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實：憶六十年前的武漢地下黨

憶六十年前的武漢地下黨

劉實

1949年5月16日，武漢人民從蔣介石反動政權的黑暗統治下解放，經過新民主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制度，過上嶄新的生活。5月16日，是個劃時代的日子，我們應該熱烈慶祝。
武漢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獲得解放的，中國共產黨武漢地下組織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當時在武漢的，還有我部隊、解放區黨、政組織派來做城市工作的力量，他們對武漢的解放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這里介紹的是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武漢地下組織，領導武漢人民反對蔣介石黑暗統治的斗爭，捍衛人民的利益。武漢地下黨組織，在人民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宣傳解放區的各方面情況。武漢地下黨組織經過各種斗爭培育和鍛煉了一批骨干，為解放后開展各方面的工作造就了力量。武漢地下黨組織，搜集和研究了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的情況，提供給．上級黨組織，并為解放武漢和解放后的建設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
由于我人民解放軍進軍神速，在我軍臨近市區時，國民黨軍隊就已倉皇逃跑，使武漢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真空時間。我地下黨組織早已料到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就把原來按工人、學生、教職員、職業青年等系統組織，改變為按地區組織。考慮到三鎮可能不是在同一時間解放，武昌解放會晚一點，就把各系統在武昌的力量統一建立了領導體制。在漢口、漢陽也按地區建立了領導體制廣武漢地下黨通過上層統戰關系對國民黨政府人員、保安部隊、警察做了策反工作，讓他們站到人民一邊來。在這些工作下，武漢出現了保衛城市、迎接解放，社會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正常的局面。白崇禧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原來有一個惡毒的龐大的破壞計劃，除了要把兵工廠設備、電訊設備等運走，把機車從漢口開過江，破壞江漢關碼頭等等之外，還要炸毀江堤、水淹漢口。由于我人民解放軍在武漢上下游迅速渡江，由于武漢人民在地下黨領導下進行了各種防護措施，他們除了在江漢關對幾艘躉船點燃炸藥外，全部破壞計劃未能實現。當時，在武昌的三十兵工廠，由于工人對拆卸和裝運兵工設備采取怠工拖延的辦法，只有少部分設備運離武昌。這個廠的工人，在臨近解放時建立了武裝糾察隊，不僅保衛工廠，還開赴街頭，震懾妄圖進行搗亂、破壞的敵人。在漢口的武漢電訊局，職工把重要的電訊設備搬進宿舍和其他隱蔽的地方，還組成了擁有武裝的職工糾察隊，以對付前來進行破壞的國民黨軍隊。這時武漢電訊局的局長已經聽從我們的指揮，他的辦公室就成了我們保衛城市、渡過真空的指揮部。在江岸機車車輛廠，工人把機車分別開到各處隱蔽起來。工人們還勸告前來破壞的士兵，要他們快跑，不然就跑不掉了。那時，武漢的二廠、學校，都采取了可能的各種防護措施，至于警察局，在我策反工作下，照樣執勤，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使武漢在真空時刻沒出現混亂現象。
當我人民解放軍進到武漢近郊時，武漢地下黨就派人與先頭部隊取得聯系，向他們提供了市區的情況，幫助軍隊順利入城。武漢解放后，地下黨幫助軍事管制委員會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與各界人民建立聯系，迅速接管了國民黨政府機構和官僚資本企業，保證絕大部分企業、市政設施正常生產和工作，使人民過著正常的生活。
武漢地下黨，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新建立的。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靠什么重建和發展的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靠與人民建立和保持最緊密的聯系，靠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奉獻精神，靠嚴密扎實的組織工作。

