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終于全都是革命”：記林書揚先生

能回去更好，
不能回去，也算了
共產主義者
到處都是家。
祝你健康。
蘇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1]

引言：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10月11日深夜，林書揚先生[2]逝世的消息從網路上傳來。[3]

寥寥幾字的消息，如此簡單、無比悄然，卻又令人不得不相信：就在深夜23時50分，就在最終接納其病體的共和國首都，為了戰勝病魔而被迫暫別鄉里的林??--多數人對林書揚先生的親昵稱呼--還是離開了我們。永遠、永遠地，告別了他所熱愛的中國與世界。就在林??逝世之後，無數通過追悼林??而浮現在人群面前的、每個人心底所記憶著的林??形象，乃至許多湮沒許久的珍貴歷史影像，竟也牽引出腦海裡關於林??但又屬於自己的回憶。於是久違了的林??又重新在心底具體了起來。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也許就是這樣罷。在一個感冒而極度疲乏的夜里，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夢到了林??與無數的青年群眾，夢到林??向群眾演說。在無數群眾匯成的有方向的人潮中，林??也如消融在大海中的水珠一般，和大家一起走著。有人喊起「向林書揚同志致敬！」只手握拳向天高舉著。「向林書揚同志致敬！」只手也握拳向天高舉著。此起彼落，一呼百應。

最后我還是醒了，醒前終于在擁擠的青年人群中擠到了林??面前。穿著西裝外套、背著公事包的林??竟年輕了起來。多了那么點頭發，臉上原本堅毅的、只有革命者才有的輪廓也柔和了許多。他有點不好意思卻又謙虛、謹慎地說--「不需要這樣、不需要這樣了。」

夢醒之后，這樣的長夢只像是瞬間的事。林??生前，我曾聽過這樣長的演說嗎？為何醒來之后令人如此悔恨，竟然記不起絲毫內容？無論如何，在林??和廣大群眾在一起的夢中「記憶」里，我終于再次見到了林??。記得最后一次見到林??，是二○一○年他前往北京治療前幾天。我與詩人施善繼先生一同去萬華的臺大「北護」分院探望林??。那次林??對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4]沒想到，爾今竟全都成為林??對我的最后贈言。有多少人還能記得最后一次見到林??時，林??對自己所說的話呢？我們還能真切地按照林??的點滴鼓勵繼續前進并勇敢實踐嗎？夢到林??的我，不禁羞愧了起來。

還記得聶紺弩這樣的詩句嗎？

我們是一條悠長而固執的行列--
饑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的背影倒了！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固執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里。
那傷得最厲害的人倒了！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著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5]

一、革命自有后來人

因為林??逝世而重新浮現出來的許多林??遺影中，一幀照片抓住了我的目光。這張照片是由著名報告攝影家李文吉先生拍攝于一九九一年五一節的作品。相片里，林??與作家陳映真先生頭綁布條、并肩而行。在長長的行列里，兩人手里都擎著一面工運戰旗。畫面如此粗獷、肌理壯闊，而又富于戰斗力，令人難以忘懷。此時的林桑約六十五歲；距他出獄的一九八四年，僅是第七個寒暑。

林??與陳映真先生的這張合影，讓我想起一九二八年左轉后的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臺灣大眾時報》封面。

左轉后的文協俗稱「新文協」，是島內培養起來的左派領袖連溫卿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奪取文協領導權之后改組而成的團體。一般而言，文協左轉被視為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在島內正式抬頭的標志。新文協在一九二八年創辦機關刊物《臺灣大眾時報》于東京，藉以規避島內無法正常印行刊物的高壓環境。該刊封面上，畫著兩名壯漢：一者代表臺灣工人，打著赤膊的他高舉著「一九二八」年的紅旗；一者則代表著臺灣農民，他頂著斗笠，發出吼聲。--一九二八年新文協所期待的臺灣工農，以及一九九一年五一街頭上的林??和陳映真，一樣高舉戰旗、一樣昂首闊步前進！構圖如此相似的這兩幀圖，雖然只是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九一年各自「定格」的某一瞬間，卻讓相隔長達六十三年的兩個時間片段聯系在一起。或者說：這正是一個長達六十三年的時代，從一九二八年走到一九九一年，從前一代人手中接過戰旗往下傳。而一九九一年之際的戰旗，正猶然在緊握在以陳映真與林書揚為代表的臺灣社會主義者手中，不屈地高舉著！

實際上林??與連溫卿確實存在著某種「緣份」。林??出獄之后的生活「初靠翻譯賺稿費」。[6]其中，林??曾于一九八六年翻譯了戴國煇教授于一九七八年校定發表的連溫卿一九三○年日記。該日記在《臺灣風物》登出時題曰〈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林??使用筆名「林勞歸」。勞歸，也許意味著歷劫而歸，或者勞動終日而賦歸吧。這篇譯文特別說明了譯者來歷。雖然說明仍是極度隱晦的：

林勞歸，沈潛三十余年后，目前從事譯述。[7]

林??翻譯連溫卿這份日記不是偶然的。實際上，如何重新發掘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以界定當前運動的位置與意義，是林??直到不能動筆之際仍然關心的問題。

在我個人的經驗中，第一次見到林??時的話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時期的臺灣社會運動史。當時我只是個高中生。走進當時還在大同區寧夏路的林??辦公室，我所受到的沖擊全是不可思議的初體驗。和煦的陽光通過百頁窗撒落在林??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室里除了擺設簡樸的辦公桌椅與書柜，就是高懸在墻上且逼視著任何一名入內者的馬克思像、恩格斯像，與勞動黨「黃星綠地滿天紅」的黨旗。精心裱框起來的馬恩像一看就知道是大陸印制的標準圖，但畫像底邊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兩個名字，卻是裱框前重新以毛筆精心書寫過的（并順便改成繁體字）。在臺灣，什么樣的人與事業，能像這樣，在一個高懸馬克思與恩格斯這兩位「祖師爺」像的空間里推動呢？--對于此回的初見面，十四年后還能記得的，除了林??的頭發比較多之外，只剩林??所說的這樣一段話：「日據時代的左翼社運動員能力，有三十萬人的基礎。」相較于全臺四百萬人口，三十萬人可說是非常高的數字。但這是真實的嗎？林??這段話成為我心中長久難解的謎。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林??所說數據的關鍵不在于數字是否真實。此一完全無法通過任何現知史料而獲得的數據，其實是只能通過隱蔽的口耳相傳才能得到繼承的資訊。林??最初的口耳相傳經驗源于仍能感受到二○年代運動遺續的年少時期。除了族內曾經參與過運動的親戚（比方曾經參與新文協活動的大表哥莊孟侯），隱蔽的口耳相傳氣氛也彌漫在社會上。林??對于蘇新（1907-1981）的回憶就是一個例子。蘇新是他從未謀面的臺南老同鄉，是連溫卿主持新文協期間《臺灣大眾時報》的編輯發行兼印刷人，更是臺灣共產黨創黨黨員。在光復之后的日子里，蘇新加入中共、創立「臺盟」。最終卻因兩岸的持續對峙而病逝北京，未能歸鄉。林??回憶：

太平洋戰爭中的某一年，筆者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市內一家書店去閑逛。無意之間看到一本書，書名是《家兔飼養法》（原著日文），[8]著者的名字是蘇新。

我壓低聲音招呼同伴們。等他們圍上來，我指那本書，還特地示意蘇新兩個字。他們先把書拿在手上翻了幾下，卻默不作聲。

大家之所以不出聲，是因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點不尋常。幾個臺灣孩子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里不愿意念出聲來。當時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大多數中學生可能沒有聽說過蘇新的名字。但筆者是認識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學們也認識。[9]

但林??直面二○年代運動的契機，其實是因為牢獄之緣而得以直接或間接認識的二○年代老社會運動家，而三十萬正是這些老運動家作為時代見證人而拼死留下的現地估計。無論這個數字如何值得檢討，都是現知任何史料難以替代的見證與記憶，并反映了運動者間的世代傳承。林??得以親見的老運動家，舉例來說，有臺灣共產黨的莊春火與莊守、民眾黨的陳其昌、赤色救援會的廖清纏、文協的周合源與王紫玉、農民組合的陳昆侖、被臺共逐出農組的楊逵，以及年齡再輕一些的伍金地和許月里等前輩。正是通過這些老運動家對于二○年代運動的回顧與總結，才實現了二○年代社會運動者與林??這樣的四○年代運動者之間的接續。兩世代社會運動者之間的歷史記憶傳承，對于運動者本身不但重要，在解嚴前后那段亟需重建歷史記憶的時代里，二○年代的運動史與運動者回憶錄，也成為左翼重要的啟蒙工具。這點可從當時創辦的《前方》、《海峽》、《遠望》等刊物窺知一二。而林??也根據這樣的世代性格，首先將二○年代的運動規定為「人民左翼運動」第一期，將四○年代的規定為第二期，并將當前的運動規定為第三期。[10]

此外，為了全面重建歷史并創造出有利于更多研究者介入此一領域的條件，林??與王乃信先生等「老同學」--老政治犯們之間的互稱--一道翻譯了日據時代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史料：《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領臺以后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這套于一九三九年編纂完畢的史料，是臺灣總督府編號列管的極機密資料。雖然光復初期便已外流（老臺共蕭友山是最早引用該書寫作的人之一[11]），雖然六、七○年代海外反蔣運動也多次使用，甚至林??本人就依據這套近乎一千四百面的史料在他主辦的《前方》等刊物發表多篇歷史論文，但這套史料始終只在理解日文的研究者中使用。由于林??等老同學堅信這些史料的全面公開有利于積累于運動本身的發展，他們便組織了許多老同學參與翻譯與校定，并委請許多大名甚至載于該書的二○年代的老同學作為顧問（比方前面提到的那些老運動家）。最終，該書在一九八九年實現了出版，五大冊精裝。[12]截至目前為止，仍是關于日據下臺灣社會運動史的第一手材料和最佳譯本。雖然新史料層出不窮、沒翻譯的舊史料也依舊存在，林??等老同學翻譯此書所立下的成就，卻已然成為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座豐碑。

