西方國家和蘇聯援建，但它們出于政治或經濟原因予以拒絕。坦、贊兩國后來求助于中國政府。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也很困難，自身鐵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但周恩來仍從中非友誼和支援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對種族主義，爭取和維護國家獨立的大局出發，慨然應允。
周恩來對當時的對外經委主任方毅說，坦、贊“兩個姐妹國家還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包圍著。它們共同認識到沒有周圍國家的獨立解放就不會有它們自己真正的獨立解放。修通這條把它們連接起來的鐵路運輸線，可以使它們擺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控制和訛詐，還可以使世界反帝、反殖國家通過它們，更有效地支援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為獨立、解放而斗爭的自由戰士。……我們是從支援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度來看待修建坦贊鐵路問題。援助他們也就是援助我們自己”。
在中國和坦桑尼亞、贊比亞的共同努力下，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保質保量如期建成。59位中國專家和工人為修建這條國際大鐵路獻出了生命，長眠在非洲的土地上。
從1954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了長達8年之久的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武裝斗爭。法國為了維護其殖民利益，在嚴厲鎮壓阿人民反抗的同時，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支持阿民族解放武裝，否則將影響其與法國的外交關系。當時法國政要多次流露出要同中國建交的意向，條件是要中國停止支持阿民族解放運動。那時沒有一個西方大國同中國有正式邦交，如能同法國建交將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大突破，對中國外交全局極為有利。在選擇支持阿抗法民族解放斗爭還是選擇顧全中國重大外交利益的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堅決支持阿人民的解放斗爭。1958年4月，周恩來出面接待阿民族解放運動代表團，詳細了解其斗爭情況，制訂周密的援阿計劃，前后向阿提供了可觀的財政、武器裝備和各種必需物資的支援。9月，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在開羅成立，毛澤東、周恩來致電祝賀并予以承認。11月20日兩國正式建交。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拒絕了法方提出的中國放棄支持阿解放斗爭而同中國建交的條件，在阿反法武裝斗爭最艱難之際，加大對其支持力度，為其贏得最后勝利，于1962年7月3日正式宣布獨立作出了貢獻。這些深深感動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當1963年底周恩來率團訪問阿爾及利亞時，首都阿爾及爾30萬群眾夾道熱烈歡迎，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和感謝。阿總統本•貝拉動情地握著周恩來的手說：“你是阿爾及利亞最好的朋友。”
周恩來不但熱忱支持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還堅決支持非洲國家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1956年11月20日，埃及政府不顧英法阻撓，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英、法隨即對埃及發動武裝侵略。周恩來當即致電埃及總統納賽爾，堅決支持埃及的正義行動，宣布對埃及提供2000萬瑞士法郎的外匯贈款助其渡過難關;對英、法的侵略行徑予以強烈譴責，正告它們“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及實行武裝干涉的行為，中國人民都不能置若罔聞”。同時，北京50萬人、中國各地1億多人連續三天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議英、法侵略埃及和聲援埃及人民的斗爭。周恩來和中國人民這種扶危濟困、除惡揚善的義舉，銘刻在埃及人民心里。從此，埃及把周恩來和中國視為患難之交和最真誠的朋友。
1972年11月23日，葡萄牙組織雇傭軍對幾內亞進行武裝進犯，企圖顛覆幾政府，以報復幾政府對鄰近的葡屬殖民地人民反葡斗爭的支持。周恩來聞訊后，連夜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分析形勢，商討支持幾政府的辦法，并當即致電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嚴厲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侵略罪行，對幾政府反擊入侵者的斗爭表示堅決支持，并對幾提供一筆可觀的現匯援助。對此，塞古•杜爾十分感動，在平息事態后即派代表赴中國向周恩來和中國政府致謝。
20世紀50年代之后，非洲是世界反對殖民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舞臺，中國人民是非洲人民反殖解放斗爭最堅定、最主要的支持者，周恩來是中國實施援非解放戰略的旗手、組織者和指揮者。周恩來因此受到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敬重和感謝。非洲人民不僅把周恩來看做偉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還看做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代表，看做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力量的源泉、勝利的希望，看做非洲人民最親密的朋友和兄弟。
