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血脈，不朽的靈魂—魏巍逝世周年祭

革命的血脈，不朽的靈魂—魏巍逝世周年祭

塞北之雪

一、我們仍然處在一個革命的時代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是人類的最后一場大悲劇。資產階級是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主宰。如果說人類以往舊的統治階級是“偽君子”，那么資產階級——這個人類最后的壓迫者則是典型的“真小人”。舊的統治者是在“仁義道德”“福音”“博愛”“基督”的幌子下對勞動者進行壓迫，而資產階級則“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共產黨宣言》）為了使自己看起來不那么野蠻，資產階級頂多給這種“利己主義”的哲學披上“自由”的遮羞布，以“自由”的名義掩蓋“利己主義”的丑陋，麻痹、腐蝕并剝削壓迫全世界的勞動者。這個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哲學是市場經濟生產關系的產物，是人類歷史上所有“利己主義”的集大成者，因此對其他階級的“利己主義”有巨大的同化作用。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歐洲大陸徘徊。這個幽靈是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死敵，它對資產階級的物質基礎及意識基礎吹響了進攻的號角，戰斗的使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資產階級打垮了王權、馴服了教權，為了追逐更高利潤、掠奪更多資源、緩和西方社會勞動者的反抗，西方資產階級向東方擴張侵略，“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東方的統治階級總是被西方的資產階級斬落馬下，表面上是由于生產力落后與武器落后，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者被后者的意識形態俘虜。東方大國的統治者要制止本國勞動者的反抗、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資產階級投降（一些小國反而有更多的獨立空間）。于是，宗教與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者總是向直接的露骨的剝削者投降，并向后者轉化，成為后者在東方的代理人。按照這種模式，一個全球統治體系得以形成。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以來的歷史，就是資產階級內部整合的歷史，也是資產階級向全球擴張并引發反抗的歷史。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就是不同陣營的資產階級爭奪世界的領導權。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一是資本主義世界完成了從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型，二是曾經短暫地出現過對抗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陣營。

中國的文革結束后，“和平與發展”一說大肆泛濫，蘇聯解體，此說更是甚囂塵上，似乎革命已死。但是勞動人民的敵人、革命的對象——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勞動人民仍然在市場經濟下處于被剝削被壓榨的地位。共產主義運動處于歷史的最低潮，革命--即對資產階級的進攻與反抗確實看起來停止了，但停止的原因不是勞動者勝利了、剝削者被消滅了，停止的原因在于對革命對勞動人民的背叛、對反革命的投降。

我們仍然處在一個革命的時代，以美國資產階級為首的全球資產階級異常強大，也更異常狡猾。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資產階級內部的紛爭與矛盾已經得到比較好的整合，勞動人民的革命力量趁帝國主義內部紛爭而發展壯大的機會似乎不復存在。二戰后，伴隨著勞動人民的覺醒，資產階級赤裸裸地、動不動以武力方式侵略第三世界國家的殖民策略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更樂意用資本滲透、文化滲透、政治滲透的方式，在第三世界國家扶植親西方資產階級的買辦階層與買辦政權，挑動地緣沖突，進而建構統治全球的金權帝國體系。這是一種比前殖民策略更加陰險也更加有效的新殖民策略。

只要壓迫者依然存在，革命就是不朽的！

所以革命的任務、革命的對象仍然存在，但反抗的力量卻異常弱小。那些高唱“和平與發展”、高唱“革命已死”的人士，如果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就是已經向資產階級投降。第三世界的舊統治者（地主階級或者民族資產階級）向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投降的案例不計其數，中國的晚清王朝及蔣家王朝就是典型。而背叛勞動人民陣營，向資產階級投降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歐洲第二國際背叛馬克思恩格斯，向資產階級投降，第二次是蘇聯赫魯曉夫的背叛，第三次則是發生在文革后的中國。如果說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地帶，歐洲修正主義背叛本國勞動人民高喊的口號是“一致對外”，鼓動的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思潮，那么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流行的則是“和平與發展”“三和一少”等賣國主義哲學。于是，每當對勞動人民的這種“背叛”發生時，“階級調和”、“革命已死”的口號便響徹云霄，在帝國主義內部泛濫的是國家主義，在第三世界內部泛濫的是賣國主義，于是勞動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第三世界向帝國主義投降，資產階級的全球體系所以就和諧了，革命的確就“死”掉了。

