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

　　[內容提要]　從十月革命到列寧逝世的六年半時間中，俄國共產黨處在十分強大的內外敵人包圍之中。盡管如此，并沒有影響到俄共黨內的民主監督、民主決策，黨內民主氣氛仍十分濃厚。列寧通過“兩個必須”確保黨的統一;而通過“十二項可以”確保黨員及黨組織的民主權利，疏通民主渠道，實現民主監督、民主決策。

　　[關鍵詞]　列寧;俄國共產黨;黨內民主

　　[分類號] D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6505(2003)02-0089-05

　　西方不少學者惡毒漫罵列寧是一位專制主義者，但也有個別學者，如美國的羅伯特·文森特·丹尼斯在他的《革命的良心》一書中則認為，列寧時期是一個“偉大的黨內民主時代”。看來，這既非諷刺，也非溢美，只可惜他沒有做具體分析。下面試作一下歷史的考察。

　　1918—1921年，對于俄共來說，是極其艱難、生死未卜的時期。“黨處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聯合起來的、十分強大的敵人包圍之中。”而國內敵對勢力的反抗、暴動也此起彼伏。近八年的國內外戰爭，使國民經濟面臨“空前的經濟崩潰”。無產階級政權岌岌可危。為了對付戰爭與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全黨全國變成了軍營，組織上實行極端集中制，工作方法實行戰斗命令制，命令由黨的領導機關發出，普通黨員必須絕對無條件執行，不得加以討論。1919年3月，俄共八大《關于組織問題》的決定中指出，“黨正處在絕對需要有最嚴格的集中制和最嚴格的紀律的環境下。上級機關的一切決議下級機關絕對必須執行。每個決議首先是應當執行，只有在執行以后才可向有關的黨機關提出申訴。”[1]在國內外戰爭大體結束時，1921年3月俄共十大決定結束極端集中制，實行“工人民主制”。但是嚴峻的形勢仍然要求黨保持高度的團結、統一、沉著、嚴守紀律。必須保持中央的指示暢通無阻。列寧1921年5月27日說：“中央委員會下達的指示絕對必須執行。”“某一決議一旦被通過，只要代表大會沒有撤消，就必須無條件的執行。”[2]這就是保持黨的統一的“兩個必需”。盡管如此，黨內民主氣氛仍十分濃厚。

　　列寧時代，盡管政治上險象環生，黨與國家“經歷了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災難、貧困、犧牲”。但是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委員會依然按時召開，黨內民主依然生氣勃勃。不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用托洛茨基的話說：“黨內有進行批評和反對的充分自由。”沒有哪一次會議是停留在歡呼、鼓掌、一致通過上，更沒有把黨的會議變成一言堂。不搞形式，不走過場，更不在黨的會議上實行極端集中制、戰斗命令制，而是切切實實地發揚民主，實行民主監督、民主決策的“十二項可以”。

　　1·可以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

　　在未形成決議前，領導集團認識不可能一致，會有不同的看法與不同的主張。“沒有政見分歧，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這是斯大林1917年二月革命后說的話。[3]因此，列寧時期在全國及地方的黨代表大會上，可以作與主報告觀點不同的副報告，以表達不同意見、不同主張，通過討論、辯論、表決，作出大多數人同意的決定。如此事例很難盡舉，試舉典型的三例。例一：1917年4月，全黨第七次代表會議，151名代表討論列寧的《四月提綱》。列寧與加米涅夫分別作正副報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對《四月提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尚不成熟。經過討論，會議擁護列寧的提綱。[4]例二：1918年5月14—17日，俄共莫斯科區域局舉行黨代表會議，討論目前形勢。莫斯科黨的負責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產主義”作主報告，猛烈批評黨的內外政策。隨后列寧作副報告，駁斥了“左派共產主義者”的種種錯誤觀點。會議對兩個報告進行了討論。兩個報告人——列寧和莫洛夫又分別作了總結報告。最后會議以42∶9通過了以列寧報告為基礎的決議。“左派共產主義者”遭到失敗后，聲明他們拒絕參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區域局委員會。很快局勢的發展證明列寧正確，反對派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例三：1925年4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作中央工作報告之后，緊接著由季諾維也夫代表反對派作副報告。因為根據各代表團代表商定的規定，各個代表團，只要有40名有表決權的代表要求，就可以提出一名自己的副報告人。雖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等反對派未能吸引到會代表站到自己方面來，但這說明，列寧逝世前后，在各種黨的會議上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以供比較、選擇，仍是一種尋求正確決策的方法。這是符合黨章規定的，并被視為正常與成熟。這里有一個較為生動的事例：1921格勒，他作了主報告，省委書記格烏拉諾夫作了副報告。在1700名與會者中，贊成季的只有三、四百人，而贊成烏的卻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諾維也夫自然不滿，向中央作了報告，指責格烏拉諾夫等有非黨“傾向”。中央選出(列寧、斯大林、莫洛托夫)三人“專門委員會”討論了季的信，并由列寧執筆回了信，向季指出烏等并沒有“那種傾向”，“有的是多數人想成為多數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過這一批人來‘管理’另一批人。人們成熟了，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愿望也是合理的”。[5]