中非三次建交浪潮的主要推手
中國同非洲國家外交關系的發展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過程，其中經歷了三次建交浪潮。中非外交關系的啟動和三次建交浪潮都是由周恩來直接推動和促成的。
中非第一次建交浪潮由周恩來參加和起主導作用的萬隆會議肇始至1963年底
新中國成立初期，非洲大陸正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國家不多。這些獨立國家由于受西方國家反華宣傳的影響，對中國疑慮甚多，缺乏同中國建交的愿望。到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之時，尚無一個非洲國家同中國建交。周恩來通過參加萬隆會議打開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國家同中國建交的第一個浪潮。
埃及是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同與會的埃及領導人納賽爾舉行了多次會談，向他介紹了中國的革命歷程、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內外政策，以及中國參加萬隆會議的與會方針和主張，這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納賽爾對中國的看法和感情因而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不了解到了解，由懷疑到信任，由冷淡到仰慕。這在很大程度上掃除了中埃建交的障礙。隨后，周恩來積極而又穩妥地做工作，逐步擴大雙方的交流與合作，說服埃及同臺灣“斷交”。1956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受萬隆會議的激勵和鼓舞，非洲大陸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高潮，一大批殖民地獲得獨立。同時，周恩來在會議上所展示的卓越才能、高貴品質和為會議成功作出的特殊努力與貢獻，極大地擴大了新中國的影響力，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聲望，增進了國際社會尤其是亞非拉新興國家對中國的了解與信任，為中國拓展國際關系創造了條件。萬隆會議后，許多非洲國家繼埃及之后紛紛同新中國建交。從1955年到1963年，同新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從0個增至14個。
中非第二次建交浪潮由周恩來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訪問非洲十國肇始至1971年10月
為了增進中非友誼，不斷拓展中非關系新局面，加強對非洲大陸反帝、反殖斗爭的支持，周恩來對非洲國家進行了四次訪問，是世界大國中訪問非洲次數最多、訪問非洲國家最多的政府首腦。這些訪問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增強了非洲國家和人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了解與友誼，推動了中國與非洲國家關系全面深入發展，促進了非洲大陸的民族解放進程。其中，1963年底到1964年初接連訪問十個非洲國家，是周恩來對非洲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一次訪問，對中非關系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訪問非洲十國中，周恩來提出了發展中國同非洲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原則，奠定了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誠相待、友好相處、相互支持新型關系的基礎。
周恩來在訪問中所展示的完全尊重與堅決支持非洲國家維護本國的獨立、主權和內政的正義立場，想它們所想、急它們所急的精神，磊落坦蕩、肝膽照人、謙虛謹慎及一切為對方著想的泱泱大國政治家風范，如春風化雨，浸潤著長期飽受殖民主義欺壓、凌辱的非洲人民的心田，風靡和感動了所有受訪國家以至整個非洲大陸。在非洲一時興起了一股“周恩來熱”和“中國熱”，非洲國家掀起了新一輪同中國建交的浪潮。從1964年初到1971年10月，又有11個非洲國家同中國建交。
中非第三次建交浪潮由1971年10月25日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肇始至20世紀70年代末。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對新中國實行敵視、圍堵政策，無理阻撓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最大障礙。進入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蘇攻美守”戰略態勢下出于自身戰略利益需要，開始調整對華政策，決定解凍中美關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主持了中美關系解凍這一歷史性事件。
以此為契機，在亞非拉國家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決議，新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隨著中國發展對外關系最大瓶頸的打破，非洲國家掀起了最大一波同中國建交的浪潮。從1971年底到1979年底，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達20個之多。
20世紀80年代以后，最后一批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并同中國建交。現在，除了6個非洲小國同臺灣有“外交關系”外，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平等原則代替“叢林法則”深得人心
