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截至9月1日，今年全國已新設半導體企業7021家，而去年新設超過了一萬家，多地正在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造“芯”運動。
“動輒千億目標的集成電路產業規劃、遍地開花的半導體產業園區、各地政府設立的產業投資基金、紛紛上馬的半導體項目、名目繁多的補貼與獎勵是這場運動中各地的標配動作。”在“芯片不能受制于人”的口號下，一窩蜂地大搞芯片;各地招商引資的攀比和競爭也是導致爭相上馬半導體項目的原因。在這輪半導體投資大潮中，“地方政府不僅是‘筑巢引鳳者’，不少地方政府更是親自上陣，成為地方項目的天使投資人。”
7月30日，武漢千億級半導體項目弘芯被曝出“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面臨項目停滯的風險”，一窩蜂的半導體項目接連傳出項目爛尾或破產的消息，留下“一地雞毛”，地方政府成為“接盤俠”;大股東套取政府資金后全身而退，有些甚至“馬甲”一換，再到新的地方另起爐灶……
這篇報道所展現的事實是觸目驚心的，卻又完全在意料之中。
《21世紀經濟報道》的“出身”和傾向性很多人都知道，這篇報道引述“專業人士”的說法稱，“要尊重產業發展規律”，“開放合作仍是主流，在全球產業鏈中不要嘗試什么都自己做，不要以落后來替代先進，更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意思再直白不過。
但是，我國的芯片進口總值早已超過了石油進口，近兩年來，中興、華為的遭遇更是戳破了“開放合作仍是主流”的話語迷信。人家的東西是先進，但你自己沒有就肯定會被“卡脖子”，畢竟現在還沒到全世界已經實現共產主義的時代。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扮演著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伴隨著民族國家之間爭斗仍然是主流。因而，“芯片不能受制于人”的口號并沒有任何錯，錯在兩個方面。
首先，半導體產業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多個工業部門及產業鏈的接力。從芯片制造工藝流程來講，涉及單晶硅制片(晶圓)、前道工藝(包括擴散、薄膜淀積、光刻、蝕刻、離子注入、金屬化、測試等多個流程)及后道工藝(包括減薄、切片、貼片、終測等多個流程);從產業鏈條來講，涉及設備、材料、設計、制造及封測等多個環節。這么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哪一家公司或者哪一個地方就能在短期內獨立完成的。
由于80年代“造不如買”的思想大行其道，我們放棄了半導體工業的自主攻關，光刻機等項目被迫下馬，整個半導體行業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半導體產業出現了全鏈條淪陷的局面。這里隨便舉兩個例子：多年來我國一直是稀土出口的第一大國，單晶硅的提純工藝卻一直受制于人，只能廉價出口稀土，高價進口晶圓，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在這方面追趕;又如，芯片設計工具EDA軟件( IC設計、電路板設計布線、驗證和仿真、測試)，目前國外廠商占了95%的份額，僅美國的Synopsys、美國的Cadence 和西門子旗下的 Mentor Graphics這三大巨頭就占了70%的壟斷份額，國產軟件往往只是滿足芯片設計部分環節的功能需求，而且不支持最新的工藝制程。至于光刻機設備，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是眾所周知了，這里不再贅述。
而《21世紀經濟報道》所披露的這種“一窩蜂”式的無序上馬，缺乏整體的統籌、協調、配合，完全沒有發揮“全國一盤棋”的優勢，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真正的短板卻無人問津;看似斗志高昂、聲勢浩大，實則就是“燒錢”。
另一個問題就是，在市場體制下，各地瘋狂上馬的半導體項目全部都是按照資本運作的模式進行的，而資本首先追求的是利潤。半導體產業鏈條的很多關鍵環節的突破，都是需要長周期、高投入的，肯于坐“冷板凳”的。從追求利潤的角度講，資本往往是不愿意真正去坐冷板凳，而往往是追求短平快的賺錢模式;更極端的情況下，就像《21世紀經濟報道》所披露的，某些大資本甚至從地方政府那里套完錢就跑路。
某知名IT企業號稱是科研投入資金最大的，但主要依賴的是買IP做集成。買IP做集成由于可以通過完整的流程、成體系的工具來實現，所以短平快。這就是另一個IT企業小米在不到兩年時間里，就能從門外漢轉到業內的奧秘，CPU核與GPU核的整套成熟架構全部都可以從ARM等公司購買，不需要自己一行一行地去重寫代碼;但同時所帶來的，就是架構授權的問題。某些IT企業為了消費民眾的愛國熱情，兜售自己的產品，不愿真正地去坐冷板凳，竟然恬不知恥地將買IP做集成包裝成“自主掌握核心科技”，欺騙民眾和國家。最近，還試圖借助國家力量花很大代價阻止英偉達收購ARM，如果是真正的“自主”，又何須如此操作呢?
