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之死的再回顧與思考

王實味之死的再回顧與思考

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之際，作為與那次影響深遠的延安整風有一定關聯的王實味之死，又被人們提及。值得注意的是，后來，有許多人（其中包括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的和別有用心以此大作文章來蓄意否定與妖魔化毛澤東的）都不斷提及王實味之死，還有人借此極力否定與批判那次延安整風運動，有人以此做出毛澤東專斷、獨行，容不得另類聲音的結論。雖是時過七十年，但已逝者的亡靈與后來人的喧囂，都迫使我們再次觸及那個“楚漢狂人”、“北大才子”王實味的死因以及那段逝去的歷史，以求真實還原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

據百度：

王實味（1906-1947）原名詩微，筆名實味、叔翰。出生于河南省潢川縣。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后因文惹禍，寫下《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兩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地處決”。

……其多年流徙奔走，不滿當局，憂慮時事。1937年10月只身抵達延安。
　　
王實味在延安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四年間單獨或與人合作共譯出近二百萬字的理論書稿。王實味的津貼是四塊半，比當時邊區主席林伯渠多半塊，比毛少半塊。在工作中跟陳伯達意見不合頗有嫌隙。在延安王實味和自己以前在開封女中的學生薄平有一次短暫的婚姻。 王實味對于自己看不慣的人事直言指責，得罪人很多。魯院與文抗之間有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別區分，1941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因為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實味連續推出《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兩篇文章，認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當時他已經料到了這類文章會被國民黨利用，但是他說“（敵人）……倒更希望我們諱疾忌醫，使黑暗更加擴大。”當時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思潮，與延安熱烈的時代氛圍形成了一種極不和諧的沖撞。

毛澤東對此指出：“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在整風高級干部總結會上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在另一場合說：“《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時毛澤東說：“他（指王實味）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于是好好整風。”1942年6月起展開了對托派王實味的批判并且不斷升級擴大。康生的插手使得這件事情向一個更加惡劣的政治事件演變。王實味后來又被定為托派分子，并與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1942年被開除黨籍。1943年被逮捕關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于王實味的處置辦法，王震將軍親自批復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于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時年四十一歲。

那么，就有必要說說招致王實味被致死的《野百合花》以及相關文章觀點。

《野百合花》全文分4部分，小標題分別為：“我們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據兩個女同志的議論，意在說明延安缺少同志間的友愛。

還有“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碰壁》的文章的觀點，意在為青年人針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發牢騷辯護。

再有“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主要是批評延安一些同志對生活中的不好的現象文過飾非的情況。“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這部分的論述當時受到集中批評。其中說：

“我并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干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并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評。”

據說還是當過中共中央一把手的《解放日報》社長博古眼光敏銳。發表《野百合花》的第二一天早晨，他一到《解放日報》就問編輯陳企霞：“王實味是哪里的？”“他寫得《野百合花》是怎樣來的？”陳企霞作了回答，并說“是從丁玲哪兒來的。丁玲現在住在‘文協’，是她先看過，認為可以用，交我帶回來就發表了”。博古叮囑：“這稿子還沒有寫完，以后不要發表了。”不料3月23日《解放日報》又發表了王實味這篇文章的后部分。第二天，博古即來查問，陳企霞說是“第二次從丁玲那里拿回來的”，還問：“文章有問題嗎？”博古回答：“我看寫得偏了點！”

應該說，這篇雜文的出發點并不壞，但錯誤也是明顯的。作者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舉辦的文藝晚會，說成是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現象”，與“當前的現實”“不太和諧”；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說成有個“干部服小廚房階層”；把在戰爭環境下偶爾發生的“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視為普遍現象；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到處烏鴉一般黑”。

