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本性自私論”，它是人類商品交換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客觀經濟規律，由此為邏輯起點構成亞當·斯密的全部經濟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其人性論思想，指出“人本性自私論”是把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夸大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換的根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把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簡單化為功利、金錢和剝削關系，其實現的基本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其市場經濟體制。 “人本性自私論”及其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嚴重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其危害性愈發突出。理論工作者需要對此進行全方位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和經濟學理論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

任何一個社會組織都需要進行價值體系建設，引導人性中健康向上的傾向發展起來，抑制那種低水平的墮落的傾向。此即古人所說的“扶正祛邪”。 這項“扶正祛邪”的工作，毛主席做得最好。毛主席代表著人類智慧與美德所能達到的極致，他的大公無私、清廉、智慧與勇敢，都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便能代表和弘揚社會正氣。在舊中國那種道德崩潰、社會黑暗、一盤散沙的悲慘狀態下，他領導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從頭收拾舊山河，完成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使中華民族重新站了起來；在他的領導下，人民群眾揚眉吐氣，心情無比舒暢，是毛主席領導的偉大社會變革，打破了他們原有的生活軌道，使他們的生命與一個偉大的事業聯結起來，實現了生命的最大價值，達到了人性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史無前列的，必須而且只能正面敘述。文化大革命不但成就了地理和產業布局的大三線，而且形成了人民思想路線和精神家園的大三線。文化大革命以最小的社會經濟成本代價，以幾乎微不足道的政治、社會沖擊影響，在抓革命促生產的政治經濟辯證態勢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自我繼續革命的偉業。改革開放與此相比，則真正地顯示出是長期的全局性的問題。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客觀造成的兇猛和劇烈于當代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對所有釀成中國經濟機制、社會矛盾、生態環境悲劇、人民大眾主人公地位喪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被蠶食、掏空和束之高閣，我們必須進行理論徹底清算和道路轉型深度社會分析和政治反思。

中國的腐敗從胡耀邦當政時代開始，從胡耀邦為之平反那一批官員正式大展拳腳的時候開始。過了貪污腐敗的階段，除幾大骨干企業，也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巨大的資產階級在掌握經濟之后，要反過來參與政治。不甘寂寞的胡德平跳出來了，站在了資產階級一方，要秉承其父的“偉大改革”，來向體制發起進攻了。進攻的標志是什么？胡耀邦的標志是否定毛澤東。胡德平呢？否定鄧小平。胡德平，本無名氣，所以名聲大造，也不是他的本事。有后面的資本勢力要他打先鋒。只是，一旦胡德平完成了第一波進攻，也就沒什么用了。胡德平之短見和冒失與其父親也類似，他不知道自己這先鋒必被拋棄。

中國假如換成了美國制度，權貴資本能消除嗎？我認為不可能。反而只能使權貴資本更加合法化。事實上，當今美國就是如此。權貴資本在當今中國的猖獗，關鍵不在中國傳統，而在于某些權力正在領導中國社會奔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無非是讓權貴資本合法化而已。中國如果變成西方的體制，一定是權貴資本狂歡的日子。中國如要改變權貴資本的現狀，只能從現有體制內部著手變革。

資產階級官員在國內的欺騙秀，是為了掩蓋他們是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真相。而拜登、駱家輝等在中國的欺騙秀，除掩蓋他們的階級實質外，還想用這欺騙秀促成“顏色革命”，促成類似于利比亞事件在我國發生。因為他們知道我國民眾對官員公款消費的憤恨，他們企圖用他們的欺騙秀來散布這樣的欺騙，只有實行向西方更多接軌為目的的“顏色革命” ，才能使官員象他們那樣“親民” ，才能消滅公款消費。

對七層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構成了七大類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即：道德觀、自然觀、群體觀、社會觀、政治觀、民族觀、國際觀。如上所述，在核心價值觀的所有層次，在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種是“主流”。這種情形就是“核心價值觀的迷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缺少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沒了“主心骨”。

“反帝反修，救黨保國”的口號引起了較大的爭論。雖然贊成者居多，但反對者也不少。由于這個口號事關重大，只有搞清楚對錯才利于真正實現毛左派的團結統一，我就此以談心交心的態度和方式，和戰友們交流一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