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我們黨成立90年來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是新時期應對新挑戰、奪取新勝利的根本要求。應對新挑戰和新考驗，就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真誠傾聽人民的呼聲，真實反映人民意愿，真情關心人民疾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 如何傾聽人民呼聲？如何代表人民利益？黨員領導干部只有真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才能把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落到實處，才能密切新時期的干群關系。 近年來，各地相繼推出了形式多樣的干部下基層舉措，本刊記者深入重慶、云南、湖北三省市就新時期干部下基層的活動進行了采訪，就新時期干部下基層拜人民為師的創新性、制度化和可持續問題進行了調查。
資料圖：湖北咸寧市桂花鎮柏墩村木梓坳李家灣的李豐永（右二）對前來走訪的干部伸起大拇指（4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郝同前攝 把根扎深 翻開報章，重慶的“三進三同”全面推進，湖北的“三萬活動”進村入戶，云南的“新農村指導員”實事實干……一時間，干部下基層熱浪陣陣，撲面而來。 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這是我們須臾不可忘卻的根本。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本本主義，這是我們須臾不可忽略的危險。如何去培固根本，抵御危險？如何把干部下基層的傳統激活創新，把下基層的路子走得更加堅實更加寬廣？ 日前在重慶采訪，記者結識了一位親歷“三進三同”的市委干部。攀談起這段實踐，他的感受豐富真切，在偏遠貧困的巫溪縣，有“樂和家園”，有“文化民生”……話題如泉涌而來，還熱心提供新聞線索，邀請記者深入采訪。從他深深的關切牽掛中，我讀出了一個“新巫溪人”的責任和情懷，也讀出了重慶“三進三同”活動中蘊藏的一些深意和啟示。 沒有發展理念的轉換，就難有深入基層的動力。毋庸諱言，這些年來，經濟建設上去了，生活水平提升了，但是，不少地方的干群關系卻疏遠了，矛盾沖突卻增多了。為什么？其中一個重要的緣由是一些官員的發展理念出了問題：目中有數，胸中無人。在GDP第一的發展主義導向中，“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下去不下去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于是，我們在市場經濟中更多地看到政府的創造、資本的創造，改革初期那種熱氣騰騰、風生水起的群眾性創造很難再現。我們在官員交往中更多地看到“傍富商”成了時尚，當年那種訪貧問苦“結窮親”的情景不復多見。我們在區域發展中更多地看到做大城市的澎湃激情而少有復興鄉村的扎實功夫。一些干部下鄉了，講起話來也常常是一口的“洋腔洋調”，不會講百姓的方言土語，不會拉百姓的生活家常。這樣，如何摸得到群眾的脈搏，貼得近群眾的心窩，學得到群眾的智慧？總以為自己有了“碩士”“博士”的文憑，有了“去過許多國家”的經歷，對世情、國情可能知之甚豐，但是，對鄉情、民情又吃透幾分？有作家講，在世風浮躁的當下，要學會用皮膚去感受生活。對官員言，更要學會用心靈去體驗民生。群眾中產生著日益豐富的新的需求和新的期待，需要我們去傾聽、去滿足，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發展進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需要我們去呵護、去開發。 重慶堅持“民生導向”的發展轉型，對于“三進三同”是一個倒逼，也是一個動力。 沒有執政倫理的建設，就難有深入基層的自覺。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政府利益意識的凸顯，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日見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日見增多的利益沖突。無疑，在企業改制的進程中，在“中國制造”的崛起中，在工業化、城市化高速推進引發的征地拆遷沖突中，付出最大成本、承受最深陣痛的，是普通民眾。