不知道王實味在這里作以偏概全寫作是過激還是另有企圖？ 

對這兩篇文章（包括丁玲所發的《三八節有感》），毛澤東當然是注意到了。特別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比較鮮明地體現了當時延安由于物質匱乏出現的一種思潮：要求平均主義和不合時宜的“民主”。對此，毛澤東事實上早就有所體察。在這兩篇文章發表前的2月間，一次討論編選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的會議上，毛澤東對人講了兩個例子。他說現在有些人在鬧平均主義，說著就把自己衣服角拿起來給大家看，當時在場的陳伯達、丁玲、張仲實、艾思奇也都穿著同毛澤東一樣的灰藍色斜紋布的衣服，毛澤東說斜紋布是從邊區外面進來的，數量很少，只能少數人穿，所以在座的大多數人就只能穿土布，還不能搞那么多的平均主義。又說：

“你們大多數晚上都點油燈，只有陳伯達、艾思奇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晚上才點蠟燭。我晚上在窯洞辦公要點兩支蠟燭，如果你們來個平均主義，只許我點一支蠟燭，也不合理。”

王實味在文藝界未必有很大代表性。他是中央研究院能夠吃小灶的高級研究員，主要活動在學術圈里，此時專注于翻譯馬列著作。也許是受整風號召的感染，便出來指點現實的江山了。3月23日，該院壁報《矢與的》在發刊詞里稱，要“以民主之矢，射斜風之的”，說“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碰出血來”……據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維漢回憶，4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澤東也到中央研究院借助馬燈和火把照著看了《矢與的》墻報。看后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

再是，毛澤東從報上看過《野百合花》后，托胡喬木轉告王實味：這篇文章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不能容許的。
……
更為嚴重的是，王實味的文章，被國民黨特務弄了去，編成小冊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處散發。在小冊子的按語中說：“中共……歌頌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國民黨的御用文人為此還出了專刊，標題為《從〈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不可否認的是，敵人利用王實味的文章，作為政治上“討伐”中國共產黨的檄文。

為了消除不良影響，使延安整風走上正軌，中央研究院從5月27日起，以“黨的民主與紀律”為題，召開全院座談會。

康生當時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長，在這次整風中，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來指導整風運動。康生是總學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澤東。毛澤東日理萬機，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