進入大學讀本科與研究生之后，我與許多關心「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朋友們多次在臺北市馬場町的「秋祭」參與文藝演出。馬場町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刑場，地處新店溪畔。當時，不知有多少優秀的兩岸青年為了全中國的解放而犧牲在這個始終蕭瑟的岸邊。解嚴以后，在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主導下，每年秋天都會在馬場町糾集猶然在世的老同學及其二三代，在標志著他們仆倒的土堆前--這是國民黨劊子手為了以砂土掩埋犧牲于該處的烈士鮮血而逐漸形成的土堆--舉辦「秋祭」。有這么一年的秋祭，由于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取得了白色恐怖期間犧牲烈士們的死前遺像，便通過電腦投影片的形式依次展示，表示悼念。之所以會有這些遺像，是為了使當權者（如蔣介石）確認當事人確實「伏法」而拍攝的。死前拍一張，死后再拍一張。無論死前多么掙扎或者不快，都得拍；無論死后如何鮮血淋漓慘不忍睹，也得拍。正是這樣一個病態的法西斯政權，讓烈士們的遺影用這種極其扭曲的方式保存了下來。就在照片的展示中，林??突然把略為失神的我給叫住。

當時我坐在會場的中后方，作為運動領導人的林??卻也把自己隱蔽在會眾中，靜靜地聽著臺前的演說，看著表演活動。他戴著經常使用的西式帽子，穿著經常穿著的風衣，就這樣坐著。而我只是剛好就坐到了他的旁邊。原來照片播放到曾經參與二○年代臺灣共產黨的林日高。二○年代的老「臺共」大多因為反蔣反國民黨與支持新中國政府而前往大陸，像林日高這樣因為白色恐怖而犧牲的，誠屬少見；而他犧牲是五○年代中期，已經是四九年前后那段屠殺高潮之后的事，算晚了。可是，照片中的林日高、距離死亡也許不到幾分鐘的林日高，竟仍淺淺地笑著。--此時的林??看到這樣的遺影，心底想到了什么？親歷了二○年代運動與四○年代運動的林日高，扎扎實實地因為這兩個時代的運動而犧牲。二○年代運動與四○年代之間的接續，就是在這一系列的血腥與苦難中艱難地完成的。

二、翻案的論理，倫理的翻案

雖然林??始終關心日據時代運動史的重建問題，但在相當程度上，林??之所以選擇從日據時代運動史入手，也反映了時代賦予的限制：因為研究二○年代的運動總比研究直接牽涉到中共地下黨的四○年代運動及其之后的五○年代白色恐怖要更安全些。有這么一次，在與王津平老師聊天的場合里--王老師是與李雙澤等人一同推動淡江民歌運動的重要指導人物--他披露了一個小故事：就在林??所參與的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一九八六年公開成立的時候，包括林??在內的帶頭者都準備為此再坐一次牢。此時黨外運動雖然風起云涌，正當性十足，風聲鶴唳的鎮壓氛圍卻仍然讓運動者不得不做出最壞的打算。然而正是這種隨時準備回去把牢底坐穿的心境，反映出以五○年代白色恐怖為代表的、被湮沒的歷史如何敏感、如何不安全。這種敏感與不安全性，也可從同時期獲得廣泛回響但只能通過小說與報告文學形式才能表現出來的陳映真與藍博洲文學作品得到證明。因此，只是在政治氣氛逐漸寬松的趨勢下，以林??為代表的許多白色恐怖親歷者，才開始更能施展手腳，著手重建臺灣光復以后的運動史并為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和死難者平反。

由于光復后五年間的島內反蔣運動是全面的群眾運動，相應而來的鎮壓也就同樣全面，其波及程度甚至更加泛濫。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較量中，從真正覺悟的革命者到全然無感的普通民眾，各種在政治光譜上都能給予位置的人們都可能因為革命的號召或反革命的鎮壓而卷入漩渦中。或者刑死、或者下獄、或者變節、或者僥幸逃過一劫。在各種狀況都可能存在的條件下，平反運動不可能在齊一且政治高度極高的水平線上加以推動。比方，冤假錯案者可能要求政府的「平反」，但對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來說，這種「平反」是需要的嗎？但若自己不需要可是別人需要，運動又該如何展開？能展開嗎？而政府的「（經濟）補償」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嗎？接受了不就是承認自己過去所為為「錯」，從而接受加害者的第二次迫害和羞辱嗎？

進一步來說，在社會因為反共而拒絕承認臺灣也曾存在「共產黨」的普遍心理下，多數民眾更愿意把所有的白色恐怖案件都包裝為「冤假錯案」（當然，現在出現了另一種反傾向，開始正面承認許多案子不冤不假也沒錯。本文后面將論及此事）。一方面可以藉此全部歸咎于國民黨，另一方面則解消一個時代里曾經真正存在卻由共產黨影響乃至指導的革命。在國共兩黨都被塑造為「中國」來的外國勢力的觀點下，這種「冤假錯案」觀甚至可以進一步轉化為「無辜且不了解中國政治的臺灣人被中國的國共兩黨卷入中國政治」的悲情論述。在這種社會心態下，貨真價實的革命者（及其二三代）是否應該通過「冤假錯案」包裝自己，讓自己乃至自己的家人獲得社會的認同呢？而當社會對于「老同學」的普遍歧視，造成「老同學」出獄不過是「小牢」換「大牢」，生計依然困苦、名譽仍遭踐踏。在這種條件下，若將「真案」包裝為「冤假錯案」或接受官方「補償」（這種補償不以清算政府罪行為前提），就能換得生活或精神上的改善，那么在人情上是否也該有所體諒從而尊重這樣的「選擇」呢？然而這樣的人情難道不也同時意味著妥協與自我放棄嗎？

最后，除了「冤假錯案」與「真案」之外，還存在著這樣一批「老同學」：他們確實因為「冤假錯案」而入獄，卻最終通過獄中斗爭的洗禮，通過獄中難友的政治普及和提高，也使自身明了了受冤被捕、被害的客觀局勢與獄中獄外應有的斗爭方向。他們在獄中實現政治覺悟，建立了戰斗的世界觀，從而與「真案」中的難友一同走上革命道路。面對這樣的「老同學」，若將一切白色恐怖案件都說成冤假錯案，難道不是對臺灣反共社會氣氛的一種討好，而且是一種非歷史、去歷史的、投機的討好？

存在于白色恐怖平反運動中的這些復雜狀況正是林??投身其中以來不斷處理的問題。因此他提出三種層次的「翻案」：

翻案是對國家司法權或司法制度的一種挑戰和考驗。之所以產生如此嚴重的，官民關系中的反撥現象，不用說，是以錯案或冤案的存在為前提的。換言之，翻案是錯案冤案的必然衍生物，是人民抗拒不當的國家權力的自衛行為的一種。

翻案實具有三種不同層次。一種是法律上的翻案，即是針對特定個案的錯判而由受害者提出要求，范圍往往只限制在執法技術上的錯誤。這時候執法當局接受翻案要求，不至于動搖到政權基礎，而只需處分一些個別的執法人員或修改處理上的缺失即可。第二種是政治性的翻案，世上所謂的政治案件，如前述、冤獄的造成已不止于是個別執法人員的錯失或瀆職，而是一定時期的黨派沖突或政治路線分歧下的犧牲品。屬于這個層次的翻案，往往要牽涉到政權結構的內部矛盾問題，并暴露出一些機微性內情，其嚴重性較高，甚至有影響到政權穩定性的可能，這是一個政權所最不愿意面對的翻案要求。[13]

對照于今日流行的「轉型正義」論，可以看出該論正是停留在前兩個層次上的翻案論。但由于「轉型正義」論者普遍迷信臺灣所謂「政黨輪替」而帶來的政權體質更新及其歷史意義，遂無法如林??那樣，在社會主義運動通過奪取政權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上，提出以下即將說明的第三個層次的「翻案」。必須注意：由于四九年之際的國共內戰也具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決的性質（雖然反封建在當時被規定為比反資本主義更重要的任務），因此，這樣的性質也遺傳到了作為國共內戰之內在延續的民族再統一問題上。林??在前兩種「翻案」層次上闡述的「論理」（邏輯），在第三個層次上，轉化為「倫理」本身的「翻案」。更精確地說，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決與奪取政權這個意義上的「翻案」，林??隱晦地從兩種「倫理」之間的斗爭，展開其第三個層次的「翻案」之「論理」：

真正嚴重的，卻是第三種：倫理層次的翻案。這是人民對政權表面所標榜的價值系統，亦即，工具化了的統治理念，發生了懷疑，對政權手中的強制力的道德性開始提出強烈的質疑。人民對某一案件的關切，已經從個案問題提升為政權的整體品質問題。我們可以這么說，法律層次的翻案，是技術問題；政治層次的翻案，是政策問題；而倫理層次的翻案，那是人民對政權的、全面的認同問題。當人民認為政府在某一個案中發生錯判，而要求翻案時，人民的心態基本上還是肯定政府的存在。當人民認為某案是政治性冤案而要求翻案，他們可能還沒有完全對這個政權離心。但如果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心態，因某一個案，或因普遍性的司法風氣而產生動搖，也就是說，人民在意識中對政權的存在理由要重新做出一種全面評估，則最后達成人民對政權的精神否定的結論，也并非不可能。

公意的評判，對一個政權來說，可能是民心向背的總危機。因為人民才是政權的母體。一位公民，是一位主權分子，可以說是最原始的授權者。當人民對其分授權力的政權發出質疑，要求翻案的時候，即使是最單純的法律性翻案，其意義也是非常嚴肅的。如果政府不具誠意、處理不當，使錯案冤案一直堆積下去，很有可能使人民的要求層次逐漸升高。由法律翻案、政治翻案而倫理翻案，最后逼使人民立意要收回授權，......總之，人民要求翻案，是要重建一種新的政治倫理，把被顛倒了的目的手段，重新翻回應有的位置上。[14]

毫無疑問，今天的「翻案」運動仍遠遠不及第三個層次。更正確地說，任何觸及第三個層次的翻案，都容易遭到社會保守氣氛的慣性抵制。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九三年愕然在荒煙蔓草間發掘于六張犁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亂葬崗。六張犁亂葬崗是國民黨每次處決政治犯后草草掩埋的地點，長期為人所不知。發現之后，由于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立即介入協助挖掘與宣傳，國民黨在五○年代白色恐怖間的殘暴罪行便得到又一次的揭發。作家陳映真在這次發掘的基礎上，撰寫了他在九○年代末期恢復小說創作前、具有報告文學性質的最后一篇小說〈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這篇小說高度正面刻劃了中共臺灣省工委在苗栗地區的斗爭史，可說是通過文學而在第三個層次上進行「翻案」的一次嘗試。