一些地方與民爭利、利益傾斜的政府作為，正悄悄地侵蝕著民生關懷的執政文化，疏離著親密無間的干群關系。一些基層官員“雷人”語言層出不窮，竟成官場一大景觀：“局長很不值錢是不是……你隨便的一個群眾就打我電話？”“領導就得騎馬坐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權力傲慢已到如此地步，何談對百姓的魚水之情和敬畏之心？ 德性重于才干，良知先于發展。“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們還得從根上問起，扎根、深根，首先還是尋根。我們共產黨人、各級干部的思想深處，永遠不可顛倒：是人民推動著歷史的前進，是人民創造著發展的奇跡，是人民哺育著我們的成長。永遠不可忘卻：只有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中，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才有蓬蓬勃勃的生機，才有無限光明的前景。脫離人民，我們就什么都不是；傷害人民，我們就什么都沒有。“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每年都要多干幾件實實在在的事，不斷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這就叫‘積德’。”重慶市委領導提倡的“積德”觀，就是共產黨人應有的執政倫理。 沒有干部制度的跟進，就難有深入基層的長效。重慶市率先開展的“三進三同”活動，一開始就在“紅頭文件”的規范下進入常態化軌道：全市機關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領導干部和新招錄公務員在試用期內用一個月時間，參加“三進三同”。且每年定期回訪一到兩次。最為關鍵的是，市委將“三進三同”效果作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標。多年習慣的單一對上負責的工作思維開始轉換，多年倡導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建設加快進程。什么叫政績？什么叫優秀？下基層的干部解讀得更為真切，體會得分外深刻。我們過去也講充分尊重民意，也講擴大公眾參與，但是，群眾不了解你，不相信你，不親近你，何來真實的民意？何來有效的參與？當然，防范、化解脫離群眾的危險的治本之道，還在于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推進社會治理變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設。只是，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從現實出發，以政治動員的方式、干部制度的跟進，探索新型社會管理方法，推動機關干部走下高樓，接上地氣，從與群眾同甘共苦中觸及靈魂、錘煉黨性，去培育“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倫理，建設“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政治文化，同是執政之要，也是當務之急。 人民群眾是深厚的土地，共產黨人就是生長的大樹。把根留住，把根扎深，才能風摧不倒，雷也難轟。（蘇北） |
亮點：新時期的創新之舉
湖北：萬名干部“進村趕考”
3月23日，鄂渝交界的巴東縣城已是春意盎然，而海拔1200多米的茶店子鎮阡山村仍是白雪皚皚。
在阡山村一個僅住著8戶人家的“王家老屋”灣子，一位中年婦女穿著膠鞋，帶著七八位干部一一叩開村民的家門。村民譚大成沒想到這種天氣還會有客來，聽說來的女客竟然是縣委書記李洪敏，不由得激動中帶著些不安。
李洪敏倒是很隨意，坐下來跟老譚聊起家里的困難。了解到譚大成父親患病，妻子早逝，女兒還在讀小學，日子比較清苦，尤其是缺少家的溫情時，李洪敏說：“有條件的話找個伴兒，幫你撐起這個家，也給女兒找到母愛。看看有什么我能幫你的，你盡管說。”老譚聽著眼睛濕潤了。他沒想到，女縣委書記說的竟然跟自己親妹妹說的一模一樣。
從3月起，湖北省211家省直機關、大專院校、國企以及17個市州、92個縣市的直屬單位、企事業單位中派出的18317個工作組、75111名干部，加上鄉鎮參與干部，共計11萬人，深入到全省26018個村、1062萬個農戶展開走訪、座談、調查，廣泛宣傳黨的惠農政策，并結合基層實際、群眾需要和部門職能興辦實事，幫助駐點村建立和完善各項制度，促進農村發展。
