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紅旗理念

我們共同擁有一個象征性的標志物，將中華民族、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這幾個方面有機地聯系起來了，而且以一種很美的形式表示出來了。五星紅旗是歷史賜予我們的“和諧發展”哲學思想的圖騰，是對完整的執政理論的形象表述。

一、 五星紅旗系統地表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明確地指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向全國各界廣泛征集國旗設計方案，朱總司令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親自投了稿，共征得三千多份應選方案。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的討論，經毛主席批準，選中了一位普通工人曾聯松先生設計的紅地五星旗方案。最終采納了周恩來、張治中等人士的提議，去掉了大五角星中的紅色鐮刀斧頭圖案。
當時公布的國旗的象征意義的完整表述為：“紅旗上的五顆黃色五角星及其相互關系，象征著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一顆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根據這個表述，國旗圖案應該是鐮刀斧頭右加四顆星才對。而且，當時并沒有哪個國家采用這樣的國旗，蘇聯國旗是鐮刀斧頭下加一顆虛的五角星。新中國的國旗為什么要采用五顆星圖案呢？這個圖案有個明顯違反邏輯的地方：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只是工人階級的一小部分；說共產黨是工農聯盟（鐮刀斧頭），也只是工人農民的一小部分。部分怎么能比整體還大呢？
今天，根據憲法精神來解讀五星紅旗，我悟到了周總理當時的提議的博大而深遠的意義，由衷地佩服他的睿智。這位曾經留學日本和西歐的世紀偉人，早就科學地預見到了人民共和國的長遠未來，并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博得了毛主席的認同，將這種預見寫在了中華民族的旗幟上，指明了我們前進的方向。

其實，五星紅旗的象征意義是非常完整而且嚴格合乎邏輯的：
（一）、五星紅旗象征著以漢文化（注1）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大團結。
紅旗上的五顆黃星對應人民幣上的五種文字。
中華民族包括漢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和維吾爾族、壯等其他少數民族（注2）五個部分。
（二）、五星紅旗象征著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
一顆大星代表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家庭聯產承包式的農村集體經濟（更接近個體性質，但土地是集體的）、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
（三）、五星紅旗象征著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
一顆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其他黨派。
（四）、五星紅旗象征著一國兩制。
四顆小星分別代表香港、澳門、臺灣、蒙古（注3）。

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勞動為主導，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公有制。

“社會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只剝奪他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利。”
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
對于一個問題，有且只有一個真理；真理本身是不必檢驗而且無法檢驗的。
為了說明問題，舉一個極端簡單的例子：我們要測量某個物體的長度，其精確值只有一個，就是這個物體本身固有的長度，在這里我們稱之為真理本身；我們的測量活動就是實踐，測量結果就是對事物的認識；我們的測量結果可以接近精確值，但永遠達不到精確值。顯然，不能用我們的測量活動來作為檢驗精確值的標準，更不能用某位大師的一次測量結果來作為檢驗精確值的標準。我們通常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注意，馬克思的表述里面并沒有“唯一”一詞）是一句省略語，完整的說法是：“某個認識（命題、理論）是不是接近真理本身，可以通過實踐的結果來檢驗”。看清楚了，是檢驗某個認識，而不是檢驗真理本身。又比如，某人說圓周率=3，你可以通過多次測量來否定他的這一認識，這就映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也可以在圓內作內接正六邊形來證明圓周率大于3，可見實踐并不是“唯一”的標準。
