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在東北》座談會在長春舉行

《陳云在東北》座談會：高風亮節激勵后人
陳云在東北的四大貢獻
陳云在“經營東北”時期的經濟策略及其效果
陳云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三大貢獻

　　本報訊 在“四保臨江”戰役勝利65周年、陳云誕辰107年之際，6月13日，由吉林省黨建學會、中央文獻出版社主辦，陳云故居暨青浦革命歷史紀念館、陳云教育基金會、吉林省委黨校承辦的《陳云在東北》一書出版座談會在長春召開。吉林省委副書記竺延風，省文化改革發展領導小組組長荀鳳棲，副省長、陳云教育基金名譽會長王祖繼出席會議。會議由吉林省人大副主任、陳云教育基金名譽會長周化辰主持。

　　竺延風在講話中指出，陳云同志曾在吉林工作和戰斗過，參加領導了著名的“四保臨江”戰役，為建立和鞏固東北根據地、恢復和重建東北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陳云同志對吉林省經濟社會發展給予關心和大力支持，深受吉林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竺延風表示，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陳云在東北》，是對陳云同志很好的紀念和緬懷，對于我們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財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紀念和緬懷陳云同志，就要學習他堅強的黨性和不可動搖的革命信念，執著追求理想，始終忠于人民;學習他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和勇往直前的奮斗精神，堅持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學習他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維護團結、光明磊落的革命風格和崇高品德，一貫謙虛謹慎，始終淡泊名利。陳云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將永遠激勵我們開拓前進。

　　長篇紀實文學《陳云在東北》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李藕堂撰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為該書題寫書名;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同志為該書作序。陳云長女、陳云教育基金理事長陳偉力在發言中衷心感謝吉林省委對這次座談會的高度重視。

　　吉林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倪連山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了座談會。座談會上播放了《陳云》專題片。中央文獻出版社社長劉敏，陳云故居暨青浦革命歷史紀念館館長徐建平，吉林省政協常委、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吉林省長白山文化研究會會長張福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處長、副研究員蔣永清分別就《陳云在東北》出版發行進行了發言交流。大家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一致表示，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奮發有為，順應時代，努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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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云在東北的四大貢獻

　　今年6月13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第一代卓越領導人陳云百年誕辰紀念日。央視一套播出了取材陳云在東北工作和戰斗史實的電視劇《陳云在臨江》。陳云自1945年9月抗戰勝利后，在東北工作了整整四年半。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陳云同志在戰略取向、發動群眾實施土地改革、軍事斗爭和接收大城市諸方面做出了功勛卓著的貢獻。

　　最早提出讓開三大城市的戰略

　　東北礦產資源極為豐富，再加上擁有當時在全國較為先進、完善的工業基礎，誰占有它，誰就有了取得戰爭勝利的強有力的保障。

　　1945年11月下旬，正當東北人民自治軍在錦州和杜聿明指揮的5個師國民黨軍隊鏖戰時，時任中共東北局副書記、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委的陳云在哈爾濱南崗中共北滿分局駐地召集高崗、張聞天等人開會，研究局勢。會后以“陳、高、洛(洛甫即張聞天)”名義給東北局并中央發出《對滿州工作的幾點意見》。陳云在電報中指出：“獨占三大城市(沈陽、長春、哈爾濱)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因此，當前東北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將東北的武裝力量及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和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建立廣大根據地。”陳云等人的意見，與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提出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東北工作方針不謀而合。

　　1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這就是東北解放史上有名的“12月指示”。

　　煮熟“夾生飯”

　　東北根據地建設充滿斗爭和反復。地主階級在土改風暴日益逼迫的情況下，收買積極分子，搞假農會、假分地、假斗爭。當時土改干部少，不能面上鋪開，加上有些干部急于求成，致使土改出現不徹底現象。

　　1946年10月下旬，陳云臨危受命去南滿主持工作，路經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書記張聞天向他匯報了土地改革中存在弄虛作假，包辦代替，強迫命令，以及農會干部成分不純等情況。陳云形象地稱此為“半生不熟”，是“夾生飯”。陳云路經牡丹江時，又找牡丹江省委書記何偉研究，發現牡丹江也有類似情況。陳云及時地把這種情況報告東北局。不久，東北局發出《關于解決土改運動中“半生不熟”問題的指示》，要求對東北普遍存在的土改“半生不熟”問題，認真及時解決。

　　根據陳云的建議，合江等地區重新進行了土改。由于及時解決了“夾生飯”問題，鞏固的根據地才建立起來。

　　拍板堅守南滿

　　1946年下半年東北戰場形勢極為嚴峻，國民黨軍隊先后攻占了本溪、四平、長春等城市，我軍主力被迫撤向松花江以北地區。10月中旬，蔣介石飛抵沈陽，親自指導東北戰局。敵人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戰略方針，妄圖首先消滅我南滿的軍事力量，然后全力北上，進而占領東北全境。國民黨集中8個美械師的10萬人的兵力重點進攻南滿解放區。到11月初，堅守南滿的我軍兩個縱隊不足4萬人，被壓縮在只有20多萬人口的臨江、長白、撫松、輯安四個小縣，一些醫院、工廠和倉庫運過了鴨綠江，撤到朝鮮境內。一時間，南滿戰云密布，整個東北乃至全國戰局的焦點都集中到了南滿。

　　鑒于南滿根據地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條件，在敵人改變戰略和我軍處于危難情況下，迫切需要加強南滿的領導。就在這時，陳云自告奮勇，請求前往南滿工作，經東北局批準兼任了中共遼東分局書記、遼東軍區政委。蕭勁光也同時派往南滿，擔任遼東軍區司令員。12月11日蕭勁光在七道江主持召開了遼東軍區師以上干部軍事會議，討論是否堅持南滿根據地的問題。會上大多數意見認為長白山區地形狹窄，我大兵團作戰沒有回旋余地，主張主力撤出南滿，前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實力，準備日后反攻。身為司令員的蕭勁光無法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會議開了兩天沒有結果。13日，蕭勁光把會議的情況向在臨江的陳云作了匯報，請他來作最后定奪。

