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兼職高級研究員
原文載丨經濟導刊
最近一年來，幾乎每天都會傳來有關中美經濟脫鉤的壞消息，華為首當其沖。美國現在已經擺出架勢，要對華為發起“絕殺”，意圖禁止全球幾乎所有制造商向華為出售一切采用美國技術生產的芯片。不僅華為依賴進口芯片，整個中國高科技產業也依賴進口芯片。2019年，我國芯片自給率僅為30%左右，當年芯片進口金額為3040億美元，遠超排名第二的原油進口額。與芯片生產相關的高端半導體設備具有極高的門檻和壁壘，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為外國所壟斷。在脫鉤甚囂塵上的大背景下，中國芯片自給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達到70%左右?中國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擺脫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對此，很多人不敢樂觀。而華為的掌門人任正非卻很冷靜，他囑咐華為戰略預備隊學員：“‘要讓打勝仗的思想成為一種信仰;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這是美軍馬丁·鄧普西上將的話。你看，我們高舉美國將領的話，向美國學習的精神并沒有因為美國打擊我們而改變。”[1]
其實，脫鉤、斷供在近代歷史上并不少見。本文回顧一個小小的歷史片段，即美國在二戰期間曾經遭遇過的致命橡膠危機。看看美國的例子，也許有助于我們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認為，芯片是現代工業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與隨處可見的橡膠似乎沒有可比之處。殊不知，今天中國人對芯片的關切程度還不一定比得上二戰初期美國人對橡膠的關切程度。昔日被稱作“黑色黃金”的橡膠具有不可或缺性，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無法比擬的。事實上，今天人們之所以認為橡膠唾手可得，恰恰是因為它曾經的稀缺，催生了現代世界不可須臾離開的合成橡膠產業。
最大短板
橡膠原本只有天然橡膠。早在20世紀初，當汽車工業剛剛誕生時，人們已預感到，天然橡膠將無法滿足未來社會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國有機化學家領導的研究團隊獲得世界上第一個合成橡膠的專利。次年，德國橡膠巨頭“大陸集團”(Continental AG)開始生產合成橡膠汽車輪胎。一戰期間，英國的海上封鎖迫使德國廠商轉向，生產了大約2500噸甲基橡膠。十月革命后，屢遭外敵封鎖的蘇聯也付出極大努力，發展合成橡膠產業，于1927年完成第一項合成橡膠實驗，于1932年開始批量生產合成橡膠產品，是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戰與二戰初期的主戰場在歐洲，與美國遠隔一個大西洋，戰爭的緊迫性沒有那么強。整個30年代，美國主要還是使用天然橡膠，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膠進口國，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膠產量。不過，美國幾家相關公司也開始研發合成橡膠，出現五種不同的技術路線。但這時，它們是各懷鬼胎，都希望壓倒競爭對手，沒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別是與德國化工巨頭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膠專利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來的美孚)，它不斷制造要與本土競爭對手分享技術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開合成橡膠方面的獨立研究。后來，杜魯門牽頭的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標準石油公司的所作所為 “確實阻礙了美國合成橡膠的發展”。
反倒是身處歐洲大陸的蘇聯與德國更有緊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開始催促本國企業大力發展合成橡膠，他說：“……合成橡膠的大規模生產也必須以同樣的緊迫感來組織和實現。從現在開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藝沒有完全確定之類的借口了。我們是否要再等下去，這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否則，就會失去時間，危險時刻的突如其來會讓我們措手不及。”蘇、德兩國在30年代下半葉大力發展合成橡膠產業，掌握著該產業的核心技術。到1940年，蘇聯的合成橡膠年產量已達9.7萬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國;德國緊隨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膠生產國;以至于開戰后，它們雙方戰車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膠制作的輪胎。
在直接投入二戰之前，美國生產的幾乎每一種戰略物資的份額都比其他國家高，唯獨合成橡膠是例外，成為最大短板。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發與生產遠遠落后于德國與蘇聯。1940年，美國的合成橡膠生產能力只有區區4500噸(占國內消費總量的0.4%)，而蘇聯和德國兩國合成橡膠的年產量共有12萬噸左右,是美國的幾十倍。事后，美國重量級國會議員賴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遺憾地說：“100多年來，我們一直把獲得橡膠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使用了大約35000種橡膠產品，但我們犯了一個近乎致命的錯誤，認為橡膠唾手可得。我們幾乎完全沒有從戰略角度看待橡膠，沒有意識到它在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確，橡膠當時是現代戰爭中最強大的武器之一。橡膠是制造飛機、軍艦、坦克、汽車、各種軍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戰中為美國及其盟軍屢建奇功的謝爾曼坦克，每輛需要大概半噸橡膠;每架重型轟炸機大概需要一噸橡膠;每艘戰艦需要兩萬多個橡膠零部件，重量共約16萬磅。此外，二戰爆發的時候美國有3000萬輛乘用車、公共汽車和卡車，它們都需要輪胎;每個工廠、每個家庭、每個辦公室、每個軍事設施里的每一寸電線都需要橡膠的包裹。沒有足夠的橡膠，根本就無法應戰，更談不上取得戰爭勝利了。