再說回來了，我們說“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是真理本身，是因為這一結論是建立在正確的前提和正確的邏輯推理的基礎之上的，就象一個數學公式一樣。我們不能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挫折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目前的繁榮來檢驗這個真理本身。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其發展趨勢是不容懷疑的。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呢？鄧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增強綜合國力，就是消滅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這句話就象“人是要吃飯的”一樣，雖然沒錯，但也談不上具有理論上的意義。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看，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繼承，主要是否定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極少數人占有，即實現公有制，使生產力中的要素——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主要按（活的）勞動量來分配勞動成果（剩余價值），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整個社會趨于平等而和諧，生產的效率也就更高了，絕大部分人的人性得到更好的尊重和發展。
這么說來，公有制就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對，就這么簡單。需要指出的是，公有制并不等于國家所有制，也不等于國家所有制加集體所有制。按照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論述，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實質上屬于“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給工人發工資并且拿走了剩余價值，充當了資本家的角色，而工人們并沒有實實在在屬于自己的資產。而且，歷史已經證明，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都不是公有制的好的實現形式，國有制很容易走向權貴所有制。因為，就人性來說，在我們預見得到的將來，恐怕沒有人能夠象關心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樣來關心公共財產，這就決定了虛擬的公有制沒有希望。人們的積極性恐怕還是要通過人格化的資產組織方式才能真正得到發揮。古人云：人無恒產，便無恒心；人有恒產，固有恒心。這一判斷，至今可以說仍然沒有過時。所以，按照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的最好的實現形式就是一個生產組織中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有自己實實在在的資產，即在這個不可分割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中占有自己的股份。這樣講并不是說目前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因為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權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而公司內部絕大部分員工及公司外的廣大中小股民根本沒有發言權。我國目前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所謂改制，是腐敗官僚政府與黑心資本家相勾結，將本該屬于全體職工甚至全國人民的財產，賤賣或者白送給極少數人，而讓廣大勞動者變成了徹底的無產者，這哪里還有一點點公有制的影子？純粹是復辟資本主義！公民如果沒有自己實實在在的個人財產，就沒有個人的尊嚴和自由。“對一個人的生存資料有控制權，就等于對他的意志有控制權”，想想今天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艱難處境，我們黨對得起用鮮血染成五星紅旗的數百萬革命先烈嗎？
公有制，最起碼要有三層意思：第一，不可分割的社會公共財產，在法理上屬于全體人民，而不是屬于政府，更不屬于哪個黨；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公共財產的所有權。第二，對于可以分割的公共財產，比如國有企業的資產，其所有權屬于企業的全體職工，企業的管理者和工人所占的比例是同等的，不存在管理者隨便讓職工“下崗”的權力；在“改制”的時候，不存在誰優先的問題，每人都占有等額的一份，如果企業有債務，那是經營者（實際上是政府）的事；政府要么保證好所有職工的醫療和養老，要么把職工所占的股份折算成現金（有個最低限度，起碼要保證醫療和養老），讓接手的經營者向職工購買他們的股權；職工也可以持有這份股權繼續在企業做事，享有這份股權所賦予的參與管理和決策的權利，我們黨希望大部分企業都是這樣，這樣才體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第三，每個公民，從他出生的時候起，他就在國家享有一份天賦的財產，至少要分給他一塊地，要給他提供義務教育；國家如果不能向他提供土地和教育，就把他的這份土地和受教育的機會折算成錢，在他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抵購房款，上學的時候抵學費。總之，社會主義是維護絕大多數人的私利，即維護勞動者的私利。有一個比方，雖然不是很恰當，但能類比說明問題：共產黨并不是象解放前國民黨宣揚的那樣共妻，而是堅決反對當時的一夫多妻制，實行一夫一妻制，讓幾乎所有的適齡男人都有老婆。（現代生物科技已經可以克隆牛和羊了，誰能保證將來不會出現克隆人呢？也許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又將返回到原始社會那種沒有婚姻關系的狀態，還真的不好說。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不可能是全社會的人都沒有私有財產，只能是大家都有相對平均的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最終會退出人類歷史的舞臺，但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好比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戰爭也沒有軍隊的，為了最終取消軍隊，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得養軍隊并且還得善于戰爭。）