　　陳云在與干部談話和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后，將自己的考慮和盤端出。他把堅持南滿比作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顆釘子。堅持南滿就可與北滿根據地兩線配合，遙相呼應：南滿不支，北滿出擊;北滿困難，南滿出援，使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顧。他一錘定音：“我們不走了，都留在南滿，留下來要打，要在長白山上打紅旗，搖旗吶喊!”陳云富于說服力的分析和干脆果斷的決定徹底結束了爭論，統一了大家的思想。“七道江會議”結束后，陳云和蕭勁光領導了歷時108天的著名的“四保臨江”戰役，一舉扭轉了東北的戰局。

　　創造“沈陽經驗”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沈陽解放前夕，中共東北局決定并報中央批準，由具有較為豐富的城市工作經驗的陳云擔任沈陽市特別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當時，如何收復城市，收復后又如何管理，在黨內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

　　針對沈陽實情，以陳云為首的軍管會創造性地提出了“各分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則。

　　陳云一手抓穩定，堅決取締打擊投機分子，杜絕興風作浪、亂中漁利的企圖;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堅決不讓反動余孽和潛伏下來的敵特分子顛覆、破壞新生人民政權的陰謀得逞。一手抓生產和人民生活。其中又首先抓運輸生產包括工業原料的運入和產品的運出。作為重要的鐵路樞紐城市，到11月25日，每天就大約有接近一百列的客貨車能夠進出沈陽。

　　接收工廠工作進展也十分順利，解放不到一個月，全市絕大部分工廠就已經恢復生產，各主要工業產品生產和能源、自來水供應也很快轉入正常運轉，并在已當家做主的廣大職工積極努力下，產值增長還比較快。市場物價穩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各項必需品特別是糧食的供應充足，城市社會治安狀況良好。

　　在當時解放接管大型城市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并不很豐富的情況下，“沈陽經驗”作為解放城市前有一定接管準備工作、戰爭對城市的破壞不嚴重、接管城市速度快的模式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接管大中城市的理論與實踐，在各解放區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陳云在東北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別是接收管理沈陽的經驗，受到了中央的表彰。1950年5月，陳云奉調北京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工作，不久又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等重要職務，成為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 邱建群 李惠

　　陳云在“經營東北”時期的經濟策略及其效果

　　作者:姬文波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所

　　從“學做商人”的共產黨人到共和國經濟體制的締造者之一，陳云的經濟思想極為豐富。這些思想絕大都來自于陳云在“經濟戰線”①的實踐總結，其最大的特點即在于深入淺出而又切合實際，具有極強的針對性與應變性。

　　1945年9月14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研究了全國軍事戰略部署，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以陳云、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的東北中央局，爭取在東北建立根據地，原來準備南下的十萬部隊、兩萬干部轉而挺進東北。并決定張聞天和陳云、彭真、高崗一起立即前往東北。①其后的此段歷史即為人皆詳知的“經營東北”時期。“經營東北”戰略決策對于中國共產黨贏得國家政權之重要意義，學者已有精辟闡述。②

　　本文將重點研究在此時期陳云在經濟上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效果，從而更為客觀地評價其對東北建立穩固的根據地經濟基礎、積累財力物力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所起到的歷史作用。

　　一、“經營東北”時期陳云經濟策略的主要內容

　　從1944年12月《關于財經問題的報告》、1948年10月《東北財經問題》到1949年10月21日《在中央財委正式成立會議上的講話》，這些講話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陳云經濟思想所包含的策略性內容。在“經營東北”之前，陳云較有遠見地指出了“農村經濟之于中國革命的歷史作用”及“東北經濟的未來地位”。1945年5月，陳云入東北之前曾向毛澤東建議，在轉入城市工作的過程中，要“保全城市機器”，但是也必須“保存農村家務”。③這一觀點正好印合了后來“獨占”東北之不可能后，中國共產黨轉變政策要求重新進入農村創建根據地的局面。1946年3月陳云進一步指出，經營東北的重要意義在于建立強大的革命經濟基礎，“東北是工業比較集中和發達的地區，奪取了東北，就可能利用東北的工業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④

　　總結來看，此時期陳云的經濟策略集中體現為六個方面：

　　一是加快在東北農村推進土地改革，建立并穩固農村根據地，不與民爭利，擴大共產黨在城市的影響力。1945年12月在轉入創建東北農村根據地初期，陳云認為，“抗戰初期的敵后與今天的東北帶有根本性質的區別。……東北人民對國民黨、國軍不是失望而是存有幻想，對我黨我軍不認為是唯一靠山而是旁觀。”①但是他也認為，盡管共產黨在東北的根基并不深厚，但是“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們的積極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礎上的”②，因此，只要在政策上重視并維護農民利益，農民就愿意支持共產黨。他要求在農村土地改革及各種經濟政策上大量地注意保護他們的利益。1946年初，陳云要求北滿各省工作委員會必須切實了解群眾情況，“群眾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最能發動群眾的口號是什么，偽滿時代的開拓地、滿拓地有多少，如何確定其產權和如何處理為適當，可否做為敵產分給貧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當務之急。③4月20日陳云指出，必須將北滿建設成為全東北的大后方和最鞏固的根據地。“我們的政策是發動經濟斗爭后，迅速武裝農民，搜繳地主土匪武裝以加強之。農民武裝起來后，再擴大經濟斗爭。”④至 1946年底，這一“經濟——武裝——再經濟”的政策初現成效。與此同時，陳云要求各根據地領導人充分利用農村土地改革的示范作用，吸引城市民眾的注意力，增強他們對于共產黨政策之認同。為了保護民眾的利益，陳云多次要求新幣發行或各幣比價要考慮民眾的反應，軍隊不能與民爭利。⑤

　　二是展現共產黨治理下的農村根據地及部分中小城市的經濟秩序，以物價穩定作為手段，爭取全東北的民心。在當時的環境下，物價波動最為直接地影響著民眾的生活水平。1946年2月陳云在參加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員會召開的經濟問題座談會時指出，“一方面中國物資不斷外流，另一方面許多地方都在印發紙幣，這是物價高漲的根本原因，這兩個問題不解決，物價還要高漲，用政治斗爭的辦法是沒有用的。為了應付各項開支，可行的辦法是對外流的糧食收稅和自己發行紙幣。紙幣發出后只能用于收集物資，不準做其他開銷，這樣才能保持住信用。”⑥其后又針對根據地物資緊缺的情況，制定了“因為無準備金，對外貿易目前尚無把握，暫時不宜大量發行紙幣”⑦的貨幣政策，以保護根據地物價的穩定。1946年7月中旬，陳云認為各根據地之間關卡設置過多不利于內部經濟與對外貿易，“要取消糧食出境的各種買路錢，此項雜稅收入不多，名譽很壞。到處禁糧出境是不了解實際情況。東北只有出口糧食，才能換回其他生產和生活的物品。要設法打通對外貿易。”①