圖1 美國橡膠供給來源(1939年-1945年)
數據來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戰爭已在亞洲進行多年，歐洲方面，德國從入侵波蘭開始，攻城略地、勢如破竹。面對全球供應鏈可能完全斷裂的局面，羅斯福在這一年6月終于宣布橡膠為“戰略與關鍵物資”，并成立了國有企業“橡膠儲備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簡稱RRC)，抓緊大量囤積來自海外的天然橡膠(與今日華為囤積芯片相似)。如圖1所示，1940年與1941年，美國的天然橡膠進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從不到50萬噸躍升至約82萬噸;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進口量幾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達95萬噸，備足了大約一年的民用需求。為預防更糟糕情況的出現，美國政府于1941年5月簽訂合約，計劃興建4座合成橡膠生產廠，讓4家輪胎制造商運作，年產量定為1萬噸;7月，又將產出目標提高到4萬噸，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應付可能到來的橡膠短缺。
陡然斷供
1941年12月7日爆發的珍珠港事件，對美國來說還是打了個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國98%的進口天然橡膠來自于遠東(圖2)，主要是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與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而這兩個地方已分別于1941年12月8日、1942年1月落入日軍控制之下;2月15日，駐新加坡英軍向日軍投降。這樣，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膠供應，美國幾乎完全斷供， 比華為芯片的斷供還要來得突然、猛烈。
圖2 美國天然橡膠的進口來源
數據來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國對日本宣戰;幾天之后，納粹德國及其軸心國伙伴對美國宣戰，迫使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被動迎戰。因為這一切是突如其來，應對起來十分棘手，橡膠成為整個美國經濟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對當代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有過之無不及。美國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獲得大量新的橡膠供給，這個仗根本沒有辦法打。為了確認當時的情況到底有多么嚴重，1942年8月羅斯?？偨y成立了由哈佛大學校長、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等專家組成的“橡膠調查委員會”(Rubber Survey Committee)。該委員會1942年9月10日發布的報告開宗明義第一段話就警告說：“在所有關鍵性與戰略性物資中，橡膠是對我們國家的安全和盟國事業的成功構成最大威脅的物資。鋼鐵、銅、鋁、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產可能足以使我們如愿以償地、迅速而有效地進行戰爭，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我們仍能保證這些物品有足夠的供應，以強有力地支援我們武裝部隊的大規模運作。然而，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地確保大量新的橡膠供應，我們的戰爭努力和我們的國內經濟都會崩潰。因此，橡膠短缺是我們面臨的最關鍵問題。”[2]很明顯，橡膠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可以說是生死攸關。
美國應對橡膠危機的第一招是尋找天然橡膠的替代進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還沒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軍的威脅)的天然橡膠重要產地是英屬錫蘭(今斯里蘭卡)，但它的產能只是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零頭;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膠產地產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夠美國兩個星期的消費量。更何況，其他很多國家(如英國、蘇聯)也希望從這些地方進口。顯而易見，即使能從這些地方進口一些天然橡膠，也無異于杯水車薪，是一條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實上，從1942年1月到1945年9月這三年半時間里，美國總共從全球搜羅來31.5萬噸天然橡膠，不足半年的戰爭需求。
第二條出路是廢舊橡膠回收。1942年5月12日，羅斯?？偨y發表了一次廣播講話，向全國民眾發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廢舊橡膠找出來。15日，羅斯?？偨y又錄制了一段戰爭宣傳紀錄片，在全國所有電影院放映電影前播出，其主題也是回收廢舊橡膠。羅斯福號召所有的美國人在6月的后兩個星期，將一切用不著的橡膠制品收集起來，以每磅一美分的價格，賣給擔任回收任務的全美40多萬個加油站和汽車修理鋪。[3] 羅斯福還帶頭將其寵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膠骨頭捐了出來，用于再生橡膠生產。然而，盡管采取了當時最先進的動員手段，到6月底，這次回收活動總共收到了不足22萬噸廢舊橡膠，讓羅斯福大失所望。延長10天后，回收總量提升至45.4萬噸， 這幾乎已把美國的犄角旮旯徹底掏空了，但距離羅斯福設定的100萬噸目標還相距甚遠。據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回收活動”， 但它是一錘子買賣，無以為繼。
