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國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悼念錢學森同志

紅色中國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悼念錢學森同志

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同志永遠離開了我們。　　

錢學森同志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是和紅色中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生。　　

錢學森同志是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29年，錢學森同志，浙江杭州人，1911 年 12月出生。考入交通大學學習，后來一度因病休學。在家鄉休學養病期間，錢學森同志認真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等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他曾對父親說，讀了這些書，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嶄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們的西湖，真是美妙極了。1931年9月，錢學森同志回到上海交大，繼續他的大學生活。不久，中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這血與火的洗禮，使錢學森同志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的認識深刻而具體多了。從此，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熱情愈來愈高，并開始接觸到校內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他雖然不是骨干分子，卻是十分活躍。

1935年8月的一天，錢學森同志離開祖國，到美國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1947年初，36歲的錢學森同志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授。同年夏季，錢學森同志請假回國探親。其間，國民黨政府通過胡適，邀請錢學森同志留下來，擔任北京大學或交通大學校長，但是被早已看透國民黨政府反動本質的錢學森同志拒絕。錢學森同志說：“目前國內局勢戰亂不止，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能回來為國民黨裝點門面。”1948年，祖國解放事業在望，錢學森同志看到了國家的希望，開始準備歸國。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同志心潮澎湃，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此時的美國，以麥卡錫為首的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實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國掀起了一股驅使雇員效忠美國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熱。錢學森同志因被懷疑為共產黨人和拒絕揭發朋友，被美國軍事部門突然吊銷了參加機密研究的證書。1950年，正準備啟程回國的錢學森同志在舊金山遭到阻攔，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國海關扣押。不久，錢學森同志被關進了特米那島上的一個拘留所。他在那里被關了整整15天。在拘留所中錢學森同志受到殘酷迫害，體重減輕了15公斤并且失聲。后來，海關又沒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書籍和筆記本。那之后，錢學森同志每個月必須到移民局去登記，行動也受到多方面限制。從1950年到1955年，錢學森同志和他的家人處于被軟禁狀態。直到1999年，美國國會調查中國竊取美國秘密技術后發表的考克斯報告中，仍然將錢學森同志指為間諜。錢學森同志受到的殘酷迫害充分證明了“自由世界”的“普世價值”的虛偽。　　

黨中央對錢學森同志在美國的處境極為關心，中國政府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政府在違背本人意愿的情況下監禁了錢學森同志，并采取了諸多努力促成錢學森同志歸國。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國政府要求美國停止扣留錢學森同志等中國留美人員。在1955年7月31日，中國政府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維等11名侵犯中國領空而被俘的美國飛行員。在中國政府的一再努力下，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同志終于回到了他魂牽夢繞的祖國。應該說，是新中國把錢學森同志從外國的監禁和迫害中解救了出來。如果這時的中國仍然是那個外國侵略者肆意橫行，對于外國的排華活動忍氣吞聲，對于犯罪的外國人也不敢處罰的舊中國，錢學森同志不可能成功歸國。　　

