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按：即使面臨新冠肺炎在美大爆發的危機，美國依然打算升級對華為的封鎖。任正非曾表示，沒想到美國打壓華為的戰略決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堅定不移，沒想到美國的戰略打擊范圍如此之廣，沒想到美國的打壓如此之極端。
中國工業和企業如何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路風教授在本文中提出：我國戰勝技術封鎖、“脫鉤”威脅并保持國際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堅持自主創新。本文對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關系做了極其通透的論述，回擊了以影響國際合作為名否定自主創新的論調，對我國的國際合作和對外開放有哲學方法論和戰略層面的啟示。本文是路風教授新著《新火》自序的第一部分，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新火》自序（節選）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路風 教授
《新火》是《走向自主創新》的續集，風格一脈相承。本書的主題仍然是關于自主創新，雖然這個主題本身也經歷了“滄桑”。當中國領導層在2006年1月的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自主創新方針時，它在當時的條件下為鼓舞中國工業界的自主開發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不過，后來在美國的施壓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個方針先是讓位于“救市”，后來被代之以含義中性的“創新驅動發展”。2013年以后，雖然黨的領導人在視察基層單位時還經常提到自主創新，但沒有再以大政方針的形式予以確立。
可喜的是，自主創新作為進取性的精神狀態、后來居上的競爭戰略和實現技術進步的方式，仍然在中國工業頑強地擴散開來，并不斷積累起勢頭——這是本書取名《新火》的主要原因。本書收錄了2007—2016年完成的五篇研究報告，其中的兩篇經過修改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發表于學術期刊;此外，在本書編輯階段，我還為另一篇增寫了“續集”。這些新的工作可以使本書與今天的中國工業發展情況更加密切相連。
本書的經驗研究既涉及核電和高鐵這類具有國家戰略性質的工業，也涉及半導體顯示器和數控機床這類競爭性的高技術工業。對這些工業的研究表明，自主創新不但在中國工業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而且是中國企業和工業獲得競爭優勢和實現技術突破的唯一途徑。
雖然本書收錄的研究報告或文章涉及創新研究的許多方面，但它們共同的主題可以概括為一個：技術只能自己干。這個觀點以稍微理論一點的語言表達就是：中國工業要想創新就必須自己掌握技術，而要掌握或獲得技術就必須進行和堅持自主的技術研發。
01
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
自從自主創新作為指引中國技術進步的一種方針和路線被提出后，中國社會也出現了把自主創新形容為“關起門來自己搞”的說法。如果出于無知或誤解也就罷了，但對于有意者來說，其目的無非是把政策辯論的焦點從自主開發與依賴技術引進的對立，偷換成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的對立，由此再將其混淆成“閉關自守”與開放的對立，從而以貌似合理的借口否定自主進行技術研發的必要性。這就是為什么甚至在美國以極端的手段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和技術戰之后，還有人繼續以“開放”和“國際合作”等空洞的辭藻來掩飾問題的本質。不過，無論怎樣偽裝和歪曲，否定“技術只能自己干”的立場都是可以從理論邏輯上予以證偽的。
在國際主流創新理論中，“技術”一般被理解為由兩個互相密切聯系的要素所構成：知識和行動。知識指的是人的頭腦中對因果關系的理解(可以通過操作手冊、設計圖紙和論文等來表達)，但產生這樣的理解離不開行動——對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行動需要技能和能力，而技能和能力只能在有關技術的實踐中被掌握，并不能還原為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字來表達的知識。
因此，技術知識是經驗的知識，只有通過人類的技術實踐才能夠生成、發展，并且被傳承——正如個人技能只有通過往復的行動才能被記憶那樣，工業組織的技術能力也只有通過不斷的技術實踐才能被記憶。反對自主創新的人慣用的手法就是割裂掌握技術的這兩個條件——“知”和“行”的互相聯系，以使公眾產生不“行”也可以“知”的錯覺。
技術知識的實踐性質是理解自主開發與技術引進之間關系的鑰匙。流行于中國的“引進”一詞并非一個世界通行的概念。就其通常的含義而言，如果用英文表達中文的“引進”，則直截了當就是“import”(進口)或“purchase”(購買)。但是，獲取外國技術的途徑并非只有貿易的形式(包括購買設備、購買技術許可證等)，還有非貿易的形式，如留學、閱讀文獻、參加國際會議、訪問參觀、私下交流等。因此，比“引進”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是吸收外部技術知識。中文的“引進”并不涵蓋獲取外部技術（知識）的全部途徑，因為它從來不包括非貿易形式的學習含義，而僅僅指進口或購買。當然，購買外國機器設備可以成為后進者學習先進技術的一個途徑，但其必要條件仍然是為學習付出努力（如通過反求工程來掌握技術），而不能僅僅局限于使用這些機器設備。
毫無疑問，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存在獲取、引進、利用和吸收外國技術知識的必要性。更一般地說，包括發達國家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也都存在吸收外部技術知識的必要性，如把產生于大學或其他國家的科學知識轉化為帶來商業價值的產品。
正是因為任何創新都存在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的必要性，所以對創新的理論研究也產生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從本書引述的理論文獻可以看到(本序言不加注釋以避免給讀者帶來負擔)，國際創新學界公認：工業組織的吸收能力來自它們自己進行研發的努力，即一個組織通過自主研發而達到的相關知識水平決定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的能力。因此，不進行技術實踐或行動的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無從吸收外部知識，也無從掌握技術。