　　三是通過貨幣匯率比價政策，通過貿易手段從敵方獲得重要的戰略物資，控制戰略物資反向流動。早在1945年2月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時，陳云就提出了要專門研究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走向，采取相應的措施提早作出判斷，從而通過貿易方式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我們在財政稅收上無問題，……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資。國民黨的財經政策大體是，資金集中于生產，稅收側重于專賣。對此，我們應在收購貨物、提高鹽稅、以金換貨、出賣棉布以及物價和補貼等方面研究對策。”②1945 年中期，當國統區出現銀根緊縮、物價下跌時，陳云便要求邊區銀行使用金子與備用的法幣大量購買根據地緊缺物資。同年4月，陳云準確地判斷了國統區物價大幅度上漲的趨勢，要求各邊區銀行大量利用法幣購買物資，借機拋空法幣。8月隨著國統區銀根再度趨緊時，陳云便指示陜甘寧邊區銀行致電各分行，“現在不能用邊幣、法幣購物，在金價跌至一定程度時要收購黃金。要隨時注意法幣的去路，用壓低金價的辦法節省法幣。”③并要求各解放區“禁止日鈔偽幣流動，避免其套購物資”。④這些都是極為典型的利用金融走勢進行套利的策略，并且在客觀上使根據地經濟在國統區金融波動的過程中獲得經濟利益。

　　四是利用金融貨幣手段，在形成己方整體性經濟規模的同時，不斷壓縮敵方經濟空間。1945年11月底，隨著北滿根據地的建立與逐步鞏固，陳云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建議在北滿成立東北銀行的分行，發行地方鈔票。⑤發行地方貨幣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建立根據地自身的經濟基礎與金融體系，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從貨幣上分化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對根據地的影響，在東北地區造成分裂國民黨政府統一經濟體的態勢。1946年3月陳云指出，經濟問題只能用經濟手段解決，不能靠政治手段解決。“要向延安的商人學習，手里經常握有物資，不要拿票子。”⑥在戰爭時期，物資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貨幣的影響力，這一點充分說明陳云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了經濟實力的本質。1946年8月，陳云在知悉國民黨政府準備停用偽滿票后，“為了避免人民大損失”，提出通過貶價等方式建“爭取先機擠走偽滿票”。①1947 年5月四保臨江戰役后，東北的根據地基本上聯結成片，這標志著東北地區根據地經濟已經具備了形成統一經濟體的基礎。因此，陳云逐步形成了統一全東北根據地財經工作的思路。并利用根據地的經濟實力擴大自身的影響，而此時期法幣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削弱，僅僅局限于幾個大城市的流通。同年7月，陳云致電東北財經辦事處時指出，“對頑偽鈔票要采取兌付政策，以便擴大我之貨幣市場。為照顧人民，當我軍達到一地時，可限期兌付。比值大小要視敵我管轄區的物價而定，如頑區物價高于我區物價，應貶低其鈔票的比值。遼東在新收復區的大部分地區已明令停止行使頑鈔、偽鈔，對穩定我貨幣起了相當作用。”②1948年中期后陳云認為，由于“過去在財經工作中一些帶軍事性質的東西已經過時，與現在的形勢很不相稱。” 因此，必須轉變財經工作的作法使之成為政府工作的內容，關注并保護人民的利益。③

　　五是協同經濟手段與軍事力量，協調各地方實行統一的財經政策，以形成集中的經濟力量，更好地為支援戰爭服務。陳云認為，經濟政策同軍事政策、政治政策必須是相符合的。戰爭不能單純地依靠軍事力量獲勝，而是必須借助于經濟力量。這些思想在各個時期的實際對策中都有體現。1947年隨著東北根據地內部的穩固與地域的進一步擴大，戰爭的交鋒面逐漸集中到了南滿地區，許多根據地領導人也出現了“保存自己實力”傾向。陳云敏銳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同年3月、4月間，他適時地提出了統一根據地財經的思路，要求“在思想上樹立起堅定不移的意志去堅持南滿，打破了那種‘保存’實力的退卻的想法。……要使東、西、北滿了解南滿的處境，在軍事上、人力上和必要的物力上給以足夠而且及時的支援。”④在給林彪的電文中，陳云進一步提出應當討論協同動作問題，“全盤核算我東北各戰略區在軍事、人力、物力上協同及調劑的可能程度。”⑤在陳云的推動下，1947年8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決定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以加強對財經工作的領導，由以往的各根據地分散政策轉向統一政策，以便使財經工作能夠趕上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

　　六是在對敵貿易、國際經濟合作等問題上，利用國際經濟力量進一步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同時保持經濟的自主性與獨立性。1946年10月，陳云在出席東北局會議時指出，“各地都禁止糧食出境，這是不對的。……用阻擋的辦法，主觀上是為國為民，實際上‘禍國殃民’。”①1947年2月，當得知新華社播發抨擊沈陽出口大豆給日本的消息時，陳云便致電陸定一， “‘八一五’后無法出口，……這于農民不利。” ②1949年6月，陳云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后再度強調糧食出口的重要性，“……要不要出口糧食，是有爭論的。但恐怕要勒緊褲帶，多出口糧食。因為出口是為了取得外匯，解決軍需民用與經濟建設器材的進口。”③1946年9月蘇聯要求在東北根據地合辦林業公司，陳云則認為，“蘇聯的目的是要插上一腳，我的意見以不搞為好。如果他們一定要搞，可采取兩種辦法，一種是公司中的投資我們占多數，他們占少數;一種是公司由我們辦，他們只負責投資。”④1948年7月陳云進一步強調，經濟關系要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盡管蘇聯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進行了幫助，給了我們許多物資。但是，對蘇貿易應是商業性的而不應是一種政治關系。”⑤這些認識在當時的環境中是極為難得，也是極有遠見的，同時亦表明，陳云對于堅持國家經濟主權的獨立性已經具有了較深刻的認識。