“‘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以下簡稱‘三萬活動’）突出四項重點：民情民意在一線掌握，黨的政策在一線落實，干部作風在一線轉變，科學發展在一線體現。”湖北省委副秘書長、農辦主任劉田喜介紹說，與以往干部下基層不同，“三萬活動”強調兩個全覆蓋，即工作組覆蓋全省所有村，工作隊員足跡覆蓋全省所有農戶。
在“三萬活動”中，湖北省廣泛推行松滋市的“六法”訪農戶經驗，即“早晚走訪農忙戶、隨機走訪農閑戶、發函走訪空巢戶、反復走訪上訪戶、預約走訪示范戶、重點走訪困難戶”，建立工作臺賬，登記造冊，逐戶落實。針對偏遠山區農戶，工作組自帶干糧，翻山越嶺，也要戶戶訪到。
湖北省委常委張昌爾說，他在大悟縣玄壇村走訪的體會就是，訪民情既要“身入”，更要“心入”。玄壇村五組組長席明麗外出打工后返鄉照顧孩子，白天說話并不多。晚上工作組與她全家圍坐在一起談心，吃住和勞動也在她家。席明麗逐漸解除了顧慮，把家里事、村里事、心里事都談出來，還請工作組幫她出主意當參謀。
為了動真格，孝感市孝南區倡導干部在“三萬活動”中做到“五去五換”：去茶杯換水壺、去西裝換便裝、去皮鞋換球鞋、去皮包換布包、去官帽換草帽。看到頭戴草帽、腳穿球鞋的工作隊員來到鄉間田野，黃榨村支書黃倫寶感慨：剛開始以為城里的干部只是下來體驗生活，沒想到真駐下來了，真心要為百姓辦實事。見到這樣的干部，我們感覺沒距離。
記者點評：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面對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面對新情況和新問題，我們需要正本清源，為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尋求強大思想動因。“三萬活動”以制度化要求干部全面掌握群眾所思、所困、所惡、所盼，切實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最大限度地維護和發展好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是動真格。
重慶：“三進三同”轉變干部作風
說到下基層，在重慶有個關于“電視機說明書”的故事。
在永川區財政局辦公室李杰的抽屜里，一直存放著一張從電視機說明書上撕下的舊紙片。上面留著一個孩子的筆跡：“親愛的永川財政局叔叔阿姨們，謝謝你們給我的幫助，我一定會聽你們的話，好好學習，好好做人。”落款是：永遠感謝你們的劉小軍。
永川區財政局在干部下基層的“三進三同”活動中，毫不含糊。已經50多歲的李杰帶著幾個新來的大學生來到朱沱鎮福良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和老鄉閑聊中，他聽到了小軍父子的故事。
小軍的父親劉大立受傷致殘后，家中不但斷了生活來源，還因為看病養傷欠下了許多債務。小軍的母親也丟下父子倆悄悄離開了。14歲的小軍忍痛離開校園，幫別人掏下水道掙錢，照顧殘疾的父親。
李杰很快找到了父子倆的家。土房里空蕩蕩的，只有一張飯桌、兩條板凳和一張破得快要散架的小床。小軍面色蠟黃，手掌粗糙干裂，滿是老繭，怎么都看不出來是個少年。很快，李杰給小軍帶去了新課本，送上了捐贈款，又捐贈了一臺電視機。
李杰一次次跑學校，經過多次溝通，小軍終于回到了同學中間。李杰的舉動令小軍大受感動。他開始非常努力地學習，因為“要對得起李叔叔”。期末考試，小軍成績大幅提升，竟然取得了全年級第3名的好成績。為了要給李杰寫一封感謝信，找遍了家里卻沒有一張可用的紙，小軍又舍不得用新書本，于是就在新電視機說明書背面一字一句寫下了這封特殊的感謝信。
為滿足群眾之熱望，一套“倒逼”黨員干部深入基層聯系服務群眾的強力措施——“三進三同”，正在重慶火熱推行。“三進三同”是指機關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領導干部和新招錄公務員在試用期內用一個月時間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帶著“把群眾當親人”的熱情和使命，兩年之間，25萬人次機關干部走進田間地頭，握起農具干活，端起粗瓷碗飲水，群策群力幫農民解決出行、飲水、就業等民生難題。按照剛性規定，他們一律不準事先“踩點”；一律吃農家飯、睡農家床；每人每天按不低于25元的標準向農家交伙食費；干部和農戶要“結窮親”，窮親不脫貧，幫扶不脫鉤。