第三條出路是減少橡膠的使用。為了節省汽車輪胎，也為了轉產軍品，1942年2月10日，全美最后一條民用汽車生產線關閉。在1942年5月的廣播講話與紀錄片中，羅斯福同時發出號召，“減少汽車的使用，通過慢速行駛和少開車來節省輪胎”。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眾的自覺。當月，17個州通過法案，開始發行票證配給汽油;沒有票證，有錢也買不到汽油。不過，汽油配給的目的并不完全是為了節約汽油，而是為了防止美國人過多使用汽車，浪費輪胎，浪費橡膠。汽油供應減少，可以迫使民眾少開車，從而可以少磨輪胎，少費橡膠! 同樣為了節約橡膠，1942年9月底，聯邦政府通過法令，將高速公路的行駛速度降到每小時35英里，因為相關部門研究發現，時速35英里的輪胎壽命是時速65英里的輪胎壽命的四倍。1942年12月，羅斯福總統又下令把汽油配給的做法推廣到全國所有48州。這三項節約輪胎的措施一直實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種開源節流的招數肯定有助于緩解橡膠短缺，但它們開的“源”太小，節的“流”不多，僅靠這三招不可能彌補天然橡膠斷供造成的巨大空擋，更難以應付與日俱增的本國與盟國的戰爭需求。對當時的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發展合成橡膠工業，它被提升至最高優先事項。[4] 1942年5月，美國“陸軍和海軍軍需委員會”主席警告：除非在庫存耗盡前，“合成橡膠可以大量供應，否則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只能叫停整個戰爭”。被戰爭與斷供逼得無路可退時，以前想辦卻無法辦到的事反倒出現了轉機。在這其中，政府扮演了關鍵角色。
協同應對
戰時狀態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國政府在1940年6月28已組建了“橡膠儲備公司”。成立之初，該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進口、囤積與分配天然橡膠，服務于國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發生后，它馬上被賦予了全面推進合成橡膠產業發展的任務,包括控制相關原材料的生產，協調相關公司、大學與科研機構展開合成橡膠的研發與生產，以及合成橡膠制品的生產。當時，除“橡膠儲備公司”外，還有三個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組建新的合成橡膠生產工廠，這些機構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設進度。為此，“橡膠調查委員會”于1942年9月建議，“對與橡膠計劃有關的政府機構進行全面重組和合并”， 將所有涉及橡膠供給與使用的相關職權（包括技術研發與橡膠的購買、銷售、征用、儲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個新設立的機構——“橡膠署長辦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屬于權力巨大、機構龐大的“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膠儲備公司”與“橡膠署長辦公室”這兩個政府機構的作用是溝通產、學、研，協調人、財、物，爭取用最短的時間，從無到有，發展出一個足以支撐戰爭與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膠產業來。幾十年后，當一位美國學者回顧合成橡膠發展史時，他不無感嘆地說：“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們孫輩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會看到當時合成橡膠項目展現出來的萬眾一心。政府、私營企業和學術界全都朝著一個目標努力，分享專利與協議，為了美國的整體利益而運營這些設施。”
專利共享
為了生產適合廣泛軍用的合成橡膠，美國政府首先要解決的是專利問題。戰前，杜邦公司已經發明氯丁橡膠，標準石油公司已經開發了丁基橡膠，但這兩種合成橡膠都不能用于生產輪胎。適合生產輪胎的是丁苯橡膠，由德國法本公司發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獲獎。幸運的是，通過戰前與法本公司廣泛的技術合作與共享，標準石油公司獲得了生產丁苯橡膠的專利與技術知識。但直到1941年，該公司不僅自身沒有投資生產丁苯橡膠，還以提起訴訟為威脅，阻止輪胎企業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異(Goodyear)使用這項技術。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月11日，德國對美國宣戰;同日，美國對德國宣戰。交戰雙方公司之間的商業協定不再作數。在這個背景下，官辦的“橡膠儲備公司”趁勢而入，于12月19日協調標準石油公司與美國四大輪胎生產巨頭固特里奇、固特異、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國橡膠公司(U.S Rubber)簽署了一份專利和信息共享協議。次年，美國政府發起對標準石油公司與敵國法本公司合作關系的司法調查;為了避免政府進一步施壓，標準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月26日同意，在整個戰爭期間免費與所有參與協議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膠方面的專利。同時，各公司代表和美國政府達成共識，所有類型的合成橡膠都采用新代號“GR”，意為“政府橡膠”(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膠(Buna-S)被稱作“GR-S”, 丁基橡膠被稱作“GR-I”等等，共五大類;產品以丁苯橡膠為主，其他種類的合成橡膠為輔，并確定將使用“共同配方”。最終，美國在二戰期間生產的合成橡膠中86%為丁苯橡膠?？梢哉f，沒有用于輪胎生產的丁苯橡膠，機械化的二戰根本無從進行。