勞動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范圍很廣，包括腦力和體力，決策、管理、經營都是勞動，連政府發號施令和法院的審判活動都可以視為勞動。勞動有一系列天生不適應社會經濟交換的特點。勞動都是具體的，任何勞動的意義都是勞動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都是具體的。勞動一旦抽象化就不是活勞動了。活勞動最偉大的創造性全在于其“活”、全在于其“具體”。勞動二重性理論中的“抽象勞動”必須先變成死勞動，必須先轉換為貨幣、資本等一般等價物，才能實現抽象性的具體存在。交換要求抽象化，不但一般等價物是抽象化的，市場經濟還將各個領域的要求抽象出來與貨幣迭加，生產出各種金融工具。市場經濟的高級交換領域是各種抽象符號的運動。活勞動的創造意義不能數量化。凡是可以穩定、準確數量化的活勞動本質上都能夠機械化、自動化，并且遲早可以實現；機械化加信息化正在完成這個任務；福特制、泰勒制都是用管理的辦法，用機械流水線使活勞動固定化，使（活）勞動模式化為“類”死勞動，從而達到量化的目的。現在的“按勞分配”搞得最好也僅僅是按“勞動成果”分配。但活勞動一旦成為“勞動成果”，尤其是在市場交換中形成價格之后，活勞動的集體性、創造性意義就都固化了；其價格形成更是包涵大量市場的因素。越是高級腦力勞動，越是創造性勞動，越難以定量衡量。而商品交換必須穩定、準確地量化，才能發展為靈活、廣泛的競爭，商品經濟才能發展為市場經濟。勞動不能抽象化，不能數量化，不能儲存，不能與人身分離的天然特點決定了它在市場經濟機制中只能處于基礎地位。只要搞市場經濟，勞動必須先轉化為資本，才能在社會中運動。在私有制環境里，這個生產力要素關系的人格化就是資產階級駕馭、剝削工人階級的生產關系。勞動必須聽命于資本，因而必然受資本剝削。
從生產力的結構看，（活）勞動畢竟是唯一的有機因素，是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要素。資本主導勞動的機制按私有制人格化之后，資產階級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使得社會資源配置始終傾向于生產資料一方（它的權力來源），傾向于生產力的無機方；即使是科學技術也得拜倒在它腳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一整套使科技從勞動方轉移到資本方的辦法和手段。這阻礙了最活躍、最有基礎作用的多數勞動者與科技結合，阻礙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從長遠觀點看，這里蘊藏著能夠解放出來的新質生產力，這是發展生產力的巨大空間。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勞動主導資本，或者說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即社會主義最終要戰勝資本主義的依據）正是體現在勞動主導資本。因為生產力越發展，勞動就越復雜，也越難穩定、準確地量化，而且勞動在生產力諸要素中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比如，醫院、大學、運動會等，顯然不宜以投資人為主導，而要以醫生、教授、運動員和教練員為主導。又比如，一架先進的飛機價值十多億美元，飛行員和地勤人員的勞動怎么計算？他們中的任意一人的一個小小疏忽，都有可能讓數以億計的資本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藝術家的勞動一旦與資本掛鉤，其品位就變了。教師、醫生、律師、官員的勞動，硬要去親近資本，必定產生丑惡。總之，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那一套復雜的活勞動轉換為死勞動最后量化為資本的機制，差不多已經走到了盡頭，成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負擔——交換領域的成本太大了，越來越偏離人性，效率越來越低，還不如按勞分配來得簡單而且高效。而且，更多的資本已經脫離生產領域，形成了幾乎與生產不相關而類似于賭場的資本市場，即資本已經嚴重異化，早期的市場自由競爭淪落成了后來的投機賭博；這樣就使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換算更加復雜化，已經到了目前所有的數學知識都解決不了的程度。物極必反，按勞分配成了人類自身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然，前提是公有制。
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到今天的過程，其實就是占有生產資料的人越來越多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向公有制靠近的過程。這恰恰映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必然趨勢的論斷。
如果說資本主義是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社會主義則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益。如果說（封建社會是農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工業社會，資本是社會生產第一要素；那么，社會主義社會則是信息社會，信息（知識）是社會活動第一要素，人們追求返樸歸真、回歸自然、尋找自己精神的家園。
我們的五星紅旗，體現了在向社會主義邁進的過程中以多元產權的公平競爭為基本原則的商品經濟制度。