與基督教、儒家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被資產階級俘獲不同，歐洲工人階級政黨、蘇共、中共被資產階級俘獲經歷了一個從“真君子”向“偽君子”，再從“偽君子”向“真小人”的轉換。發生這些轉換的根本緣由在于這些所謂無產階級的領導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武器“利己主義”哲學面前不堪一擊。

面對資產階級的物質利誘，歐洲工人政黨的領袖們為了自身利益，向利己主義投降，淪落為工人貴族，以修正主義思潮瓦解工人階級的戰斗性與革命性，喪失了以暴力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進而實現兩個決裂的寶貴機會；面對資產階級的物質利誘，蘇共、中共的某些領袖們向利己主義投降，已經建立的革命政權與公有制經濟也毀于一旦。

二、繼續革命：從舊革命到新革命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三座大山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日趨嚴重。面對中國勞動人民的反抗，中國的統治者選擇向強大的西方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國外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官僚資本主義（本國大資產階級）日益勾結起來，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19年，青年毛澤東寫道“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這個人目睹了勞動人民的苦難，看不得勞動者受苦。當他初入長沙城時，沿街的乞丐及城頭懸掛的造反者的頭顱給了他強烈的震撼。當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終于認識清楚勞動人民才是歷史與文明的創造者，他終于認識到，“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于是他崇拜的偶像也從孔夫子、曾國藩變成了馬克思、列寧。

馬克思說“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只是通過和這個敵對勢力的斗爭，主張變革的黨才走向成熟，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黨。”由于中國反革命勢力——三座大山是如此之強大，集人類最反動勢力于一體，中國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成為世界勞動人民有史以來最成熟的黨，成為最革命的真正革命的黨。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革命精神的集大成者。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從他成為黨的領袖直到去世，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智慧源泉、力量源泉，更是共產黨的道義源泉。從教育每個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到牢記“兩個務必”、警惕“糖衣炮彈”，直到文革中間“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顯而易見，什么時候中國共產黨能遵從毛澤東的教導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背棄了毛的教導，則喪失了執政合法性。毛澤東深知消除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困難，毛澤東奮斗的一生，就可以說都是在和這個價值觀所主導的精英們奮斗的一生：第一件大事，將認真實踐利己主義哲學的、三座大山的總代表蔣介石趕到了幾個海島上。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通過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與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試圖徹底消除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號召全黨“繼續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是第一次不以短期物質利益為導向的革命。以往舊有的革命，包括毛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其動員群眾的根本邏輯，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反饑餓、反剝削、反壓迫、求解放，仍然是滿足群眾“利己主義”的愿望，只不過處于被剝削地位的勞動人民奪回自己的勞動果實是天然正義的。許多革命者參加革命、參加造反，歸根結底是為了捍衛個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解放，而只有如毛澤東等極少部分革命者才是為了捍衛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解放，并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前者僅僅是正義的，而只有后者才是偉大與不朽的。在49年前的革命戰爭階段，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下，前者與后者的沖突并不嚴重，當三座大山被推翻，大部分革命者成為執政者時，兩者的沖突便必不可免地爆發：在后者看來，前者尚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從造反者變為執政者后，當國內外資產階級敵人利誘時，他們很容易投降，重演宋江的悲劇，重蹈當年國民黨從革命黨演化為三座大山代表的覆轍。