　　二、陳云在“經營東北”時期經濟策略的主要特征

　　以各個歷史時期所表現的特征為標志，本文認為，可將陳云經濟思想的發展脈絡大致分為三個時期、三個階段。所謂三個時期，即西北時期、“經營東北”時期與建國以后。三個階段，即西北時期的“生存策略”階段、“經營東北”時期的“對抗策略”階段與建國前后的“統一策略”階段。這些策略相互之間既具有發展上的延續，又具有階段上的創見。而“經營東北”過程中的“對抗策略”階段則是陳云經濟思想的集大成時期，表現出了極強的廣博性與戰略性。

　　在西北時期，由于陜甘寧邊區、晉西北邊區等根據地面積狹小，加之被國民黨政府分割包圍，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陳云認為必須借助國統區的經濟來解決根據地的“吃飯問題”⑥，因此，此時期陳云的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以盡可能地利用國統區物資、通過主動與之貿易以維持根據地生存為目標。而在“經營東北”時期，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大幅度調整策略，決定放棄城市重新進入農村，爭取東北地區農民支持創建農村根據地后，隨著根據地經濟的逐步積累與壯大，陳云在1946年5月①、1947年10月②及1948年8月③的三次講話中，集中表達了“財經工作不次于軍事或僅次于軍事”的觀點，提出了加強經濟手段對敵斗爭的思路。

　　“經營東北”時期的經濟對抗策略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手段的對抗，二是經濟實力的對抗。所謂“經濟手段對抗”，是指利用各種經濟政策的“針鋒相對”，盡可能地從敵方獲得經濟利益或者資源而維護己方的經濟利益或資源;所謂“經濟實力對抗”，則是通過戰爭等間接的方式進行經濟與物資實力的較量。經濟政策的對抗性以經濟基礎或者經濟實力作為后盾，只有當自身實力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通過經濟手段不斷使敵經濟與物資為我所用，在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削弱敵方經濟實力。因此，經濟對抗并不僅僅關注于敵方經濟動向，同時還必須關注己方的基礎與實力。“對抗策略”于內而言，即是要穩固根據地自身經濟基礎不斷擴大實力，進而增強對抗的能力;于外(意指根據地以外，即針對國統區而言)，則是要通過各種經濟手段擾亂敵方經濟，同時利用靈活應變、有針對性的物價、貨幣比價等政策盡可能地從敵區獲得經濟物資。換句話說，“固內”是對外之基礎，而“對外”則是為了進一步“固內”與“強內”。因此，從1945年12月到 1946年4、5月，陳云將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在鞏固根據地經濟建設，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民購買力等方面。一系列措施在1947年后獲得成效。 1947年東北解放區農業產量每公頃為1500斤，1948年春完成土地改革后增至1920斤，增長幅度達25%;④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解放區農民的購買力也不斷增長。1947年東北全區布匹銷售量為80萬匹，1948年達到120萬匹，1949年更是增至320匹。⑤1946 年下半年至1947年中，隨著國統區經濟呈現疲態衰退趨勢，而解放區則處于經濟不斷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實力不斷增強趨勢之中，因此，陳云將經濟政策重點由內轉外，圍繞做貿易也是“經濟斗爭”，要求在與國民黨斗爭中，發動軍事與經濟的雙重戰爭,在支持軍事斗爭的同時利用經濟手段擾亂敵方經濟秩序，不斷擴大東北根據地經濟基礎、增強己方經濟實力。①在 1946-1948年的對國統區經濟較量中，陳云將他在西北財經工作中的實戰經驗發揮地淋漓盡致，獲得了排擠日幣、偽幣戰、貨幣比價戰、穩定物價戰等一系列勝利。在后期，隨著東北全境的逐步解放，整體性的地區經濟開始形成，因此，他在統一東北財經工作的同時，繼續與國統區經濟進行對抗，并為新中國建立后形成統一的全國財經政策積累了極為寶貴的實踐經驗。事實亦證明，正是由于經歷了極為復雜的經濟對抗過程，才使得陳云的經濟思想在建國后表現出了極高的前瞻性與靈活性。

　　三、陳云在“經營東北”時期經濟策略的效果

　　1946至1949年期間，東北根據地(解放區)經濟實力不斷上升，而國統區經濟則處于不斷衰敗、幾近崩潰之邊緣。“此消彼長”的態勢暗示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較量不僅在軍事、政治力量上得到體現，亦在經濟力量上得到展示。從某種意義上說，“經營東北”的成效實際上已經成為決定國家命運取向的一個大大的砝碼。因此，無論就整體還是就局部而言，陳云在“經營東北”時期的經濟策略的效果是任何評價都不為過的。此大體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來佐證：

　　其一，從當時的東北解放區與國統區經濟狀況比較來看，1945-1946年由于內戰爆發，國統區農民的田賦捐稅等急劇增加，增長了近1倍。而在東北解放區，盡管為了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不得不提高對農民征稅的比率，但是1947-1948年，農民負擔大體提高到占糧食產量的18%-22%;1949年則有所下降，為17%-18%。②二者形成鮮明之對比。在財政金融方面，1946年國民黨政府為了應付發動內戰的龐大軍費，財政赤字急劇增長，高達5萬億。③為了彌補巨大的赤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濫發紙幣。1945年6月法幣發行總額3978億元，至1948年8月，猛增至6636946億元。同期，國統區物價暴漲，1949年5月與抗戰前相比，物價指數增漲了36807億倍。④而在東北解放區，由于戰爭因素，盡管財政支出也急劇增大，區內通貨膨脹程度一度較高，但總體上貨幣發行得到節制，物價大體平穩。1946年東北銀行預算發行貨幣5000億元(本幣)，至1947年各地分行發行各種貨幣累計達到2萬億元，貨幣發行指數增長了4倍;1948年東北解放區物價上漲為1倍左右，而同期東北國統區的物價則上漲了1400余倍。①在城市工商業經濟方面，國統區工商業企業紛紛破產，大量倒閉，各種工業品產量大幅度下降。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僅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20多個城市，倒閉的工廠與商業即達27000多家。②1949年全國鐵、鋼、煤、電力、水泥、棉紗、棉布、織、紙、面粉與糖的產量分別比歷史最高年產下降11%、16%、45%、72%、31%、72%、73%、90%、78%和40%。③而在解放區，工業生產與商業經營在廣大農村和城市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許多行業部門如紡織、造紙、印刷、化學、石油、煤鐵、機械、軍工等規模不斷擴大。 1947年東北解放區煤的產量為400萬噸，1949年則增至1100萬，增長了近2倍。牡丹江市1947年紡織業與冶鐵業分為為32家和42 家，1948年初分別增加到198家和60家。④