面對這種通過文學而公然挑戰戰后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及其歷史的嘗試，懷抱著國民黨史觀卻又遮遮掩掩的龍應臺旋即發出冷嘲熱諷。在其〈誰是官兵？誰是強盜？〉一文中，不但質疑陳映真把六張犁亂葬崗稱為「壯士」與「英靈」的「英冢」，更直接搬出龍應臺日后大肆渲染但當時仍然不敢張揚的「是非不分」史觀，拒絕承認歷史中存在是非對錯。龍應臺因而狂言：「50年代的殺戮，究竟是傷天害理？還是光明正大？」「陳映真在面對50年代白色恐怖時，試圖把蓋棺論定的忠奸倒過來寫。黑的變白，白的變黑。」「在我的價值表上，如果這些被殺的『匪諜』能被稱為『壯士』和『英靈』，那么那些在中國大陸被捕殺的『反蔣國特』同樣是『壯士』和『英靈』。」「把黑白顛倒過來，把官兵和強盜調換角色，或許讓受難者心里舒服一點，但是，我覺得，對透視歷史，從而自歷史中獲得教訓，并沒有什么幫助。」[15]──不過，也許是龍應臺仍對六張犁亂葬崗這樣血淋淋且廣受同情的歷史事實感到顧忌，因此她還是加上了但書，毫不誠懇地自稱是「世紀末」與「忠奸不分」心態在起作用。

林??的回應非常犀利。他批判這種論調是「道德的相對論加個人動機說。對一種行為的道德評價只注重于個人主觀內容，而忽略了超個人集體行為的客觀性質。」「在兩造爭斗中，強調彼此都有理的，大概不可能是受害的一方。而應該是加害的一方為了逃避是非評斷而提出。很少有受冤屈的一方自愿放棄自衛的權利而說人家打他也有道理的。」林??舉例云：

三十萬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行刑隊，我們是否應該肯定他們的祖國愛和圣戰信仰而不宜稱呼他們「劊子手」呢。

這樣的論法明顯地喪失了社會演進、歷史發展的法則觀，是個人主義凌駕社會觀歷史觀的結果，也確是龍女士自我幽默的「世紀末」心態的一種。[16]

最后，林??更直言批判龍應臺把「是／非」「對／錯」之間不可調和的斗爭簡化為「言論自由」的謬誤思考：

龍女士說唯一的教訓是「容認異己」的大原則。加重語氣說「下一代的中國人應從殺戮中體認到『我也許不贊成你，但我抵死擁護你說話的權利』」，在原則上是對的。只是那一句重誓「抵死擁護」云云，和龍女士的基本論點似乎有一點矛盾。既然說相爭的兩邊都有理「誰也不比誰高貴」，龍女士準備還去和誰爭呢。堅持意見自由的權利的龍女士，如何「抵死」去和堅認某種意見有害于社會的一方，做抵死抗爭呢？最后，把白色恐怖的犧牲代價只歸結為言論自由范疇，是否也犯了「簡化歷史」的毛病呢？[17]

同林??堅持歷史存在是非對錯的觀點相比，迄今已然在海峽兩岸大行其道的龍應臺「是非不分論」顯然比較有賣點。但這并不意味著龍應臺那種論調多能說服人，而是反映出林??等「老同學」當年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如何在改革開放后的今天遭遇到比巨大成就還要難以估量的巨大挫折；而這樣的挫折正以革命史與價值觀的全面危機為其內容。對于以林??為代表的「老同學」們來說，「中國統一」是不可動搖的信念，但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問題」卻愈發顯著--「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于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陳映真，《山路》）--然而這樣的疑惑并不只是五○年代以來的犧牲是否全然徒勞的問題，而是當下正繼承著這些犧牲者的道路前進著的后來人應該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是擁有自己歷史的現實運動如何通向未來的問題。

三、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

（一）在現實斗爭中拯救歷史

對于林??來說，無論是二○年代的運動，還是四○年代的運動及其后的五○年代白色恐怖，這些都是為了支持現實運動的推進而必須重建、必須發掘的歷史。當然，歷史重建的工作是艱鉅的，但更大的問題卻在于多種歷史重建之間的競逐。在二○年代運動史中，分離主義派高度關注由臺灣共產黨首次提出的「臺灣民族」論與「臺灣共和國」主張，藉此建構出一條臺獨建國史系譜。至于四○年代運動史及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如前面所述，分離主義派則積極從「冤假錯案」觀去解消當時的運動追求。同這些論述相比，以林??為代表的歷史觀無疑容易被相對化為眾多觀點的一種，從而遮蔽了史觀本身突出的正義性與正確性。當然，由于分離主義派對于二○年代運動的歷史詮釋存在太多剪裁與誤讀（以史明、陳芳明、簡炯仁的研究為代表），而四○五○年代受難的絕大多數歷史當事人又站在林??的陣營這邊，因此，除了二二八事件以外，分離主義派始終沒有辦法徹底攻占所有的歷史陣地。

然而歷史重建的危機始終存在著，甚至愈發嚴峻。由于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革命出現了挫折與成就并進的狀況，「老同學」及其二三代本身如何拿捏挫折與成就之間的比重，就成為他們在社會既定的壓迫氛圍里能否不改初衷（或者沿著父祖輩的腳步前進）的關鍵。其次，由于一些老同學愿意支持運動的事業卻無意為自己留下任何值得紀念的文字，而某些老同學甚至根本沒有能力為自己留下任何記錄，因此，當自然規律注定「老同學」只能少而不可能多，與林??一樣有資格站出來保衛自己的運動和歷史的客觀基礎便漸遭侵蝕。當此時又跳出一些基于種種原因「轉向」的「老同學」攻擊原來的運動，歷史重建的困難性便愈發深刻。--如此一系列的危機，伴隨著國家認同在臺灣所出現的重大轉折，為歷史重建帶來空前挑戰。

由于分離主義派對于臺灣社會的臺灣國族認同充滿信心，因此，除了「冤假錯案」仍是可以推行的「轉型正義」方向之外，直接承認臺灣存在中共地下黨并承認「真案」的存在成為了新的「轉型正義」方向。因為他們有信心，即便承認這段歷史的存在，乃至為這段歷史表露些同情，也無礙于分離主義運動與臺灣認同的發展。

這種新趨勢可以簡單表述為這樣的邏輯：「我承認你們的運動存在，甚至同情乃至『尊敬』你們，但我終究不同意你們的運動。」--林??逝世以來，許多貌似含情脈脈實則似是而非的「追思」，持的就是這種邏輯！這種邏輯表達的絲毫不是什么「寬容」、「溫情與敬意」，或什么「同情的理解」，而是「溫水煮青蛙」式的鯨吞蠶食。這種悼念林??的路術，無非反映我們的運動太弱太小，可以給別人消費或者吃豆腐，可以讓反革命包容革命，可以補充反革命的正當性。如果我們的運動壯大了，形成了充分的敵我對峙局面，那些從根本上反對林??的人豈能繼續做出這些奇形怪狀的選擇性「景仰」？還是魯迅說得好：

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并沒有甚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并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佛在客廳里放著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斗爭，批評家也唱著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底一翼，它跟著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18]

假設把魯迅文中的「白話文運動」、「無產文學」代換為「社會主義運動」或「五○年代白色恐怖」，說的不正是通過反革命對革命的消費去深化反革命的當前臺灣嗎？--這不但是對過去的革命運動的最深嘲諷，對于當下的進步運動的發展而言，還是更大的取消。

單從臺灣的場合解析反革命的「消費戰」可能不太明朗；但以大陸右派消費臺灣左翼運動史的方式為媒介，就能一次并見兩岸右派的共同歹心。一些大陸右派到臺灣參觀馬場町后，非但對國民黨血腥屠殺的歷史完全無感，竟然反過來認為當前臺灣可以公然合法悼念當時的左翼死難者，是「普世人權」在臺灣的體現。從而用一種羞辱加消費的口吻說：「被稱作英魂的左翼受難者的亡靈，在馬場町受到了最大禮遇。只有生命，沒有敵人。只有人道，沒有仇恨。這就是今天馬場町所達到的精神高度。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這就是臺灣對當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這不是對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對所有反叛者、異端者的定位。就此來說，臺灣社會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已經不在歐美之下。而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顯然最能代表一個社會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19]這種言論不但證明臺灣的反革命多么成功地消費了革命，更證明了大陸右派也亟欲通過同樣的消費推倒現代中國革命史及其價值體系！

面對分離主義派在歷史領域的瘋狂進攻，我曾經問過林??：為什么不組織更多人力物力展開口述調研，藉以重建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的話語權？林??語重心長地說，五○年代白色恐怖造成太多人與人之間的爛帳，難以化解。比方Ａ沒有出賣Ｂ，Ｂ卻因受政府挑撥而認為是Ａ出賣或嫁罪于他，從而結下梁子。加上不利于歷史搶救的各種限制越來越多，要想通過當事人的口述重建「案情」其實非常困難。說才說到一半，林??談起他在綠島被迫從事外役，被迫在烈日下從事敲打山邊石材的重勞動，臉上忽然涌起一陣無奈與苦痛交織的表情。這是我從未見過在林??臉上看過的情緒。然而林??卻緊接著說：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如何從歷史本身拯救歷史；只有通過現實運動本身的成功，才能把屬于我們的歷史奪還回來！

林??所說的現實運動，就是工人運動與民族再統一運動。

（二）林書揚思想中的矛盾或張力

林??參與創建的勞動黨之黨綱，沿用《矛盾論》的術語，以「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規定勞動黨在臺灣社會必須采取的戰略。「基本矛盾」指勞資之間的、從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世界性長期斗爭，這一矛盾必須以工人運動為代表的社會運動去克服；「主要矛盾」則是四九年以來的兩岸民族分裂，必須由民族再統一運動來解決。[20]由于「基本矛盾」是世界性的，因此絕大多數臺灣「左派」并不否定（也不可能否定）工人運動作為當前運動的意義。然而基于特定歷史條件而得以突出的「主要矛盾」（兩岸民族分裂）卻無法相應導致民族再統一運動成為眾所承認的現實運動。也就是說，除了林??及其領導的勞動黨將民族再統一運動理解為「主要矛盾」之外，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沒有辦法從同樣的高度去理解民族再統一運動的意義（而此自然不是一般民眾懂不懂矛盾論的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同時并舉民族再統一運動（「統」）和工人運動（「左」），便成為林??思想中極具張力與緊張性的問題。