“讓機關干部在基層實踐中磨礪黨性作風，向群眾學習，從實踐中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從群眾的需求中明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和方向。這項活動將長期堅持下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陳存根這樣說。
記者點評： 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現在只有“家門、校門、單位門”經歷的“三門干部”為數不少，亟待下基層熟悉情況，了解群眾之所需。只有做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才能實現“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 重慶的“三進三同”活動正在進行，并且將長期堅持下去。此舉值得稱道。
云南：一村一名指導員，一鄉一支工作隊
2008年2月，杜文龍作為云南省第二批新農村工作指導員，被派到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燕門鄉拖拉村擔任新農村指導員。
近年來，云南省委針對農村基層力量需要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有放緩趨勢、年輕干部亟待培養鍛煉等新情況和問題，從全省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和中央駐滇單位選派干部，到全省建制村（農村社區）擔任新農村建設指導員，以鄉（鎮）為單位組建新農村建設工作隊，形成了“一村一名指導員、一鄉一支工作隊”的格局，強化服務“三農”能力建設，實現了服務鄉村“三農”全覆蓋。目前，已初步探索出一條以村為重點，以辦實事好事為載體，以工作隊和指導員為基礎，以組織體系為保障的服務農村新模式。至今年，全省共下派五批近70000名干部駐村擔任指導員，組建工作隊1300多支。
“走村進戶，看到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觀念陳舊、發展缺乏動力、致富沒招的現實狀況，這讓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力所能及地為村里辦點實事。”杜文龍說。
和杜文龍的情況相似，近5年來，許多新農村指導員在各自派駐村，深入到田間地頭，與老百姓促膝談心。
廣大指導員吃住在農村，工作在農村，與農民群眾朝夕相處，了解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所思所盼所憂，積極爭取上級部門、派出單位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千方百計為駐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多方面支持駐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截至2010年底，云南省前四批指導員共向2051.56萬人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走訪農戶766.42萬戶，完成駐村摸底調查89887份，制定駐村工作計劃61488份，幫助駐村制定和完善各項制度97226個。
特別是在2010年的抗旱救災中，廣大指導員積極投身抗旱救災第一線，哪里災情最嚴重，哪里就活躍著指導員的身影，哪里群眾最需要，指導員就將援助之手伸向哪里，他們成為云南抗大旱保民生促春耕的一支重要力量。
記者點評：基層是實踐的前沿，是思想創新、政策創新的源頭，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機關干部只有熟悉基層，才能制定符合基層實際的政策；只有經過基層歷練，才能具備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云南省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選派干部深入基層，和村民一道解決實際問題，并形成了“一村一名指導員、一鄉一支工作隊”的格局，這種以組織體系為保障的服務新農村建設的模式給人以啟迪。
成效：干部群眾雙受益的生動實踐
各地開展的干部下基層活動形式多樣，聲勢較大。然而，群眾是否滿意？參與干部自身能力及素質有無提升？記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調查。