相比而言，中科院計算機所的胡偉武團隊是真正坐了將近20年的冷板凳，在開源架構基礎上，搭建起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架構，通過不斷的優化，在使用28nm落后工藝的條件下，將“龍芯”的單核性能優化到追平國際一線大廠AMD的水平。與某IT企業的半導體部門負責人年薪4億，骨干員工號稱年薪百萬相比，胡偉武團隊拿到的那一點“死工資”就少的可憐了。
是什么支撐胡偉武團隊甘于“坐冷板凳”為國爭光的呢?靠的就是毛澤東思想。
胡偉武本人一直戴著毛主席像章，辦公室擺著毛主席像，每到毛主席誕辰、逝世紀念日，龍芯團隊都要去紀念堂向毛主席匯報工作。2019年12月24日，胡偉武戴著毛主席像章，向全世界發布龍芯3A4000/3B4000，正是向毛主席誕辰126周年的獻禮。龍芯3A4000/3B4000芯片中的所有功能模塊，包括CPU核心、片內互聯總線、DDR4內存控制器及各種IO接口模塊等的所有源代碼均自主設計;芯片中所有定制模塊，包括多端口寄存器堆、鎖相環、DDR4 PHY、高速IO接口PHY等版圖均自主研發。這與某IT企業自吹的“自主可控”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然而，這樣的成果如果沒有國家產業政策在上下游系統扶植，恐怕依然是獨木難支。
從毛澤東思想中，胡偉武團隊學到的是方法論，獲得的是偉大的精神力量和信仰力量。
當然，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偉大的精神力量，更是偉大的物質力量。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毛澤東時代制定了一整套全局性、系統性、長遠性的國家發展戰略，當然也包括實現工業現代化和國防工業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簡而言之，在毛澤東時代的戰略布局中，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完整國防工業體系、完整的科研體系和完整的教育人才培養體系。
非此，我們又怎么會看到，毛主席接手的是一個連釘子(“洋釘”)、火柴(“洋貨”)都很難制造出來的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到毛主席撒手人寰時，我們的人造衛星、大飛機已經上天，萬噸輪已經下海，原子彈氫彈已經爆炸，光刻機已經先于日、歐起步……躋身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嶄新的新中國呢?
具體到半導體產業，早在1956年1月，毛主席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周總理在毛主席的關心指導下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有遠見地提出和確定了四項“緊急措施”，即大力發展計算機、無線電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并將新技術應用于工業和國防。
當時，這項工作的攻關方向、項目審定、隊伍編制和人力物力調配等，當時都是由中央直接決策的。根據周恩來指示，中國科學院迅速集中力量籌備，決定騰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棟客房樓，給自動化、電子學和計算技術三個研究所的籌委會使用(半導體專業為研究室)，并加快中關村的科學院樓宇建設。1956年6月19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1957年末，計算所共有185位專業技術人員;1958年、1959年計算所和738廠聯合仿制成功103計算機、104計算機，接受了水壩、彈道等20余項計算任務，1959年5月正式掛牌建所。
根據“緊急措施”，中國科學院派出20人的赴蘇實習隊到蘇聯學習了18個月，回國后他們都成為計算機專業的骨干人員和學科帶頭人，在當時的實習隊員中，后來走出了三位院士。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6年時間里開辦了4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專業的訓練班，培訓近800位學員，他們成為計算機領域的中堅骨干。1958年，經黨中央批準，原學習汽車、電機、管理等專業的287名高年級大學生轉成清華大學定向培養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為計算機專業調配學生。
在國外對我國進行先進技術嚴密封鎖的形勢下，中國科學院、軍隊、高等院校和企業的科技人員用雙手做出上千臺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計算機，完成了許多國家急需的高難度課題，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和經濟統計、石油、電信、鐵道、鋼鐵、造船、水利等許多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課題，還培養了十余萬人的計算機研究與應用的人才隊伍。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我們在半導體產業的材料、設計、設備以及人才儲備方面都已經有了足夠的積累。
此前，自媒體有一位作者叫“手抄報老徐”，他整理了不少毛澤東時代半導體產業成就的文章，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用了20年，就快要追上美國了!