直到這時，即政府迫使標準石油公司確保解封專利之后，大規模合成橡膠生產才真正成為可能。按照1941年與1942年的這兩次協議，除相互交流生產技術相關信息外，對于此前已經存在的專利，只需交付一小筆費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發明的新專利，將由所有簽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這兩項協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這是第一次有這么多美國公司同意分享他們的商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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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正非最新發聲：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2020年9月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紀錄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年6月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當時，合成橡膠不僅對美國至關重要，對納粹德國與蘇聯也不遑多讓。為此，美國曾對德國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膠制造基地進行轟炸，德國也曾在1941至1943年間對蘇聯的合成橡膠生產基地發動過毀滅性攻擊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協同應對
官產學協同，攻克工藝技術
達成合作意愿只是技術突破的第一步。雖然當美國進入二戰時，合成橡膠的生產已有20 多年歷史，但美國自身并沒有大規模生產合成橡膠的經驗，相關技術還沒有過關。與天然橡膠相比，合成橡膠更難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輪胎時需要更多的粘合劑。為了生產可靠的通用橡膠，必須研發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在談到業界最初對GR-S 的試產時，一位親歷者回顧道，第一批實驗樣品很快就顯示出，這種“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膠與業界熟悉的天然產品完全不同。拉伸強度約為天然產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發熱速度卻增加很快。他說，“如果有選擇的話，新的合成材料可能會被扔進垃圾桶。但這是戰時緊急情況，別無選擇，業界必須學會用它制造輪胎和其他產品”。[1]
由于GR-S 需要確定與天然橡膠不同的復合條件、促進劑、抗氧化劑以及炭黑的種類和劑量，政府攜手產、學、研發起了一項“美國合成橡膠研究計劃”(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 重點是改進GR-S 現有生產流程，并解決現有和潛在技術難點。該項目的牽頭人是貝爾實驗室的資深化學家羅伯特• R. 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參與者除各相關公司的研究人員外，還包括來自貝爾實驗室、美國國家標準局、伊利諾伊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十余所大學的學者。貝爾實驗室的多位化學家解決了GR-S 生產中的諸多關鍵技術問題;例如威廉• 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開發了一種利用橡膠溶液的折射率確定橡膠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術，對提高GR-S 質量作出的重大貢獻。
其他參與計劃的學者也不遑多讓，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總裁約翰• 科利爾(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將科學家和工程師比作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突擊隊和別動隊”。在橡膠署長辦公室的強有力領導下，科學家、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團隊聯合起來，各種知識與想法匯集在一起，所有數據與成果進入同一個信息庫，大家團結一致，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即這個項目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通力合作很快顯現出巨大的威力，該計劃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短時間內攻克諸多技術難關，在合成橡膠的開發和實際使用上取得快速進展，并不斷提高產品質量。計劃開啟短短16 個月后，GR-S 便開始批量生產。在該研究計劃持續期內，100 多種詳盡的研究報告通過橡膠署長辦公室分發到所有參與方，各公司共享了200 多項專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 年投身合成橡膠行業的化學家相信，通過以這種大規模集成方式展開技術攻關，美國合成橡膠產業得以“將平常需要走10 年的路，縮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資擴大產能
在推進技術研發的同時，美國政府也大手筆向合成橡膠產業投入巨資。據估算，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合成橡膠工廠的建設投資高達7 億至7.5 億美元(相當于今天的111 億至120 億美元)，用于興建51 座工廠， 占這些工廠建設費用的97%。此外美國政府對橡膠項目還有大量其他投資，總金額高達20 億美元左右，相當于今天的320 億元左右。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可以說完全是一場豪賭。當時就有咨詢公司評論說，“在這個國家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歷史上，從未像現在這樣，還沒有成熟的經驗、沒有經過試運行，就將這么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設施中去”。[2]但大戰當前，不賭行嗎?