辦實事，基層群眾廣受益
從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沿德維（德欽縣至維西縣）公路行駛約70 公里，在瀾滄江東部半山腰有個靜謐的藏族村莊，這就是燕門鄉拖拉村。全村有15個村民小組、285戶、1315人，村民中以藏族為主體。由于整個村莊處于高山區、二半山區，該村耕地面積少，農作物品種單一，農業產業發展滯后，加之山高坡陡，自然條件惡劣，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十分艱苦，該村是燕門鄉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廣的村子。
杜文龍作為云南省第二批新農村工作指導員，被派到拖拉村擔任指導員。在與村民的深入交流中，他了解到，拖拉村基礎設施薄弱，不但嚴重影響群眾生產生活，而且成為制約該村發展的瓶頸。必須首先從基礎設施建設入手，盡力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杜文龍協同村兩委班子，將解決交通閉塞問題作為建設新農村的突破點，經多方籌集資金建設，最終使20戶以上的村寨都修通了簡易公路，共新修通村公路14公里，并形成環繞全村的公路網，使該村群眾徹底告別人背馬馱的傳統生產生活模式。
在云南，同杜文龍一樣的廣大新農村工作指導員俯下身子，深入村寨幫助農民增收致富，在爭取項目資金、理清發展思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抓好農民培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指導農戶加強田間管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為例，今年以來，僅德欽縣的指導員就協助各鄉鎮推廣種植葡萄605畝、核桃4685畝，組織勞動技能培訓30場次，參訓人數1790人次。“指導員不僅組織藏族群眾學習核桃嫁接技術，還教大家用新的科技手段種植稻谷，為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辦了很多實事，群眾都很滿意。”德欽縣霞若鄉黨委副書記次里品初說。
記者在重慶采訪的時候也不時聽到各種機關干部下到基層為老百姓干實事的例子。
合川區委組織部部長郭小忠住到最偏遠的聯珠村，幫助八旬老黨員宋安富修房子、治病；榮昌縣檢察院檢察長梁經順來到偏僻的昌州村，為孤兒周星星籌資蓋房，幫他重返校園；九龍坡區編辦主任李登富和因病致貧的農民廖興文“結窮親”，一手為他修魚塘、買魚苗，授之以“漁”；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隊隊員張菂西成為留守兒童孫立的“干媽”，主動挑起了送孫立奶奶看病的擔子……
3月12日，湖北省委、省政府發出了《致全省農村鄉親們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三萬活動’要自始至終置于農村鄉親們的監督之下。有沒有按要求走村入戶？有沒有耐心聽取意見？有沒有按紀律要求辦事？這些都要請你們來評判，你們是干部下基層的主考官。”
湖北省陽新縣太子鎮71歲的老黨員李朝業感慨：原來以為村里來了“觀光隊”，沒想到這次做到了“三個真”——真住下來了、真心了解情況、真想為群眾辦實事。團風縣村民徐再明主動把兒子準備結婚的新房、新床讓給工作組的干部住。
“始步新五年，‘三萬’駐我村。伏案伴夜蚊，促膝訪民情。分明外來客，渾然一家人。耄耋撫銀須，情懷老紅軍。”武漢市漢南區東荊街灘頭村村民周明剛通過這首詩表達了對深入基層干部的充分肯定。
接地氣，干部作風能力素質在提升
“4月13日，星期三，多云。在二組碰到了五保戶李運要夫婦，老李今年68歲，腿有殘疾，妻子63歲，智障，無子女。兩位老人熱情地把我們帶到自家屋內，這是一間破舊的土坯房，往屋里一看，才對‘家徒四壁’這個詞有了真正的認識。進門是一口灶，然后就是一個案板，案板后是一張木板床。家里惟一的電器就是一盞電燈。說到困難，老人說，去年兩人共領取了1600元五保金、兩壺油和100斤米，生活還算有保障。當天變天了，呼呼地刮著風，看著老人單薄的衣服，我沒多想就脫下自己的外套，遞給老人。老人趕緊說‘謝謝！謝謝！你們遠道而來，莫著涼了’。我的淚水再也克制不住，一下流了出來。同行的同志見狀連忙拉著我離開了。上了公路，我回頭時，看到老人還站在村頭望著我們漸行漸遠的背影……”
這是湖北省政協民宗委辦公室駐村干部盧嘉莉在自己的《民情日記》中的一段記錄，此次駐村下訪令她印象深刻，更感到肩頭的責任重大。