新中國給了錢學森同志充分發揮才能的空間。一方面，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度重視科技發展。1956年，毛主席會見錢學森同志時說：“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5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說來，你比5個師的力量大多啦！我現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導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呢！”落后國家搞高科技的阻力很大，錢學森同志后來回憶說：“曾經一段時間有那么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是個錯誤，花那么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產。這還不是個別人的意見。”幸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鼎力支持，頂住了這股歪風，“兩彈一星”等高科技項目才得以順利進行。另一方面，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科研方面實現了出色的協同組織。在建國初，我國科技基礎十分薄弱，而核技術航天技術等在當時屬于極尖端的科技，需要大規模、綜合性、多學科交叉的科學試驗，如果沒有出色的協同組織，是不可能順利完成兩彈一星這樣的科技任務的。錢學森同志對這個問題認識得很清楚，他曾對毛主席說：“關于兩彈的研制，要有立足國內的思想準備，這就需要組織全國大協作”。后來，為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有效組織全國大協作，毛主席曾專門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兩彈一星的研制是中國科學研究大協作的最顯著和最成功的典范，社會主義制度使錢學森同志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如果沒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重視，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在科研方面出色的協同組織，縱使有100個錢學森，中國也不可能迅速取得“兩彈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相反，如果還是半殖民地下的舊中國，可能剛剛開始研制“兩彈一星”就被外國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名入侵，徹底淪為殖民地。錢學森同志對此認識的很清楚，多次強調：“航天事業不是一個人的事，需要千千萬萬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主席提出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思想，強調“工農群眾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工農化”。錢學森同志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誠心誠意與工人階級打成一片。他下車間參加生產勞動，與工人、科技人員一起攻關，還與工人們一起座談、談心，虛心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在一次工人代表會議上，他發表的談話，足見其真情：“我是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是在黨的關懷下擺脫了美國政府的無理拘留后回到祖國來的。我發表過科學論文，在高等學校里教過書，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過得很長久的一個知識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地方很多，來參加這次工人代表會議，就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要向各位代表學習。現在，我僅以一個學生的態度向大家報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是多么快樂，多么光榮！我們所從事的火箭導彈研究事業，不是關在研究室里的事業，它是整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國勞動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學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整個勞動人民的事業，高級知識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勞動大軍的隊伍里，我個人也是如此，這使我感到無上光榮。與工農相結合使錢學森同志的思想得到了不斷升華，在1959年11月12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錢學森同志后來回憶說：“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這個時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動的，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1969年，錢學森同志又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專業上的進步和政治上的進步是相得益彰的。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導彈順利發射。1966年10月27日，中國的兩彈結合試驗成功，中國擁有了真正的核武器。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升空。這一切都凝聚了錢學森同志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的汗水。試想，如果錢學森同志等知識分子不與工農相結合，而是挾技自重，有再多的知識也只能和吐火羅文一樣隨自己帶進棺材，怎么可能迅速取得“兩彈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果？這一切充分表明，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知識分子唯一正確的出路。　　

然而，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國出現了一股以“非毛化”為中心的反社會主義歪風，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洋奴哲學大行其道，大批科技項目紛紛下馬。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隊下馬原定項目多達45項，主要有：包括了多彈頭形式的“DF6A　”、固體發射的“DF7A　”、“DF12”空射火箭等。其中，DF6型彈道導彈是中國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載彈頭計劃。這是中國在繼人造衛星出現以后，又一次叫美蘇震驚的舉動。它的出現將是的中國獲得與美蘇幾乎同步的“多彈頭”能力，而且它具備了“二次載入”機制，這是美國在1979年才開始引入的。DF7計劃最大搭載能力達到6枚彈頭，每枚當量12萬噸。在搭載3枚彈頭2枚欺騙彈頭之際，它的最大飛行距離已經可以覆蓋USA。而它的指導機制采用了慣性導航引導指導技術。甚至民用航天技術也怕引起“友邦驚詫”而被叫停。例如，1975年定型的2個型號大推力1噸級火箭被強行下馬，改為對長征系列火箭改良。結果今年日本大推力火箭上天了，美國的大力神也在幾天前上天了。而我們的還在研制中，要2015年才有初樣。再如，原計劃80年代實現的載人航天推遲到2003年才實現，整整耽誤了20年。這一切錢學森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無力阻止這股逆流，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又一個科技項目下馬，我國的科技水平和發達國家再度拉大。這再次表明，科技不是知識分子個人的事，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科技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但是，逆境中的錢學森同志仍然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和一個中國人的氣節。70年代末，當時一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鋒在得悉美國有關方面邀請錢學森同志訪美，并要授予他學術榮譽稱號和國家勛章后，曾在一次會議期間找錢學森同志談話，勸他接受這一邀請。談話大意是：“錢老，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些國家邀請你，我建議你還是接受邀請，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別人不一樣，對推動中外科技交流會有很大影響。這也是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變，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幾十年前的事，過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記在心上。你去美國走走，對推動中美間的科學技術交流，甚至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都會有積極意義”。聽了這一番話，錢學森同志說：“當年我回國的事很復雜，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宜出訪美國。” 面對錢學森同志的堅定態度，那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鋒只好說：“錢老，我這是勸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認為不便去，我們尊重你個人的意見。”和錢學森同志崇高氣節相比較，“非毛化”急先鋒的面目更是暴露無遺。最終，錢學森同志今天仍然被中國人民崇敬，那位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鋒則早已折戟沉沙。　　