很明顯，這51 座工廠都是全資國有企業。為什么采用國有制？原因很簡單，私營企業看不到大規模投資合成橡膠可以很快給自己帶來盈利機會，而政府這時正要為前線供應武器裝備，無從、也無需斤斤計較市場價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 年試圖推動合成橡膠工廠的建設，但幾乎白白浪費了兩年時間，只建起4 家年產量很低的小廠。“橡膠調查委員會”在1942 年9 月建議政府“硬闖”(bull through)合成橡膠領域;隨后由杜魯門領銜的國會委員會嚴厲批評了此前的謹小慎微的做法，這才為美國合成橡膠的大躍進掃平了道路。
這51 座工廠分頭由四大輪胎廠商設計、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 美元的價格將其租給這幾個廠商經營，幾乎是白送;看起來這仿佛是國有民營，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對這些工廠以及合成橡膠上下游企業實行嚴密監管，形成了一個橫向和縱向一體化的合成橡膠生產廠集群。[3]其次，為了避免妨礙各個廠商之間的合作，聯邦政府在合成橡膠領域暫時叫停了反壟斷法，不再奢談自由競爭。再次，這些工廠所生產的橡膠并不能隨意拿到市場上銷售，而是必須記在“橡膠儲備公司”的賬上，按“戰時生產局”制訂的分配方案，出售給工業用戶。[4]同時，它們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機構計劃分配的。用當時“戰時生產局”負責人的話說，“在廣大的生產領域，生產什么、誰來生產、出售給誰都是由政府決定。價格和工資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導勞動力在工廠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流動”。綜合起來看，相關企業根本談不上“民營”，而是國有官督商辦。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時間，美國上下對政府這么直接的干預合成橡膠產業的發展幾乎沒有任何辯論。事后證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間工廠的建設為例，在正常情況下，其建設周期需要10 年;然而，在戰時，由于各方面的齊心合力，它不到10 個月就投產了。[5] 美國的工業部門此前從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承擔如此巨大的任務，但他們知道，如果合成橡膠計劃失敗，美國的作戰能力將被大大削弱。既然沒有退路，面臨再大的困難，也只能硬著頭皮砥礪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 年，美國的合成橡膠生產能力只有4500 噸;1941 年，提高到8400 噸;1942 年，戰爭已經開打，4 家新建的工廠原計劃將產能提高到4 萬噸，但最終只完成了2.25 萬噸。轉機出現在1943 年。這一年，“美國合成橡膠研究計劃”初見成效，15 座工廠完工，GR-S 開始量產;當年產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達到23 萬多噸，相當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膠園的產量。1944 年是戰爭最吃緊的年份，對橡膠的需求升至頂峰。這一年，一個全新的合成橡膠產業已在美國形成，產量提升至76.3 萬噸，是1940 年的一百多倍。這年，曾擔任過“橡膠調查委員會”成員的哈佛大學校長、化學家詹姆斯• 布萊恩特• 科南特(James BryantConant，1893-1978)在給該委員會牽頭人伯納德• 巴魯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動地寫道：在短短兩年內，美國完成了“一項幾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務”，即建立起一個通常需要20 年才能發展起來的龐大合成橡膠產業。“回想兩年前那些炎熱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現在這一切幾乎好得不像是真實的。”[6]到戰爭結束的1945 年，建設美國本土合成橡膠工業的目標已超額完成，當年產量達94.5 萬噸，占全國橡膠消費量的87.6%，產能更高達110萬噸。
除了勝利，別無選擇
面臨生死抉擇的偉大崛起
談到二戰時期的科技進步，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膠對美國贏得二戰也許貢獻更大。實際上，當時的不少知情人都認為，合成橡膠計劃堪比“曼哈頓計劃”。1947 年，深度參與合成橡膠計劃的勞倫斯• 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冊子中指出：“美國的戰時合成橡膠計劃與美國在原子彈上的項目非常接近。”在他看來，這兩項計劃至少有三個共同點：1)總費用分別都有20 億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計劃執行，并取得了驚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導和控制下，大批來自不同部門的人員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團隊合作。直到1955 年，被人稱作“兩洋海軍之父”的美國資深眾議員卡爾•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還在一次國會關于政府合成橡膠項目的聽證會上情不自禁地說：“我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說，二戰期間建造起這些工廠是最偉大的戰爭成就，僅次于核武器的發展。”
的確，幾乎從零開始，合成橡膠的飛速發展稱得上是美國二戰期間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從質上講，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還不能生產可以用于制造輪胎的合成橡膠;1942 年GR-S 的產量只有區區3721 噸，占當年合成橡膠產量的16.5%，質量也不太好。隨著“美國合成橡膠研究計劃”快速取得進展，1943 年GR-S 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質量持續改善。
