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方法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方法

 
　　章征科

　　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他們對革命的態度直接關系到革命的結局。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方面很重視農民問題。但對毛澤東采取什么樣的方法動員農民群眾的問題
 
 
  
 
 
 
，卻缺乏系統研究。雖然有人或多或少涉及這個問題，但除了對經濟因素強調外，忽略了對其它因素的系統研究。對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方法進行系統研究，不僅可以總結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對當今從事農村工作的人也不無參考作用。

　　毛澤東自1925年春開始指導農民運動的實踐后，就致力于中國的農民運動，為此花費大量心血、精力，甚至蒙受 “左”傾領導人的打擊迫害，但仍一往無前。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多處提到要動員群眾。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在政治上，是動員農民群眾提高政治覺悟，打擊地主階級的囂張氣焰，擺脫神權、政權、族權、夫權四大繩索的束縛，恢復農民做人的尊嚴。在軍事上，動員農民參加黨領導的各類武裝，特別是土地革命反“圍剿”中的擴紅運動，“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1]“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2]在經濟方面的動員是強調根據地的建設，如完成重要農產品的生產計劃需要“動員農民為著這樣的計劃而努力”，[3]涉及勞動力的調劑需要黨對農村民眾作“動員和督促”，[4]對青壯男子上前線后農村勞力缺乏還要動員女子參加生產。對畜力缺乏的問題，要“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合股買牛共同使用”。[5]另外，發展生產合作社、購買政府公債、糧食調劑和征集等工作都需要黨搞好群眾動員工作。毛澤東之所以強調動員農民群眾，并強調動員農民群眾擁護革命是中共的中心任務，是因為他明白農民群眾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他認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農民戰爭”。“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擁護革命的群眾”。[6]這表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已上升到革命的戰略高度。怎樣才能得到農民群眾的真心擁護？這就涉及到采取什么方法動員農民群眾的問題。

　　怎樣動員農民群眾，毛澤東本人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的論述，但他指出了動員群眾的總的方式。這就是，第一是 “群眾化”。這種方式應是領導者所采取的措施要為“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的方式”。[7]這種動員方式實際上是要求領導者要根據當時的具體環境和群眾的所表現出來的情緒采用相應的方法。第二是“組織上動員群眾”。[8]這種動員方式要求發揮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基層干部及軍事組織的作用。我們只要對毛澤東的理論著作及其革命實踐予以關注，還是能系統把握他關于動員農民群眾方法的線索。

　　毛澤東強調動員農民群眾的過程主要包括自下而上的動員過程，即通常所說的發動農民群眾促使其政治意識覺醒的過程；自上而下的動員過程，即覺醒了的農民群眾積極投身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所謂動員農民群眾的方法，就是怎樣實現這兩個過程并使之統一起來，從而完成黨的革命綱領的方法。由于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所以他動員農民群眾的方法也是有針對性的。

　　首先，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強調要綜合發揮經濟、政治、軍事等因素相互促進的作用。這是決定動員效果的關鍵性的方法。

　　農民群眾為什么有革命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分配不公，農民付出的太多而獲得的太少。1930年10月，毛澤東在江西興國調查時發現，土地分配不均是農民要求革命的主因，并由此斷定，無產階級革命是能“獲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擁護和贊助的”。[9]這個結論與他1927年初在湖南農村調查的結果相一致。當時，他就發現：農民各階層是否具有革命性與其擁有的財產數量有直接的關系，越貧窮者越有革命要求。因此，無產階級革命要得到農民群眾的支持，必須首先注意農民群眾與物質利益的關系。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主要采取了三個循序漸進的步驟：

