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黨內民主等問題與劉源同志商榷（之一）
鑒于劉源同志談話的原文已經有同志在本站發表了，我就不再附這篇談話了。---劉軍
從新華社編發的《劉源：黨內民主和團結是黨的生命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劉源答本報記者問 》（以下簡稱劉文）看，劉源同志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弄懂正確的黨內斗爭是什么意思。黨內民主不是不要斗爭，更不是不要原則。原則都不講了，斗爭自然就是無原則的個人利益之爭。
健全黨內民主，是保持黨的生命、發展黨的事業的關鍵性保證。但是要健全黨內團結，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在堅持黨的原則的基礎上，在黨的各級組織內部，經常性地、普遍地、徹底地開展思想斗爭。毛澤東同志曾經著重指出：“原則之爭，是出于不得不爭。其他大抵是可以相讓的。”沒有原則的爭論，就不能糾正黨內經常發生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觀點，就會真正地危及黨的團結和統一，黨內的所謂民主，就會是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所謂的“和而不同（見劉文）”，就必然會是互相包庇、互相容忍、互相袒護個人的各種錯誤（比如腐敗等），就是劉源所說的“空前的團結（見劉文）”。至于黨內團結，以正確的思想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劉源式的民主求團結，則團結亡。還有，有關同志的所謂“不爭論”的發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十余年的實踐已經一再證明：這個不爭論，就是在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問題上不爭論，在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有關同志語）”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不爭論。
劉文說：“從規律上看，團結真不易、斗爭極簡單。”其實黨內斗爭的規律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我們黨和軍隊的歷史一再證明，只要堅持正確的原則，團結就不成其為問題。當年，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初創時期，以克服黨內的錯誤思想為武器，開展與朱德、陳毅的斗爭，達成了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開辟了注重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光輝路線，為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理論和政治基礎。長征途中及到陜北后，以黨指揮槍這個根本原則為武器，團結了曾經為張國燾的槍指揮黨的錯誤路線所蒙蔽的四方面軍的絕大多數同志。還不能說明問題么？解放后，這樣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比如，在與鄧小平的斗爭中，最重的處理也只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也是作為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對于劉少奇，也曾表示還要在黨的九大召開時，提名選舉劉為中央委員。只不過在發現劉少奇有叛變情節時，才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召開黨的全會）將其永遠開除出黨。從另一方面講，正確地、認真地開展黨內的思想斗爭才是不簡單、不容易的。還用與鄧小平進行黨內斗爭的事情來說話。鄧在1973年復出工作前，中央在黨內轉發了其《我的自述》、致中央的信件等材料，中央認為通過斗爭及其自我反省，鄧已經從思想上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因此，安排他重新出來工作。不久，毛澤東主席要求由其牽頭，做一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鄧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據此不組織作此決議。但是，到了打倒四人幫后，卻再也不記得自己曾經對毛主席說過的那番話，急急忙忙地組織做了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難道說這個時候，他就不再是桃花源中人了么？
經過三十余年的所謂改革開放，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占有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幾乎無存，已經站立起來的工人階級重新淪為被剝削階級，被新社會蕩滌殆盡的“黃賭毒”又沉渣泛起，被打倒批臭的賣國賊、漢奸又甚囂塵上，對外妥協投降做附庸、對內壓迫剝削當老爺等等已經成為現實。政治家與政客、無產階級政治家與資產階級政客的根本區別在于，無產階級政治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言行一致，坦坦蕩蕩、光明磊落。而資產階級政客的嘴臉卻是斷章取義、為我所用，陽奉陰違、心口不一，心底陰暗、大耍陰謀。
對于這樣的人，到底是斗爭還是團結？如何斗爭？如何團結？借用毛澤東同志一句話：“七億（現在是十三億）人口，不斗行嗎？”如果不在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十三億人民將會有許多的人變成屠殺學生和兒童的鄭民生們，將會有更多的人會變成房奴，將會有許多的革命烈士的子女變成受雇傭者和賣淫女，將會有更多的人把聰明才智用到造假販假和生產三鹿奶粉一類的害人商品上去；黨政干部中間會產生等多的沈圖、陳希同、許宗衡、王亞麗等腐化變質分子，黨內政治生態只能會更加惡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理想就會在轉基因主糧的飽食中被徹底葬送。
