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突然逝世，既令我們無比震驚和哀悼，也絲毫不覺得奇怪。早在2009年，即有消息傳出金正日的身體患癌癥，生命堪憂。對于朝鮮的高層，早已經做好了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已經為最高權力的交接做好了預備。對于朝鮮而言，很可能進入一個“弱權時代”。這個弱權時代是否會與當年華國鋒接替毛澤東之后發生的局勢有一定的重合性。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觀察。
朝鮮如果出現問題，應該是在國內。堡壘是內部攻破的。國際輿論的所謂觀望或觀察，就是在等待朝鮮國內的變化。金正日的逝世給了敵對勢力以兩大機遇，一是借助于朝鮮國內潛藏的敵對勢力來進行顛覆性的活動；而另外一個機遇則是乘機插手朝鮮國內事務，搞亂東北亞。問題在于，插手朝鮮已基本不可能。由于中國對金正恩的實際肯定，使得政權的移交得以和平進行。但是最為復雜的問題將可能出現在朝鮮政權的上層。
這是一個極其微妙的時刻。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局勢在2011年“北松南緊”之際，中韓兩國對所謂的“中國漁民殺死韓國海警”事件尚沒有澄清真相，中國南部的安全環境逐漸惡化，對于中國而言。中國東北部的朝鮮陷入一個隱晦不明的政治前景，對于中國乃是更為恐懼的心理效應。有關朝鮮的方方面面的觀察者，陷入了觀察者特有的沉悶氣氛。
12月16日 ，中國偉人蠟像館向朝鮮人民贈送金正淑蠟像（金正日生母）送行儀式在北京舉行，這次儀式似乎有所暗指。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金正日逝世后的第二天，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也去世了。這樣一個分裂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國家罪人，居然成為了民主的典范，真是歷史的滑稽。
金正日作為一名卓越的國際戰略家，成功地吸引了美國等西方霸權對東亞的注意力，從而在中東、東南亞、南亞等戰略樞紐方向緩和了中國的戰略壓力。從國家利益進行考慮，朝鮮在金日成時代，金正日時代成功地維護了朝鮮的國家利益，也照顧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是一個追求國家利益的國際主體，不是美國價值觀的代言人，動輒拿西方民主價值觀來攻擊朝鮮的人，并不是一個中國人。將自己作為美國公民的人，請你們滾出中國 。這些無聊的中國人，在朝鮮幫助中國的時刻，卻帶著對中國政府的仇恨來辱罵朝鮮，達到指桑罵槐的效果。當朝鮮自私地追求國家利益，中國學者辱罵他們忘記中國志愿軍的鮮血；當朝鮮人以犧牲自己的國際形象為代價幫助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時，中國學者辱罵他們不遵守國際規則。大國的過招，已經不體現在軍事領域，而體現在小國博弈上；和平演變的戰場，也不體現在金戈鐵馬上，而體現在國際輿論權的斗爭上。
金正日作為一名政治家，給朝鮮人民的安全提供了核武器的保障，使西方國家在面對朝鮮時，再不能象針對利比亞一樣，隨意地轟炸和實行戰略威懾。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武器除了核武器，就是國際規則。一個遵循國際規則，在國際規則前亦步亦趨的政治家，喪失了對國際秩序的獨立權，也就失去了于霸權對抗的資源。而朝鮮不遵守所謂的守則，因此就被稱為流氓國家。利比亞充分證明了做一個走狗國家的代價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裝，任由西方霸權蹂躪。那些在國際整肅中被殺死的政治家，是普世價值血淋淋一面的表現。
金正日是一個理性的政治家。他遵守與中國的友好互助條約，從1994年以來延續金日成主席的體制，給于中國在軍事、經濟方面充分的支援。在中國需要體面的時候，朝鮮并不一定給于中國這分虛榮。但是在事關中國存亡的時刻，總是朝鮮出現在敵人槍口的視野里。朝鮮人鄙視中國人對所謂崛起虛榮的貪婪，而直接告訴中國人國際關系中鐵一樣的權力與利益的真相邏輯。