　　第一，保障農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保護農民群眾現有的物質生活條件。

　　土地革命時期，是國共兩黨及其軍事力量尖銳對立時期。國民黨為了隔絕農民群眾與共產黨和紅軍的聯系，除利用武力威脅、宗族控制、物質利誘外，還竭力強化反動宣傳，誣蔑共產黨、紅軍“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罵共產黨、紅軍是 “赤匪”，使得廣大農民群眾因擔心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不敢接近共產黨、紅軍。1927年9月底，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向井岡山進軍途中就遇到沿途農民群眾紛紛躲避的情況。面對這種嚴峻形勢，毛澤東通過嚴明部隊紀律，保護農民群眾原有財產，用農民群眾的東西時折價補償。通過這種行動，共產黨擊破了反動派的宣傳，農民群眾對毛澤東的隊伍表現出極大的友情。紅軍戰士賴春風回憶當時情景說：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快到古城時，沿途“老表們紛紛騰出房子，準備糧食蔬菜，為迎接自己的隊伍而忙碌著”。[10]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根據紅軍執行政策的情況和不斷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為紅軍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十分注意保護農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正因為黨和紅軍注意保護農民群眾的利益，秋收起義部隊才在井岡山地區獲得了群眾初步的卻是真誠的擁護，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之火。

　　第二，滿足農民群眾的正當的物質需求。

　　農民群眾的物質要求一般說來不外乎有自己可耕的土地，有可供溫飽的衣食。因而毛澤東在動員農民群眾時很注意滿足農民群眾這方面的基本要求。其辦法是除取消國民黨政權、當地土豪劣紳強加給農民群眾的各種苛捐雜稅外，主要是靠打土豪，分浮財，分田地。1928年2月，井岡山根據地在國民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下出現春荒，許多農民群眾無米下鍋。毛澤東命駐古城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發動群眾，打了幾戶土豪，分掉他們的糧食、牲畜、家禽等財物。古城群眾拍手稱快。他向聚集的群眾表示：我們有困難，人民更有困難，我們任何時候首先要想到人民。我們寧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糧食分給群眾，寧可自己蓋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給人民。[11]古城群眾深受感動，出現了踴躍參加工農革命軍的感人場面。

　　對于分田地，毛澤東更是關心。1928年12月，毛澤東總結一年多土地革命的經驗，制定并頒布《井岡山土地法》，后在實踐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并作了原則上的修改。1929年4月毛澤東制定《興國土地法》，以“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代替以前“沒收一切土地”的原則。1930年又確立了農民土地私有權和土地買賣兩項原則。此后，毛澤東又多次開展農村調查，完善土地分配辦法，從而達到了改造地主，限制富農，爭取中農，保護雇農的目的。

　　第三，關心農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

　　毛澤東平易近人，在農村搞社會調查時，經常到田間地頭，同農民群眾共同勞動，及時了解農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及他們對蘇維埃政府、干部的態度。1932年9月，毛澤東在福建汀州老古井養病期間，做了大量調查，草擬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并請農民、工人、戰士閱讀提出修改意見。1933年11月，毛澤東到長岡鄉調查時，訪貧問苦，對婦女耕地、軍屬生活、孩子上學等諸多問題非常關心，并把這次調查的心得寫進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該文于1934年1月公開發表。在文中，毛澤東諄諄告誡從事實際工作的黨員干部，要得到群眾的擁護，要群眾全力支持革命，最重要是要“關心群眾的痛癢”，“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2]毛澤東相信：黨員干部只要這樣做了，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共產黨，“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13]否則，“工農群眾如果對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要影響我們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14]經濟手段是動員農民群眾的前提，主要是讓農民群眾直觀感到共產黨、紅軍是專門為窮苦人謀利益的。但要真正使農民群眾確立積極投身革命和建設的自主意識，單純靠經濟手段是不能實現的，還必須克服農民群眾的落后意識，使他們的思想符合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要達到這一目標，是離不開政治手段的。