　　其二，從根據地經濟對解放戰爭的軍費支持情況來看，經過三年的“經營”與發展，根據地的經濟實力與財政收入已經達到相當規模。1947年5月東北局常委會決定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由陳云負責。此表明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根據地基本實現一體聯結，形成相對統一的區域經濟。1947年5月20日毛澤東致電林彪、高崗時指出，“在全國各區中，就經濟論你們占第一位，就軍力論你們已占第二位(山東為第一位)。”并要求東北民主聯軍于夏秋兩季解決南滿問題，奪取長春、北寧兩路和長沈平津四城。⑤6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地區進行了大規模作戰，并逐步向冀熱遼地區發展。⑥此次大規模地主動發起奪城戰役說明當時的東北各根據地已經積累了能夠完全支持軍事需要的經濟基礎。1947年8月陳云給高崗、李富春的電報更是可以印證這一點。陳云建議，“對野戰軍經費以不定自給任務為有利”，認為可以考慮“今后對野戰軍一切經費全發，不要他們自給。”⑦此等口氣說明陳云對于保證軍費開支的信心已經不同尋常。至1948年9月遼沈戰役開始后，毛澤東電復東北野戰軍，“要有準備打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并以此為核心籌辦打援和全軍軍需。”⑧而歷時52天的遼沈戰役動用軍力70余萬，殲敵47萬多，據筆者估算，若不計入各種間接費用，直接戰役耗資約計5000-8000億元(本幣)。①因此，遼沈戰役可以進一步視為中共對于“經營東北”達三年之久的成果大檢驗，同時亦體現了陳云在此期間所采取的經濟策略之卓有成效。

　　其三，從毛澤東及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陳云于東北時期的成績與能力的評價來看，1949年2月，在陳云入關過程中，毛澤東曾要求“如陳云同志會議已畢，則請陳偕羅同來一敘。”②在西柏坡會見中，毛澤東多次向陳云征求經濟建設的意見，可見其在東北時期的成績已經得到毛澤東之高度認可。薄一波回憶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決定建立統一的財經領導機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著是從東北調回陳云同志主持中財委。”③同年4月，周恩來不斷電催陳云“及所帶干部應來中央工作，何日動身，望告。”④更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對于陳云能力之重視、成績之認可。1950年初，陳云成功平抑物價、出色完成統一財經工作后，毛澤東更是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并寫了一個大大的“能”字。⑤

　　① 陳云曾經指出，“我們做生意是經濟斗爭，也是經濟戰線上的階級斗爭。”見“關于財經問題的報告”(1944年12月1、2日)，《陳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83頁。

　　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25頁。

　　② 薛承：“七大前后黨對‘轉變’的科學預見與經營東北的戰略籌謀”，載于《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

　　③ 《陳云文選》第一卷，第437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455頁。

　　① 《陳云年譜》上卷，第439頁。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477頁。

　　③ 《陳云年譜》上卷，第442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458頁。

　　⑤ “早籌金融善策”(1947年3月5日)，《陳云文選》第一卷，第585頁。

　　⑥ 《陳云年譜》上卷，第449頁。

　　⑦ 《陳云年譜》上卷，第451頁。

　　① 《陳云年譜》上卷，第465頁。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409頁。

　　③ 《陳云年譜》上卷，第423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422頁。

　　⑤ 《陳云年譜》上卷，第435頁。

　　⑥ 《陳云年譜》上卷，第452頁。

　　① “爭取先機擠走偽滿票”(1946年8月24日)，《陳云文集》第一卷，第552頁。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500頁。

　　③ 《陳云年譜》上卷，第511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491-492頁。

　　⑤ 《陳云年譜》上卷，第493頁。

　　① 《陳云年譜》上卷，第470頁。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485頁。

　　③ 《陳云年譜》上卷，第569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469頁。

　　⑤ 《陳云年譜》上卷，第515頁。

　　⑥ “關于財政問題的報告”(1944年12月1、2日)，《陳云文集》第一卷，第383頁。

　　① 《陳云年譜》上卷，第462頁。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504頁。

　　③ 《陳云年譜》上卷，第524頁。

　　④ 張壽春等：《新中國經濟建設評析》，東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0頁。

　　⑤ 王維禮主編：《中國現代史大事紀事本末》(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5頁。

　　① 《陳云年譜》上卷，第504頁。

　　②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56、258頁。

　　③ 董輔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7頁。

　　④ 《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第183頁。

　　① 《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第262頁。

　　② 《中國現代史大事紀事本末》(下)，第1235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工業卷)》，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第3頁。

　　④ 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7、75頁。

　　⑤ 《陳云年譜》上卷，第496頁。

　　⑥ 《陳云年譜》上卷，第496頁。

　　⑦ “對野戰軍經費以不定自給任務為有利”(1947年8月17日)，《陳云文集》第一卷，第618頁。

　　⑧ 《陳云年譜》上卷，第526頁。

　　① 按陳云1948年10月關于“東北財經問題”報告中的數據估算：每月財政支出1650億元(本幣)，軍事開支占財政開支的比重大約在60%—70%，則可以推算正常的52天的軍事耗資在1500-1700億元(本幣)。而根據軍事經濟學一般經驗估計，戰時耗資為正常軍事耗資的3-5倍，則遼沈戰役直接總耗資估計在5000-8000億元(本幣)。

