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

毛澤東如何對待群眾的激烈言行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秦立海

2010年09月17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一聲響雷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觸電身亡，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這位農民借此發泄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就把他抓了起來，并要當作反革命來追查。毛澤東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澤東的思考卻沒有停止：一個農民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

    原來，陜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雖然只有140多萬人口，卻駐扎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再加上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很是緊張。最初，邊區糧食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征糧，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富農，中農負擔很輕，貧農全無負擔；二是購糧，由邊區政府撥款對外采購。但是，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斷絕，邊區政府已沒有足夠的財力購糧。這使農民的公糧負擔迅速由1939年的5萬擔增至1940年的9萬擔。1941年，又準備增加到20萬擔。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出現了不滿情緒。

    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毛澤東經過認真反思，不但減少了當年公糧征收任務，而且由此意識到，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必須自己動手，生產自救。這次意外的“雷擊”事件，使他從黨群關系和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認識到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個重要誘因。

    后來，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還專門談到“雷擊”事件的教訓：“1941年邊區要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1921年共產黨產生，到1942年陜甘寧邊區開高干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及“雷擊”事件：“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么搞起來的。為什么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志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他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對群眾反映的意見歷來是高度重視的。建國以后，隨著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黨員和干部逐漸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脫離群眾，甚至做出了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這種苗頭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隨后，他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當時在廣東還發生過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廣東某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某鄉蓋一個麻風病院，和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縣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在那里蓋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爛了。結果，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8名警察趕赴現場，還開了槍。由于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并最終激化，甚至發展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類似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他還進一步提醒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實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當時，一些黨員和干部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采取壓制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斗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例如，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采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對此，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一個月后，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又專門談道：“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

    怎樣才能避免或正確解決群眾鬧事的問題呢？毛澤東對昆明航空工業學校的做法十分贊賞。1956年9月初，昆明市發生了由廣東來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學生向省人民政府請愿，要求提高助學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達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學生卻沒有受到影響。其實，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比其他學校還差，之所以沒有鬧事，原因就在于“這個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較具體切實的”。校領導說老實話，把學校的困難情況如實地告訴學生，動員學生共同克服困難，校領導和師生同甘共苦。結果，困難重重的昆明航空學校辦得生氣勃勃。毛澤東稱贊：“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辦學校的辦法。”

    此外，毛澤東還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高度，深刻闡釋了解決群眾鬧事的辦法，指出：“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搞好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是黨的事業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在實際工作中難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這并不可怕，關鍵是要思考如何妥當地處理問題，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轉化。毛澤東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范例。如果黨員和干部們能夠認真學習毛澤東對待群眾激烈言行的態度和方法，也許不但能夠及時妥善處理問題，消除黨群、干群關系中的不和諧因素，而且還能及時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以改進和完善。這樣才能有利于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作者秦立海，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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