　　農民階級是一個具有兩重性的階級，既是受剝削者受壓迫者，又是小私有者。在長期的封建社會延續中，身上帶有許多落后的東西，如宿命論思想、迷信權威、自私散漫等。這些落后的東西如不加以徹底清除，即使農民群眾起來斗爭，結果對革命也會產生不良影響。毛澤東在井岡山調查時就覺察到：“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5]因此，在動員農民群眾的過程中必須克服農民群眾身上表現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自身弱點。對此，毛澤東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激發農民群眾的政治熱情，打消他們的自卑感。

　　中國農民群眾由于長期遭受封建統治者的欺壓，加之他們連綿不斷的反抗活動最終總以失敗而結束，這使農民群眾對自己的能力發生懷疑，逐漸形成逆來順受的心理。這種自卑心理是發動農民群眾的嚴重障礙。只有清除這一障礙，才能促使農民群眾覺醒。所以毛澤東強調我們黨“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16]針對農民群眾信八字信風水這種宿命論觀點，毛澤東指出，天下窮人不是因為命不好，墳山不貫氣而貧窮的，是因為有本地的土豪劣紳和外國“洋財東”的欺壓和剝削而造成的。只要窮人團結起來，打倒壓迫自己的反動勢力，“窮人就會不姓窮”。[17]針對農民群眾的自卑心理，毛澤東高度贊揚農民具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18]“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19]對婦女當中想參加革命的，毛澤東也大加贊揚，告訴婦女“我們不要小看自己，在中國的歷史上，婦女從來就是了不起的。廣大勞動婦女是一支偉大的革命力量。我們進行的革命斗爭，需要發動廣大的群眾，包括婦女在內”。[20]

　　毛澤東主張把革命性堅定的農民群眾吸收到黨和政府內，甚至讓他們擔任革命的領導工作，以此激發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1928年1月，中共準備建立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毛澤東推薦農民王次淳擔任縣長。當時，王次淳很擔心，認為自己是一個挑大糞的做田佬，又沒文化，干不了。毛澤東則說：你行，我們的大印就要你這樣的挑大糞的農民來掌。[21]

　　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強調黨和政府要幫助農民群眾恢復做人的尊嚴，把農民群眾本該享有的權利如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和結社自由等還之于民。而且，在動員農民群眾時，我們的黨員干部不能把這些權利當作對農民群眾的施舍，而應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農民，引導農民通過政治斗爭打倒地主階級去爭取，注意在斗爭中不要代包代辦，而應采取“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政策，[22]也就是說把農民群眾爭取政治解放的主動權交給他們自己。

　　這表明毛澤東所主張的政治動員過程是通過鼓舞農民群眾的斗志，瓦解地主階級控制農民群眾的政權、族權，再進一步打倒神權、夫權的過程，是讓農民自求解放的過程。

　　第二，加強組織領導，克服農民群眾的散漫自私。

　　由于交通閉塞的地理環境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影響，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散漫自私的弱點。對于散漫，毛澤東主張或贊同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這些組織可分為政治性的組織如農民或貧農團，軍事組織如自衛隊、童子團等，經濟性組織如各種形式的生產合作社等，文體性組織如各類補習學校辦的識字班、宣傳隊等。通過經常性的組織活動，增強農民群眾的凝聚力。對于自私，毛澤東主張要堅決抵制絕對平均主義，強調按勞分配，強調公德。但要滿足農民群眾對土地的私有要求。193 0年以前毛澤東制定的有關土地問題的文件中強調土地國有制，但在1931年毛澤東就提出了土地農民所有制。在2月27 日致曾山和江西省蘇維埃一封名為《民權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中，指出：革命時期分定了田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土地，一家定業，生產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于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政府不得借詞罰款，民眾團體也不得勒捐”，并認為“只有實行現在民權革命時代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23]他后來又補充說：“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24]可見，毛澤東強調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有一個從利己主義向利他主義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對中國社會發展意義深遠。