三、共產黨只代表無產階級, 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教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革命人民包括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四個部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了。
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個體勞動者，后來是個體工商戶，再后來是民營公司。即出現了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三個代表”出籠前后，伴隨著“改制”狂潮，腐敗官僚與黑心資本家勾結，將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賤賣甚至白送給了極少數人，形成了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而廣大職工則被“買斷”、下崗，淪落為資本家的打工仔，成了徹底的無產者。
五星紅旗告訴我們：五星紅旗象征著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除了公有制經濟以外，還有家庭聯產承包式的農村集體經濟（更接近個體性質，但土地是集體的）、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對應的五大階級是工人階級（包括職工、干部、下崗工人）、農民階級（包括民工）、小資產階級（也叫小生產者，主要是個體勞動者或個體戶）、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包括腐敗官僚）。
實踐已經證明，毛主席說的在黨內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判斷一點也沒錯。從邏輯上講，產生資產階級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文化上的精英們，都有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實現自己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從公有制變為私有制是自然的，而維持公有制則需要國家的強制力。還是那個比方，公有制好比一夫一妻制，私有制好比一夫多妻制；如果沒有國家的法律強制，有錢有勢的男人總是要多占有女人，而很多窮人會因此沒有老婆。
而且，相對于資產階級，勞動人民是弱勢群體。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意義，就在于共產黨是代表弱勢群體，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來維持社會力量的平衡。好比法律維護一夫一妻制，富貴人士雖然心中不滿，但他們也不好公然反對。資產階級已經占據了經濟上的有利地位，可以通過資本來奴役勞動人民，如果代表國家強制力的共產黨還要去代表資產階級，那么無產階級指定要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一旦共產黨代表了資產階級，執政黨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多黨平等競爭反而成了合理的要求。
“改制”再往下走，是極其危險的，將導致紅旗落地。那些既得利益者們在財富聚斂得差不多的時候，將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提出強烈的質疑，打著“民主”的旗號向“專制”發起攻擊。他們巴不得共產黨早點倒臺，他們可以象現在的俄羅斯新貴（其中大多數是前蘇聯的掘墓人）一樣，利用已竊取的資本去公開地合法地奴役勞動人民。

“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教”，這句話最早是毛主席說的，精辟、深刻而且通俗、形象，表達了一種可以意會卻無法用語言來準確表述的意境。
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的情形有些相似，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無法準確用語言來下定義。一般來說，本文傾向于這樣認為：一種社會組織、信仰、行為規范現象，在此范圍之內的人們都相信神的存在，并且乞求神的幫助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而當他們接到自認為是神的指示之后，原則上又認為必須按神的意志行事，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神的道德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修煉），那么，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就是宗教。在不同的宗教里，神的人格化程度（明晰度）不同。道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佛教，儒教的人格化程度不如道教，以至于儒教基本上不能歸入宗教的范疇了，很多人認為道教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宗教。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信奉超乎人的神的存在，自然規律就是神的意志的表現，人與神是相通的。
毛主席所說的“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教”，可以理解為一種宗教的情懷：信仰+犧牲精神+敬畏+為善的道德+組織體系 等等。
我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當然不相信人格化的神的存在。我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又必須相信類似于因果報應的普遍規則的無所不在。就象我們雖然不知道引力是靠什么物質傳遞的，但我們必須相信引力的存在，不過我們也知道，引力不是神的意志的表現。那么，這里所說的普遍規則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說不好，更不能下定義，還是請您慢慢地從下面的文字來感悟吧：
