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燕趙大地正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黨的組織也處在十分困難的境地。2月，高文華接替朱理治，擔任了中共河北省委書記。6月，原來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孔原奉調離開天津，高文華繼而又接替了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當時的中共北方局與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馬，兩個機構”。由于河北省委一連遭到幾次大的破壞，1935年又與黨中央失去了聯(lián)系，所以，在高文華主持工作期間，河北省委一度陷入了十分困難的境地。
據(jù)高文華在《抗戰(zhàn)前夕的河北省委》一文中回憶：“孔原同志走了以后，我們遇到了兩大困難:一是與黨中央失去了聯(lián)系，二是黨的活動經(jīng)費異常緊張。為了渡過難關，我們一面緊縮機關開支，下鄉(xiāng)斗地主，搞糧食；一面由王林、趙升陽在北平、天津發(fā)起募捐，但經(jīng)費仍然很緊張。”
高文華回憶說：“當時，我的公開身份是買賣人，患著肺結核，經(jīng)常吐血。我愛人賈璉負責省委的交通和財務工作。她處處精打細算，盡量節(jié)省黨內開支，對家庭生活的安排，更是克勤克儉。每頓飯她總是把窩頭讓給我先吃，她跟孩子只喝點兒棒子面糊糊。
“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愛自己的孩子的呢? 當時我的大女兒僅十一、二歲，三女兒才七、八歲，正是長身體的時期；而我的愛人，又正帶著我那個出生四個月，還在吃奶的兒子東光，我怎么能不顧及他們呢？每頓飯有數(shù)的幾個窩頭，總是在推讓下進肚子。賈璉由于營養(yǎng)不良，奶水很少，孩子常常餓得直哭。那年又趕上災年，蝗蟲遍地。饑餓難忍的災民便捕蝗蟲充饑。我的兩個女兒也經(jīng)常到樓房周圍、馬路兩旁的大樹下捉些蝗蟲，偷偷拿回家，背著我們燒著吃。有一次，被她媽媽發(fā)現(xiàn)了，她媽媽上去揪住三女兒，不由分說地打了一通。一邊打，一邊沖著大女兒說：“你已是十多歲的孩子了，應該懂事了！象我們這樣的人家，能吃這個東西嗎？！”兩個孩子感到受了極大的委屈，說：“我餓，我餓……我就是餓嘛！你給我吃的，給我吃的呀……”這哭聲、喊聲，好似鋼針，刺痛著做媽媽的心。賈璉再也忍不住了，難過地把孩子摟在懷里。
“在那時，得了肺結核，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賈璉每天給我沖鹽水喝，但鹽水是難以根除結核菌的。她見我一天天地消瘦，還要不停地在外邊為黨的事業(yè)奔波，便想把在屋墻上掛了很久的半斤豬肉取下來，做點肉腥的菜為我補養(yǎng)身體。可是，我怎能允許她這樣做呢？那刀肉，是放在那兒裝門面的，一旦吃掉了，左右鄰居誰還相信我們是買賣人呢？
“盡管同志們都做了最大的努力，經(jīng)費緊張局面不但沒有改變，反而一天比一天嚴重。房東頻繁催要租金，交通員難以派出，同志們飯食朝不保夕……這極大地影響著黨的工作的進展。所有這些，賈璉看在眼里，記在心頭。她反復琢磨，有什么法子能弄到錢呢？她產生了用自己的孩子換錢的念頭。那個年月，女孩子賣不了幾個錢，而且賣出去后難免落入火坑。于是她的主意落到兒子身上。
“早在1931年3月，賈璉在上海滬西區(qū)紗廠搞工人運動時，因生活所迫和便于工作，我們已賣過兒子。那是我的第一個兒子，他剛剛出生三個星期，她就主動提出要我把孩子送給了“育嬰堂”。
“兩個月后，賈璉從床鋪下發(fā)現(xiàn)了一些銅板，問我是哪里來的？當她得知這就是賣孩子的錢時，傷心地痛哭了一場。她跑到“育嬰堂”想看一眼兒子，對方告訴說，孩子送去的第二天就死了。這給賈璉心靈上留下了極大的創(chuàng)傷。這第二個兒子，也是我們的唯一的兒子，眼下又要丟掉，舊景新情交織在一起，撞擊著做父母的心懷。
“賈璉抱起可愛的兒子，象是第一次見到似的，看了又看，親了又親，淚珠簌簌地落到了兒子的小臉蛋上。但考慮到不趕快弄點兒經(jīng)費回來，省委機關的同志連生活都難維持下去；即便兒子留在身邊，也沒有養(yǎng)活的條件。于是便毅然地拿定主意，求王林同志尋找買主，將孩子送給唐山的一位婦女。這位婦女叫賈璉立了字據(jù)，劃了押，給了五十光洋。這五十光洋，整整維持了省委機關三個月的生活費用。
“直到1936年4月，劉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義來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時，這種經(jīng)濟拮據(jù)的狀況，才得以緩解。
…………