　　2·可以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自己的動議、議案，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可以按綱領選舉黨代表。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會軍事化”、“工會國家化”，因為十月革命后他長期指揮戰爭習慣了，想將軍事體制移植到工會，這自然引起工會領導人的反對。列寧批評托洛茨基，認為過了頭。布哈林則持折衷但稍偏托洛茨基的態度。1920年11月的莫斯科區域黨代會代表選舉，極左反對派集團獲得124個代表席位。中央委員會只比它多獲得30名追隨者。1920年12月7日，黨中央討論此事，列寧以一票之差處于少數派的地位。

　　列寧認為事關重大，不可馬虎，建議將工會問題提交全黨討論。1921年初，工會問題的爭論由中央波及地方。彼得堡黨委支持列寧綱領，而莫斯科黨委反對列寧的綱領。1月12日中央全會決定：必須進行完全自由的爭論，任何黨組織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黨內先后出現了有自己綱領的八大派別。黨中央有托洛茨基、布哈林聯合派，列寧為首的“十人綱領派”，此外還有“工人反對派”等等。列寧兩次著文批判托、布的錯誤。正在熱烈爭論之時，政治局勢急遽惡化，喀瑯施塔得暴動像驚雷(因為它是自己的軍隊乃至自己的黨員參加的叛亂)一樣，向全黨發出了危險警報，爭論漸漸停止。列寧在十大開幕詞中嚴肅地提出：必須結束爭論;黨必須團結，黨內不允許有反對派存在。他說：要把這些“確定下來，變成黨必須遵守的義務，變成法律”。[6]不過在俄共十大上，還是由季諾維也夫代表十人綱領派作了報告;托洛茨基代表聯合派、普尼柯代表“工人反對派”作了副報告;各派另派兩人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大會最后的表決結果是：“十人綱領獲326票。其余兩派分別獲得50與18票”。最后經過稍加修改的“十人綱領”成為大會決議。與此同時，大會也通過決議禁止那些“具有特殊政綱”、“鬧獨立”、“建立集團紀律”的派別活動，但并未禁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各級黨組織在適當場合提出自己的意見、主張、建議，同時允許和鼓勵對黨的缺點進行絕對必要的批評。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有必要提出來。十大之前，俄共(布)中央全會1921年1月12日曾經作過決定，十大代表的選舉“可以按不同綱領”進行。按照禁止派別活動的精神，這個決定自然是“違規”的。所以梁贊諾夫建議，“代表大會最堅決地譴責派別活動，同時，也同樣堅決反對按不同綱領進行代表大會的選舉”。應當說這個建議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卻遭到列寧的反對，代表大會也否決了這一建議。列寧說：“如果發生了根本的意見分歧，是不是能夠禁止把分歧意見提交全黨來裁決呢?不能!這是一種奢望，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我建議加以否決。”[7]

　　3·可以將重大分歧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

　　在重大決策上發生難以解決的意見分歧時，俄共中央盡量把真實情況直接告訴黨員、人民，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如布列斯特和約。列寧堅決主張簽訂割地賠款的和約，以挽救剛成立不久的新政權。但他的提案在中央全會上兩度被否決，并一直為多數派所反對。列寧被迫以辭職相威脅，這才促使一些中央委員改變態度，結果以7票贊成、4票反對、4票棄權獲得通過。順便一提，列寧本想在工人集中的兩個首都就此事進行公民表決，但因時間緊迫改為由中央發意見征詢書的形式。42省作了答復，列寧親自匯編答復資料，總計贊成和平者167票，贊成戰爭者128票。[8]直到1923年12月15日，二中全會還提出“必須擴大黨的爭論俱樂部網”，討論重大問題。只不過它的壽命不長。