到戰爭結束時，GR-S 的占比穩定在八成以上，其質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膠(見圖1)。
圖1 美國合成橡膠的構成與產量，1940-1945 年
數據來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從量上講，珍珠港事件前，美國的合成橡膠產量遠低于蘇聯與德國;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已是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最大合成橡膠生產國，產量比德國的最高產量(1943 年)還要高出7 倍。戰后，美國占據全球合成橡膠生產霸主地位長達65 年(圖2)，直到中國合成橡膠的產量、產能分別于2010 年和2011 年超過美國，奪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膠生產大國的頭牌。
圖2 美國與全球合成橡膠產量及美國的占比，1939-1956(萬噸)
數據來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62
量的另一個指標也許更重要，從1944 年起，美國生產的橡膠已經可以滿足戰爭需求;到1945 年，除滿足戰爭需求外，橡膠產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7] 1940 年底，羅斯福曾發表廣播講話，呼吁將美國建成“民主的軍火庫”(Arsenal ofDemocracy)?？峙轮钡揭荒旰笏派钋械馗惺艿?，沒有足夠的合成橡膠，尤其是丁苯橡膠，這個“軍火庫”根本無法建起來。直到美國上下一心、協同攻關，突破GR-S 關鍵技術瓶頸以后，它那個“軍火庫”才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二戰期間，美國工業為前線總共生產了303,717 架軍用飛機、88,430 輛坦克，94,179艘戰艦、260 萬輛軍用卡車、60 萬輛軍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戰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軍軍備生產的優勢”。
假如沒有足夠、適當的橡膠供給，哪里會有這些軍火、裝備?沒有這些軍火、裝備，美國哪能具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豈有戰爭勝算?正是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時，全國上下眾志成城、迎難而上，才使美國得以從零開始，在三年之內發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膠產業，支撐起龐大的軍火庫，全面碾壓德意日軸心國。馬丁•鄧普西上將所說的“沒有退路就是勝利之路”，就是一個絕佳的佐證。
世界上最不怕封鎖的就是中國
今天中國面臨的芯片危機十分嚴峻，但還沒有達到生死攸關的地步。我們已經可以滿足自己30% 的芯片需要;利用現有的技術，我們已經有能力制作出28納米乃至14 納米技術的芯片;也就是說，非高端芯片的自給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機的7 納米、5 納米的先進制程芯片，以及此類芯片的制造設備與技術。順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膠輪胎也是我們的技術短板之一。以前，通過國際產業鏈，我們可以買到相關產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國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買到天然橡膠一樣。
現在斷供了，這是壞事，但壞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訴我們，“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許多人看到那個‘事’字上邊有一個‘壞’字，就認為它只是壞。我們說還有一個意義，它又是好事，這就是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
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8] 對當年的美國而言，天然橡膠斷供是極大的壞事，但如果不是經歷這件壞事，它的合成橡膠產業不知何時才能發展起來。美國都可以將壞事變為好事，中國也一定能。
在壞事變好事、化危為機方面，中國有豐富的經驗?！秾O子兵法• 九地》講到有一種用兵原則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眾陷于害，然后能為勝敗”;[9]于是我們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語。
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類似成語還有濟河焚舟、破釜沉舟、有進無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戰、壯士斷腕、絕處逢生、向死而生……，它們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披荊斬棘，奮勇向前。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程更是不斷化危為機的歷程。長征途中，面對失利和困難，毛澤東豪邁地寫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日本打到中國，毛澤東引老子的話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出“中國的失敗里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里面包含著失敗”。[10]抗戰即將勝利時，毛澤東在七大上一口氣列舉了“十七條困難”，然后告訴大家“古人說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11]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使出種種損招，企圖把我們扼殺在搖籃中，毛澤東大無畏地宣布：“多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12]