文革是人類新文明史真正的開始，然而這也注定是一場悲劇。舊的革命大多是因為壓迫太深，是一種被動的反抗；而新的革命則是需要在壓迫尚未明顯的時刻，就起來反抗、消除剝削者潛伏的土壤。只有完全消除了“利己主義”哲學影響的人才是徹底的革命者，才會真正投入新的革命。毛澤東搞文革無法再延續舊革命的那一套模式，比如僅僅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維護勞動者的權益，或者給造反者積極分子以權力激勵——無論從物質激勵還是從權力激勵的方面激發起人民參與文革的積極性，固然會使文革從形式上取得勝利，但卻違背新革命的根本初衷，搞這樣一場舊式革命在當時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六億神州盡舜堯”、至少在全國再出現成百上千的毛澤東、將國家政權牢牢地掌控在完全破除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人手中，這應該是毛發動文革時候的想象。所以當工人造反者利用文革，意圖提高自己的工資待遇時，被斥責為“經濟主義風潮”；當學生造反者叱咤風云洋洋得意時突然被要求去上山下鄉成為普通勞動者的一員……每一個擁護毛澤東、追隨毛澤東的文革參與者都難以從毛澤東那巨大的國家權力與資源中獲得短期激勵。所以文革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參加者的覺悟，取決于他們是否愿意參加這場對自己沒有任何短期激勵但對共產主義運動意義重大的新式革命。

恰恰是由于毛的影響，文革前的執政集團尚未完全退化到人民的對立面，所以一場舊革命爆發的條件尚未具備，所以保守派能仍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去挑動群眾斗群眾，干擾毛的意圖。而文革的積極擁護者—造反派，似乎在消除利己價值觀方面并不比保守派做的更好，因此他們仍然按照舊革命的邏輯與想象來參加這場革命，所以他們不僅在保守派面前顯得力量弱小，也最終無法獲得毛澤東的徹底支持。巨大的挫敗感與荒謬感在每個階層、每個陣營里彌漫……這是一場讓人難以理解的新革命的“演習”，這是一場異常艱苦的心靈上的新革命的“長征”，這是一場普通人難以經受的新革命的“考驗”。

三、繼承革命的血脈，永不投降

魏巍是少數經受了“舊革命”與“新革命”雙重考驗的真革命者之一。

同毛澤東一樣，早年的魏巍目睹勞動人民的苦難，在左翼文學的影響下參加八路軍，在延安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加入了共產黨。以文藝工作者的身份，魏巍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四次戰爭，他既是革命的參加者也是革命的觀察者、思考者、宣傳者。他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他是革命的血脈，他理解革命的精髓。佛眼看人，才能看到人身上的佛性。魏巍對勞動人民及革命軍隊戰士的感情、贊美是真摯的、自然的，“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只有通過一雙無私與高尚的眼睛才能看到這一切、感受到這一切、表達出這一切，魏巍自己的靈魂在革命進程中升華的同時，通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等文章著作影響、感染了更多的人，開啟了革命文學的新篇章。

文革新革命本身是對舊革命的否定之否定，是對舊革命的升華。舊革命中的精英成為革命后政權中的主導者，而新革命則似乎要一股腦將這個執政集團推翻。官僚主義嚴重、熱衷于物質刺激、受利己主義價值觀影響的真走資派被沖擊了不少，但是連魏巍這樣的真革命者也幸免遇難，這就注定了人類新文明的第一次掙扎不會持續多久。

文革失敗后，受利己主義哲學影響的精英們重掌大權，他們中間的很大一部人在文革的幻滅中已經徹底喪失了早年那一丁點的革命理想。假如文革進程中走資派隱藏很深、難以尋覓的話，文革的結果則使這部分利己主義的精英加速蛻變成走資派，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推行資本主義復辟，又被人民稱之為資改派。

邏輯就是如此簡單：假如走資派不存在，毛澤東的文革搞錯了，那么文革中受沖擊的干部精英們不會喪失革命理想，社會主義制度將繼續長期得以存在。假如干部精英們經過文革喪失了革命理想，蛻化成資改派，則證明文革前十七年的執政精英的理想是不純粹的，他們早晚要經歷類似蘇共執政集團的蛻變，文革只是加快了這個進程。當然也加快了人民及真革命者的覺醒。