　　至于軍事動員，除了動員農民群眾參與共產黨領導的軍事組織外，毛澤東主要是強調紅軍在動員農民群眾過程中的作用。毛澤東為紅軍規定了三大任務：宣傳、作戰、籌餉。其中宣傳、作戰對動員農民群眾作用重大。毛澤東認為“紅軍的宣傳是紅軍的第一個重要的工作”，這個工作完成好了，“才可以實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對于作戰，毛澤東要求紅軍集中兵力消滅敵人，認為紅軍集中作戰，就能夠消滅大一點的敵人，占領城鎮，進而“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25]發揮軍事手段在動員群眾中的作用要確保紅軍作戰勝利。只有打勝仗，才能鼓舞農民群眾的斗爭信心。毛澤東在《清平樂·蔣桂戰爭》一詞中描述了勝利的作用：“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澤東這次進軍閩西，取得重大戰果，爭取了80萬赤色群眾。[ 26]1931年，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在江西根據地拔除了一批地主武裝據點，在廣昌、寧都等地爭取了數十萬群眾。[ 27]

　　其次，毛澤東在動員農民群眾時，還運用人際交流和大眾傳媒等手段，作為經濟、政治、軍事手段的重要補充。

　　根據毛澤東的革命實踐，人際交流的動員方式主要有典型的個別動員和群體動員兩類。

　　在革命力量初起以及雖有所發展但相對反動勢力仍顯得弱小時，農民群眾對革命是有擔心的，他們害怕斗爭失敗及失敗后反動勢力的報復。此時，就要采取個別動員。1927年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在＠①縣中村一帶發動群眾。“可是也有少數群眾擔心惡霸地主反攻倒算，因此不敢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財”。對這些群眾，毛澤東不是棄之不顧，而是一有時間就挨家挨戶地上門做工作。說服葉老漢就是一次成功的個別動員。葉老漢是個飽經風霜的貧農，不敢接受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打土豪而得來的財物。這表明老漢對接受財物的后果很擔心。不打消葉老漢的這種顧慮，就很難動員更多的群眾參加革命。毛澤東深明此理。他在找老漢談心時，沒有講什么群眾不易理解的大道理，而是用人人都知道的事實去啟發群眾，如一雙筷子易折，一把筷子就不易折，小石頭可以砸破大水缸等。結果這次談心，不僅提高了葉老漢的政治覺悟，而且還影響了許多聚結在葉老漢家的群眾。他們紛紛表示：“只要窮人心齊，還怕那幾個臭地主”，“有毛委員領路，我們什么也不怕”。[28]這種典型個別動員方式一下子縮短了共產黨與農民群眾的距離，堅定了農民參加革命的信心。

　　另外，當一些農民群眾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不理解以及對黨員干部工作有不滿情緒時，也要采用個別動員。如在根據地發展合作社以發行戰爭公債，一些地方黨員干部采取命令主義的作法，結果導致群眾的不滿。因此，毛澤東主張要“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29]

　　在農民群眾受到革命影響的人數越來越多，在局部地區顯現了一定的實力時，則可采取群體動員方式。這一方面可以顯示自己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也能吸引更多的農民群眾參與革命。開展群體動員的方法很多，如組織群眾性的紀念大會、慶祝大會、公判大會，提出有鼓動性的政治口號等。秋收起義時，毛澤東提出了“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清算土豪劣坤”，“實行農民協會專權”等十大動員口號，結果光萍鄉縣就有3萬多農民行動起來，“為毛的出現而歡欣鼓舞”。[3 0]毛澤東堅信“在大混亂的現局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31]

　　要搞好人際交流的動員方式，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要以誠懇、熱情、平等的態度對待農民群眾，要有甘當“小學生” 的精神，語言要生動形象，講道理要深入淺出，切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要多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毛澤東本人在這些方面為廣大黨員干部做出了榜樣，也正因為這樣，毛澤東獲得了根據地人民極大的愛戴。