為了說明內在于林??思想中的緊張性，不妨先回顧一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型態》所說的一段名言。馬恩是這樣說的：「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21]這段話經常被視為馬克思從唯心的「人本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標志；而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論正是其「人本主義」階段的代表。在異化論的階段里，馬克思預設了某種人類應該要有的本質，然后同現實生活中的人類處境相比較，從而指出人類應該為了恢復那樣的本質而努力。但由于這樣的「類本質」完全只是一種主觀預設的狀態，即唯心的，藉此而為未來所擘畫之藍圖便難以從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直到馬恩把未來規定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與「現有的前提」的后果，才真正取得了唯物的基礎。[22]也就是說，未來的應然性，已不在于主觀乃至空想的「應然」，而是從現實出發的、從而具有科學性的「應然」。而恩格斯所說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即在于此：「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3]

林??思想中的緊張性正表現在兩種「應然」間的斗爭中：

1.           一方面，林??力圖說明民族再統一運動應該是客觀上「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而不是主觀設想的「應當確立的狀況」或「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這是唯物主義的、偏重于現實的見解。

2.           另一方面，林??卻又試圖說明，即便「現有的前提」中存在著這樣那樣有利于民族再統一的可能，運動也應該把自身規定在最能避免機會主義、從而最有利于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之方向上前進；但既然存在著應然，也就存在著重新掉入「應當確立的狀況」或者「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這部份則是隱含著唯心主義危險的、偏重于理想的見解。

這兩個方面，顯然存在著矛盾。

林??思想的唯物性格，可以從他對「中國意識」「異化論」的質疑談起。一九九五年，陳昭瑛的〈「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引發論戰。該文通過區分「中國意識」、「臺灣意識」，以及「臺獨意識」，提出了前者如何因為臺灣的歷史變革而向后者變化的論點。其中的關鍵，是哪一階段的變化屬于「異化」。陳昭瑛早先認為「中國意識」向「臺灣意識」的轉變是異化。但在一九九五年，她則認為：

現在我想略作補充：假如臺灣意識乃歸屬于中國意識這一整體，并在整體中保持其獨特性與相對自主性的意識，則臺灣意識并非中國意識的異化，唯有臺獨意識才是中國意識的異化。[24]

回應者之一的陳映真反對陳昭瑛把「中國意識／臺灣意識」下的本土化運動和「臺獨異化」下的「本土化運動」等量齊觀的觀點，[25]但沒有反對陳昭瑛所使用的「異化論」。然而另一個回應者，即林??，卻直接批判了陳昭瑛不該套用觀念論的「異化論」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之上：

筆者認為，檢視特定歷史階段的時代意識的推變現象時，眾所熟知的黑格爾「理念展開」的基本圖式，因為范疇設定的困難，而往往并不盡妥切。照黑格爾論述，存在若不自我外化--亦即陳文中的異化，則無法存在。而外化（異化）則對自化，唯有依絕對理念的自我回歸始被克服（揚棄），理念始可完成其辯證歷程，而躍升為「社會」的精神生命。如此則，一、外化為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必需，二、即自的理念展開為對自的客觀世界，即理念產生對象界卻又必須再度回歸理念，始可完成存在的基本歷程。這是典型的觀念論世界本體觀。我們若將中國-臺灣的一段意識異化過程套進黑格爾辯證法中，則無異把近半個世紀的時代意識的曲折波動定著在觀念論的格局之中。而正如現代哲學的評論家們所指出，黑格爾哲學中的理念展開，常成為毫無真實意義的「思辯」游戲。[26]

（三）反帝國主義的優先性、歷史性，與現實性

林??對于「異化論」的批判是個縮影。實際上，林??出獄以來所有關于民族再統一問題的論著，都包含著他對「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對抗。林??并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也不認為中國曾經統一將來就必須統一。他認為，統一或分離之正誤，只能從何者能夠符合歷史客觀趨勢的要求來判斷：

一民族在政治結構上的分合，乃社會事物發展規律下的客觀現象，不為成員的主觀愿望所支配。雖然從民族心理的認同感來論，合為常態，分為變局，然如果顧及社會變遷中的非主觀因素，亦即超個人意志的某種客觀趨勢，則大可不必純由感性立場認定合為民族最高之善，分為民族絕對之惡。民族畢竟為人類歷史過程上的產物，而非天生注定的人類最高組合狀態。......在原則上，不論是單一民族社會抑或多元民族社會，若其既存的內在結合原理，與客觀的未來發展原理相一致者，即使原為分裂者亦必趨向統一之局，而原已統一者，其凝聚力必將更趨堅強。與之相反，若其內在結合原理與發展原理相悖者，則已合者亦必趨向分裂。[27]

雖然林??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卻認為不正常的、因外力而導致的「分離」是必須克服的狀態。林??經常稱之為失土回復權，也就是歷史如何在現實中仍具正義的問題。但「失土回復」之所以迄今意義不減，從而不得不在歷史的線索中伸張為正義，正在于當年造成分離乃阻礙失土回復的因素--也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從造成分離之初到現在，都未曾消滅。因此，在帝國主義把維持兩岸分斷作為介入手段的當下，通過民族再統一來克服兩岸分斷，從而反對帝國主義，便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民族主義必帶有強烈的反帝意識。特別是針對美日等直接干系到兩岸分裂的國家抱持高度警惕與反感。社會主義則有基本上認同者，或在一定的批判立場上部分肯定者。最低限度似不至于附和國民黨極右的反共主義。承認民族共同體在歷史現階段中的重要地位，從而也同意超越意識型態的民族再整合的優先意義。[28]

而林??為社會主義統一派所加上的那些規定性--「必帶有」、「抱持」、「基本上認同」」「部分肯定」、「最低限度」、「承認」、「也同意」--正是這種現實運動得以避免機會主義，但也因此產生艱難性的原因。

同理，之所以臺灣共產黨所提出的「共和國」口號具有現實性，正在于這個口號在當時也同樣能夠服務于反帝。因此林??才以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反帝國主義口號為主線，說明了當前運動的現實斗爭性與歷史延續性：

臺灣的現代化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第一期反帝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因為臺灣在當時所面對的是異民族的資本帝國主義支配，也就是異族的民族壓迫和資本主義的階級壓迫合二為一的社會現實。所以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在殖民地抗爭中不是各自分開的兩個戰場，而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復合戰場。民族斗爭，是透過階級結構去進行的，階級斗爭也在民族的共同立場的架構下進行。

了解了臺灣史中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而且是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的結合為運動的指導理念之后，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為甚么在當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臺灣的民間統一運動仍然應該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思想基礎。

現在臺獨那方面有人說當年的臺共也提出過臺灣獨立的主張。基于此，他們認為當時的臺灣人奉以為思想斗爭武器的民族主義是臺灣民族主義，而不是中國（漢）民族主義。這一點是他們的誤會，也許是他們在策略上有意的扭曲。其實，在臺共的前后幾次的綱領中，臺灣獨立的口號只出現過一次。而在所有的運動文件中，從來也沒有把「獨立」的目標放在運動理論中加以引伸發揮，或在策略運用中做為一個環節來加以規定。顯然那是當時全球反帝殖民地運動的共同口號之一，要求獨立的對象當然是殖民國家的日本。這和現在的臺灣獨立的觀念是沒有共通點的。這一點在當年的運動斗士如蘇新、李友邦等人的文章中表明得清清楚楚。[29]

前述林??思想提供這樣的啟示：雖然當前臺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中也存在著極小部分的「反帝」主張，但這種「反帝」之所以必然無效乃至根本虛妄，正在于他們的「反帝」無一例外首先基于把「中國」定調為「帝國主義」而來的。即便在規定出「中帝」之后也順便規定一下「日帝」與「美帝」的存在，也難掩這種論調通過「反日」「反美」從而「反帝」去掩護其反共反華的實質。且不說這種論點多數從「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后果乃至拒絕放棄武力解放去判斷大陸的「帝國主義性質」，最關鍵的是，因為這種論點全然拒絕歷史，所以拒絕承認兩岸至今仍然存在的對峙狀態乃是（臺灣人民也投入其中的）中國國內戰爭未能徹底完成的后果。雖然這樣的后果，已然從大陸對臺「武力解放」（這是保釣運動參與者大量左轉之后普遍認同的手段）與臺灣人民「自求解放（然后統一）」兩者并舉的方式，轉化為不放棄「武力解放」下的兩岸「和平發展」，但僅從不放棄「武力解放」便論證出「中帝」的存在，則顯然忘卻了臺灣人民曾經是（且自認為是）「解放戰爭」之主體的歷史。即便戰爭「解放」的意義與可能性大減、即便臺灣人民的認同發生劇烈轉變，但反帝國主義作為現實任務卻未曾消失。因此林??才在讀完蘇新于一九四九年撰寫于香港的〈談臺灣解放問題〉之后，發出這樣的感慨與期待：

五十年前企以軍事解放達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五十年后成和平統一的目標仍需以反帝反獨為途徑，可見歷史的大階段還未成過去。人們的統左努力還是要持續推動下去。[30]

此外，為了說明「反帝」的優先與持續性，林??在與謝里法和《民進報》的論爭中，特別討論了「反帝」以外的其他口號--主要是「反封建」--是不也能擁有優先性的問題。林??認為，只有當「封建」確實存在而且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利用的手段時，才必須反對：

有關反帝反封建和「祖國派」的問題，答復文中認為「反帝」必須同時「反封建」，而「反封建」就不能再留戀于「中國文化」。事實上，日據時代的反日團體都有反封建綱領。只是有兩件事必須明白：

