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共產黨人和左翼聯(lián)盟有哪些當務之急？
譚偉東
中美戰(zhàn)略研究院 總裁
盧麒元發(fā)文，弄清思想和理論，展開積極的深入爭論，但不要忘記左派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是極為重要的。綱領、旗幟、方向、道路當然十分要緊，但就像當年的人民戰(zhàn)爭和土地革命一樣，需要先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看到指望，有了現(xiàn)實可能，才能起來。重慶模式得民心，成為氣候，就在于此。其它地方大員和歷史模式，都不曾一刻懈怠，鉚足了勁，上上下下，至死方休，決不動搖，口號震天，大話憾地，但泥牛入海，似乎用老百姓的土話，連放個屁都不如。放個屁還有臭味，尚能引起一番討伐、回敬。老百姓早就看透了。大奸似忠，大偽亂真。人民火眼金睛。莫把善良當軟弱。毛主席當年講階級斗爭時，同樣告誡，不要影響正常工作，不要當成主要的事情來做。就是在如火如荼，史無前列，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也號召全國，“抓革命，促生產”。當下，大規(guī)模的雇傭勞動和資本剝削結構，加上漢奸買辦和一切封資修、帝修反的聯(lián)合愚民政策和把持壟斷一切資源和權力，當然不存在毛澤東時代和人民共和國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歷史時局了，但這不是說可以無視經濟斗爭和經濟與具體業(yè)務甚至管理。這一點不僅僅適用于國有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單位。也就是說，左翼的理論設計要大處著眼，舉重若輕，但現(xiàn)實策略推進要具體、細節(jié)著手，舉輕若重。孔慶東、盧麒元、賈根良、夏小琳、鞏獻田、一枝清荷、陳時秋、趙磊、秦川牛等等等等都是這方面的典范。韓毓海在文化戰(zhàn)線，王紹光在政治學戰(zhàn)線上，何新在金融和國際政治戰(zhàn)線上，都在推動著中國的再啟蒙和新思想解放運動。就具體和直面社會現(xiàn)實，蘇鐵山、惲仁祥、司馬南、司馬平邦、美化，更不要說黎陽、張宏良、韓德強了，對中國的震撼，給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中國主流精英也不換。革命是大家的事業(yè)，國家和世界都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左派有健康的劇烈的交鋒，壓根就沒有內訌，更沒有內戰(zhàn)。積極的思想交鋒和斗爭，不但是有意義的，而且是真理發(fā)現(xiàn)和真理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路徑，更是人民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生命線。革命事業(yè)需要一大批共產主義價值觀和正義世界觀的先鋒隊，但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yè)的忠誠領袖和先鋒戰(zhàn)士的左派才俊，應當自覺地約束自己，成為盡可能的表率。千百萬雙人民大眾的眼睛在盯著諸位豪杰英雄。
有諸多微觀、具體單位的一線、前沿左翼戰(zhàn)士，或就是普普通通的受欺壓和備受社會拋棄，至少是被弱勢，被邊緣化的人士，深感茫茫然，不知所以然，或痛感無力回天。不是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連根據地，紅色政權都沒有，哪里來的打多久的問題呢？而是黑云壓城何時了，人民解放翻身何時來的問題。當然，中國政治生態(tài)已經出現(xiàn)了前蘇聯(lián)崩潰時的人民之政治厭惡，政治冷漠，政治拋棄，政治無關與我的情形。這是私有化，市場經濟，腐敗經濟犯罪，特權不公，三座大山加上主流文化與教育的必然結果。但中國人民有的依然是是非分明，痛恨不良，鏟除貪官，揚善匡正的期許和追求，但路線、主義、道路、指導思想等等的大是大非，人民在用腳，用心，用聲表達和述說。
對比四五時期的民間心聲的下述詩詞，今日社會以左翼網站，主流媒體和體制內的正義主張，主流媒體的人民大眾跟帖與評論，但就是新華網毛主席紀念館，和中國主流國家級大媒體的一語驚壇，就可以看出社會憤怒、社會斷裂、社會不滿、人民大眾的民心所向了。記得嗎？“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中國再也不是私家王朝了，“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壓是壓不住的，堵是堵不了的，單純疏導也可能是無濟于事的。當今之形勢，比之新中國的任何時期，政治生態(tài)體系都來得更加脆弱，任其自由發(fā)展下去，真會走向不堪一擊。然而，對于人民大眾的發(fā)自內心的社會主義復興之呼喚來說，又完完全全的是尾大不掉，積重難返，難見曙光。否則，哪里來的舉國性的國罵呢？國有道，少政議，社無道，群言歡。大有道，世有德與義；上（官）無道，下必甚焉。如此困局，左翼聯(lián)盟腳下的路在哪里？