　　② 《陳云年譜》上卷，第553頁。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70頁。

　　④ 《陳云年譜》上卷，第562頁。

　　⑤ “四篇文獻，四個閃光點——介紹陳云的四篇財政經濟文稿”，載于《黨的文獻》2005年第3期。

　　陳云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三大貢獻

　　劉信君

　　一 系統提出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思想，初創北滿革命根據地

　　東北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并鑒于我黨我軍在東北的迅速發展，進而提出了“獨占東北”的計劃。但由于蘇聯對美、蔣妥協及國民黨軍在美國支持下，于1945年11月強行攻占了戰略要地山海關、錦州，迅速向沈陽推進;再加上東北境內十幾萬土匪蜂擁而起，配合國民黨軍，攻城略地，從而使我黨獨占東北成為不可能。據此，劉少奇于11月20日致電東北局，提出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方針。

　　但是，在當時東北黨內干部中，有許多人對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在和與戰問題上模糊不清;留戀大城市，忽視農村工作，缺乏長期斗爭的準備。這種思想狀況如果不克服，必將造成我既無法控制大城市，又不能建立根據地的局面。在這個決定東北前途命運的關鍵時期，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北滿分局書記的陳云，憑借敏銳的政治頭腦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得出與中央一致的結論，從而為建立東北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根據東北具體情況，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陳云在哈爾濱主持召開了北滿分局成員會議，總結了幾個月來的經驗教訓，起草了給東北局及中央的關于《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電報，系統闡述了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思想。陳云指出：“首先獨占三大城市(指沈陽、長春、哈爾濱——引者)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當前在滿洲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是，把主要的武裝力量及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干線兩旁的廣大的鞏固根據地。”“北滿工作的中心，應該放在廣大的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幾個根據地的建立(1)。”此外，陳云還就如何建立北滿根據地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意見。陳云的真知灼見，與在此前后劉少奇、黃克誠等人所論不謀而合，但陳云的論述更詳細、系統。該電前后分兩天發往中央，中央收到一半閱后，立即回電表示完全贊同。

　　緊接著，陳云在12月1日召開的北滿分局擴大會議上，再次提出了“創造包括中小城市與鐵路支線在內的廣大農村根據地(2)”的思想。12月7日，中央再一次指示東北局：“我獨占東北已經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應以爭奪沈陽、長春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鐵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來布置一切(3)。”陳云的思想再次與中央的指示合拍。12月28日，毛澤東向東北局發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再一次肯定了陳云關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思想。(4)

　　1946年初，東北局在進行了短暫的建設根據地的工作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于3月制定了《東北大會戰部署》;爾后，指揮東北民主聯軍于4月18日至5月18日在四平街同國民黨軍進行了長達31天的陣地戰。結果，我軍被迫撤出四平，退到松花江北。國民黨軍乘機占領長春、吉林。此時，東北解放區處于敵兵壓境、土匪騷擾、部隊嘩變、經濟緊張的嚴重困境。

　　在此期間，北滿分局書記陳云仍然堅持創建根據地的主張，并在北滿開展建立根據地的各項工作。1946年2月5日，北滿分局發出《關于目前對匪之政策》的指示，要求北滿各省負責人清剿土匪，發動群眾。2月21日，陳云致電黑龍江省工委書記王鶴壽，指出：“必須爭取時間動員黨政軍民一切可用的力量發動農民，經過土地斗爭，達到武裝農民的目的，創造根據地的真實基礎(5)。”25日，陳云致電東北局：“應立即執行中央創造根據地的指示，……將必要數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東、西、北滿帶領新部隊，肅清反動勢力，創造根據地(6)。”4月20日，陳云給東北局及中央起草了《北滿根據地建設的進展狀況》的報告，提出了北滿工作的三大任務，即繼續積極主動地肅清殘匪;把發動群眾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建設北滿為兵源及練兵的基地。但由于國共雙方在東北大打出手，中共中央及東北局并未采納陳云的正確建議。此后，陳云便腳踏實地地從事開創北滿根據地的工作，開展剿匪斗爭;發動農民群眾，實行減租減息，分配日偽土地;摧毀敵偽勢力，建立人民政權，發展革命武裝。此外，還開展了財經、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黨等方面的工作。至1946年7月，在以陳云為首的北滿分局領導下，我黨建立了東北第一個比較鞏固的后方基地——北滿革命根據地，從而為我東北黨政軍機關撤到北滿，休養整頓，提供了條件。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北滿分局陳云等人初創北滿根據地，我黨政軍在四平作戰失利后將撤往何處呢?陳云確實功不可沒。

　　盡管陳云等初創了北滿革命根據地，但四平保衛戰后的困難形勢表明，我黨在東北還沒有建成鞏固的根據地，東北黨在敵我形勢、和平與戰爭、城市與鄉村、我軍作戰原則等一系列問題上，還存在著分歧，沒有統一認識。為此，中共中央東北局于1946年7月3日—11日在哈爾濱召開了擴大會議，并在7月7日通過了陳云起草的《東北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全面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深刻總結了東北黨的工作經驗和教訓，澄清了黨內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種錯誤觀點，著重強調要堅持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方針，“無論目前或今后一個時期內，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點放在中小城市和廣大鄉村。創造根據地的主要內容是發動群眾。我軍的作戰原則“不在于城市和要點一時的得失，而是力求消滅敵人”(7)，保衛根據地。“決議”號召東北黨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統統到農村去，造成干部下鄉的熱潮。7月11日，毛澤東在對東北局《東北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陳云的思想，指出：“我們的方法就是從戰爭，從群眾工作，從解決土地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從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發動群眾，使我黨與人民密切結合起來(8)。”“決議”的通過及毛澤東主席所作的指示，標志著東北全黨的工作方針和戰略重心從根本上轉向了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正確軌道，從而為解放戰爭在東北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可見，陳云是最早、最系統地提出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領導人，在東北黨的戰略重心轉變過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最可貴的是，陳云將自己的理論同實踐相結合，在北滿率先開展了創建根據地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因此，我們可以說，東北解放戰爭初期，在提出并實施建立東北根據地的問題上，陳云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二 堅持南滿斗爭，扭轉東北戰局