　　4·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并可以批評他。

　　列寧時期爭論是黨的活動中的家常便飯，“爭論俱樂部是俄共(布)的一種機構”。[9]對重大的理論問題、實踐問題，常常進行全面公開的集體討論、爭論，不對照不同的觀點，不進行交鋒，就很難弄清利弊，達到正確的認識、正確的決策。不經過意見多元化的爭論，就沒有思想上的統一。列寧既未當過政治局主席，也未任過總書記，但他的威望及才能具有決定性的政治發言權。戰友們要同他進行爭論，須三思而行。但他還是讓各種不同的觀點及時提出來，心平氣和、實事求是地予以討論，以制定論據充分的、科學的決策。莫洛托夫說，政治局的五人之中有三人每次都反對列寧，而列寧必須同他們共事。“每次都反對列寧”也與事實不符，只是常常爭論，提不同意見罷了。就是“不反列寧的”斯大林(莫洛托夫語)，也并非百依百順的唯諾之輩，他給列寧五十歲壽辰之賀詞中，還談到列寧的錯誤。[10]這正應了中國一句古語“千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列寧之所以成功，因為他周圍的人是同志、是戰友、是諍友。同時還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五人政治局中，列寧是俄羅斯人，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另外三個是猶太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5·黨員可以討論和批評黨的錯誤。

　　1920年9月，列寧在俄共(布)九大上指出，要“創辦報刊(爭論專頁等)來更經常、更廣泛地批評黨的錯誤和開展黨內各種批評”。[11]俄共十大召開之前，中央委員會的一種不定期出版物《爭論專頁》就開始出版，同時還出版了專門文集。它在歷次黨代會召開之前的爭論時期，都一再出版。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爭論俱樂部”，主席是市委的一位常委。根據市委書記處及常委會1921年12月29日的決議，莫斯科各區隨后也成立了這種“俱樂部”，討論有關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經濟建設等等問題。這些俱樂部輿論自由、批評自由，但不允許有派別活動，要保持黨的統一。列寧時期爭論俱樂部一直存在著。這說明黨員可以在適當的場合，在一定的刊物上批評黨的缺點與失誤，總結經驗與教訓。

　　6·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未作出最后決定時，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列寧等領導人的提案。

　　1917年冬到1918年3月，中央全會上曾兩度否定了列寧與德簽訂和約的提案。列寧既要說服以布哈林為首的主戰派，也要說服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派，后來列寧才勉強爭取到多數票的支持。同樣，列寧對其他領導人的提案的否決也需要爭取多數票的支持。1919年3月召開的八大，以174票對95票，通過了列寧反對以伏洛希洛夫為首的“軍事反對派”的路線。總之，列寧時期，黨內存在著公開的爭論、爭吵。按說當時的列寧也像斯大林30年代后期那樣，掌握著極大的權力，能個人決定這樣或那樣的重大政治問題，但他從不個人決定重要任命，也不個人說了算，而總是一一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員的意見，總是付諸票決制決定，他自己只享有一票的平等表決權。有時決定雖然違背他的意志，但他也不得不向其他同志讓步，不得不接受表決的結果，接受別人的意見。列寧曾在給越飛的信中說：“你不只一次地重復說‘中央就是我’，您搞錯了。這些話在神經異常緊張和異常疲倦時才會出來，舊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極端重要的問題上回擊了我，這點你從爭論中可以了解到。在組織和人事問題上，無數次情況下我是處在少數地位。”[12]

