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8月15日，22歲的雷鋒以身殉職。生前，他普普通通地生活著、工作著，就是他的死，也是那樣的偶然和平凡，難尋出大英雄身上常常見到的氣壯山河的悲壯色彩。但是，他的名字卻家喻戶曉，成為全社會學習的人格典范。
雷鋒的故事和精神，大概是新中國平凡人物中傳播和紀念得最多的一位。除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倡導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事跡因為平凡而崇高，很有感染力和可學性。也就是說，雷鋒身上那種共產(chǎn)主義人格氣象，具有相當?shù)膹V泛性。
由此我們得到的啟示是，高尚的人格，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
二
雷鋒人格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
從經(jīng)歷看，新舊社會的巨大落差，是培育其典型人格的一個基本前提。雷鋒是在9歲那年迎來解放的。解放的含義，對具有不幸童年的雷鋒來說，體會最為深切。他親眼目睹母親因不堪地主欺凌懸梁自盡，從此失去了最后一位親人。如果沒有解放，作為舊社會的孤兒，將是怎樣的一種命運，自不難明白。解放后，雷鋒分了地，上了學，高小畢業(yè)后還被選進鄉(xiāng)里當公務員。從童年向青年的轉變是何等的歡悅，由此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比較普遍的一種“解放”人格。這種人格的含義，就是仇恨和感恩。用雷鋒在日記里的話來說，就是：對黑暗的社會是多么入骨地痛恨!偉大的黨啊，是您把我從虎口里救出來，撫育我成長。我像一個學走路的孩子，黨像母親一樣扶著我，領著我，教會我走路。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雷鋒生前為什么特別喜歡“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首詩。
新中國為雷鋒帶來的，不僅僅是“解放人格”，還有一種在不斷思考的基礎上形成的“信念人格”。這是雷鋒在日記里為什么能夠以當時的話語體系，寫出那個時代最真誠的思想解剖和自我激勵語言的重要原因。
雷鋒日記告訴人們，他是一個非常喜歡思考的青年。這來自于他酷愛讀書。例如，除了《毛澤東選集》外，他還仔細讀了毛澤東著作的一些單行本。從他留下來的書里看，他讀得非常用心，每一篇都勾畫了一些學習重點，還隨處寫有一些閱讀心得。比如“牢記”，“就這樣辦”之類。同時，他還讀了不少蘇聯(lián)小說以及國內的一些理論著述。他在日記里摘抄了這樣一段話：“每個人從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幾十年的生活，就構成個人的歷史。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寫自己的歷史。每個共產(chǎn)黨員和共青團員都應該想一想，怎樣來寫自己的歷史——我要永遠保持自己歷史的鮮紅顏色。”他犧牲后，人們開始以為這是雷鋒自己的話，后來發(fā)現(xiàn)，這話摘自中央黨校的哲學家楊獻珍的一篇文章。這個誤解，恰恰說明雷鋒讀書思考的自覺和廣博。正是有了這樣的深厚思考，他才可能寫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這樣的警句，他才可能用一架機器上的螺絲釘來比喻一個人和一項事業(yè)的關系。以至毛澤東看了雷鋒日記后，在1963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對人們講：看來，雷鋒同志是懂一些哲學的。你們看過沒有?很值得一看。正是在這種學習思考并且懂得一些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雷鋒堅定的“信念人格”，這就是他在日記里說的：“想將來，我信心百倍，渾身是勁，堅決要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奮斗到底。為了黨，我愿灑盡鮮血，永不變心。”
這種信念是真誠的。雷鋒犧牲后，人們從他的日記中發(fā)現(xiàn)，天安門和毛澤東多次進入他的夢境。
正是上面說的“解放人格”和“信念人格”，孕育出雷鋒最具有普遍價值的“道德人格”。
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社會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的英雄模范。干部里出了焦裕祿，農(nóng)民中出了陳永貴，工人里出了王進喜，在草原上，還出了龍梅和玉榮兩個英雄小姐妹。雷鋒和他們相比，其人格氣象，總是“容跡”于日常點滴的生活和工作中，更有社會的普遍性，也更易于普通人在道德上追摹。這是雷鋒平凡的生與死，為什么會透射出使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不能不敬仰的道德感染力的原因。在不短的時間里，“學雷鋒活動”能夠普遍開展，進而常常被人理解為“做好人好事”，原因也在于此。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學雷鋒，“是學習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一輩子做好事而不做壞事”。
道德人格的一個基本內涵，是選擇什么樣的信念和方式來證實主體的創(chuàng)造及其價值。雷鋒最具普遍感召力的，大概是他以大量的內心獨白(日記)和做好人好事的行為實踐，樸素地回答了一些哲人賢士反復探究的命題----怎樣活著，怎樣做人。他的核心信念是通過無私奉獻來實現(xiàn)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的前提，總是犧牲自我的一些東西，普列漢諾夫說過，“道德總是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犧牲為前提的”。自我犧牲之所以成為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除了因為它是維系群體關系、提升社會精神文明、推動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人格價值外，同時，它還是社會對個體的必然要求。