　　國民黨軍占領四平街后，深感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無力北進，但又無法增兵東北。為此，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戰略方針，并于10月中旬集中8個師約10萬人的兵力重點進攻南滿解放區，企圖吃掉南滿我軍，解除后顧之憂，轉而全力進攻北滿，獨占整個東北。11月初，國民黨軍占領了南滿大部分地區，并將南滿我軍主力壓縮于臨江、長白、撫松、濛江、輯安(12月22日失守)5縣狹小地區。此時，南滿根據地處于群眾尚未真正發動，兵員不足，裝備無著，給養奇缺，土匪作亂的險惡境地。更為嚴重的是，對于能否堅持南滿，軍區領導人的認識很不一致，主力部隊已準備開過松花江與北滿部隊會合。根據敵我嚴重態勢，東北局制定了“堅持南滿，鞏固北滿，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戰略方針。該方針的關鍵是能否堅持南滿。為了加強南滿的領導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東北局決定調東北局副書記陳云兼任遼東分局(亦稱南滿分局)書記，派肖勁光兼任遼東軍區司令員。11月27日，陳、肖到達遼東軍區所在地臨江，開始了緊張的工作。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要不要堅持南滿的問題。

　　1946年12月11日—14日，遼東軍區在七道江召開了軍事會議，主要討論南滿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及今后作戰方針問題。會議一開始就在是否堅持南滿根據地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多數人認為南滿只剩下5縣，不利大兵團作戰，堅持下去有困難，因而主張撤出南滿。少數人主張堅持南滿，做長期斗爭打算。去留兩種意見各有理由，相持不下，會議連開兩天沒有結果。12日晚，遼東軍區首長獲悉敵1個師已進至梅河口，一個師正進犯輯安，軍情萬分火急。但由于會議對去留問題未達成統一，因而影響了具體作戰方針的最終確定。在此危機關頭，肖勁光將會議情況報給陳云，并請他參加會議，作最后決定。

　　13日晚12時，陳云冒著暴風雪從臨江趕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會議。在了解前幾天會議情況經過后，陳云生動形象地講述了敵我態勢及堅持南滿的重要意義。他說：“東北的敵人好比一頭牛，牛頭牛身子是向北滿去的，在南滿留了一條尾巴。如果我們松開了這條尾巴，那就不得了，這頭牛就要橫沖直撞，南滿保不住，北滿也就危險了;如果我們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敵人就進退兩難。因此，抓住牛尾巴是個關鍵(9)。”爾后，陳云對“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筆細帳，作了反復比較，用以說明留在南滿對全東北戰局有利。最后，陳云加重語氣說：“我們不走了，都留在南滿，一個人也不走!留下來打，要在長白山上打紅旗，搖旗吶喊(10)!”陳云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果斷干脆的決定，統一了人們的認識，得到了大家的擁護和贊成。會議一致通過了：鞏固長白山區，堅持敵后斗爭的總的戰略指導思想，以及正面與敵后戰場相配合，內線與外線、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作戰方針。這就順利解決了要不要堅持南滿這一重大問題。40多年后，肖勁光高度評價道：“這是關鍵時刻決定性的一板，這是陳云對堅持南滿斗爭的一大貢獻。”(11)

　　戰略與戰術方針確定后，如何堅持南滿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陳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1946年12月20日在致林彪、彭真、高崗的信中，以及12月28日遼東分局給各省委、各縱隊發出的《關于堅持南滿敵后斗爭的幾點指示》中，明確回答了這一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其一，當前，“堅持敵后成為堅持南滿堅持東北最重要的任務”，其步驟是“主動積極地消滅敵人，打破敵人方面的占領計劃，一點一點立穩自己的腳跟。”“敵后打擊的對象除堅持消滅那些可以消滅的敵人正規軍外，目前放在大量消滅敵之地方武裝與保安團隊(12)，”使敵正規軍后方空虛，“顧了后方顧不了正面，顧了正面顧不了后方;從東北全局看，使敵人顧了南滿顧不了北滿(13)。”其二，敵后斗爭要堅持三種配合，即游擊區與游擊區的配合;正面與敵后的配合;南滿與北滿、東滿、西滿的配合。“在這一點上，首先應該確定，南滿準備打爛壇壇罐罐，吸住敵人，使之不能北進，以便北滿爭取時間;另一方面，東、西、北滿要吸住當前敵人……南滿各區我們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點來說，關內、關外要有配合。現在關內正打，配合我們關外。如此配合下去，敵關外不能增兵，則北滿與東、西、南滿很有可為(14)。”其三，農民的向背決定我敵后的勝負。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保糧保丁，我應以一切努力來使農民享受到今年分地所得糧食;發動農民，保護其利益，“今冬是機會，決不能放過(15)。”其四，改編、整理地方武裝，要建立完全可靠的地方基干團。其五，敵占時要盡量減少干部、資財的損失，要處理好領導之間的關系。陳云深思熟慮，從理論上系統地解決了如何堅持南滿的問題。陳云的思想得到了東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在實際斗爭中加以靈活運用。僅以南、北滿配合為例：在軍事上，在南滿我軍進行四保臨江期間，北滿我軍三下江南作戰，有力地牽制調動了敵人，打亂了其“南攻北守”的戰略計劃;而南滿我軍的艱苦奮戰，為北滿我軍提供了休整、擴充的寶貴時間;在陳云多次請求建議下，北滿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南滿，從而解決了南滿缺少兵源及糧食的嚴重困難。可見，陳云堅持南滿的斗爭策略在實踐中是富有成效的，它是確保四保臨江戰役勝利的重要指針。

　　經過108天的艱苦奮戰，南滿我軍在東、西、北滿民主聯軍配合下，取得了“四保臨江”戰役的勝利，從而保衛、鞏固和擴大了南滿根據地，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戰略計劃，扭轉了東北敵攻我守的戰局，從而為我軍開始戰略反攻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遼東分局的黨政軍領導，尤其陳云的杰出貢獻是不可湮沒的。對此，東北局的評價是十分公允的：“以陳云為首的遼東分局，是正確地分析了當時遼東的形勢，確定了明確的方針，團結了全黨全軍，進行了艱苦斗爭，扭轉了局面，堅持與發展了遼東根據地……”陳云“領導遼東全黨全軍扭轉危局，起了決定性作用。”“以陳云為首的南滿分局……扭轉了遼東在一個時期內的嚴重形勢，完成了黨給予的任務，成績很大(16)。”這些評價既充分肯定了遼東分局其他領導人的作用，又突出強調了陳云的重大作用及卓越貢獻。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科學總結。