一、與人民建立最緊密的聯系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別派了曾悖、陳克東、劉實三支力量來到武漢。派我到武漢的是南方局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他告訴我，武漢地下黨已經中斷了，派你去是開辟工作，重新建黨。他給了我兩封介紹信，是進步同志寫給武漢熟人的，幫助我在武漢落腳。我當時是單身一人來到武漢，一下船，四顧茫茫。我憑著介紹信找到熟人，隨后我到處找重慶下來的工人，陸續找到幾個，大家搭伙，在漢口江邊一家義順泰桐油行承包了修理鍋爐等活計。我們幾個人多是鉗工和車工，只有一個人干過冷作（鉚工），就由他帶領大家干起敲敲打打的冷作活計。當時住的是斜矮的樓梯下面的小屋，吃的是湊活做出的極簡
單的飯菜，但有了幾個人在一起，晚上在通鋪上可以議論一些事，就不是勢單力孤了。隨后，我進入在武圣路的漢昌肥皂廠做修理工，就有了比較穩定的職業。這時，原定從重慶回到武漢一起開展工作的先后來了十幾個人，加上早已到大冶電廠工作的張維明、楊福潮等三、四個人，一共有二十來個人。這其中有兩人是中共黨員，就是張維明和鄧祥，其余十多名是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的隊員，是抗日戰爭一勝利，把一直接受黨的領導的進步工人組成的外圍組織的成員。有了這些同志，加上新結識的朋友，我們就在江岸機車車輛廠、一紗廠（后來改為國棉六廠）、下新河電廠、聯勤總部被服總廠、三十兵工廠、海軍工廠等單位有了進步力量。這些同志就在周圍結交朋友，逐步影響他們覺悟起來，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組織工人開展斗爭，保護工人的利益，逐步擴大斗爭的影響。與此同時，在教師中、店員中、職員中也逐步開展了發展進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武漢大學發生“六一事件”，學生運動掀起高潮。武漢大學學生中，有在四川發展的兩名黨員，即工一平（王爾杰）、趙夢蘭，他們和進步學生一起，是斗爭的核心。但這兩位黨員關系還沒有交到武漢地下黨組織，武漢的三支力量也還沒有匯合。當時我想怎么和武漢大學生建立聯系，就用鄧祥同志出賣父親留下的房子的錢，在武人所在地珞珈山開了一個飯館，名為珞虹餐廳，由在武漢行轅工作的劉錦做經理，由鄧祖安、李平直接做餐廳工作。這個餐廳沒有起什么作用，待兩位黨員關系交到武漢地下黨組織后就停業了。
到1947年秋，我們已經能夠在工人中發動和組織大規模的斗爭了。1947年11月7日，漢口聯勤總部被服總廠工人，因為反對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資到武漢行轅去請愿，廠警竟向工人開槍，當場兩位工人被槍殺。那時，我們在這個廠工作的有黨員張彥，有進步工人傅言法（他隨后被發展為黨員，又名李啟新，武漢地下黨派他代表武漢工人參加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他們周圍還有一些朋友。當時聯系這個廠工作的鄧祥同志和我一起商量，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進一步發動工人群眾開展斗爭。張彥、傅言法同志經過工作，在被服總廠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員會”，設靈堂，舉行悼念活動，并印發告全
市人民書，向武漢軍政當局提出了嚴懲兇手等項要求。同時，我們發動武漢各廠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聯，揭露敵人的反動本質，聲勢十分浩大。終于，迫使國民黨聯勤總部派出少將參議前來祭奠，武漢警備司令也不得不到廠祭奠，并將被服總廠廠長撤職，懲辦廠警隊的負責人，還答應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條件。在斗爭取得勝利后，工人舉行了出喪大游行（也稱搖龍送葬）。據當時了解，沿途圍觀群眾有十多萬人。這就是武漢工運史上有名的“一一、七血案斗爭”。