地球、水星、火星等行星繞太陽做圓周運動時的向心力等于太陽對行星的引力，而行星的初速度又是怎么來的呢？牛頓說是上帝的第一次推動。當然，人格化的上帝并不存在。但賦予行星初速度和初始物質的客觀事實還是存在的，在本文，我們姑且把它稱做上蒼吧。
從天文學的角度來講，地球的公轉、自轉和擾動形成年、月、日和四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太陽系里，有的行星（比如金星）自轉一周的時間比它繞太陽公轉一周的時間還長，即所謂日比年長。看來，上蒼對地球的偏愛，就體現在它最初的一個偶然動作間。這個偶然的初速度和地球表面的初始物質分布，注定了地球上萬萬千千的事物的由來。我們地球上的一切事情的最開始的根源，就存在于這個初速度之中。要改變這個速度，是一個天文數字般漫長的過程。
至此，我們可以把這個普遍規則理解為宇宙發展的大趨勢；再小一點，就是地球運動的初速度注定了的自然規律；我們人類的發展規律就包含在這個大趨勢之中。再看拋硬幣，每一次拋硬幣的結果都是獨立的、不相關的，但存在一只看不見的手，使很多次拋硬幣的結果是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機會各占50%，大量的實驗會說明這個50%是個定數，不可改變。按照宗教的思維習慣，給這個大趨勢或定數取一個人格化的名字，暫且就叫上蒼吧；按照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可以把上蒼理解為自然規律、公道、天理；數學說，上蒼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分布規律；物理學則說，類似于引力是物質在空間維上表現形式，上蒼則是物質在時間維上的作用規律；按照形式邏輯，上蒼是終極真理本身的總和。
上蒼是和諧的、美的、公正的。看似不公的事情，其實隱含著長久的公道。比如食肉動物吃食草動物，如果沒有食肉動物，食草動物會過度繁殖，把草根都啃光，最終自身也不復存在。但如果食肉動物象人類一樣貪婪，一次將許多食草動物咬死，作為財富儲藏起來，上蒼肯定不會坐視不管。上蒼不會管你每一次拋硬幣的結果，但你多次拋的結果跑不出上蒼的設定。
上蒼是明白的，對宇宙間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上蒼用所有的生物都能讀懂的語言昭示了宇宙的自然法則，誰違背了這些法則，遲早會得到報應。海平面上升和內陸沙漠化就是上蒼對人類過度掠奪資源的報復，“非典”和禽流感是上蒼對人類殘食另類的警告。
地球并不是為人類而存在；相反,人類只不過是地球無意間生出來的一個怪異兒。人類富裕,地球貧瘠；人類輝煌，另類滅亡。任何缺乏互利的寄生物最后都會與宿主共消亡。地球才是這個世界的真正主人，我們只不過是主人殿堂中飛舞的幾只蜂蝶。
人類及生物的進化動力并不是自身產生的, 而是在上蒼力量牽引下進行的目的運動,如果試圖失去這種神秘力量的牽引,生命的進化便會加速滅亡。
人類的科學技術進步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宇航員登上了月球，飛船登陸了火星，似乎驗證了“人定勝天”；我們對物質的認識已經深入了原子核內部的基本粒子，人類似乎可以狂妄地否認上蒼的存在了。
可是，面對20世紀后地球環境的持續惡化，人類卻無能為力。就全球范圍而言，工業化的發展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資源為代價的。也就是說，人類的文明越進步，地球的環境越惡化，人類自身已經很難擺脫這種惡性循環。回顧地質史，恐龍以其龐大和強大，淘汰了幾乎所有對手, 最后自己卻在孤獨中死去。科學家已經預見到了人類的末日正在逼近我們不久的將來的子孫。
人類的出路在哪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歸自然，相信上蒼。人類要想在地球上長期生存下去, 就只有半饑半飽地生活，就像所有的動物那樣；因為地球母親的乳汁不能讓60億孩子都吃飽。當然，以人類今天的文明，不可能回到動物時代，可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動物，再高等的動物也還是動物。這就要求我們具有一種宗教的情懷：相信上蒼、甘于清貧、樂于奉獻、勇于犧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圍的一切。
宗教情懷的核心是相信善惡有報，自覺行善積德。雖然科學不能直接證明善惡有報應，但科學怎么也不能間接證明宇宙間不存在因果報應。而且，從已有的科學普遍原理來推理，至少善惡與報應的正相關性大于負相關性。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從亞里斯多德到愛因斯坦，從老子到楊振寧，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正是相信善惡有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是指沒有人格化的神仙鬼怪和超人的法術魔力；馬克思并沒有證明宇宙間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后世，無因果報應。
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要求自己的成員具有這種情懷，只是我們的信仰的上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不斷接近真理本身的。而終極真理本身的總和就是上蒼。
我們黨的幼年時期，認定自己掌握了真理，以真理的名義來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壓迫，推翻舊世界；我們黨的青年時期，還是以真理的名義領導人民建設美好社會。這些都是符合上蒼的本意的，所以上蒼在關鍵的時候會伸出無形的手，挽救我黨于危難之間，比如長征途中推出了毛澤東、西安事變、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等等。