1989年，以“非毛化”為中心的反社會主義歪風終于沖擊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一場大規模的政治動亂爆發了。在動亂面前，不少身居高位的“非毛化”急先鋒撕下了偽裝，公開支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錢學森同志卻義無反顧的站了出來，大義凜然的說：“我今天指名點姓的說，方勵之是個民族敗類。”那時我只有3歲，錢學森同志的這句話是我人生中所記住的第一句話。在以后的20年里，對錢學森同志的這句話我曾譏笑過，懷疑過，但是終于還是理解了。是啊，這本來就不難理解。一個沖破重重阻撓回歸祖國、報效祖國，一個則叛逃出國作為帝國主義侵略、顛覆中國的工具；一個為中國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毫不居功，一個除了推銷一點外國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主義”就什么都不會的人卻自封“理論科學家”。兩相比較，誰是民族脊梁，誰是民族敗類，其實是一目了然的。在那段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日子里，這種對比使無數人認清了方勵之等人的真面目，錢學森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度過危難、中國免受蘇聯式的災難做出了重要貢獻。不久之后，鄧小平同志親切接見錢學森同志并合影。然而，今日仍然有人和當年的方勵之一樣，不遺余力的宣傳：“錢學森的不科學言論為大躍進的瘋狂火上澆油”，“錢學森對當時所謂人體特異功能大力支持，對氣功熱和迷信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知這些人敢不敢把自己的所作所為拿出來在陽光下曬曬？　　

晚年的錢學森同志一直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九十年代初期，錢學森同志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張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四個同志的一次談話中，曾經強調說：“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即便是純技術工作，那也是有明確政治方向的。不然，技術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失去動力。”“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今年在國家領導人去看望他的時候，錢學森同志又說：“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教導，我做了一些事情。現在老了，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在1991年，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同志這五個毛主席時代的老模范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錢學森同志得知非常激動，后來他說：“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而1991年10月16日，為表彰錢學森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所做的卓越貢獻，特授予他“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 錢學森同志面對榮譽卻表示“今天我不是很激動。”作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而激動，不因至高的榮譽而激動，表明錢學森同志始終堅持毛主席提出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足以讓無數把集體協作的成果歸功于自己“XX之父”，甚至以誣蔑毛主席時代為能事的“牛棚大師”汗顏。　　

如今，錢學森同志去世了，全國人民都很悲痛，都在悼念他。但是，也有些“精英”以悼念為名，行否定之實，宣傳：“錢學森是中國的航天之父。沒有錢學森，中國航天事業至少要推遲20年。”“錢學森的岳父蔣百里（其實錢學森同志結婚時蔣百里已經去世了9年）提出了持久戰，毛澤東不過是抄襲了蔣百里的思想。”“諾貝爾獎代表的普世價值是最公正的。錢學森的堂侄錢永建（其實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是錢學森同志的親戚）獲得了諾貝爾獎，而新中國60年沒有一人獲得諾貝爾獎，表明公有制效率低下，社會主義制度效率低下。”這些恰恰和錢學森同志一直堅持科學研究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堅決反對丟掉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張是截然對立的，實質是“打著錢學森的旗號反錢學森”。（其實，當年某些人利用錢學森同志對糧食極限產量的計算搞浮夸，以及后來利用錢學森同志主張加強對人體科學研究搞欺騙的行為又何嘗不是類似的“打著錢學森的旗號反錢學森”的行為呢？）如果錢學森同志還在世，一定會對這些“打著錢學森的旗號反錢學森”的謬論進行最嚴厲的批判。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毛主席的好學生、紅色中國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錢學森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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