1959 年，面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拒絕援助我國核潛艇研制，毛澤東擲地有聲地發出豪言，“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13]
1960 年，為了“制止戰爭”、“不受人家欺負”，毛澤東又指示，“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14]
從建國一直到70 年代初，美國糾集其盟友及走狗對中國實行全面的封鎖禁運，蘇聯也于1959 年 6 月單方面撕毀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并于1960 年撤回全部在華的 1390 名蘇聯專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們也于1964 年10 月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于1967 年6 月爆炸了第一顆氫彈，于1970 年4 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于1970年12 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潛艇。而且我們還在極其薄弱的經濟技術基礎上，僅僅用了20 多年的時間，便建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重工業體系、 國防工業體系、高技術工業體系。
正是有了這樣的經驗，1989 年，當西方國家再次啟動對中國的制裁時，鄧小平才能底氣十足地說：“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后，我們處于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為什么？因為中國塊頭這么大，人口這么多，中國共產黨有志氣，中國人民有志氣。
還可以加上一點，外國的侵略、威脅，會激發起中國人民團結、愛國、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的熱情，同時也使我們更清醒。所以，外國的侵略、威脅這一套，在我們看來并不高明，而且使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益處……總之，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云怎么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15]
與過去遭遇過的嚴重危機比，當前的芯片危機可謂小巫見大巫;與過往落后的歷史條件比，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制度的固有優勢依然安若磐石、穩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設計與制造確實充滿挑戰，但絕非遙不可及，外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面對美國的“脫鉤”、“斷供”威脅，我們只能同仇敵愾，絕地反擊，因為除了勝利，我們別無選擇！
[1] 價值換算依據以下網址https://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42.
[2] 從1942 年1 月到1943 年7 月，美國國會專門為合成橡膠的發展舉辦了超過100 次聽證會。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10-212。
[3]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p. 179.
[4]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5]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pp. 63-65。1941 年5 月，美國政府規劃的合成橡膠產量的最初目標是1 萬噸，7 月提高到4 萬噸。珍珠港事件后，該目標于1942 年1 月提高十倍，達40 萬噸;3 月3 日又將目標提高至60 萬噸;4 月21 日再將目標提高至80 萬噸;最后，9 月“橡膠調查委員會”把目標設定為100 萬噸。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pp. 209-210。
[6]周文榮，“ 自主創新、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一合成橡膠大國”，《中國石化》，2018 年12 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12/28/content_1729473.htm。
[7]“中科院院長：把美國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清單”，2020 年9 月17 日，https://tech.sina.com.cn/d/i/2020-09-17/doc-iivhuipp4859072.shtml。
[8]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318 頁。
[9] 駢宇騫、王建宇、牟虹、郝小剛等譯注，《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89 頁。
[10]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38 頁。
[1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390 頁。
[12]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496 頁。
[13] 郭勇，“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中國軍轉民》，2015 年第1 期，第56-58 頁。
[14]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系的破裂：(1954 —1962)” ( 連載二)，《當代中國史研究》，第8 卷 第5 期(2001 年9 月)，第69 頁。
[15]鄧小平，“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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