一直以來，我們黨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的姿態出現，這就是我們黨的權力的來源。直到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還是認定自己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上蒼是不是這樣認為的呢？不見得了，因為上蒼已經多次用我們大家都能讀懂的語言對我們黨發出了警告：四五運動、六四風波、法輪功事件、層出不窮的省部級高官腐敗案……上蒼對眾生是平等對待的，不會永遠偏愛一個孩子，你不能因為一時掌握了真理就叫別人永遠聽你的。
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教，意思是說：共產黨人要體現上蒼的意志，甘于清貧、樂于奉獻、勇于犧牲自我、善待自己周圍的一切。這些是在道德層面的，宗教嘛，不能代替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民主體現了上蒼的平等，法治體現了上蒼的公正。當然，民主和法治不是萬能的。很多時候，多數人的意志并不是上蒼的意志，成文的法律更是無法面面俱到地體現上蒼的意志。但無論如何必須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所以，必須有一個道德層面的組織來人性化地體現上蒼的自然法則，這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人必須以唯物主義的態度信奉上蒼，有自覺自愿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相信善待他人（包括動植物及環境）就有善報。在黨內，主要是提倡謙讓的精神，比如幾個條件十分接近的黨員競爭同一個位置這樣的問題，在法律制度不好解決的情況下，在黨內必須解決。共產黨人必須具有犧牲精神，哪里最艱苦、最危險，哪里就有共產黨人。作為組織生活方式，共產黨員必須定期向黨支部或黨小組匯報自己的真實情況，當著大家的面向上蒼懺悔自己的過錯。在黨內，黨員可以批評任何黨員，無須有十足的事實根據，只要他自己覺得無愧于上蒼就行了。

四、 五星紅旗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完美結合，反映了事物在和諧發展階段的矛盾運動規律

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一統天下”，二是“勝者王侯敗者寇”。在東方文化里，政治上不存在反對派，反對派要么推翻現有政權取而代之，要么被打倒了還要被株連九族。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國家的政治理念是強調實體的完全平等和尊重個性的多樣化，反對派和當權派可以和平共處，互相斗爭又互相配合，共同促進。
五星紅旗所倡導的理念是：占主導地位的主體部分（漢族、公有制、共產黨、社會主義）不僅不排斥占次要地位的部分（少數民族、私有制、民主黨派、資本主義），而且還主動容納他們，吸收他們的長處，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形成一個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樣性的生動活潑的實體。并且，在量的分布上，主體略大于次體相加的總和，但相差不遠。
從美學上講，過分的統一顯得呆板，過分的多樣化又顯得無序；過度的統一會產生僵化和腐敗，過分的多元化會產生動蕩和混亂。只有二者達到一個和諧的比例（最好是“黃金分割”比例，即0.618），才能適應社會的正常發展。我們的五星紅旗，看上去很美：主體明確，又有次體支持；內容豐富而不繁雜，略有變化而不凌亂。
從哲學上講，一個事物如果沒有其對立面，就會在事物內部產生分化，生出兩派或多派來。我們的五星紅旗，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一顆大星代表矛盾的主要方面，四顆小星代表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兩個方面既有同一性，又有斗爭性。事物的發展在大多數時候是通過“和諧競爭”的形式來實現的，在事物的和諧發展期間，矛盾的兩個方面不是勢均力敵的，但也不會相差太遠。現實生活中，兩口子完全般配，雙方都事業有成的例子極少見；倒是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般配的夫婦，其中一方能取得較大的成就，另一方也同時受益，雙方都感到幸福而且實實在在享有幸福。類似的情況可以普遍推廣到很多領域。
“和諧競爭”理論是由矛盾協調律演繹出的一個重要命題，它旨在解決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的內在發展機制問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沒有矛盾就沒有發展。矛盾又分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而所有矛盾又都同時具有著兩種屬性，即同一性和斗爭性。當矛盾的斗爭性大于同一性時，矛盾就表現為對抗性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解決往往以激烈的突變方式進行；反之，矛盾就表現為非對抗性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解決則往往以比較平和的漸變方式進行。對抗性矛盾發展的結果只有兩種，一種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如革命力量戰勝反動力量，真理克服謬誤等等；另一種是矛盾雙方同歸于盡，如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曾導致雙方同時消亡，并為新的對立雙方即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所代替等等。非對抗性矛盾又可分為融合性矛盾和共存性矛盾，兩種矛盾發展的結果也各不相同。