魏巍是較早的覺醒者之一。文革結束后，資改派瘋狂地反毛、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一定程度上正是文革的直接后果之一。回顧看六十年的歷史，文革上承前十七年，下啟后三十年，文革最終的結局是將當年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老干部撕裂成兩派：一派發生蛻變，在利己主義哲學基礎上形成資改派，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褪掉共產黨的外衣，建立徹底的漢奸買辦資本政權；一派是仍然堅持當年革命精神，他們在改革年代亦理解了毛澤東文革用意。隨著蘇聯的瓦解，隨著中國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殖民化的深入，隨著資本主義復辟逐漸徹底，那些想使中國停留在文革前十七年、或者改革開放初期的徹底反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三中全會派漸漸消弭，向兩個極端轉化。

歷史證明，晚年毛澤東又站在了正確的一方。

共產黨曾經是革命的政黨，共和國是革命的成果，而像魏巍這樣的人，正是那場革命的血脈。當今還有什么人能比魏巍們更了解那場革命，更能捍衛那場革命的初衷么？假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大批共和國的奠基者仍然在世，他們能夠認同資改派瘋狂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為么？如果當年文革中選擇與毛澤東對抗的干部們能夠看到蘇聯解體、能夠看到資改派的復辟，他們究竟會背叛革命理想選擇加入資改派陣營淪落為漢奸買辦資產階級，還是堅持革命理想，最終站到毛澤東這一邊？人民不得而知，不過，魏巍的選擇一定是那些仍然堅持革命理想的人的選擇。魏巍們既是舊革命的血脈，亦是文革這一新革命精神的發揚者。晚年魏巍們對文革的重新思索意味著，新革命的陣營除了領袖毛澤東外，又有了一大批老戰士的加入，毛澤東已經不再孤單。反毛思潮將無可奈何花落去，而新革命的道義合法性亦最終得以確立，將有更多的后來者踏上新革命的征途。

所以，晚年魏巍們的存在是資改派的一個難以屏蔽的夢魘。資改派的權力來源于共和國與共產黨，而魏巍們則代表共和國與共產黨的奠基者向資改派宣判了死刑。魏巍們的存在是資改派統治合法性的嚴重威脅，魏巍們的存在，注定資改派以共產黨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不能維持長久。魏巍們的吶喊與疾呼戳破了資改派的畫皮，所以必然遭受資改派的輿論上的妖魔化、政治上的封殺打壓。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及其走狗中國資改派所能欺騙與籠絡的只是和他們一樣的那些利己主義者，這就注定他們早晚會湮沒在新革命的浪潮之中。

晚年魏巍們的存在也使那些猶猶豫豫的小資產階級左派如芒在背。某些自稱左翼的學者對毛澤東對文革仍然心存非議，仍然樂衷于拿類似傷痕文學的東西證明毛時代、證明文革的不合理性。他們因為自身有或多或少地傷痕，所以喋喋不休地拿別人的傷痕文學進行控訴。究竟是同情別人的傷痕還是把自己的傷痕看得太重？難道你們的傷痕會比魏巍們的傷痕更多？為何不能像魏巍那樣拋開個人恩怨個人得失來總結歷史？一句話，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價值觀作怪而已。這樣的所謂左翼學者，是向資產階級跪下了半條腿的投降派。他們與資改派只是牌坊與婊子、50步與100步的區別。

晚年魏巍們的存在，更是對無數處于迷茫中的年輕人的激勵。年輕人一方面對現實不滿，對勞動人民同情，存在革命的動力。另一方面又深受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影響，還想追求個人發展前途，無論如何，這其實是一條向資產階級投降的道路。這種不純粹的半革命者將是革命征途中的絆腳石。赤子們將從魏巍的經歷、感悟中汲取營養與智慧，繼承革命的血脈，在勞動人民中間堅定立場、破除利己主義價值觀，將新革命進行到底。

2008年八月底，魏巍逝世前給后代最后的遺言是“繼續革命,永不投降！”魏巍的遺言是對這個時代所有人——包括那些已死的人更包括那些未死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拷問：面對勞動人民的苦難，你為之抗爭過么？你投入了多少？你為你自己或家庭又投入了多少？你被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俘獲了么？你投降了么？

--革命的血脈，不朽的靈魂—魏巍逝世周年祭（200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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