中國之所以能順利開展對非外交，如此多的非洲國家之所以同中國發展長期穩定和健全的國家關系，同周恩來的偉大貢獻、獨特作用和領袖魅力是分不開的。
中國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大支持者和主要援助提供者，也是非洲大陸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主要外部因素。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對非洲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斗爭給予了全心全意的關切和巨大而有效的支持，新生的非洲獨立國家因而心向中國。正因為如此，非洲國家和人民普遍崇敬周恩來，把中國人民視為與自己同一戰壕的戰友、命運與共的知交和親如手足的兄弟。不少國家如馬里、津巴布韋、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亞、肯尼亞、納米比亞、塞舌爾等國在宣布獨立的當天或第二天即宣布同中國建交。
周恩來提出的處理同非洲國家的正確指導原則，深得人心。周恩來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率先提出并和印度、緬甸兩國領導人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萬隆會議上又同其他與會國領導人共同倡導了十項原則。在1963年和1964年之交訪問非洲十國時，又根據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大都是剛獨立不久的中小國家的情況，提出了處理中國同非洲及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非援助八項原則。周恩來提出和參與倡導的這些原則的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包含了反映時代和歷史進步要求的三個突出特征。
其一，突出了各國在國格上一律平等，國家主權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各國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處等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要素。其二，強調大國必須尊重和維護中小國家的獨立、自主地位和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及決定本國內外政策的權利。在東西方兩大集團對抗的格局下，尤其強調要尊重中小國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結盟政策。其三，強調中國對非援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而不是單方面的恩賜，不附加任何條件與特權，援助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提高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能力，而不是造成它們對中國的依賴。
正是根據周恩來制定的這些指導方針，中國對非洲國家提供了慷慨無私的援助。這些原則同大欺小、強凌弱、富壓貧的強權政治與“叢林法則”徹底劃清了界限，體現了國際關系發展的真正本質，是新型國家秩序賴以建立的法理與道義基礎，完全符合非洲國家的利益、愿望與要求，受到非洲國家的熱烈歡迎與贊同。更為重要的是周恩來身體力行，領導中國政府嚴格遵守與忠實實踐這些原則。
建立在周恩來倡導和提出的上述原則基礎上的中非關系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是大國正確對待與處理同中小國家關系的范例。非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對它們最真誠無私、真正平等相待和真正尊重、重視它們的唯一大國，是它們最可信賴的朋友，因而它們把發展對華關系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重點。
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感人至深
周恩來的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舉世公認，在出訪非洲十國時更是得到集中和充分體現。
在1964年1月出訪加納前幾天，該國突發未遂政變，加納總統、反殖斗士恩克魯瑪遇刺受傷，首都阿克拉籠罩在危險、不安氣氛之中。中國古訓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代表團不少同志從周恩來安全考慮，建議取消或推遲對加納的訪問。但周恩來從尊重朋友和兩國友誼的大局出發，堅持按原定計劃如期訪加。他說：“我們不能因為人家遇到了意外困難就取消訪問，這樣做是對人家不尊重、不支持。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越是要去，這才能顯示我們的真誠，這叫患難見真情。至于外交儀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禮賓慣例。”
恩克魯瑪本來決定要到機場迎送周恩來，但周恩來考慮到他的安全與健康，建議取消機場迎送儀式，預定在國家宮舉行的會談、宴會和其他重要活動改在其居住的城堡舉行。恩克魯瑪對此表示高興和贊同。周恩來這種顧全大局、不拘禮節，把危險留給自己、把安全留給東道主和處處為東道主著想的崇高風范深深打動了恩克魯瑪。他發自內心地對周恩來說：“你是加納人民最好的朋友，你的訪問是所有外國領導人對加納的訪問中最好的一次訪問。”周恩來這次大智大勇的重大外交行動也感動了其他非洲國家，在非洲大陸一時傳為美談。
1月下旬，周恩來對蘇丹的訪問也是一次患難見真情的訪問。此前不久，蘇丹反對派鬧事，導致政局動蕩。蘇丹政府計劃讓周恩來抵達喀土穆機場后乘敞篷汽車入城，以便既讓傾城而出歡迎的市民瞻仰周恩來的風采，又借以擴大蘇丹政府的聲望和影響，以利于穩定政局。但中方代表團中的有關官員顧及安全因素，未經請示即改變了蘇方的計劃，周恩來進城時沒有乘坐敞篷汽車。周恩來知道蘇丹政府的計劃后，嚴厲批評代表團中的有關人員“不尊重東道主”，“在人家困難之時沒有給予幫助”。周恩來隨后采取補救措施，在結束訪問時，乘坐敞篷汽車赴機場。周恩來不顧自身安危這樣做，是對堅持反帝、反殖立場但處境遇到困難的蘇丹政府的聲援和支持。對此，蘇丹領導人極為感動，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與友誼。