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強大優勢，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力量。毛澤東時代，處于心臟未知的毛澤東思想驅動了共和國方方面面的奮進，有了毛澤東思想這顆“心”，造“芯”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而在新的生產力水平和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思想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2015年，美國經濟研究機構NBER發布報告稱，中國若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并廢除私營領域，則在未來10-15年內，中國經濟可保持年均7%-8%的增速。
但報告發布者認為，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計劃重新將整個經濟國有化，因而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前景都比較悲觀，對未來10年中國GDP增長最好的預期是3%-4%。而作為美國的資產階級學者，報告作者并不建議回歸毛時代的經濟政策，稱“大躍進的歷史教訓表明經濟總量控制也可能導致不良結果”。
NBER的這份報告完全是基于理論模型構建出來的，我們只可以作為一項參考。但毛澤東時代國民經濟、特別是非農領域的高速增長，是全世界一切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有識之士公認的。
NBER報告的作者認為“大躍進的歷史教訓表明經濟總量控制也可能導致不良結果”，這是對中國歷史細節不了解以及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偏見造成的。大躍進所帶來的工業高速增長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出在計劃體系內部的“官僚主義”上，這恰恰是毛主席在人生最后十幾年致力于糾正的重大問題之一。
作為計劃制訂者，“調查研究”和對一線實際狀況、真實數據的及時掌握至關重要。計劃經濟系統和社會自主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反映了中央決策和分散權力之間長久的歷史斗爭。而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發展到今天，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的運用，完全可以克服一個龐大的計劃經濟體“末梢數據”延誤和“失真”的問題。
十幾天前，“精美派”都在為2001年的911事件“云哭喪”，卻絕口不提1973年的“智利911”。被皮諾切特殺害之前的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在他的新政府要求跨國公司和寡頭企業將所有權移交給國家、重新分配收入，以及創造工人參與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機制，其中包括構建一整套計劃經濟體系。
為此，阿連德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建立了一間未來主義格調操作室，試圖通過與全國聯網的中央計算機系統，國家經濟活動的實時數據。決策者據此制定和調整經濟計劃，同時又要保障工廠自主經營權和工人參與機制，只在數據臨近紊亂“邊界”時向基層發出預警。
智利的賽博系統控制室(Cybersyn control room)
這是一套非常前衛和大膽的構想，既不同于蘇聯自上而下的、沒有靈活性的一長制，又不同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一種去中心化、非官僚式，既保證企業和社會的自主性又能實現快速實時干預的經濟政策。這套靈活的構想與毛主席《論十大關系》的中心思想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
事實上，1970年，阿連德當選總統后，智利也的確掀起了一場學習中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智革共、社會黨、激進黨、左派革命運動等黨派紛紛創辦書店，一些工人、教師甚至農民都要求發行中國圖書。阿連德本人更是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毛主席關于革命和建設的很多著作。
遺憾的是，阿聯德政府被美國中情局扶植的皮諾切特推翻以后，已經分配到各個工廠和單位的計算機還未啟用便已蒙塵，毛主席的著作在智利也被查封。
阿聯德未能最終付諸實施的構想，為我們驗證了在新的生產力水平之下，毛澤東思想、計劃體制以及社會主義的巨大優勢。
在新的起點，我們怎能對歷史的經驗熟視無睹呢?
中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芯片!而比造“芯”更緊迫的是造“心”，造“心”就是重拾毛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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