第一， 嘗試和平回歸的方式起碼可以喚起民眾，并且在嘗試憲法、法律、法理、道義和社會成本（主要是人民革命意愿的社會獻身之間的根本性的權衡利弊），是必須走的一步棋和一個階段。而且無論真正的或是被輿論強制定義的改良派，對中國當下的批判和揭露，至少在引發(fā)社會和民眾參與和相應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在黨政軍沒有法統(tǒng)上徹底改旗易幟之前，做最后的努力和奮斗，都是有理有力有節(jié)的。而且必須清醒的意識到，要團結不要分裂，不單單適合于毛派共產黨人，左派聯(lián)盟，也適合整個的社會政治整合統(tǒng)一戰(zhàn)線，當然包括黨和國家。黨是毛主席締造的黨，軍隊是毛主席締造的軍隊，國家是毛主席締造的國家。出了修正主義，機會主義，陣地和資源喪失，被奪取，理所當然要反奪取和收回，但堅決維護黨和軍隊至高無上的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領土領海領空完整應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和立場，否則邏輯上，我們就自動放棄了毛主席等所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數先烈和勞苦大眾為我們打下的紅色江山。黨是我們自己的黨，國家是我們人民大眾自己的國家，軍隊是我們人民的子弟兵。極右派，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和新生資產階級集團和分子，僅僅是暫時和局部地竊取我們的政權，占領了我們的陣地。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政黨和軍隊里，一步步堅決、徹底鏟除國賊漢奸，奪回人民的主權，完成思想和政治，組織和文化的偉大整頓和科學清理工作，這是我們的權力，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這看似比登天很難，好像癡人說夢，但政治和社會逆轉也絕非空穴來風，也絕非不可為之事。乾坤倒置，山雨欲來，大潮在即。“無為無不為”，“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大道之行，必天下為公；海納百川，必吞云吐霧，天下歸治。誰能設想卡米拉風暴，會通過美國占領華爾街二傳手，而引向占領全球呢？誰又可以斷言，占領華爾街就就此止步，不了了之，不會引發(fā)世界革命風云之前奏呢？
第二， 嘗試和平回歸的這一步棋是有條件的，是要加以約束和至始至終都要明確的。和平回歸，不是信奉改良主義，更不是放棄暴力革命和最高綱領。把握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是一切經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相反，是要獨立自主，把握大局，當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治體制堅定地站在馬列毛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大目標和前提之下，就堅決擁護、團結和聯(lián)合之，當出現(xiàn)極右煽動時，則堅決不妥協(xié)地加以反對和制止；當出現(xiàn)打左燈向右轉時，則堅決不妥協(xié)地徹底予以無情地揭露和批判；當出現(xiàn)認識論意義上的左右調和和下意識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作祟時，就要以同志式的熱情和胸懷，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更不可以簡單粗暴地將其推到反面營壘。干革命，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要好。毛主席的教導是至理名言，大成智慧。孔慶東事件如此掀動中國輿論旋風，表明左派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深層一致和中國人民的空前覺醒。在辛亥革命漢奸翻案鼓噪，三十余年右派精英為所欲為，全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休克主義、新保守主義狂轟濫炸，浸潤洗腦之下，伴隨著占領全球化而來的是中國孔慶東三罵式中國漢奸媒體全國網絡大對決，顯示出右派、右翼集團窮途末路，黔驢技窮。
第三， 繼續(xù)革命，永遠革命，革命到底是對一切歷史人物，政治人物，公眾人物的最終檢驗。有網友不斷批評我在文章中給一些人物注上馬列毛主義大家的“頭銜”。批評多半是善意和誠懇的。一般說來，在我的文章中，凡是提及的人名，我至少閱讀和關注過其五篇以上的重要文字。烏有之鄉(xiāng)和毛澤東旗幟網不斷涌現(xiàn)新的思想和理論高手，問題越益深入，隊伍蔚為壯觀，絕對可喜可賀。我的文章出現(xiàn)掛一漏萬，一定是可能發(fā)生的。浦江一兵曾經專門發(fā)文加以善意的指出，認為我之文章也有精英意識傾向。主觀上沒有此意，客觀上，可能出現(xiàn)。由此，關注的迅速擴大到《紅色中國》、《東方紅》、《民生》。《主人公》、《環(huán)球視野》始終同上述兩網一并注意。真理和真正的革命家，都不大會介意一般行情和輿論說長道短的。一個人的最終定位只能由他一輩子的所作所為來蓋棺定論。今天的革命派不代表明天的革命派。一個優(yōu)秀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做些好事，提出些好理論不難，難的是一輩子站在人民立場上，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二意為人民服務，為人類解放至死方休，不折不扣。這里面看似簡單，似乎有了立場就行了。其實很難，很復雜。一方面要原則、大局，大是大非絕不調和與妥協(xié)，另一方面又要不斷站在歷史大潮的前頭，抓住難得多半是十分微弱的歷史機遇，掀動歷史狂飆巨瀾的初始脈動。這就要永遠既反教條主義、左傾盲動主義，又反經驗主義、機會主義。這就要把帝修反、封資修始終作為一個反動整體加以把握，同時又根據世情、國情、黨情和主要次要矛盾演化，靈活機動，左右開弓，抓住戰(zhàn)機，推進歷史。抓住了路線之爭，抓住了指導思想之辯，就會抓住當前的道路、主義、旗幟之爭的本質。抓住了模式、典范、樣板的選擇和樹立，就可能找到突破口，形成抓手和著力點，展開系統(tǒng)性反擊，重慶模式不在于其完美，而在于其可能成為復興社會主義的突破口；抓住了導火索的一些看似普通事變，就可能以星星之火，達到最終形成燎原之勢。見微知著，不可以輕視左派力量的集結和戰(zhàn)術動作的可能戰(zhàn)役價值。