二、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獻身精神

我到武漢不久，南方局青年組就把劉綿，楊蘊、姜一林、張瑾格四人的進步群眾關系轉到我這里。這四位是重慶和西北的大學生；響應我黨號召，前往中原解放區，支援解放區的建設。到武漢后，國民黨軍隊封鎖了通往解放區的道路，他們就留在武漢工作。這四位同志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都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我這里只就劉綿和張瑾格兩位同志所做的工作，做一些簡要的敘述。
劉綿同志是陜西人，父親曾擔任過國民黨較高職位的官員。劉綿在讀書中受到進步影響而向往革命。他留在武漢后就利用父親好友的關系而進入武漢行轅，掌管機要文件收發的蓋印工作。于是，他那里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簡短的情報他就記在腦子里，長的他就想盡辦法抄錄下來。這只要被發現，就絕無生路，但為了革命的需要，劉綿同志絕無畏懼。他把這些可貴的情報交到我手上，再由我根據情況加以處理。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進攻我中原軍區的軍事部署，也經過劉綿落入我們手中。那時，我還沒有和曾悼、陳克東同志匯合，如何將這份重要情報送到上級黨組織或交到正在被圍困的中原軍區，成了一個大問題。事關重大，真是急人。我與以做生意為掩護的岳健中同志商議，他又與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陳楓同志商議，終于下定決心，由岳健中同志只身冒險送入中原軍區。之后，與駐在漢口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我方代表就近建立了聯系。后來的材料證明，國民黨進攻中原軍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對中原軍區突圍是很有幫助的。劉綿同志在1947年底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后來離開了武漢行轅，參加了在湖南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
張瑾格同志是一位教授的女兒，受到進步影響后決心進入解放區。當決定留在武漢后，她曾在市立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因為我們女工工作薄弱，征求她的意見，是否愿意去做女工，從事女工工作。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于是，她斷絕了往日的熟人，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一紗廠做女工。張瑾格同志個性爽朗，意志堅強。到一紗廠后，住在租下的一間陰暗小屋里，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很少有休息天，碰到休息的時候還要與組織上聯系，與進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與普通女工交朋友。生活十分艱苦，身體受到很大勞損。這與她后來長期患病有很大關系。她在女工中發展了進步力量，和別的同志一起為改善工人生活組織過怠工（當時稱為搖班）和罷工斗爭。她后來和武漢地下市委領導的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鄧祥同志結了婚，現在是拄著雙拐行動的老人。
那時，廣大黨員和進步群眾，都是置個人生死安危于不顧，只要黨的事業需要，就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這里只是舉兩位同志的事例反映那時為實現理想而獻身的精神。

三、嚴密扎實的組織工作

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漢的三支力量，開始是分頭進行活動的，到1947年夏開始匯合。1947年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工作委員會，由曾惇、李聲簧、陳克東、劉實為委員，曾任書記。在湖北省工作委員會下建立武漢市工作委員會，由劉實、杜子才、王一平為委員，劉實任書記。當時，經常碰面研究工作的是曾惇、陳克東、劉實三人。曾悖同志領導全面工作，側重抓統一戰線工作。陳克東同志負責聯系沙市、宜昌的工作，同時擔任交通、經費等工作。劉實負責武漢的王運、學運、教職員等工作，聯系黃石工礦區的工作。1948年春以后，上級組織要求我們集中力量做好武漢市的工作，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就不復存在。這時，先后由上海、北平、天津來了一些學生骨干幫助開展學運和職業青年的工作。到1948年夏，上級組織派來江浩然、張文澄來武漢參加領導工作，隨后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武漢市委員會，曾悖、江浩然、張文澄、陳克東、劉實為委員，曾惇、江浩然、張文澄為常委，曾惇任書記。
在曾悖、陳克東、劉實未匯合前，是分頭與南方局保持聯系的。武漢的三支力量匯合后，就統一與上海局聯系。后來，又與設在香港的南方局聯系。南方局與我們聯系的是組織部部長錢瑛同志，她不茍言笑，待人誠懇親切，我們都稱她為錢大姐。解放后她任設在武漢的中南局組織部長，后來到北京任監察部部長。
武漢地下黨從1947年夏開始發展黨員。發展對象都經過較長時間黨的教育，經過斗爭的考驗，經過認真的政治審查，才個別的吸收入黨。到1949年初，發展了500多名黨員。這時，我們面對十分艱巨的迎接解放的任務，只靠已經發展的黨員是難以勝任的。但在勝利的形勢下·，發展黨員應該更加嚴肅認真，于是決定把具備一定條件的進步分子發展成為黨的外圍組織成員，以壯大黨的力量。武漢地下市委先后在各界建立了十四個外圍組織，到解放前發展了兩千多名外圍組織成員。五百多名黨員，兩千多名外圍組織成員，周圍都聯系了許多群眾，在迎接解放的宏偉而又繁重的工作中，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上，在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上，都發揮了堅強的骨干作用。

(根據過去寫的材料增刪修改寫成，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