反帝與反封建，都是被壓迫落后社會的時代使命，但兩者意義卻不相同。反帝，是抵抗外來壓迫；反封建，則是一種自我超越，自我改造。兩種運動的本質是不能混淆的。即使僅就斗爭方法來說，一對外一對內，也是迥然不同的。不過，在一定情勢下，兩種運動往往可以共用「革命的民族主義」為一項武器；一個成功組成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確實是外能反帝、內可以反封建的。但在臺灣這樣的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是眼前的政治支配力量、是既成的操縱制度；而封建主義卻已退居在副次性、殘渣性的社會關系和觀念習慣中。換句話說，殖民地的封建殘余，即使在經濟領域中仍保留些不完整的財產權，在政治上已非當權者。因此，在殖民地的反抗運動中，反帝運動必然是政治運動，而反封建則除非它的殘余勢力被殖民者利用為控制機器的一個部分，一般都可以采行文化啟蒙運動的形式。如此，則兩者的緊迫性、尖銳性自然不同了。其次，「反封建」不能等于是「反中國文化」。中國在當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其封建遺習相當濃厚，但也不能說中國文化是絕對全面的封建性。日本社會的封建遺風，和其皇室中心主義及軍國主義的意識傾向結合，在某些方面甚至遠超過中國！在認識上，把「中國文化」和「封建性」完全等同起來，那是不符事實的！[31]

林??明顯意識到：像《民進報》那樣，不但在「反帝」之外進而提出「反封建」，還把所謂的「封建」等同于「中國文化」，則顯然是為了反對「中國文化」而拉出一個叫做「反封建」的稻草人而加以攻擊。雖然林??的反論認為「反帝」在臺灣是更為重要的任務，但他還是肯定了「反封建」的本質性意義（這點于是又回歸到中國革命的基本上認識上）--「反封建，則是一種自我超越，自我改造」--林??的見解，令人想起伊藤虎丸沿著竹內好的話而提起的「通過『抵抗』即通過『自我執著』而獲得的『發展』」：

我則把中國人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雙重斗爭」理解為他〔竹內好〕所說的「雙重抵抗」。什么是「雙重抵抗」呢？用竹內所說：「西歐在通過東方的抵抗把東方納入世界史的過程中，承認了自己的勝利（文化、民族或生產力的優越）。」「在同一過程中，東方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失敗是抵抗的結果。沒有不經抵抗的失敗，而抵抗的持續則是失敗感的持續。」這種在抵抗過程中所產生的「失敗感的自覺」，則「是通過對于這樣的再次性的敗于自己的失敗的抗拒，也就是通過再次性的抵抗而產生的。在這里，抵抗是雙重的：對失敗的抵抗，又同時對不承認失敗的抵抗（或是對忘卻失敗的抵抗）。這是對理性的抵抗，又同時對于不承認理性的勝利的抵抗。理性的勝利，不承認是不行的，但這唯有通過雙重的抵抗才能被承認。」

我所說的「竹內式的解讀」，就是把「反帝」理解為上述的「對失敗的抵抗」，把「反封建」理解為「對于不承認失敗的抵抗」。通常，所謂「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指的是對舊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的抵抗（「反帝」與「反封建」之間沒有矛盾）；然而，從不限于政治、經濟的「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是以對西歐近代所產生的制度和人類意識之入侵的抵抗（反帝）為媒介的、對制度和意識的接受（反封建）的過程。在這里「反帝」與「反封建」蘊藏著矛盾。但，竹內所說的「雙重抵抗」之所以不矛盾，是因為在追究有沒有日本近代所缺少的「失敗感」（「回心」），即追究有沒有文化主體的精神（通過「抵抗」即通過「自我執著」而獲得的「發展」。）[32]

（四）經濟主義、民族倫理、工人運動

除了反帝之外，民族再統一運動的現實性其實還有很多根據。其中，林??特別注意他稱之為「經濟主義」與「民族倫理」的兩種統一論，并稱前者為現實主義，而后者為理想主義。所謂的「經濟主義」統一論，就是一種認為兩岸只要通過經貿交流，就可以在經濟整合中實現促統的見解。至于「民族倫理」統一論，則是林??基于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民族主義紐帶的信賴而提出的見解。

「經濟主義」統一論的代表人物是陳映真。八○年代初期，他與戴國煇的對談中，就曾經從臺灣為什么不能產生認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來分析臺灣分離主義的成因。陳映真提出民族資產階級的用意，就是在談兩岸能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圈（他甚至假設了如果中共當初未能渡江，臺灣能否與華南形成統一的經濟圈）。[33]到了陳映真也參與的《海峽》雜志，則更直接把「社會主義國家」（即指大陸）視為臺灣中小企業可以投資的市場，藉此暗示兩岸應該進行經濟上的整合。[34]到了九○年代，閱讀到韓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樸玄采著作的陳映真，干脆提出一個極類似于樸氏「民族經濟論」的民族經濟圈論。[35]直至進入二十一世紀，陳映真才另外提出「兩岸無產階級聯合論」這樣的新見解。[36]

雖然林??曾對「經濟主義」統一論表達某種妥協，但根本上，林??認為經濟主義是危險的；貌似促統，實則未必。早在一九八六年，林??便在〈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文中指出，臺灣的壟斷資本有可能因為兩岸和談乃至三通帶來的經濟整合而得以存活，從而使這種貌似促統的經濟契機轉而成為臺灣「壟斷體制的延命策」，從而為民族再統一造成障礙。[37]而林??在后續文章中更不斷指出，經濟主義可能因為完全無益于工人階級的生計，反使他們無法認同統一。

資本家的熱衷和工人的離心是否變成極化現象，則無非是統一前途的一種隱憂。蓋純資本主義的統一動機即使在法理上的統一局面營造成功之后，也仍然是潛在的不穩因素。[38]

對照兩岸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可說完全證明了林桑關于「經濟主義」弊病的論斷：

經濟非唯一的交流部門，其他文化、學術等部門的交流也有促進統運的意義。但這些范圍的交流所能發揮的社會影響比較屬于靜態，不具急迫性，也不易凝結成物質力量對決策層形成有效壓力。這類柔性活動反而往往變成執政黨應付或軟化人民的強烈要求的障眼法。

最大的問題在于臺灣的廣大勞工群眾被排除在資本掛帥的兩岸互動形勢之外。為了鼓勵臺灣資本家的轉投資，臺資優待辦法訂出了許多條，但總人口中最大比例的臺灣勞工則非但在兩岸經濟交流中無從參與，反而往往在資方結束原地營業時遭受到資方倒債，失業更不用說。此外臺灣勞工還面臨大陸偷渡勞工的競爭威脅。......

臺灣的勞工群眾在兩岸經濟交流的熱潮中所遭到的生活上、意識上的沖擊甚至挫折是很現實的。......

因為臺灣資本主義的后進性，使農村階級結構的轉移分化不夠徹底，跨產業的低熟練或非熟練工人反而對高剝削率具有較大的承受耐性。再加上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使臺灣勞工對現體制的抗爭意識至今仍然消極。特別是對政治層次上的問題，認識低關心亦低。對勞資間的矛盾也只是透過生活體驗而來的感性反撥，而少有理性層次上的制度批判。至于關系到臺灣未來的統獨問題，多數勞工傾向于保留判斷；而他們的判斷標準，也必定是以現實利益上的衡量為主。

資方的大陸轉投資熱潮，附帶地導致各地的關廠事件，而勞方除了在生活上遭到失業的沖擊外，還會遇到思想上的困惑。如：中國走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后仍要借重資本主義的作法，究竟是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又，統一后一國兩制下的臺灣仍然是個資本主義社會，那么臺灣勞工階級的位置如何，有何改善的可能？

像這樣的疑問，如能在一定的認識水平上進行理性討論，倒不算是難題。但工人們的素樸觀念不容易接受和他們的感性認識有距離的說明。還有，臺獨運動年來也有意強化他們的工運部門。他們看準了大陸經改中的資本主義要素和兩岸交流中的資本主義要素都把臺灣勞工疏外在統運行列之外，認為臺獨運動大可以和勞工運動相結合。

如果臺獨運動得以利用勞工運動的成長來彌補中小企業因大陸投資熱而減低對民進黨的支持，在策略上還是有它的可行性。他們的作法將是：把民進黨一向的策略重點稍作修改，將民主化改革的內容擴及到勞工權利的提高甚至經濟民主，再把它和臺灣獨立的最高理念緊密結合，讓臺灣意識涵蓋臺灣工人意識。一方面針對當前大陸的優待臺資辦法提出尖銳批評，指說：「只歡迎資本家，不顧工人死活」，用心鼓起反中國情緒。[39]

林??之所以如此關注工人階級對于民族再統一問題的態度，一方面在于林??把工人階級的命運擺在更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林??則清楚地認識到：八○年代初期以來的種種分離主義論述（無論是臺獨還是獨臺），都急于形成一種把自己區隔于中國之外，乃至區隔于國民黨政權之外的「整體論」。在「臺灣結／中國結」論戰期間，這種「整體論」以「臺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為代表，當時的陳映真曾以階級論批判了這種意圖取消「一千八百萬人」內部之階級矛盾的論述。[40]到了解嚴前后，這種「整體論」則以「反壟斷聯盟」論以及南方朔（王杏慶）、江迅（郭正亮）、木魚（鄭陸霖）等人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論（或稱「民間哲學」）為代表。[41]前一種論述主張階級聯合，后一種論述則遮掩階級斗爭。而此時首先跳出來批判兩者的，正是林??及其主辦的《前方》雜志。

反壟斷聯盟論反對從正面的口號（如「民主」）劃出統一戰線，主張從「對立面界定盟友」。「這種界定一反過去種種正面性的提法，因聯盟中的兩大組成份子（一方是工農，另一方則是中小企業主）是存在著若干矛盾，但相對于壟斷勢力而言，乃是次要的，從屬的，我們誠實地承認這些內部矛盾，將之置于政策層次上來解決。易言之，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于『民主』，因『民主』一旦延伸于社會，經濟上即形捍格不入。」「根本說來，反對運動最好采取對立面來界定盟友，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提法是比較適當的，但不敷今日之需，因為政治上已從一黨專政演為三合會的代議制度。」「聯盟乃團結新壟斷體制以外的一切社會勢力，主要是工農大眾與中小企業主，組成一條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42]

若先撇開反壟斷聯盟論與林??對于統獨問題的不同見解，林??認為反壟斷聯盟論的最大問題就是錯估臺灣各階級的代言人以及各階級間的關系。一方面是高估民進黨建黨背后的壟斷資本背景：「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后奪權的自主運動。」但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系（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產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產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其次，中小企業主與廣大臺灣工農之間有深刻矛盾，兩方很難在「反壟斷」的口號下形成統一戰線。然而跨階級統一戰線仍然是可以主張的，但只能是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中國統一運動。[43]

在批判反壟斷聯盟論的延伸線上，林??對于民間社會論也提出了類似的批判：

他〔南方朔〕對「民間社會」的這種提法，似乎是對西洋史上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錯誤理解的產物，只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這是一種偷懶的機械化、單純化的社會二分法，如果人的社會真能這樣簡單地劃出內部界限，那我們的社會科學將變得十分地省力，可惜這只是一種錯覺而不是實相。......