　　人際交流受時空影響太多，而大眾傳媒則能彌補其不足。所以毛澤東對大眾傳媒也很重視。大眾傳媒在當時主要是指報刊雜志。毛澤東認為它也是動員農民群眾的重要手段。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就對大眾傳媒在動員群眾時的作用有清醒的認識。1925年12月，他創辦《政治周報》的目的就是為了擊破反動勢力的宣傳，爭取廣大民眾。為了指導農民運動，他還負責農民運動叢書的編輯工作。在任國民政府宣傳部代理部長時，曾對當時國民黨不能利用報刊發動民眾提出批評，認為國民黨“黨報不健全”，宣傳方面“偏于市民，缺于農民，偏于文字，缺于圖畫”。[32]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更加注重大眾傳媒的作用。1929年就當時紅軍宣傳沒有充分利用各種傳媒提出嚴厲批評，指出“傳單、布告、宣言等陳舊不新鮮。同時，散發和郵寄都不得法”，“壁報出得很少，政治簡報內容太簡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革命歌謠簡直沒有”，“畫報只出了幾張”。[33]他要求紅軍各級領導注意改進宣傳工作中的上述缺陷。1931年3月，毛澤東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撰寫了關于在紅色區域普遍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及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表明了他對報刊在動員農民群眾過程中的作用進一步的強調。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于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34] 他還對如何辦報進行了指導，指出簡報只登載簡明的消息，這些消息一要與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以此引起群眾的閱讀興趣；二要有時間、空間的變化，以此擴大群眾的視野，引導群眾參加更大范圍的斗爭。簡報上的所有材料都要有鼓動性，且用大紙張、大字書寫，要張貼在村口大道等顯眼之處，并要組織有閱讀能力的人為廣大群眾講讀。從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可以看出，《時事簡報》從形式到內容都切合農民群眾的口味，從而變成真正動員群眾的“武器”。

　　由于毛澤東對大眾傳媒的重視，蘇區的報刊種類迅速增加，到1934年1月，單中央蘇區的報紙已有大小34種。這些報刊在動員群眾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如《紅色中華》緊密聯系戰爭形勢，對第四次反“圍剿”中關于募集革命公債的宣傳，查田運動的宣傳，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擴大紅軍的宣傳都有很大的成效。《青年實話》針對農村青少年的特點，以生動的、口語化的語言宣傳黨的各項任務并動員群眾實現這些任務，從它發行多達28，000份就可看出它是深受廣大農民群眾喜歡的。這些報刊真正成為黨和群眾聯系的紐帶，發揮了黨的報紙“鼓勵群眾，說服群眾，組織群眾的利器”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時期，地主階級、國民政府加強了對農民群眾的控制，鄉村建設派、平民教育派也以自己的方式強化對農民群眾的影響，但是對農民群眾影響最深的當屬共產黨對農民群眾的動員方式。中共能在惡劣的環境里點燃工農武裝割據之火，與中共獲得農民群眾的擁護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是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方式實現了中國農民的革命化，使共產黨掌握了對農民群眾的領導權，也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救亡與啟蒙相脫節的問題，從而對形成堅固的工農聯盟，發揮農民群眾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動員農民群眾的方式也由此成為他高超的領導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

　　注釋：

　　[1][2][3][4][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122、117、 118、118頁。

　　[6][7][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25、110、110頁。

　　[9]《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頁。

　　[10][11]《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145頁。

　　[12][13][14][15][16][18][19]《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24、125、106 、76、33、21、15頁。

　　[17]《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143頁。

　　[20][21]《毛澤東風范詞典》，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40頁。

　　[2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3頁。

　　[2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1927-193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390頁。

　　[2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23頁。

　　[2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00頁。

　　[26]《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頁。

　　[27]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頁。

　　[28]《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144頁。

　　[29][3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1、99頁。

　　[30]韓素音：《赤潮：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32]《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頁。

　　[33][34]《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7、26頁。

　　摘自：《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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