金正日的去世，使東北亞方向喪失了一位能夠與西方霸權周旋的政治家，它利用朝鮮不受國際體系束縛的特點來挑戰國際規則。在過去，這樣的角色通常是由國際秩序修正主義國家來完成的。一戰時期是德國和美國，二戰時期是德國和日本。在中國周邊的局部兩級格局中，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朝鮮等中間地帶國家，發揮了 特殊的紐扣國家作用，這些大國的緩沖地帶是大國力量對比的晴雨表。正如當年中國在美蘇爭霸中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度和裁量權一樣，朝鮮也獲得了在眾多國家中進行博弈游戲的特殊地緣政治環境。這種博弈必然要損害西方國家的戰略部署和利益，金正日這個“半路上殺出來的程咬金”承受著西方媒體在自己國家利益上的肆意辱罵。奇怪的是，中國的學者們卻是吃著西方得殘羹冷炙來攻擊朝鮮，做著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金正日的失敗在于，他忽視了國際輿論的斗爭，他沒有學會某些政治家的“秀”和演員本領，也沒有給自己減肥以提高帥哥形象。他知道，那些都是糊弄無知者的計量，不是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他可能深諳這樣一個真理：政治家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如果民眾需要什么就滿足什么，民眾需要娛樂就提供娛樂，民眾需要墮落就提供墮落，那么民族將喪失希望。張伯倫正是充分滿足了人民的和平欲望而犧牲了英國人民真正的和平。金正日懂得：和平的愿望不能帶來和平，仰仗霸權的鼻息更不能帶來和平與安全，只有武裝自己，給敵人以威懾，才能夠帶來安全與和平。
也許應該警惕的恰恰是中國。在21世紀，國際話語權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正是在國際輿論，特別是韓國敵對實力捕風捉影下，中國大陸的輿論充斥著韓聯社的報道，充斥著韓國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在韓國、朝鮮這個話語領域內，中國的媒體完全是被韓國奴化了。騰訊網對中國漁民的審判使我們幾乎可以將騰訊看成韓國輿論的傳聲筒，我們對于中國漁民的消息完全來源于韓聯社的報道好評論，我們的輿論陣地成了懶惰、不愿意做任何調查的懶蟲。懶蟲的代價就是被國際輿論養豬，養肥了就殺了來吃。
金正日之所以顯得讓人討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對于霸權規則的反抗與挑戰，這已經成為民族主義在東亞層面絕無僅有的回響。這種反抗由于特殊的穿透力，因而國際國內的某些勢力，有目的的搞臭朝鮮政權。其核心目標是阻止中國援助朝鮮，或者迫使朝鮮服膺于美國，以徹底損害中國對于霸權國際聯合抵抗能力。從中國外交決策當局對于朝鮮核爆炸時期的反應來看，已經部分達到了目標。只不過由于中國國內現實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援助，使得中國對朝鮮的政策，回歸到國家利益本位上來了。
中國在朝鮮的國家利益，就是維護朝鮮政權的和平過渡，維護東北亞的安全。這種安全未必非要通過和平來獲得，通過和平來獲得的安全就是奴隸對于奴隸主的服從。但是有尊嚴的安全可能未必是和平的。中國永遠學不會美國。美國人判斷一個國家的標準是自己的國家利益，無論對方是否獨裁。但是中國人現在好象也受意識形態影響，過去是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現在則是民主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在哪里，就誰也不說了。
從中國國家利益層面上來考慮，我對金正日閣下的逝世表示最為沉痛的哀悼；從國際主義層面上，我對金正日同志的逝世表示惋惜，希望朝鮮人民在主體思想的指引下繼續奮斗，朝中友誼萬古長青。（ 2011-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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