機關干部帶著熱情來，帶著感動去。隨手翻閱重慶機關干部參加“三進三同”的心得體會和調研報告，“震撼”和“責任”出現的頻率最高。黔江區委副書記張學鋒寫道：“看到‘窮親戚’這么困難，感到一種沉甸甸的責任和使命。”九龍坡區文廣新局副局長唐力感動之余，把孩子帶到“窮親戚”家做客：“讓下一代好好看一看、想一想，社會還需要什么。”
在重慶，干部下基層聯系群眾，產生了明顯成效。“三進三同”中，干部經過在基層的調研，撰寫了黨性分析材料和調研報告17萬份，許多調研報告都是如何發展經濟、文化、體育事業的，都相當有針對性。
專家表示，下基層讓住在高樓大廈的城里干部虔誠地站到了山村田野中，親自體驗到了泥土之辛、鋤禾之苦、行路之難，他們在宣傳黨的惠農政策、傳遞黨和政府的關懷中收獲感動；在突破干部與群眾聯系方式的官僚化、聯系渠道的狹窄化、聯系手段的唯物質化中轉變了作風；在感同身受農業、農村、農民的現狀與期盼中經受了鍛煉。
湖北省農業廳駐恩施工作隊員李紅軍說，大家不顧山高路遠、道路難行，頂風冒雨、不辭辛苦地走訪農戶。有時到偏遠的村落或農戶家中走訪，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晚上天黑才回來。“過去時常抱怨苦與累，看到農民的現狀后，感到不是組織虧欠了我們，而是我們太虧欠農民了。”湖北省委老干局軍轉干部宋建春說，白天走訪，晚上整理筆記，經常工作到深夜，但大家毫無怨言。
共青團宣恩縣委工作組成員徐兆海說：“每晚拖著疲憊的身軀上床，腿是麻的，舌頭是僵硬的，心卻是暖的。一方面我們為群眾辦了實事，另一方面我們也從群眾那里學到了真本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讓我們受益匪淺。”秭歸縣委書記羅平烺還寫下了《愛民十戒書》來告誡自己和全縣干部要深入群眾，愛護百姓。
湖北省民宗委工作組在五峰土家族自治縣長樂坪鎮月山村一組村民徐林家駐點調研宣傳黨的政策時，徐林說：“黨的政策好，種糧有補貼，農村日子好過了，感謝黨和政府想著咱老百姓。”他當著駐村工作組的面，鄭重地向村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表示要聽黨的話、跟著黨走，要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帶領群眾過上更加富裕的日子。看到徐林的入黨申請書時，工作組一行感慨地說：“這是我們思想上的第二次入黨啊！”
探索：以制度化保障長效機制
如何保持下基層活動的長效性，這是下基層各項活動開展后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各地正積極探索以制度化保障下基層活動的長效性。
百姓心聲：希望干部常下來
“看到桌子上放著的兩個蘋果，我的眼睛不禁濕潤了。瞬間，多日的艱辛、疲憊、隔閡煙消云散。”房東江大嫂送上的兩個蘋果，讓劉秀娟感到終于打開了大嫂的心鎖。
原來，小劉隨湖北棗陽市中醫院工作組住到了平林鎮高沖村江正秀家。剛開始，江大嫂只是點頭打招呼，并不熱心說話。一次小劉準備幫江大嫂拌土做種植營養缽，被冷冷地說了句：“你們城里來的會干這個嗎？”幸虧同來的老周年齡大懂得多，拿起地上的大糞瓢，趕緊埋頭干起來。隨后幾天，劉秀娟就跟著江大嫂一起剝花生、翻香菇袋、采草藥……江大嫂的話匣子終于打開了。她說，沒想到城里來的干部還真做實事，“農把式”像個樣。
時間過得很快，現在江大嫂最關心的就是小劉和她的同事還能待多久，最擔心的就是她們走了以后怎么辦。“現在都像一家人似的，有什么不懂的政策，技術上有什么不明白的，有個頭疼腦熱的，他們都能馬上幫忙解決，他們走了可能就沒這么方便了。”
湖北省南漳縣李廟鎮沙坪村支書賈德選說，當了32年的村支書，從來沒有見過這么認真的工作組，把我們當成親戚走，雖然我們是窮親戚，還是真心希望多來往，因為我們看到了這些城里親戚帶來的好處。
建章立制確保下得去、待得久
如何建立下基層的長效機制，正成為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現實的問題。下基層的干部也希望政策能更加明確，這樣他們也能更踏實。
下派總隊長，構建縣鄉村三級工作體系，加強對新農村指導員的監督管理——從2010年起，云南省委決定在第四批新農村建設工作隊中增設縣（市、區）新農村建設工作隊總隊，總隊長從廳級后備干部人員中選派，兼任縣（市、區）委副書記、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總隊長履行“指導、教育、管理、協調、督促”五項職責，還要細化具體方案，實現對各鄉鎮的指導與督促檢查、日常管理工作相結合；在進一步加強管理工作中，實現嚴格紀律、落實管理制度與關心指導員生活、改善工作條件相結合。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新農村建設指導員工作。