【連接閱讀】
高文華（1905-1994）原名廖劍凡,湖南省益陽縣人,1905年出生于益陽縣長春鄉(xiāng)。其父廖若冰是小學教員、同盟會會員。少時在豆腐店、雜貨店當學徒。1918年到長沙光華電燈公司當工人。1922年秋,參加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學習,在姜夢周等老師的教育下,開始懂得革命道理。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廖去惡,以表明與惡勢力作斗爭的決心,他因領頭鬧罷工,先后被長沙光華電燈公司、益陽達人襪廠開除。1925年5月,黨組織派他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參加省港大罷工。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以省農運特派員身份回益陽開展建黨、農運工作,創(chuàng)建了中共益陽南湖紀黨支部。1926年初,組織數(shù)千農民參加元宵節(jié)"農民訴苦燈會",迫使縣政府答應農民提出的減輕苛捐雜稅的要求,促進了益陽工農運動的高漲。
大革命失敗后,他與黨組織一度失去聯(lián)系,幾經(jīng)周折,1929年底,在上海找到了黨。中央訓練班學習結業(yè)后分配到漢口長江局,任陽夏區(qū)委書記、鄂南特委書記。1931年到上海,與毛澤民、錢之光等一起從事印刷業(yè)務和黨中央的內務工作。1935年5月任中央巡視員、中共北方局書記兼河北省委書記。1931年在上海和1935年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革命斗爭十分艱苦為籌措黨的活動經(jīng)費,他們夫婦兩次忍痛賣掉自己的兒子。
1937年4月,他奉命赴延安參加白區(qū)工作會議,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2月,奉命回湖南組建中共湖南省工委,任書記。省工委成立后,立即創(chuàng)辦《觀察日報》,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還先后在平江、長沙、邵陽、衡陽等地舉辦了7期黨訓班,培訓區(qū)以上干部200余人,黨組織迅速發(fā)展,全省黨員猛增到3則多名。還涌現(xiàn)出大批抗日救亡團體,出版數(shù)十種進步報刊。至1938年夏,湖南人民抗日救亡活動出現(xiàn)了高潮。1938年9月,到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9年2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當選為省委書記。平江慘案發(fā)生后,他根據(jù)黨中央有關指示精神,作出了"力求隱蔽力量,嚴密黨的組織"的決定,部署黨員隱蔽、撤退工作,清洗了黨內的不良分子,為黨保存了大批骨干。
1942年冬,他撤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1944年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之后,在山西、河北搞土改工作。1948年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8月,隨大軍南下,重返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52年9月調北京工作。曾任輕工業(yè)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水產部副部長、黨組書記。
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1994年1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9歲。
附文1：前北方局書記高文華：不許嫁禍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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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2：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為周恩來
《中國共產黨歷程》 郭德宏著 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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