　　7·列寧可以寬容那些曾經激烈反對過自己的革命同志，并與之親密合作共事。

　　列寧是最早賞識托洛茨基巨大才能的人。1903年就把他吸收到黨的最上層，但當時托并不那么領情，一度是孟什維克分子，時而又搖擺于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之間。他多次痛罵布爾什維克，并經常與列寧論戰，罵列寧為“獨裁者”、“未來羅伯斯庇爾”。1917年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國，他與列寧都強烈主張不斷革命，從而迅速合作，后來成了僅次于列寧的第二領袖。在戰斗中，托洛茨基更了解了列寧，由衷敬佩列寧。又如，十月革命前黨內外不主張奪取政權的呼聲甚高，加米涅夫也加入了這個合唱隊，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在繼續，而且還會長期繼續下去，因此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在黨的第七次(四月)代表會議上，一些代表因此反對加米涅夫進入黨中央委員會，但是列寧與諾根堅決為加米涅夫辯護，使他成為俄共中央委員。9月討論列寧起義奪取政權的方案時，加米涅夫提出反對的決議案。10月15日黨中央通過了列寧號召起義的決議，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聲明退出中央委員會以示抗議，同時于10月18日在非黨報紙上公開了黨的起義秘密決定。列寧極為憤慨，怒斥為“嚴重的叛變”、“工賊”，提議將他們開除出黨。11月2日，中央委員會開會，一致同意任何一個中央委員都無權反對中央委員會已經通過的決定;同時也一致否定了列寧把季、加開除出黨的提議，并以5比3的票比，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辭職。后來季、加兩人改變了觀點，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積極投身革命，又成了僅次于列寧、托洛茨基的領袖。1917年11月15日，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問題，決議停止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建立聯合政權的談判。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反對這個決議，聲明退出中央委員會，諾根、李可夫等人聲明退出人民委員會。雖然這些人被列寧稱為“我黨幾個上層分子的逃兵行為”，[13]但是他們后來都成了黨政要人。李可夫曾長期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可見列寧時期，只要執行中央決定，改正錯誤，就不記舊惡，不進行報復，不對承認錯誤的同志揪住不放，不要求他們公開悔過，絕不強迫，更不允許使用嚴刑逼迫他們自誣。

　　8·在可能發生重大失誤時，下級黨組織可以通過對中央表決的信任與不信任案。

　　俄共七大于1918年3月6日召開，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決議交付表決，結果以30票贊成，12票反對，4票棄權獲得通過。但整個莫斯科黨組織竟通過不信任中央之決議案，并“主張一有機會就改選中央”。因為布列斯特和約要割讓大片俄國及附屬國領土，情況太特殊，所以列寧認為“這都是黨員極正當的權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4]這說明，列寧認為如果下級黨組織確認中央之決定違背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可以通過對中央的信任與不信任案的。1925年12月，俄共(布)十四大開幕，此時列寧已逝世快兩年了。列寧格勒代表團通過了否定十四大的決議。而列寧格勒市代表團大會閉會后，“列寧格勒青年團省委通過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拒絕服從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決議”。[15]這次斯大林的定性與處理就大不同于列寧時期了，認為這是反黨。從此就再也沒有對中央表決的不信任案了。

　　9·黨代表可以在黨代表大會(及各種會議)上遞條子、提問題、質詢。

　　列寧時期的歷次代表大會，不乏歡呼和長時間的掌聲。但也有代表們根據自己的見解發出不滿的噓聲，喝倒彩聲，甚至斥責“滾下去”。許多發言人不時會收到下面遞上來的紙條，有質詢，有建議。甚至列寧也會收到不少質詢責難的條子。如九大時薩普龍諾質詢列寧：“是否要使黨員們成為聽話的留聲機?難道您認為這將是最革命的嗎?”十大時黨代表基謝廖夫對列寧使用“機關槍”一詞提出批評，列寧當即在大會上表示“十分抱歉”，“我鄭重保證今后不再用這一類字眼來打比方”。[16]接到紙條的人，或即席答復，或會后答復，或當場自我批評，加以更正，或在報紙、文集中答復。可以同意、贊揚，也可以給予以諷刺嘲笑。但事后不準進行報復，論戰對手也是一樣的。

　　10·普通黨員也可以在規定的形式范圍內和領袖辯論，維護自己的觀點。

　　米雅斯尼柯夫1906年入黨，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他在彼爾姆省莫托維利哈區工作，是個“工人反對派”。他于1921年5月2日寫了《給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書》，7月27日又寫了《傷腦筋的問題》，要求給予工會和農會以工農檢查院的權力，并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8月1日列寧看到了這些材料，并當即回信。8月5日，列寧又寫了封長信，開導、批評他。[17]8月16日，米雅斯尼柯夫給列寧回信，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反駁列寧。1921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責令他不得在黨的正式會議上宣讀自己的綱領，而應在《爭論專頁》刊出他的文章及中央對該信的答復，并查清他的問題。但是中央這一決定竟遭到莫托維利哈區全體黨員大會的反對。后來，《爭論專頁》出了本小冊子《辯論材料》，只供黨員閱讀，其中包括：米雅斯尼柯夫同志的提綱，列寧同志的信，給列寧的回信，中央組織局的決定，莫托哈維利哈黨員大會關于支持米雅斯尼科夫的決定。也就是說，居然將領袖、中央組織局與黨員的爭論，以及基層黨組織反對中央組織局的決定公布于全黨。由于米雅斯尼柯夫走得太遠、太離譜，192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批準將其開除黨籍。不過留了一個余地：“一年后他有權再次申請入黨。”[18]而米雅斯尼柯夫并不買帳。他在十二大前組織“俄國共產黨工人小組，要求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排除在黨的領導之外，還煽動罷工”。1923年6月他被逮捕，后逃亡國外。