官民對立因而不是社會內在矛盾的唯一表現，也不是最大表現，而只是社會內在矛盾的衍生現象之一，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是統攝官民矛盾的階級矛盾。[44]

從今天來看，林??當年的批評堅持了階級論的原則，也為日后的「民間社會」批判打響了第一槍（雖然批判的路徑不同）。然而林??反對統一戰線的立場也引起許多爭議。可以肯定的是，以階級論為基礎的「工農聯盟」論--特別是工人運動的指導性地位--是林??一切思想的原點。

也正在是堅持階級論、堅持工農聯盟論、堅持工人運動優先性的立場上，林??特別強調「民族倫理」論。他認為，民族再統一之所以必須依靠工農--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原因，正在于中國革命形成了「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45]「在一定的世界觀規定下的民族倫理說，有其本然的指導性和統攝性，能超越一時的、局部的逆行現象而指向終極的價值目標」，[46]從而使臺灣民眾出現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克服「經濟主義」論弊病：

以民族自衛權的確立、沉重的人口壓力下對全體人民的生存權的基本保障、現代化建設的開步就緒和初步成果等來看，社會主義初階段的優越性已經展現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中。顯然，大陸社會當前的結構原理大致上符合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原理。質言之，大陸社會以全民和集體共同占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的，使血緣和文化共同體具有堅固的生活紐帶的根本體制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性在歷史現實中的具體顯現。就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的立場而言，國家再統一、民族再整合的道德性和進步性意義，也就因此沒有疑義了。......

所謂工運與統運不可并行的論調，只是有意把臺灣工運永遠壓低在初級的生活爭議階段上，斷定其為永不成長的侏儒運動，也把統一運動看成與人民大眾實際權益無關的，結構上層的權力推移。實則，工運之終必面向并掌握臺灣社會的特殊課題，不能也不應回避的課題-統一問題；統一運動之終必促進人民大眾經濟生活，特別是勞工出路的新機運，乃無可置疑的趨勢。[47]

臺灣工人運動的目的在于勞工階級的解放。而臺灣勞工階級，不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構成要因？且所謂嶄新的中華民族乃為具有階級解放的結構原理的民族主義。只要民族仍然是一種歷史的共同體，具有它的運動規律，民族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是同具解放運動的本質的。再說現實上沒有人主張直接以中國意識來推動工人運動。因為統運和工運畢竟不屬于同一個活動領域。但也不是絕對的異次元。中國意識的闡明可以在戰略層次上使臺灣勞工運動找到現已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反映出來的歷史方位。使臺灣勞工的局部觀點和本位觀點及早擴大超升為現實基盤上（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夢）的全局觀點。卻又不抵觸于勞工運動的國際主義原理（因為中國新民族主義同時不抵觸于國際主義）。[48]

為了近八百萬臺灣勞工不至于被臺獨所引誘，統左路線的勞工運動必須有力推動。那是階級和民族的雙重認同，也就是，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批判和改造的立場（左），和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復權，重新發揮民族團結的創造力（統）的，兩種思想要素的高度統一。如何以群眾語言將此一原則傳播在人民大眾之間，應該是民間統運的努力重點之一。[49]

如上所述：對林??來說，民族再統一運動與工人運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高度妖魔化統一派的臺灣社會，在削弱民族再統一運動正當性的各種變因層出不窮的條件下，更只能通過深入臺灣的群眾生活，只有堅持在以工人運動為主體的各種社會運動中從事服務、了解、教育、組織，以及動員，才能為民族再統一運動打下真正扎實的基礎。若聯系到遠化罷工以來勞動黨在新竹等地堅持的工運路線及其近年重大成果，或許正可視為工農聯盟思想落實到在地實踐的證明罷。

然而，正如林??自己也意識到的，「民族倫理」說「因其高超性和不可免的抽象性格，而不容易在運動中落實具體而實際的策略指導作用。」[50]再加上林??所重視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紐帶因為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化進程（這同時也是「經濟主義」的膨脹進程）而不斷在海內外削弱，從而沖擊了林??關于「大陸社會當前的結構原理大致上符合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原理」與「大陸社會以全民和集體共同占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等一系列判斷時，意圖以「民族倫理」作為民族再統一的根本基礎就不免陷入「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因此林??認為大陸方面必須正視臺灣工人階級因為改革開放下的「經濟主義」統一趨勢而出現的反認同問題，而林??的解決方案則是：

一、應由有關政府機關做明確的政策宣示：凡臺灣經營者提出新投資（在大陸）案要求審批時，核準條件中應包括一項不得在原經營地（在臺灣）有未經依法清理的、以從業員工為對象的債務。

二、將大陸勞工生活中的各種國家保障、共同福利及政治的、職場的各種民主權利規定等，向臺灣做系列介紹。特別是有關生活實際面的，如居住、子女教育、醫療等項目，應是臺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工群眾所最關切者。

三、臺灣勞工群眾對大陸現行經建，及未來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所懷有的疑念，可經由兩岸交談或公開信等方式予以解釋，或舉辦兩岸青年工人對談，或由總工會向臺灣數百萬勞工同胞提出問候和說明的公開信等。[51]

其實林??對于大陸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始終有著冷澈的現實判斷。無論是對于六四前夕的「河殤」、「國際大循環」，或者是六四本身，都是如此。到了「三個代表」提出之后，林??更直接就「三個代表」中的生產力論提出反思。他的反思，實際上也是在為大陸的工農發聲。林??直言：在生產力等級化的條件下，落后生產力中的工人將如何被代表？所謂「先進生產力」該如何評價？從多？從快？從好？還是從省？此外，以科技為第一生產力的觀點與生態保護之間如何取得平衡？[52]──林桑從左翼出發的提問非但無損于統一派的正當性，反而證明了統一派必須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才能擁有批判性！

為了克服「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統一論，林??從帝國主義如何繼續維持兩岸分斷的「現有的前提」出發，論證反帝就必須實現民族再統一、論證民族再統一運動就是「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但當林??面對著同樣具有高度現實性的「經濟主義」統一論時，林??卻因著眼于「經濟主義」趨勢為臺灣工人階級帶來的反認同，而主張具有「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之危險的「民族倫理」論。林??的矛盾不但是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始終面臨的難局，更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成果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能否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到維護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林??的矛盾，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正在歧路上的反映。

終章：在工農葬的行列中

最后一次見到林??，其實只是兩年前。那時林??已被臺大醫院從主要的院區趕到了萬華的「北護」分院。雖然這并非第一次探訪臥病后的林??，但想到林??非得送往北京才能保證醫療品質并維持生命、想到之前去臺大醫院探望林??的情形，內心也不免產生「也許這是最后一次見到林??」的感覺。狹小的病房里，低音量的電視機依舊亂哄哄地放送著；這樣一個稍帶紛亂的小空間，與彷佛始終安睡著的林??極不協調。闔著雙眼不知是睡是醒的他，腦海里也許還在想著中國與世界的事情罷。不過，抱著期待的心情來探望林??的施大哥與我，還是把林??吵了起來。在我根本不敢預想林??病況的前提下，林??明晰而肯定地，鼓勵我繼續在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領域上努力，說了好多。實是出乎預期的慰勉。

于是，這又讓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林??著手重建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之初，特別重視臺灣無政府主義者及其運動的發掘。[53]因為二○世紀初，無政府主義運動普遍存在于萌芽期的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之中，而殖民地臺灣也不例外。對此記載最為詳細的《警察沿革志》自然是第一手史料。該書的權威性導致一般研究者都把一九二○年前后開始活動的嘉義人范本梁視為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起源。范本梁從日本展開活動，后來轉赴北京，一度前往上海，最終卻在一九二六年潛回臺灣之際被捕。雖然林??也非常重視以范本梁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活動，但他也格外重視他在書本史料之外獲知的許多隱沒的歷史。在與林??聊到研究上的問題時，林??說，他訪問日本之時曾與名曰「自由學校」的無政府主義團體接觸。他們出版的刊物曾有專文研究臺灣無政府主義運動與日本的關系，并把起源一路拉至一九一五年前后發動「噍吧哖」起義的馀清芳。由于林??一時找不到這份材料，我只好先記下這條線索。兩年后，我無意間在老日本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所著《沒有墓碑的無政府主義者像》（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54]書中找到了更詳細的故事。（依據這則故事，美國臺灣左派中理論水平最高的《臺灣思潮》曾在八○年代初期將逸見所聞翻成中文。[55]）原來馀清芳發動起義之前曾經前往日本大坂，在一間理發店里工作，因緣際會，結識了一大批僥幸躲過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于他們來說，馀清芳后來不知所蹤；但當馀清芳發動起義，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才知道，原來馀清芳回臺灣進行革命，并把這樣的革命視為馀清芳以宗教迷信實現其無政府主義理想的一次大實踐。--我興奮地拿著這本書去找林??，林??也感到非常有趣，甚至拿回家讀了許多天。然而林??覺得這本書還是不夠詳細，與他之前所讀的那份材料并不相同，頗為可惜。