融合性矛盾經過一定的發展過程，最后總能達成對立面的融合，總能依據一系列原則，在一定的發展機制和條件下，通過矛盾各方的斗爭、妥協與轉化，而促使舊的事物平和地融合成一個新的事物，如社會主義社會里存在的城鄉矛盾和黨內或人民內部不同意見之間的矛盾等等。在這里，矛盾之間的轉化式融合是其顯著特征。共存性矛盾的各種對立面卻是長期共存、和諧發展的，它能夠依據共同的基礎和原則，在一定的發展機制和條件下，通過矛盾各方在共同所依賴的系統中的某種交換功能，來促使事物在維護系統質的根本穩定性的前提下，實現矛盾各方協調互補式或平等競爭式的和諧發展。如生命體內各器官之間的矛盾和政治體制中各部門之間的矛盾，當代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矛盾等等。因此，矛盾之間的功能性共存就成了其顯著的特征。 在共存性矛盾的各對立面之間，異質互補、同質相競是一個基本原則，異質互補的基礎是同體異質分工協作，同質相競的基礎是同體同質競位選優。于是協調與競爭就成為了存在共存性矛盾的事物得以發展的動力源泉。競爭產生系統活力，協調產生系統效率，同體性產生系統合力。有合力、有效率、有活力的系統發展機制，就是和諧竟爭的系統發展機制。合力是和諧競爭機制賴以存在的基礎，效率是和諧競爭機制賴以發展的保障，而活力則是和諧競爭機制賴以運行的動力源泉。若要使共存性矛盾能量獲得和諧競爭機制的轉換消解與整合釋放，從而推動事物本身的和諧發展，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先決條件。如果主觀地夸大斗爭性，忽略同一性，使斗爭性極大，那么共存性矛盾就會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從而造成無序的混亂狀態；如果主觀地夸大同一性，掩飾或人為地抑制斗爭性，使同一性極大，那么共存性矛盾中的顯性矛盾能量就會轉化為隱性矛盾能量滯存起來，而抑制矛盾也就是抑制發展，所以這必然會造成表面有序的僵化停滯狀態。所以在調控、處理共存性矛盾時，對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比重，應大體遵循黃金分割法予以調控，既要使矛盾系統內的同一性略大于對立性，又要使系統內留有培育競爭活力的足夠余地。這類矛盾系統的系統同一性孕育著系統合力，系統斗爭性孕育著系統協調進化的功能。而所有這些目標，都只能通過一定的機制來實現。這種和諧競爭的機制，可以被人工地建構起來。在建構和諧競爭機制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首先明確：矛盾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它絕對不可能被強行消滅；強行限制或消滅矛盾的行為只能導致矛盾的惡性隱伏郁積；共存性矛盾的正確解決，不在于限制或消滅矛盾，而在于疏導和整合矛盾；矛盾同時也只能依靠一定的和諧競爭機制來自然解決，而不能依靠任何的一元化壟斷命令機制來主觀生硬地解決，也就是說，千變萬化的復雜的系統矛盾群的疏導及消解，與系統發展動力能源的整合及釋放，都離不開近似于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模型的一種和諧競爭機制。所以說，沒有和諧競爭，就沒有共存性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的和諧發展。
我們的五星紅旗，形象而美麗地體現了“和諧競爭”原理，指明了我們未來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的大體建構是“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
“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理論認為，在組織有機體結構中，除了多元化結構和一元化結構之外，還存在一種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在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中，“一元”是一級元或上位元，“有限元”是次級元或下位元；“一元”反映組織有機體內的同一性或穩定性，“有限元”則反映組織有機體內的對立性或演進性；組織有機體內的穩定性必須通過上位元對下位元活動的原則性調控與平衡來實現，而其演進性則必須通過“有限元”之間的分立競爭機制與協調機制來實現；上位元總是體現著組織有機體的整體協調性原則，而下位元則體現著有限元之間的異質互補與同質相競原則；在組織整體性原則規定的范圍內，上位元擁有一定的最高調控權、制約權和裁決權，而下位元則擁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權、彈劾權和申訴權；上位元確定著組織有機體演進發展的方向，而下位元則提供著組織有機體演進發展的動力；上位元規定著組織有機體的根本性質與實質內容，而下位元則決定著組織有機體的具體運作方式與發展形式。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中的下位元數量與功能，既不是取決于上位元加強統一與效率的需要，也不是取決于下位元加強制衡與競爭的需要，而是取決于組織有機體的整體性功能在制度上長期獲得最優發揮的客觀需要。一元化結構是一種組織“板結體”內的有序僵化壓力型結構，多元化結構在其初期則總是表現為一種松散組織混合體內的無序分化沖突型結構，而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卻是一種組織有機體內的有序自由發展型結構。因此，我們應當根據“一元調控下的有限分立元結構”原理來改革黨政體制，既要堅決反對政治一元化，也要堅決反對政治多元化。
從直觀的感覺來說，我們的五星紅旗比越南的單星紅旗好看，也比美國國旗上的同等大小的50顆星圖案和同等寬度紅白條圖案好看。有趣的是：有一個主元和有限幾個次元的多黨制要比（當代中國的）一黨專制好得多，也應該比勢均力敵的（美國的）兩黨制具有優越性，無疑比群雄林立的（意大利的）多黨制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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