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引導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重在宣傳，重在教育，同時也要輔以必要的思想斗爭。他指出：“勞動人民中的缺點或者錯誤，是能夠經過適當的政治工作，使他們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應堅定不移地宣傳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毛澤東強調，社會輿論應該發揮積極的導向作用，要弘揚正氣，批評落后，要贊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要愛憎分明，公正公道，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把道德教育同黨建結合起來
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實踐中，毛澤東把無產階級政黨自身的道德建設作為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重心，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道德教育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第一，結合黨的思想建設進行道德教育，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顯著特色。黨的思想建設，從根本意義上講，就是包括道德品質的培養在內的思想理論建設。縱觀毛澤東關于黨的思想建設的全部論述和實踐可以看出，進行馬克思主義道德教育，培養黨員和黨的干部的良好道德品質，提高全黨的道德水平，是黨的思想建設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第二，結合黨風建設進行道德教育。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史上，第一個提出了“黨風”這一概念。并且指出，要搞好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有一個好的黨風、好的軍風、好的民風，歸根到底要有一個好的黨風。因為，“只要我們黨的作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風正派，就會帶動全國道德風氣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黨風不正，就會把全民族的風氣搞糟。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及時地告誡全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務必保持黨的優良作風。1956年，在黨的“八大”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又一次指出，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仍然存在著一些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作風的現象，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黨的這次大會上，“遵守共產主義道德”被當作黨員的義務寫進黨章。
批評和自我批評
毛澤東指出：“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明確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性質及其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中的作用及其道德意義。其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因為這個武器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具備和掌握，“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這是因為：“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它的道德意義也十分明顯，能使我們“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
怎樣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開展道德教育和進行道德修養呢？毛澤東提出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他說：“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因此，“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批評和自我批評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確認識自己，做到有自知之明，并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其次要敢于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能夠認真地解剖自己。同時，在自我批評中要有毫不隱瞞、嚴于責己、聞過則喜的精神。被毛澤東稱贊為中國第一等圣人的魯迅先生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自己。”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只有以共產黨道德原則和規范作為自己一切言論行動的準則，嚴格要求自己，嚴于解剖自己，才能不斷發現和改正自身的弱點、缺點和錯誤，求得道德上的不斷完善和不斷進步。
樹立道德模范
毛澤東深知榜樣的作用，在不同時期，他都非常注重適時推出道德楷模。早在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就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模范行動對全國人民的教育作用，指出：“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斗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干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又指出：“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這些論述，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榜樣的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視。
革命戰爭年代，劉胡蘭、張思德、白求恩等一批與革命事業結合在一起的英雄模范被樹立起來。毛澤東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得光榮”，號召人們學習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勇于為人民利益獻身的崇高精神，學習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貴品質。和平建設年代，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高度評價焦裕祿、時傳祥、王進喜等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線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另外，毛澤東還贊揚過孫中山、魯迅、朱自清、吳玉章、徐特立等人的高風亮節：他們或者表現出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奮斗精神，或者表現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人格力量，或者表現出寧可餓死的愛國主義精神，或者表現出挖山不止的艱苦奮斗精神，一個人就是一個方面的榜樣，就是一種道德標準。通過典型的事例和榜樣人物的宣傳，把抽象的說理變為生動的形象教育，向全國人民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對于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品質，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作者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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