另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交流，則是與林??討論連溫卿參與一九二四年東京的五一節游行的軼事。如前所述，林??曾翻譯過連溫卿的一九三○年日記--即《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但連溫卿的日記其實不只這本。除了遭到日本特務沒收從而不知所蹤的北京日記（不晚于一九二八年）之外，連溫卿的琉球好友比嘉春潮先生為連溫卿悉心保留了一九二四年與三○年兩份日記，并于日后移交戴國煇教授保管。戴教授在日本立教大學的《史苑》上發表了一九三○年日記，以日語寫成，[56]并于一九八六年得到林??的漢譯。[57]可是，連溫卿以漢文寫成的一九二四年日記--即《蠹魚的旅行日記》--卻因許多原因而未能在戴教授在世之際整理發表出來。但在熱心的戴師母--林彩美女士--協助下，我很幸運地能在撰寫論文之際讀到了這份珍貴史料。

一九二四年日記與一九三○年日記都寫于連溫卿訪日期間。雖然兩趟的時間都不長，卻都與日本本地的社會主義運動者進行交流。如果可以把前一篇日記視為連溫卿奪取文協領導權前的「摩托車日記」，后一篇日記則反映了臺共奪取文協領導權并逐出連溫卿之后，連溫卿如何通過這場「結束旅行」之旅，向臺灣的社會運動做告別。

一九二四年日記的高潮，是首次踏上日本土地的連溫卿被東京的五一節游行所震撼、所感動的片段。恰恰是這個片段，引起了林??的高度興趣：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于一九二四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沖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臺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并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May Day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么連氏于一九二四年東京May Day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后。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58]

林??文中所說的《May Day歌》--即《メーデー歌》（《五一歌》）--是日本初期的社會主義者根據日本步兵歌曲重新填詞而來的歌曲。其實連溫卿并沒有說「雄大的歌聲」發自什么曲子，林??卻根據他的直覺，推測為《五一歌》：「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連溫卿于一九二四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雖然這首歌是步兵調，林??卻從體諒的角度出發，認為這是日本缺少像中國聶耳這樣的革命作曲家的緣故。

林??對于《五一歌》似乎有特別的感情。曾記得，為了籌辦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活動，我曾建議林??在紀念集會上演唱二、三○年代廣泛流行于日本、朝鮮、大陸東北，甚至臺灣的歐洲革命歌曲--《赤旗歌》--林??卻因考慮到這首歌的日文翻譯出自轉向者手筆（即很早就脫離革命的赤松克麿，1894-1955），而感到并不適合。最后，林??還是應大家的要求登上二二八紀念公園的舞臺；但他演唱給現場群眾聽的，卻是《五一歌》！林??唱一句便翻譯一句，手腳甚至順著歌詞而不時擺出示威行進中的模樣，十分生動！

像林??這樣的老社會運動家，演唱革命歌曲的時候都充滿感情，甚至懷抱著一種神圣感。記得陳映真老師與師母當時也在現場。他們兩人靜靜地坐在露天的觀眾席間，看著舞臺上這些肯定趕不上專業水平的業余演出（其中也包括我）。但就在晚會即將結束之際，全場準備演唱《國際歌》的時候，我竟在舞臺上看到臺下的陳老師與師母都嚴肅地站了起來，以著莊嚴和慎重的態度與現場群眾一同歌唱這首戰歌。我想，這就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在細微處也能讓人欽佩的情操與信念罷！

「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卻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59]──對于出獄后始終站在街頭、戰斗到最后一刻的林??來說，當他閱讀到連溫卿的街頭初體驗，伴隨著《五一歌》而在內心油然響起的--我想--應該就是他通過連溫卿的五一節而得以共感的、在「邁開第一步」之后卻能終生不忘的「心悸」罷！懷抱著這份長久的悸動，林??也終于如他筆下的少年馬克思，將他如「童真」般的初衷化在他一篇又一篇的著作之中：

早在少年時代他已經思考著這樣嚴肅的問題：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以十七歲少年的領悟，那是何等的純真。而更可貴的是，護著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作品中。[60]

在十月二十一日的追悼會上，我終于再次見到了林??。但此時的林??已然化歸塵土，如此唯物，無比現實。我卻相信他真切地在烈火中永生了。追悼會上的林??遺影，一如我們所熟知的林??那樣，用手所托著的手輕撫著臉。這是林??思考問題時經常下意識擺出的動作。而林??的音容笑貌也通過追悼會上播放的紀錄短片而再次浮現我們眼前。那是在大小街頭抗爭與群眾集會之中的林??，是以出獄后的另一個三十年，用他的思想與實踐，為了兩岸與世界的光明而戰斗不息的林??。正如魯迅對于孫中山的評價那樣，「他終于全都是革命」！[61]

在一篇紀念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論文中，林??寫道：「衷心希望多喜二的任一篇作品都能發出光，使得旁徨無依，昏頭轉向的日本國民，即多喜二拼著一身刮，護衛下來的被虐的一團，學著仰望天際一絲光！想著多喜二告訴他們的，那絲光是解放的曙光，而毅然前行不輟！」[62]然而，豈止是小林。在追悼會上凝視著我們的林??，不亦以其畢生的實踐，教育我們要能仰望光明、仰望那絲指向社會主義與人類解放的曙光？正如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統一委員會）的同志們所說的：

對于日本的我們來說，林書揚同志也是一位給日本及亞洲人民解放運動指引道路的巨星。戰后，在日本革命運動失敗的形勢下，對于我們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而出發的日本共產主義者們，林書揚同志親身引導我們，從戰前的運動轉繼為東亞人民的反日帝斗爭。另外，他還指導我們，作為在日帝統治下的運動，要為亞洲人民的解放運動肩負重大的責任。

不僅是我們，所有與林書楊同志相見過的日本工人、學生，都對這位在反帝、人民解放斗爭中的老前輩懷有深深地敬意。[63]

追悼會上的我，忽然想起塞薩爾．巴列霍所寫的《群眾》：

戰斗結束，
戰士死去，一個人向他走來
并說：「你不能死去，我多么愛你！」
但尸體，咳！依然是尸體。
兩個人走近他，同樣說道：
「別將我們拋下！勇敢些！死而復生！」
但尸體，咳！依然毫無動靜。
二十、一百、一千、五十萬人趕來
并向他呼喚：「我們多么愛你！而死神就不可抗拒！」
但尸體，咳！依然不言不語。
千百萬人圍在他身旁
一齊請求：「留下吧，兄弟！」
但尸體，咳！依然無聲無息。
于是，大地上所有的人
包圍著他；傷心而又激動的尸體看到他們；
他慢慢地欠起身，
擁抱了第一個人；開始行進......[64]

當我想起這首詩，我終于理解了我的夢境。為了工農的解放而戰斗一生的林??，值得一次由工農為他舉辦的葬儀；就在林??所熟知的街頭，與他所熟悉的工農勤勞大眾一起。就像是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出殯時的「勞農葬」（工農葬）、李大釗在北平下葬時的「反帝葬」、蔣渭水死后的「大眾葬」，以及最知名的魯迅「民眾葬」那樣。

不同的是，林??沒有死。在「雄大的歌聲中」，他慢慢地欠起身，擁抱了我們之中的第一個人；在日漸壯大的階級隊伍中，在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里，林??將永遠與我們一同前進！--

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 Day聲！
示威者齊一的，
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
吶喊聲浪！
放棄你負的
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
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
全休日，
為直沖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
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
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
奮還吧！
彼等苦守
能算甚么！
我們步武的
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
自由旗！
保衛它May Day勞動者！
保衛它May Day勞動者！
--《五一歌》，林書揚譯[65]

注釋：

[1] 這是老臺共蘇新從北京寫給詹以昌的信。收錄于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122。

[2] 林書揚，臺灣省臺南麻豆人，1926年生。臺灣光復后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1950年因「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麻豆支部案」被捕并判無期徒刑，1984年出獄，長達34年7個月，是迄今為止海峽兩岸在白色恐怖下坐牢最久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出獄后又以三十年的時間領導臺灣的工人運動與民族再統一運動，是當代臺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林書揚先后參與發起「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黨、勞動黨。林書揚歷任勞動黨副主席、榮譽主席，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勞動人權協會會長，以及中國統一聯盟主席。2012年10月11日晚間23時50分，因病赴北京治療的林書揚先生在京逝世。

[3] 王娟萍：「我們最尊敬的林書揚先生已于剛剛離開我們了！」，2012年10月12日清晨。

[4] 關于這次的拜訪，可參見：施善繼，〈毒蘋果札記：二○一二、十、十二：紅色的名字〉，《兩岸犇報》，2012年11月1日（臺北），第24版。

[5] 紺弩，〈獻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收錄于魯迅紀念委員會編著，《魯迅先生紀念集（評論與記載）》（上海 :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頁3-4。

[6]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自序（1992年6月）〉，《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頁V。

[7] 連溫卿著、林勞歸〔林書揚〕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1986，臺北），頁57?

[8] 蘇新，《戰時下に于ける養兎の理論と実際》（臺北：臺灣藝術社，1944）。

[9] 林書揚，〈斗士未歸--紀念蘇新（1993年2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77。

[10] 參見：林書揚，〈臺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周期與第二周期（1990年6月）〉、〈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份 （2001年8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128-140，

[11] 蕭友山，《臺灣解放運動の回顧》（臺北：三民書局，1946）。

[12] 參見：林書揚，〈臺灣人民反抗運動的價值與特性（1989年7月）〉、林書揚，〈一部殖民地反抗史詩--《警察沿革志》中譯版問世的現實意義 （1989 年 5 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141-152。

[13] 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頁108-110。

[14] 林書揚，〈翻案的道理、道理的翻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110-111。

[15] 龍應臺，〈〔三少四壯集〕誰是官兵？誰是強盜？〉，《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4年7月18日，第39版。

[16] 林書揚，〈回應龍應臺的〈誰是官兵誰是強盜〉一文（1994年7月25日）〉，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255-256。

[17] 林書揚，〈回應龍應臺的〈誰是官兵誰是強盜〉一文（1994年7月25日）〉，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257-258。

[18] 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240-241。

[19] 笑蜀，〈大陸人看臺灣：馬場町的精神高度〉，《旺報》，2012年7月17日（臺北）。

[20] 《勞動黨綱領》：「現階段的臺灣，統獨爭議已經成為主要矛盾，而勞資對立則屬于基本矛盾。勞動黨認為國家統一是主要矛盾的解決途徑，而社會主義理想是基本矛盾的解決方向。」，勞動黨中央黨部編，《勞動黨綱領／章程》（臺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1997），頁13-14。