原則性與靈活務實態度巧妙結合使人為之折服
周恩來在1963年末到1964年初訪問非洲十國時，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亞當時尚未同中國建交，它們主要是出于對周恩來的仰慕而發出邀請的。
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比較親西方，對中國有誤解。在雙方會談中，觀點有較大分歧，布爾吉巴甚至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所批評。他直言不諱地對周恩來說：“你們跟印度發生沖突，譴責鐵托和赫魯曉夫，還想讓我們與西方國家為敵……你們這種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歡迎的。”布爾吉巴這些話既不符合事實又混淆了是非。但周恩來認為他這樣說是出于誤解而無惡意，因而不進行正面辯駁和爭論，而是在耐心地傾聽布爾吉巴的意見之后，委婉地用事實闡明是非曲直，著重談論亞非國家的共同命運和遭遇，強調亞非國家團結合作、求同存異的必要性。
對于布爾吉巴說的那些話，周恩來不但不介意，而且對他的直言不諱予以肯定，說：“你對我們毫無保留地有話直說，是真正的朋友。你的話有助于我們了解情況。”周恩來的博大胸懷和真知灼見深深打動了布爾吉巴。他激動地對周恩來說：“我贊成你提出的求同存異的方針。我們還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偉大的朋友，你就是我們的偉大朋友。我們一定要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第二天，突尼斯政府就宣布同中國建交。這是周恩來此次非洲之行的一個重大的意外收獲。
埃塞俄比亞的情況比突尼斯還要棘手。皇帝塞拉西一世向周恩來發出邀請后，在美國的壓力下，向中國代表團提出不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而在另一城市阿斯馬拉接待周恩來來訪。這是一種違反外交慣例和失禮的安排，引起中國代表團成員的不滿。有人提出，既然埃方失信失禮，為了總理和國家的尊嚴，應取消對埃的訪問。但周恩來斟酌再三，對埃方的安排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做代表團中有關同志的工作。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要體諒埃方的困難，不要計較禮儀，要著眼于中埃和中非友誼的大局。維護了這個大局就是勝利，不但不失尊嚴，還體現了中國泱泱大國的風度。
在會談中，雙方觀點不大一致，周恩來既精當地闡明了中方的看法，又尊重對方的不同意見。會談后，周恩來將原定在宴會上的講話稿交給塞拉西一世過目，并根據他的意見，不在宴會上念講話稿，而另外發表以中埃、中非友誼為主旨的即席講話。一個大國領導人如此體諒自己的處境，尊重自己的意見，使塞拉西一世在感情上拉近了同中國的距離。幾年后，塞拉西一世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毅然同臺灣“斷交”，同新中國建交。
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偉人風范感染了非洲人民
周恩來從沒有大國領導人的架子，對任何人，上自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下至一般工作人員、服務人員都平等相待、親切謙和、尊重有加。這在周恩來訪問所到之處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周恩來對下層服務人員那種真誠的關心和尊重感人肺腑。
非洲國家下層服務人員如賓館廚師、招待員等沒有社會地位，被人看不起，那些達官貴人對之更是不屑一顧。周恩來對他們卻既親近，又尊重，見到他們總要點頭打招呼，表示感謝。在結束訪問離開賓館時，都要特意同他們握手道別，感謝他們周到的服務。這當中還留下了一個十分感人的場面。
在結束對加納的訪問前夕，周恩來在下榻的國家宮專門為接待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和服務人員舉行了一個答謝宴會。周恩來和陳毅向他們一一敬酒致謝。目睹這一場景的加納官員說，一個大國總理專門設宴邀請賓館招待人員，同他們握手言歡、碰杯致謝，是聞所未聞的奇事，中國總理太偉大了。一個參加宴會的招待員感動得淚流滿面，用發顫的手舉杯說：“這是一個傳奇故事，它將永遠銘刻在加納人和子孫后代的心中。”
周恩來招待加納普通服務人員的故事映襯出他對加納和非洲人民真摯的情意和平等、博愛的精神。正是這種情意和精神使周恩來和中國在加納以及整個非洲大陸贏得了信任，贏得了尊敬，贏得了友誼。
周恩來援非思想的核心是將這種援助定為相互援助，認為中國援助非洲國家也是援助自己。中非半個世紀關系發展進程證明這一重要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固然對非洲國家的正義事業給予了毫不保留的鼎力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慷慨援助，而非洲國家也成為了中國全天候的可靠朋友，給予了中國最寶貴的支持和幫助。對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連續11次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挫敗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提出的反華提案，不斷挫敗一些人在國際上搞“臺獨”分裂活動，和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與2010年世博會，非洲國家的支持起了關鍵作用。非洲國家的支持是中國在國際上具有的政治優勢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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