德欽縣委副書記、總隊長李志武說，這是鞏固前期云南省新農村指導員工作，進一步探討干部下基層制度化、長效化的創新之舉。
云南省已構建起“縣（市、區）新農村建設工作隊總隊長兼縣委副書記、鄉鎮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隊長兼鄉鎮黨委（政府）副職、駐村指導員”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體系，使指導員堅持駐村，能集中精力、專心致志服務“三農”。“通過這項制度的建立，我們想傳遞的信息就是新農村工作指導員這項制度將長期堅持下去。”省委組織部負責同志這樣表示。
按照省委規定，“指導員駐村、派出單位包村”。派出指導員單位的主要領導是本部門新農村建設掛鉤幫扶的第一責任人，分管領導是直接責任人。單位領導每年到指導員駐村調研不少于兩次。許多派出單位主要領導親自到駐村指導工作，與指導員一起搞調研、理思路、定項目，想方設法在資金、項目上給予扶持，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困難，解除指導員的后顧之憂，為指導員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通過指導員這個紐帶實現了單位與村委會的直接連接，指導員通過深入調查、貼近民生的思考，為所駐村制定了當年工作計劃和五年幫扶規劃，單位根據計劃和規劃，充分運用自身掌握的資源積極幫扶掛鉤村，解決新農村建設中的棘手問題。
“有了單位做后盾，我們心里就踏實了。”李志武告訴記者。
以可持續為目標打造長效機制
7月25日8點，湖北省赤壁市衛生局局長王新煥來到玄素洞村走訪農戶，村民普遍反映村衛生室條件差，村民看病難。玄素洞村是由兩個村合并而成，有2600多口人。王新煥在實地調查中發現，由于歷史原因，該村的兩個衛生室租用的是兩間破舊農房，與國家對村衛生室“四室一房”的要求相去甚遠，就醫條件十分簡陋。
王新煥與陸水湖辦事處的干部一起在村里選址謀劃建設新衛生室。最后決定把新衛生室定在九組路邊的一塊空地上，初步擬定建筑面積150平方米，磚混結構平房，全部按《湖北省村衛生室設置標準》設計施工。選好址，王新煥當著村民的面表態：“村里的新衛生室將在年內投入使用。”村民們喜出望外，爭著請王新煥到自家吃午飯。
事后，王新煥在工作日志中寫道：“部門服務周”既讓干部沉到基層了解民情，又融洽了與群眾的關系。
“部門服務周”是赤壁市鞏固“三萬活動”成果的規定動作。它規定市直機關單位每周不少于一次深入到駐村開展社情民意調查，結合群眾需要和部門職能，為群眾解民憂、辦實事。
根據“三萬活動”中提交上來的調查分析和專題報告，湖北省著手制訂了《湖北省委、省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決定》，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建立群眾工作的長效機制。
湖北省“三萬活動”還對群眾反映的意見和問題進行分類整理，目前已形成了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民主管理和社會穩定等7大類別26個項目，交由省直有關部門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這些都是下基層活動的繼續。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指出，“三萬活動”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民情大調查，一次聲勢浩大的親民大行動，一次史無前例的干部大練兵。湖北省要建立做好群眾工作的長效機制，把深入群眾、走訪民情作為一項長期的、經常性的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決不能風風火火一陣子，活動結束后又回到老樣子。湖北還將把“三萬活動”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向城市社區、工礦企業、高等院校加以移植，促進全省群眾工作向深度和廣度拓展。（采寫：李鵬翔 屈明光 浦超 王曉磊 策劃：何晏 蘇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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