[21] 馬克思與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87。

[22] 可著重參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哲學史研究家孫伯鍨的研究：孫伯鍨，《孫伯鍨哲學文存》，第1卷「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23]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58。

[24] 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第23卷第9期1995，臺北），頁25。同文刪節部分可見：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海峽評論》，第51期（1995，臺北），頁50-61。

[25] 陳映真：「但是，把普遍歷史中反對帝國主義支配民族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被支配民族的同化政策、反對消滅土著民族文化的形形色色的「本土化」運動，和做為其反動的、仇視的和否認自己原有的中華文化，向往中心國家即帝國主義文化的臺獨主張「本土化」論相提并論，并在「文化史」上列為先后分期，等量齊觀，在理論上怕就不無瑕疵了。」

[26] 林書揚，〈審視近年來的臺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259-260。黑體字為筆者所加。林??對于「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關系還有如下深刻的見解：「臺灣的物質基礎有沒有內在矛盾呢？矛盾的一方所堅持的意識和另一方所堅持的意識，同為一時的臺灣意識，而那一方面能更正確地代表臺灣未來的方向呢？難道主張把臺灣的未來投入于更大民族實體的歷史實踐中，在更壯大的主體性實驗中，求得突破特定歷史遭逢下的局限性的想法，就是沒有物質基礎的、無根的『夢想』嗎？舉例說，臺灣的物質條件即使以最簡單的技術見地，也帶有嚴重的殘缺性的。它有強烈要求『補足條件』的自然傾向。然則，建基在嚴重缺失的物質基礎上的臺灣意識，順著歷史與文化的，甚至政治的脈絡，滋長出一種嶄新內容的，具包容性的中國意識，不也是一種自然傾向嗎？也就是說，臺灣人的中國意識其實是擴大和成長了的臺灣意識，而臺灣意識為中國意識的起始站和落實點。硬把非此則彼的排中律套在雙者關系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曲斷了。」見：林書揚，〈如果獨立的臺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臺北：人間出版社，2011），頁52-53。林??關于中國意識派生臺灣意識，并從中再產生出嶄新的中國意識的見解，與抗戰期間「民族形式」與「地方形式」之關系的大討論顯然有相同問題意識。可參見：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爭論〉，收錄于氏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4卷「科學話語共同體」（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493-1530。

[27] 林書揚，〈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1986年2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

[28]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1990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63。

[29]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系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3-74。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30] 林書揚，〈重讀蘇新〈談臺灣解放問題〉（2002年9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159。

[31] 林書揚，〈臺灣人的「主體性」--讀《民進報》編輯部答復文有感（1987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224-225。

[32] 伊藤虎丸，〈亞洲的「近代」與「現代」--關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收錄于氏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11。

[33] 在陳映真與戴國煇的1984年對談中，陳映真曾提出了一種猜想：如果1949年內戰的結果是國共劃江而治，臺灣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同長江以南的大陸資產階級共同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臺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在民族經濟圈內進行。戴國煇認為陳的看法「太樂觀」，「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雖然陳映真同意戴國煇的反駁，但他之所以有這種猜想，正是因為「臺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么『民族』的問題。」雖然陳映真的「劃江而治」畢竟只是猜想，他卻盼望臺灣的資產階級能在將來匯合于逐漸開放的大陸經濟之中，成為民族經濟體的一部分，從而逐漸解消臺灣資產階級的臺獨屬性。見：陳映真、戴國煇，〈「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戴國煇與陳映真于愛荷華對談〉，收錄于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151-152。

[34] 《海峽》的前三期始終對綱領尚未定型的民進黨抱有寄望，提出了結合反壟斷、爭取中小企業，以及「曲線」主張中國統一的「獻策」：「假使民進黨以包括中小企業的中智階級為其主體群，我們為民進黨借箸代籌，這篇尚未問世的政策宣言至少應為下列重大問題之解決提出理論性的詮釋......提出一套開發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理論及行動綱領，當能博取中小企業的衷心支持。」「三、根據開拓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需要設計一套新的外交政策綱領，當比〔民進黨〕現行基本綱領戊項第四款「終止臺海兩岸對抗」的說法來得有號召力，也比行動綱領第一、第三項：與海峽對岸進行所謂和平競爭及重返聯合國來得實際。」見：張大林，〈民進黨何去何從？--評民進黨的基本綱領 〉。《海峽》，第3期（1987，臺北），頁34。

[35] 開放臺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之后，陳映真曾提出這樣的解釋：「隨著臺灣中小企業資本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原本帶有買辦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臺灣中小企業資本，勢將逐漸改變其性質，即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愿望的民進黨，在將臺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見：陳映真，〈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后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21期（1992，臺北），頁21-37。陳映真還認為，隨著臺灣資本向大陸投資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應增加，將來甚至可能在臺灣的議會中出現游說團體。而且兩岸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將促使上層建筑必須發生變化。見：陳映真口述，〈現在是重大反省時刻！--陳映真總評國共兩黨、民進黨及臺獨〉，《財訊》，第132期（1993，臺北），頁157-162。陳映真樂觀猜測：「臺灣戰后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臺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后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見：許銘義整理，〈臺灣前途和兩岸關系：紐約鄉情座談會紀錄〉，《海峽評論》，第33期（1993，臺北）。受邀參加香港回歸典禮之后，陳映真提出了一些感想。他認為，臺灣與香港的殖民地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的構成部分，因此香港的回歸實是「中國半殖民地歷史終結的一部分，香港以『回歸』而不是『獨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從而也可以「看到經濟變化所起到的近于決定性的作用」。這個「近于決定性的作用」使香港在港資納入大陸經濟圈的過程中，承受了中英聯合宣言、六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沖擊。對于臺灣而言，「如果和大陸的經濟聯系越來越成為臺灣財富和生活發展不可缺的因素；如果大陸的發展和繁榮越來越不可忽視，臺灣經濟的歸趨將如何影響于精神、政治和意識的問題，在香港回歸之后，勢將成為眾目的焦點。」并認為，香港回歸將給臺獨帶來挑戰，因為香港殖民地化的歷史比臺灣長，卻沒有出現香港民族論。見：陳映真，〈歷史召喚著智慧和遠見--香港回歸的隨想〉，《財訊》，第186期（1997，臺北），頁134-140。陳映真民族經濟圈論的來源，可參見樸玄采著、梁官洙譯，〈統一論としての自立的民族経済の方向〉，收錄于本多健吉監修，《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東京：世界書院，1990），頁123-14１。

[36] 陳映真，〈序〉，收錄于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臺北：人間出版社，2000）。

[37] 林書揚，〈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1986年10月）〉，手稿。

[38]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系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86。

[39]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系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84-86。

[40] 就現實論述來說，陳映真主打「一千八百萬人論」泯滅階級差異這一點。「『臺灣人民』有一千八百萬，總要有階級構成之分析吧！不同階級的『臺灣人民』，有絕不相同的政治、經濟利益。」并指稱「一千八百萬人論」以及與之結合的「自決」口號，正是臺灣資產階級（無論省籍）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一千八百萬人」身上、要求「一千八百萬人」買單的口號。分見：陳映真，〈共同的探索--為臺灣前途諸問題敬復永臺先生〉，收錄于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37；陳映真，〈追究「臺灣一千八百萬人」論〉，收錄于陳映真，《西川滿與臺灣文學》（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47。

[41] 關于「民間社會」論的論述史和批判，可參見：機器戰警（寧應斌）編，《臺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臺北：唐山出版社，1991）；李丁贊、吳介民，〈公民社會的概念史考察〉，收錄于謝國雄編，《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臺北：群學，2010），頁393-446。

[42] 蔡建仁，〈關于反壟斷同盟及其要旨（1986年10月）〉，手稿。

[43] 林書揚，〈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1986年10月）〉，手稿。

[44] 林書揚，〈黃昏的故鄉--從〈官僚主義的黃昏〉談民間哲學的迷思與欺罔（1987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26-27。

[45] 林書揚，〈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1986年10月）〉，手稿。

[46]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1990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66。

[47] 林書揚，〈馬鳴風蕭蕭--敬答《民進報》周刊社論（1988年3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45。

[48] 林書揚，〈如果獨立的臺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1988年7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53。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49]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系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6、86。

[50]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1990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66。

[51] 林書揚，〈臺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在「海峽兩岸關系與和平統一研討會」的論文（1992年6月）〉，收錄于氏著，《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86-87。

[52] 林書揚，〈有關七一講話中的生產力論〉，收錄于《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1年?秋冬：因為是祖國的緣故」（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43-150。

[53] 比方：林書揚，〈日據時代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范本梁與新臺灣安社（1987年7月）〉、〈〔附錄〕無政府主義（1987年7月）〉、〈追述世紀的旗手周合源先生 （1994年3月）〉，收錄於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47-64、69-76。

[54] 逸見吉三，〈臺灣獨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現代之眼》第12卷第4期（1971，東京），頁200-209；逸見吉三，《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東京﹕三一書房，1976）。

[55] 逸見吉三著、游清水譯，〈記日據時代臺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臺灣思潮》第4期（1982，Los Angeles），頁89-92。

[56] 戴國煇，〈連溫卿の二つの日記〉，附錄於連溫卿著、林勞歸〔林書揚〕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頁99。

[57] 連溫卿著、林勞歸〔林書揚〕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頁57-80?

[58] 林書揚，〈序〉，收錄於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iv-v。

[59] 林書揚，〈回首海天相接處──悼「綠島甘地」黃榮雄同學〉，收錄於氏著，《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204。

[60] 林書揚，〈遲來的春天──談談《資本論》解禁（1991年1月）〉，收錄於氏著，《林書揚文集》，第2卷「如何讓過去的真正成為過去」，頁78。

[61] 魯迅：「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為甚麼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甚麼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裡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見：魯迅，〈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年〉，收錄於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集外集拾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06。

[62] 林書揚譯註，〈思考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暢銷旋風的意義〉，《批判與再造》，第54期（2008，臺北），頁59。《林書揚文集》所收文字有所出入，此處據《批判與再造》而引用。

[63] 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統一委員會），〈悼念勞動黨名譽主席林書揚同志〉，《臺灣立報》，2012年10月26日（臺北），綜合版。

[64] 趙振江編，《拉丁美洲詩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65] 林書揚，〈序〉，收錄於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頁v-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