座談會持續了16天，前4天，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錯誤來進行批評與幫助，但在康生的“指導”下，座談會很快變成王實味的斗爭會。第5天，升級為政治問題；第6天，有人揭發他說過“托派理論有些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還有人說他1930年在上海與托派分子有過往來，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又過了3天，會上就有人稱王實味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實味的態度呢？雖然會上批評，會后黨委派人輪流談心，但他始終不肯反省。
　　
這時有人舉證，成全、王里夫婦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過潘芳、宗錚夫婦，因潘、宗夫婦就住在王實味隔壁的窯洞，兩對夫婦又一起拜訪過王實味，后來5人又來往了幾次，還在一起吃過飯。以此為據，就把他們5人說成是“托派關系”，把他們的來往說成是“托派組織活動”，最后把他們定為“反黨五人集團”。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黨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決定中說他“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關押期間，又查出王實味1927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3個月文書。于是，王實味頭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外，又加戴一頂黑帽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根據熟悉他的許多人的回憶，現實生活中的王實味并不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執、吝嗇，似乎缺乏中國人所推崇的“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他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自我封閉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門前曬太陽”以外，沒有其他業余愛好，日常生活單調而缺乏情趣。王實味對別人參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閑娛樂活動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與他人交往時，往往取一種居高臨下、屈尊俯就的姿態，一旦意見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幾乎沒有什么親密的朋友，也不是一個十分稱職的兒子、丈夫和父親。他具有一種強烈的向往革命的沖動，這或許與他的出身和早期經歷有關。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個破落鄉紳家庭，因為家庭貧困，曾經從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和北京大學兩度輟學，從十八歲開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為了謀生，他顛沛流離，居無定所，足跡遍布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先后從事過郵政局實習生、中小學教師和政府機關低級科員的工作，也曾經在上海亭子間里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個人生計長期沒有任何保障，飽嘗世態炎涼、社會不公和戰爭離亂之苦。他早年發表的幾篇小說，既記錄了一個充滿純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復雜的現實社會以后的種種主觀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滿現實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王實味曾經兩度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入黨是1926在北大讀書期間。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組織觀念十分淡薄，而“小資”情調卻十分濃厚。不久就因為追求黨內女同志，與工作方法簡單生硬的學生支部領導人發生齟齬，被指為“入黨動機卑鄙”，最終被北大黨組織開除。這件事顯然造成他對組織的某種不滿。目前尚無史料顯示在1930年前后，作為一個無黨派文學青年，王實味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間的主觀價值取向，但他顯然與“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的陳源、徐志摩等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受到他們的器重。他的小說作品多經由陳源、徐志摩之手發表于《現代評論》、《晨報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王實味1937年再度入黨，奔赴延安，其歷史背景和思想動機值得進一步探討。
　　
王實味并不是一個性格堅強、有堅定信仰的人。盡管在延安整風初期，他因發表雜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經提出“退黨”要求，但當他覺察到局勢不可扭轉的時候，又自動跑到中央組織部痛哭流涕，要求組織上寬大處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延安的時候，他積極配合黨組織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周瑜打黃蓋”，可是回到監所后，他又捶胸頓足，后悔不已……因而，他與組織的最終決裂，實乃在于黨內某些領導人的褊狹和無情，而非他個人具有某種決絕殉道的精神。
　　
王實味的思想形態十分駁雜，缺乏理論上的系統性和一貫性。雖然他第一次脫黨后與自由派知識分子有過一些接觸，但他本質上并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自由主義觀念的接納至多限于一般個人道德倫理的范疇，而與國家政治方面的內容無涉。他在延安發表的論文和雜文也談不上深刻的理論性。他的《文藝民族形式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一文，因立場偏激而獨樹一幟，然而他的那些文藝觀點能否站得住腳還有待進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雜文中所表達的理想訴求，歸結起來無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義”。而且，他對這些理想訴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質樸和大眾化的，它們主要建筑在對具體事實表象觀察的基礎上，而非建筑在對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礎上。這似乎是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一類激進知識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義的“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義的國家政治理論建構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詮釋，否則，關于“自由”的理解，就會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關于“民主”的理解，就會帶有民粹主義的傾向。因此，如果真要從思想屬性上進行分類，我們倒寧愿將王實味歸類于原教旨馬列主義者的行列。畢竟，他在上海時就曾經為托派翻譯過一些蘇共中央政治文獻，而在延安馬列學院和中央研究院擔任特別研究員的不到四年的時間里，他所翻譯的馬列主義文獻達到兩百萬字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延安最高當局將他定性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強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與“國民黨探子、特務”和“反革命”之間劃等號，是否應該被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徹底消滅，那是另一個問題，在此不贅）。
　　
王實味的可愛與可敬之處，在于當他覺察到邊區的特權現象和官僚主義等問題時，沒有像絕大多數人那樣保持緘默，而是誠實、率性地將自己的不滿公開地表達出來。只是，王實味最終悲劇結局的導致是與當時延安所處特殊位置與戰爭的險惡環境有關。1942年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在“文協”作家俱樂部舉行座談會，周揚、丁玲等為主席團成員，批判王實味的思想，經過討論，做出決議：

一致認為，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其根本思想是托派思想；其《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是他錯誤思想的宣傳；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報》最近對王實味的清算斗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并作出開除王實味的“文協”會籍決定。

弄到后來，又將王實味定性為國民黨特務，關了起來。這樣事件性質就起了變化，成了敵我矛盾。1947年陜北戰局緊張時，王實味就被殺掉了。這里必須說明的是，毛澤東始終是不主張殺掉王實味的。1944年5月，在整風審干后期，毛澤東出席延安大學（由魯藝、自然科學院等學校合并而成，周揚任校長）的開學典禮的講話中還說：