　　11·可以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專門委員會檢查黨中央委員會的財務收支，并向大會報告。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共前身)建黨后，歷屆黨代表大會都要組成“檢查委員會”，檢查中央的財務會計，然后向代表大會提出報告，請大會審查。1917年7月舉行的六大制定的黨章十四條，更對此作出了具體規定。一直到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檢查委員會條例》，仍將“定期檢查俄共中央會計處”作為一項制度定了下來。

　　12·可以而且應該監察、檢查黨的最高層機關與高層領袖。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關于監察委員會的決定》，其中7、8、9三條明確規定：(1)監委與黨委“平等地行使職權”;(2)監委委員“有權出席本級黨委和蘇維埃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并有發言權”;(3)監委決議，本級黨委“必須執行而不得取消”，如不能取得協調，可提交黨委與監委聯席會議、黨代表大會或上級解決。也就是說，黨委監委互不隸屬，相互制約。

　　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檢查委員會條例》又賦予了檢查委員會對中央機關、俄共中央書記處、組織局、各書記、部長的檢查權、質詢權，但未賦予對政治局的監察檢查權。[19]1922年12月列寧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寫下了他的八篇《最后書信和文章》[20]，提出一系列對監察的權力配置、權力制衡的意見。十一大的《條例》只提到對書記處、組織局的檢查，并未提對政治局——黨的最高首腦機關的檢查。而列寧現在又前進了一步。他說，中監委、工農監察院主席團應派出一定人數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檢查送交政治局審理的各種文件。“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為了“更好地”、“絕對地”了解情況，“凡與政治局有關文件，一律在會議前24小時送交”中央與監委各委員[21]，這樣做，目的在于監委可以監督中央決策，對總書記乃至各中央委員，都有質詢權、檢查文件權，如果違紀，還有查處權。可見，列寧力圖建立黨自身的監督機制與權力制衡機制。

　　列寧在十大上指出：黨內的一切爭論、辯論、批評、建議，都應該分清是在黨的會議上說呢，還是在黨外亂說?是在專門刊物、專門文章、文集內交換意見呢，還是擅自宣傳自己的某種主張?是站在黨的立場上，還是站在非黨的立場上?這些自然是有區別的。既不要妨礙黨的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棄學術討論。這樣才能尋求正確的認識，做到正確決策，并且才能保證黨的團結與統一。

　　我們并不認為，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完美無缺，但是它卻是極其珍貴、極有價值的參考史料。列寧時期的黨，雖然歷時不長，但經歷卻非常豐富。從歷史環境來說，經歷了戰爭、和平、經濟崩潰的時代;從黨的形態來說，曾處于非法秘密狀態、半合法狀態、合法狀態;從黨的參政情況來看，經歷了在野黨、以俄共為主的多黨聯合執政、以及一黨執政。具體歷史環境不同、執政形式不同，決定了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民主程度與民主程序都會有所不同。應當承認，俄國二月革命前，列寧并沒有預料到將會有如此豐富多彩、瞬息萬變的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時期。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民主的范圍、程序、程度，雖然有黨章的規定，但畢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黨內民主還遠遠沒有走上制度化、規范化、法治化，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探索前進的。其中固然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難免出現超前、空想、滯后、失誤，乃至埋下種種隱患。

　　注釋：

　　[1][13]《蘇共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7頁，第515頁。

　　[2]《列寧研究》1993年第2輯第7頁。

　　[3]《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

　　[4][14]《列寧選集》第3版第3卷第849頁，第420頁。

　　[5]《列寧全集》第2版第51卷第378頁。

　　[6][7][16]《列寧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2、28頁，第101、423頁，第103頁。

　　[8]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6頁。

　　[9][17]《列寧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79、593頁，第84、90頁。

　　[10]《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8頁。

　　[11]《列寧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88頁。

　　[12]《列寧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66—169頁。

　　[15]《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8、361頁。

　　[18][20][21]《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10頁，第338—392頁，第377頁。

　　[19]《蘇共決議匯編》(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1頁、197頁。

　　[作者單位]中共廈門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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