　　三 解決根據地的經濟困難，統一東北財經

　　東北解放區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后逐步建立起來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對鐵路、工礦的嚴重破壞和蘇軍占領期間大規模的拆遷，從而使解放區財政經濟困難重重。在財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貨膨脹，物價波動;在物資方面，軍需民用物資供不應求，極為缺乏。因此，解決根據地的財經困難成為東北黨的又一重要任務。在這方面，陳云作了可貴的探索，提出了生財理財之道，并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為統一東北財經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6年2月22日，陳云領導的北滿分局給所屬各省工委發出《關于目前解決財政問題的幾點意見》的指示，提出了三條具體措施，即征收救國公糧，妥為保管，以便將來進行對外貿易，解決財政困難;清算和搜集敵偽資產，恢復和發展工礦業，征收必要的稅收;暫時不宜大量發行紙幣，以免通貨膨脹。3月13日，陳云在通河干部座談會上，著重指出：“財政經濟即收與支的問題，亦即生財之道與理財之道(17)。”在生財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財政收入的6個來源：沒收敵產，搞好稅收，發行公債，征收公糧，發行鈔票，開展貿易。據此，1946年各省、市、縣均成立了“敵偽資財清理委員會”。清理的主要物資是武器、彈藥、糧食、布匹、運輸工具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僅吉林市一地在這期間所清理的物資，總價值即達百億元(為東北幣，以下金融數字同)以上。合江省沒收敵偽財產的收入，占該省1946年財政總收入的36.7%;為了發展生產和減輕人民負擔，各省重新調整稅收，減少稅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級稅收為700萬元，僅占財政收入的2.6%，而東北一級財政收入中，稅收只占0.99%(23);有的縣市如雙城縣、賓縣、哈爾濱市、東安地區為了解決財政困難，都在1946年先后發行過公債;公糧是按實物征收的，在群眾已經發動起來的地方可征5%，累進率不得超過20%;在發行鈔票方面，陳云強調“紙幣發行要加以控制，不能無限制地發下去，否則必然遭致惡性的通貨膨脹(18)。”為此，一些省份如綏寧省委在控制貨幣發行上做了一些工作。在陳云等人積極建議和支持下，1946年末，東北解放區打開了對蘇貿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種糧食76.5萬噸，換回了大量的軍需民用物資。

　　在理財之道方面，陳云提出了緊縮開支，提倡節約，防止浪費，搞好生產等辦法。這些辦法在當時是行之有效的。哈爾濱市從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實行精兵簡政，每月節省開支400萬元以上。吉林省規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級政府所屬機關一律實行菜金自給。與此同時，黨在解放區積極領導廣大農民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1947年共擴大耕地面積800萬坰。上述措施，對于打破國民黨經濟封鎖，保證戰爭需要，解決解放區經濟困難起了重大作用。

　　1946年8月，東北局根據中央的指示，加強了對財經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陳云為主任的財政委員會。其主要工作是：進一步清理敵偽資財;籌建東北銀行，發行東北地方流通券以代替其它貨幣;穩定物價，整頓金融等。9月，財政委員會提出了整頓財政的步驟，決定先由各省統一，然后實行東北解放區的整體統一。盡管陳云于10月27日前往南滿任分局書記，但他的經濟思想仍然得到了貫徹執行。如1947年1月召開的北滿各省財經會議，確定了“長期打算，發展生產，增進貿易，厲行節約，保障供給，支援戰爭”的方針，基本上體現了陳云的生財理財思想。又如，1947年8月召開的東北解放區財經會議《關于統一財政制度的決定》，無疑是陳云關于整頓財政思想的體現。1948年7月，由于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東北行政委員會設立了以陳云為主任的財政經濟委員會。陳云進一步貫徹財政統一的方針，迅速將東北解放區的財政于1948年末實現了統一預算，統一管理，從而保證了軍需民用，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1948年春我軍冬季攻勢結束后，東北地區除沈陽、長春、錦州等12個城市尚被敵占領外，其余140多個城市先后解放。因而，城市工作和經濟建設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為實現東北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1948年8月，陳云起草了《正確處理新接收企業中的職員問題》、《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和他給中央的《把財經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來》的報告等。在這些文件中，陳云強調：“在目前情況下，需要把財經工作放在不次于軍事或僅次于軍事的重要位置上(19)。”為此，他提出了加強工業的計劃性;管理工作實行企業化和民主化;要重視和培養技術、管理干部;要特別注意團結和教育知識分子的政策等措施，為城市管理工作和經濟建設作了更明確、具體的規定。11月2日沈陽解放后，陳云兼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負責接管沈陽。他創造的“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和迅速恢復秩序的辦法得到東北局及中共中央的肯定，后由中央作為成功的經驗轉發給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東北解放戰爭期間，陳云的財經思想對于克服解放區的經濟困難，統一東北財經，接收和恢復城市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標志著陳云經濟思想的初步形成。

　　綜上所述，從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陳云在東北歷時近4年，身兼數職，多方運籌，功勛卓著。尤其在關系東北黨政軍存亡的根據地建設、堅持南滿、東北財經等重大問題上，高瞻遠矚，有膽有識，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紛紜變化的復雜形勢下，推動了東北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并對全國解放戰爭產生了重大影響。

　　陳云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豐功偉績必將與日月同輝，光照千秋。

　　(作者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注　釋：

　　(1)(7)(19)《陳云文選》第1卷，第300—301、309—311、373頁。

　　(2)(3)(4)(5)(12)《東北解放戰爭大事記》(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8、28、43、96頁。

　　(6)《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頁。

　　(8)《解放戰爭紀事》(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頁。

　　(9)(11)《遼沈決戰》(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頁。

　　(10)《中共黨史資料》第1輯，第57頁。

　　(13)(14)(15)陳云致林彪、彭真、高崗信(1946年12月20日)。

　　(16)《中共中央東北局重要檔案匯編》(中共中央東北局秘書處1954年編印)，第323—338頁。

　　(17)(18)陳云在通河干部座談會上的報告(194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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