三
雷鋒人格道德的普遍性及其感染力，在于他基于自我犧牲的信念，選擇了以下兩種人格價值的實現(xiàn)方式。
一是誠實勞動，熱愛自己的工作和事業(yè)。人生在世，再普通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志向，其中最基本的內容，就包括想做什么工作，想獲得什么樣的生存條件。而誠實勞動，做好工作，無疑是實現(xiàn)這類志向最起碼的也是最正確的方式，說俗一點，這也是一個人得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基本前提。雷鋒只不過選擇了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標準。如果進一步，把誠實勞動和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上升為一種有意識的人格價值取向，那么，勞動就轉化為一種主體價值實現(xiàn)的需求。勞動而且誠實，便是對這種需求的自覺;工作事業(yè)，就是印證自我價值的一種實踐對象，一種象征;崇業(yè)，就是自尊，就是對自我價值的令人滿意的確認。由此觀之，像雷鋒那樣，用一種“螺絲釘”的精神誠實勞動，熱愛工作，看起來簡單而正常，但卻包含了基本的也是高尚的人格價值取向。雷鋒之所以成為榜樣，就在于有一些人在把自己生存和發(fā)展的前提上升為一種人格意識時，發(fā)生了“短路”，在人格價值的自覺取向上走向迷誤。試想，一個人如果不是自覺地誠實勞動，靠盡心盡力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來獲得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或者自己不僅沒有這樣的信念，還嘲弄、鄙夷、貶低這樣的價值取向，那么，他的生活該充滿了多少虛假、投機和損人利己的貪婪啊!毫無疑問，這樣的靈魂毫無可取，這樣的人格毫無價值，這樣的人遭受唾棄。
二是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克己利人。這是群體生活和人際關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需求。如果說，誠實勞動，熱愛工作，主要是從主體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引伸出來，是在物質性的實踐對象中實現(xiàn)升華的，那么，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克己利人，則主要是從主體的情感、良知、意志等精神需求引伸出來，并在如何正確處理好群體大我與個體小我的關系中實現(xiàn)升華的。一個人，如果離群索居，當然也就沒有如何處理人際關系這樣的“永恒麻煩”，但同時也沒有自我認同的基本參照和關于人格善惡的深刻反思。問題在于，即使像魯賓遜那樣漂流到孤島上，也需要找一個“禮拜五”那樣的人來證實和確認自我。這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心理的需要。因為一個人不僅需要在自然現(xiàn)象和物質文明創(chuàng)造中來體現(xiàn)自己的價值，更需要在其他人的評價及人際關系中實現(xiàn)精神上的愉悅升華。而實現(xiàn)精神上的愉悅升華，就必須基于這樣的前提：自己的創(chuàng)造和付出，要有益于群體，有益于他人。如果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見難不救，臨危退縮，損人利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那么，他的心靈不可能同群體環(huán)境溝通，盡管他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有價值的，但他的所為在他人的心中不能喚起任何有價值的感受，而且他的精神世界無法拂去深深的孤獨，也無法獲得對自身人格價值的體驗和觀賞。由此觀之，像雷鋒那樣，勇于自我犧牲，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克己利人，既是群體對個體的要求，也是自我價值被確認和實現(xiàn)的前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同誠實勞動相結合，是人格道德的兩個最基本的起點。
四
雷鋒人格的崇高，在于他的平凡和樸實。唯其如此，他才不是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尊道德偶像。他的所作所為，是自覺的，是本色、質樸和持久，而不是來自利益和名譽的誘惑，也不是借此嘩眾取寵。他的一生是愉快的、自信的、誠實的、坦然的，完全融入時代生活的潮流之中。解放后，他戴紅領巾，主動回鄉(xiāng)當農(nóng)民，當政府公務員，學開拖拉機，喜愛拍照片，愛唱歌，還發(fā)表文章，創(chuàng)作詩歌，有很多朋友，穿皮夾克，戴手表，遠離故鄉(xiāng)到鞍山當煉鋼工人，參加解放軍，學習《毛選》……他實實在在地生活在時代的主旋律中，生活得很陽光，因為他心里很陽光。
于是，我們說，雷鋒人格實際上是在時代陽光照耀下呈現(xiàn)出來的比較普遍的精神氣象。
這種氣象，在雷鋒犧牲41年后也還讓人懷念。2003年，在新浪網(wǎng)與國內17家媒體共同推出的大型公眾調查“20世紀十大文化偶像”評選活動中，雷鋒以23138票，繼魯迅、金庸、錢鐘書、巴金、老舍、錢學森、張國榮之后排名第八。關于雷鋒的評語，是這樣寫的：“雷鋒精神曾經(jīng)影響了一代，他堪稱是共產(chǎn)主義新型人格的代表。”
(2012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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