第四， 毛派共產黨人和左翼聯(lián)盟打了幾個漂亮仗，翻身仗。全國聯(lián)名舉報辛子陵、茅以軾，輿論迫使當局撤走天安門東側孔子雕像，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在中央公開文件的恢復。藥家鑫案和李雙江兒子案，也都具有斬獲。非毛必修正，修正必投降，投降必賣國，賣國必腐敗，腐敗必顛覆，顛覆必進一步喪心病狂的非毛。內外反動派，上下聯(lián)手，內外勾結，搬倒毛澤東，東方就不再紅，太陽也不會升。搞掉了毛澤東，就會進而大肆地搞鄧小平。鄧小平單單是六四就會永世不得翻身。除掉了這兩個新中國歷史階段的兩個三十年的代表。中國就一無所有。搞毛澤東很難。毛澤東不同于斯大林，毛澤東甚至不同于列寧。毛澤東是中國和一定意義上世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文化影響和價值，制度影響和價值，精神影響和價值，甚至超過了馬克思、列寧加斯大林。更遠遠超過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中國的諸子百家。除掉了毛澤東，推倒鄧小平簡直就是易如反掌。這是極右派的公開的秘密。至于鄧小平路線界定和代表，左右派人世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都不會有任何和稀泥的調和余地。但其后的政治推演較量，卻要復雜、詭異的多。反轉基因收效可觀，但未有實質性突破。外交、國防戰(zhàn)略調整，外匯儲備和產業(yè)政策調整，都幾近死水一潭。出現(xiàn)了決策層“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僵化局面。
第五， 鄭必堅除了早期的兩個凡是的提出和前些年的和諧世界外，并沒有太多的張揚的作為。吳市場、歷股票、張產權、曹破產始終是關鍵和核心。夏小琳、賈跟良、劉日新等始終抓住經濟大局。劉國光、程恩富甚至何新，盡管有鄧小平情結，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基本上在形成體制內的理論沖擊。決戰(zhàn)對何新的評斷比高連奎來得要深刻。政治局常委、委員恰如其分地引證毛主席，形成新的政治正確和政治倫道規(guī)范。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行為和個別政治家行事風格。紅色旅游和唱紅，對民間、韶山、全國毛澤東熱推波助瀾，未見得是一些當政決策者們的意圖和心愿，但政治大潮正在形成。一當其最終構成中國政治生態(tài)體系中的主導政治力量和政治運動，則任何勢力和派別，也只能老老實實，俯首就范。不必看今日所謂精英和權貴們好像趾高氣揚。到時候都是草包一個，窩囊廢一群。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技術官僚，離開所謂的法制、指揮鏈、等級制度，狗屁不是。他們要什么沒什么，沒有君子之德，沒有貴族之魂，沒有騎士之風，沒有領袖之本，甚至連那張三寸不爛之舌，都是等外貨。沒有官位、學銜、職稱、權柄、高帽子、唬人的來頭，他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揭露和批判要大義凜然，但點名批判要盡可能謹慎。形成人民大眾的政治高壓是必要的，但創(chuàng)造必要輿論條件，促進復興馬列毛主義的力量轉化，也是至關重要的。
第六， 關心老百姓的實實在在的疾苦是絕對要緊的。但關心和變革有小恩小惠式，有崇尚大德式。前者只能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后者卻是制度性根絕。左派網站不是紙上談兵，華山論劍。中國百姓的一切災難和新三座大山，都是來自于所謂的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幾乎全部啟動和推進，都是所謂的輿論和政策設計造成的。孔慶東事件恰恰說明交鋒的雙方對這一點的絕對高度敏感。在沒有徹底改旗易幟之前，改革開放，頂層設計的一切話語權，就直接意味著人民大眾的生命線和財富經濟大權。國有企業(yè)、公有制、計劃經濟機制、廉租房建設、文化教育機會和權力等等的保衛(wèi)戰(zhàn)，轉基因安全問題，地溝油，弱勢群體社會災難，社會道德失序與滑坡等等，特別是腐敗墮落，社會黑惡勢力肆虐，都是人民財富和經濟權力之根本所在。一線的抗爭和網絡的對決是緊密相連的兩個戰(zhàn)線。毛派共產黨人和左翼聯(lián)盟必須把這兩個戰(zhàn)線徹底打通。高度汲取文革鬧派性的歷史教訓。以大聯(lián)合、大團結為行為準繩，自覺地建構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派共產黨人和左翼聯(lián)盟的公眾人物和領軍人物，更應當率先垂范，身體力行。同中國革命和世界大同的偉大價值相比，你我他我們個人的一點點委屈，不被理解，甚至橫遭批判算得了什么？丟棄小我，扎根人民大眾之沃土，成長為人民事業(yè)的參天大樹，就必定會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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