“整風審干改造了人，我們有一條，叫一個不殺方針，是教育人。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我們也不殺。今天是民國三十三年某年某月，某人在這里說了，如果殺了一個，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王實味也變化了，有進步。西安給他開了追悼會，還說延安殺了好多人。現在我們把王實味的照片一登，送給他外面的朋友”。

很顯然，整風審干后期，在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的操縱下，冤枉了許多人，抓起來，關起來，搞得人心不安。毛澤東發覺后，及時糾正。王實味算是定性最重的一個，因此，毛澤東常常以王實味為例來說明黨的“一個不殺”方針。后來殺掉王實味，毛澤東正在陜北轉戰，確不知曉。我們知道，當時在胡宗南指揮34個旅25萬多人的兵力圍剿追擊下，毛澤東身率中央縱隊轉戰陜北，而西北野戰軍只有區區不足三萬多人，戰局險惡態勢由此可知。處于如此大敵當前，要全力以赴迎敵以自保的情勢下，毛澤東的注意力當然全被轉移到戰爭中去。所以，王實味被錯殺而毛澤東不知情，也在情理之中。當知道后立即作了批評。建國后，他還屢屢提及此事。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還講，對殺掉王實味這件事，“我們總是批評”。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還在思索：被稱為“楚漢狂人”的王實味的命運，是由于歷史的不公，還是環境的必然，抑或是由于人為因素？再是其性格悲劇的推動？

如果再撇開政治因素，環境因素，單以王實味所追求的絕對平均主義來看，也是極其幼稚、偏激甚至是可笑的。且不論因王實味文章被國民黨利用來攻擊當時中共所領導的“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實質是王實味所提出的絕對平均主義思維，漫不說在當時，即是在今天，在還能夠預計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明知是不可能企及的追尋結果，卻不顧實際情況而提出，除過客觀造成我方陣營內部的思想混亂，致使上下級之間人為出現感情裂隙，還為敵方勢力攻擊造成一定口實與便利。從這個意義上論及，此類極端平均主義思潮與鼓吹確實當批。只是，因此而造成的悲劇結局卻是人們不愿看到的。即如有別有用心之輩以此來蓄意攻擊的對象毛澤東同志，也是絕不愿意看到出現此種結局的。

今天再來回顧王實味之死的悲劇，還能給我們以怎樣的警示？過往的歷史被蒙上了一層人為回避與刻意放任的詭異煙塵，再加上“特別是”后來大規模的“翻案”與平反風潮，給許多不明真相人們造成一種錯誤認知，凡是過去的“冤案”與錯殺、枉殺，都是毛澤東當政的那個“專制”政權造成的，而只有今天才是最大民主與個體自由。本來，精英以對媒體輿論的強大掌控，完全可以對此作客觀正確解讀，以正社會視聽，以釋人們心頭之疑。但我們看到的卻不是這樣，是否該問一聲這究竟是為什么？

怎樣對否定與妖魔化毛澤東有利，怎樣才能達到否定與推到“前朝”，使人們認同與贊譽后來者的“公正”、“民主”，又最小限度銷抵社會抵觸與反對，以達到所謂的河蟹與穩定，恐怕才是所謂的“普世”“資改”“主流”不遺余力所推動的。許多時候，睜只眼閉只眼也即是一種推動；明知是那樣一回事，但面對完全相反的認知，卻就是不做聲，這也是陰謀化“顏色”的一種手段。

即譬如下一盤所謂的大棋，王實味之死和許多過往歷史事件一樣，都不過是被某些人所代表的一股勢力陰謀操作的“顏色”棋子罷了。有鑒于此，才作了上述回顧。不過是期冀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特此說明：文中有關王實味與延安整風的部分資料得自陳晉所著《文人毛澤東》，在此一并致謝。）

關鍵字：王實味 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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