在澄清上述概念和理論關系之后，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吸收外部知識的創新。在現代條件下，任何企業的研發人員都必須經過高等教育的科學和技術訓練，這種資格要求已經屬于(對企業而言的)某種“外部性”了，何況研發過程始終存在了解和參考競爭對手所作所為與外部知識進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因此，“關起門來自己搞”的標簽與自主創新沒有關系，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在與世隔絕的條件下研發出來技術。
那么，自主創新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要創新就必須掌握技術，要掌握技術就必須自己干，因為世界上也沒有自己不進行研發就可以掌握的技術——這是由技術的“知行合一”的性質所決定的，即不“行”則不“知”。獲取外部知識的條件可以影響自主創新的條件，但創新的效果更關鍵性地取決于自主開發的努力，而不是客觀條件本身。當本書批評引進政策時，它批評的是以引進代替自主開發的做法，因為這樣做就只能陷入技術依賴。中國當然可以從技術引進中受益，更可以從國際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條件是堅持自主開發，把引進當作輔助手段。
有關技術的“知行關系”很容易幫助理解這個原則，即開放與自己干之間沒有矛盾——為了更多地“知”，中國應該開放，但要能夠達到“知”，則必須自己去“行”。華為海思開發芯片時，如果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難道還要開起門來讓別人代勞？也正是因為有了通過自己干而獲得的能力，華為才能滿世界去“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阻斷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擴散，而阻礙知識傳播的最大障礙是需要方沒有吸收能力。因此，戰勝技術封鎖、“脫鉤”威脅并保持國際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堅持自主創新。那些聲稱自主創新會影響國際合作的人不是無知或別有用心，就是膽怯。
02
世界上不存在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
寫這篇序言還給了我一個機會來表達一個以前沒有能夠徹底表達的立場：世界上其實根本不存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創新途徑或模式，因為世界上不存在不進行自主開發就可以“消化、吸收”的可能，更談不上“再創新”。
當年，為了緩解提出自主創新方針的沖擊，官方把自主創新劃分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三種途徑或模式。這種劃分并不嚴謹，這里不談前兩種，只集中于最后一種。這種模式是在政治妥協下被杜撰出來的，它無法克服一個邏輯上的悖論：如果引進方沒有技術能力基礎，那么“引進”本身不會帶來任何技術，只不過是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技術的使用權；如果引進方具有吸收引進技術的能力基礎，那么這種模式就不再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因為這個能力基礎只能來自自主開發。因此，不必再以這種杜撰的“模式”去掩飾錯誤的做法。
本書收錄的四篇工業研究報告以各自的歷史和經驗證據都證明了這個道理。四個不同的工業部門或其中的企業都經歷過技術引進：中國核電和高鐵的發展都是從全盤引進開始，京東方是通過收購外國企業的液晶業務進入半導體顯示工業的，而沈陽機床集團也是從國際合作開始研發數控系統的。但是，它們后來獲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創新的道路：核電發展中保留下來的自主開發路線，最后翻盤壓倒引進路線；高鐵則是國家戰略的變化使自主開發路線代替了引進路線；京東方把收購的技術資源用于自主建設生產線；沈機的數控系統研發團隊則是放棄國際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開發的道路。不錯，四個工業部門都從引進或國際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們不僅具有從自主開發經驗積累起來的能力基礎，而且在引進或合作之后又果斷地走上自主開發的道路。
引進派喜歡說，創新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邏輯上講，站在“巨人”肩膀上創新是在“巨人”的成就及其背后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基礎上創新;如果無力吸收和利用“巨人”的這些“成果”，非但不可能創新，反而只能被“巨人”踩在腳下——這是由中國一些工業部門和企業的經驗所證明的。
因此，從引進中受益從來不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國核電發展只能依賴美國西屋的AP1000技術，如果中國高鐵只能依賴繼續購買外國車型來升級，如果京東方也依賴引進生產線，如果中國機床工業只能購買外國數控系統，那么這些工業部門今天會處于什么樣的狀態是不難想象的。
我多年來在課上為了給本科生講解自主研發與引進技術的關系，總是用這樣的例子來解釋：一個人吸收外部知識的能力取決于他或她自己的知識水平，而社會已經達到的知識水平永遠代替不了個人學習的必要性；雖然學習大師的論文有助于年輕學生了解寫出好的論文需要做到什么，但學生寫論文的能力永遠來自他們自己不斷寫論文的實踐和努力，無論他們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師的論文。多年來無一例外，這個道理被20歲上下的本科生們所明白、所認可。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直白的道理，卻在中國的政策領域被扯了幾十年之后，還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
因此，本書的意義就在于它以對中國工業的經驗性研究和對真實事件的分析，破除這些無知、胡扯和別有用心的歪曲，從社會意識上為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創造條件。
2020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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