劉文還說：“發展依靠人民，前提是必須尊重人。”試問，既然依靠人民，為什么將全民所有、國家經營的成千成萬的大中型工礦企業和商業企業，通過把“國營”改為“國有”（改了一個字，就把所有權改到政府及其國資委手里去了，就可以不經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而任由他們處置了），進而進行改制、賤賣，任由資本家進行侵吞，從而剝奪工人群眾對這些企業和賴以生存和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呢？為什么僅僅憑著某某村的幾個人的所謂手印（手淫吧？）似的做法，就不顧許多干部群眾的反對（誰反對誰下臺—比如河北省委的書記劉子厚）強迫全國農村都進行包產到戶（實際上就是分田單干，就是退回到封建時代的農村經營方式和狀況）呢？為什么就對堅持黨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農村農業方針卓有成效的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等先進典型不聞不問，而單單對那個三十年也過不了富裕坎的某某村那么上心宣傳呢？可見，依靠誰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是依靠錯了人。屁股決定腦袋。一屁股坐到內外資本家的炕頭上的人，腦袋里還能有人民群眾么？還會、還能做到依靠人民群眾么？更何談尊重人？說到這里，再說一下“尊重”的問題。曾有說法，叫做“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為什么就淡淡尊重某某村的“手印”精神，而把大寨的戰天斗地、大造梯田、青石板上種莊稼的首創精神尊重沒了呢？為什么就把1960年鞍山鋼鐵公司干部工人首創的“鞍鋼憲法”，（其基本精神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領導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這個憲法在我們中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一個偉大的創新，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企業實際相結合形成的，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根本制度。）尊重到根本不提的程度了呢？由此可以看出，這根本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的問題、是與誰站在一起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講過：“緊緊地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我理解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宗旨的基本要求。我們可以想一想，這三十余年來，我們的一些人到底是與誰站在一起呢？站不到一起、坐不到一起，何談尊重和依靠呢？
劉文又說：“我當了七年副政委、十一年政委，前八年是少將、后十年是中將，一直干政工，做黨的工作。而現在，卻愈感吃力：面對新的形勢局面，承擔新的使命任務，按過時的套路干不行了，我感到壓力越來越大。”這話，老劉說的是很實在的老實話！但是他不明白為什么“愈感吃力”。他更不明白，如果不進行原則的爭論的話，他會更加吃力，甚至寸步難行、乃至無工作可做。下面，我來說一說原因：第一，開始的時候為什么感覺工作還比較好做呢？因為當時的許多人們和干部群眾的思想意識還是毛澤東教育下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還沒有被全盤西化和回歸封建化。隨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蔓延和封建文化的復辟，共產主義思想越來越淡化，黨的指導思想越來越非無產階級化和非毛化，人們的思想越來越亂，黨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會越來越難做。第二，揣測一下劉源同志的話說“按過時的套路干不行了”，他這個“過時的套路”的本意應該是馬列毛的一套，這正是劉的悲劇所在。過時的不是馬列毛的那一套，而恰恰是“特別是”以來堅持的那一套。我這樣說是有歷史根據的。請看蘇東演變的過程和原因：蘇聯解體、蘇共解散、東歐劇變，根本的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和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錯誤的評價黨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黨的組織和人心必然渙散，再加上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和和平演變策略的實施，不發生這樣的變化，就是不符合歷史的邏輯。俞權域同志當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是馬列主義的失敗，還是修正主義的破產？》（文章的具體名字記不清了，參見1998或1999年上半年《當代思潮》），這篇文章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高度和角度分析了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指出，蘇東劇變，從反面印證了背叛和放棄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只能導致革命事業的失敗。進而印證了，只要是社會主義運動中推行修正主義的那套貨色，就只能證明這套貨色不僅不能使得共產主義運動走向前進，只能使修正主義的丑惡面目暴露于天下，只能說用修正主義指導共運必然破產。一言以蔽之，不論是伯恩施坦、還是戈爾巴喬夫的洋修正主義，還是中國本土化修正主義，“按過時的套路干不行了”！！！這才是揭開劉源同志困惑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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