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國際大環境影響，芯片國產化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并給予各種政策扶持。這一方面有助于國產CPU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會誘發一些問題。在這股大潮下，個別ARM廠商借著政策東風，全國各地大肆圈地，而且一些規劃頗為急功近利，這未必是福音。當下，還是應當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發展國產CPU。
華為、長城“圈地忙”
自川普升級貿易摩擦以來，華為天天上頭條，正如任總所言，川普幫華為滿世界打廣告，華為借勢完成了一次頂級營銷，進而贏得了非常好的輿論環境，加上華為強悍的政商關系，在全國各地布局，建立產業基地。以下為不完全統計：
2019年7月，華為在廈門簽訂協議，建設ARM服務器產業基地。
2019年8月，華為在成都簽訂合作協議，ARM服務器產業基地落戶成都天府新區。同月，華為在重慶、上海、南京簽訂協議，建立產業基地或創新中心。
2019年9月，華為與深圳市政府簽訂《聯合打造全國鯤鵬產業示范區戰略合作協議》，全力打造鯤鵬總部基地。
2019年10月，北京鯤鵬產業項目落戶北京市朝陽區。同月，華為在山西與百信合作，生產基地年產鯤鵬PC 60萬臺。
11月和12月，華為先后在河南、四川、山東簽訂協議，與地方政府、合作伙伴搞“天宮”、“黃河”品牌的ARM服務器和個人電腦。
據小道消息，華為與江西省政府也在談，一位省LD力推，并將品牌命名為“井岡山”、“三清山”。華為與陜西也在談，并將品牌命名為“秦嶺”。另外，在福州、長春等地，華為也有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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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華為，長城在圈地方面也毫不遜色。
2019年7月11日，中國長城與鄭州市政府、鄭州市高新區管委會在鄭州簽署合作協議，打造ARM服務器、PC產業生態。
2019年7月15日，中國長城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太原市人民政府簽署中國長城智能制造(山西)基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2019年12月9日，新疆長城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總經理曹澤偉與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朱堂慶鄭重簽署《中國長城(新疆)自主創新基地合作框架協議》。
2019年12月10日，合肥高新區與中國長城在市政務中心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2019年12月23日，中國電子與溫州市人民政府在溫州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網絡安全、智能制造、健康醫療大數據、現代數字城市建設等領域開展合作。同時，中國長城也與溫州浙南沿海先進裝備產業集聚區簽訂了“中國長城(溫州)自主創新基地”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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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隨著時間推移，類似的新聞會更多。
商業市場沒戲 寄希望于體制內采購
就全球來看，ARM服務器CPU退潮是大勢所趨，AMD、高通、博通都已經退出，新加入的是Marvell和亞馬遜。Marvell是傳統的網絡芯片大廠，而亞馬遜則是新興互聯網企業。看起來是“上下搭檔”，“有進有出”，但仔細分析會發現，重量級玩家已經退場了。
目前，公有云服務攻勢迅猛，企業的服務器市場稍顯疲態，Lenovo，HP Enterprise，Dell等傳統廠商壓力頗大。Amazon，Microsoft，Google 正爭分奪秒地建云數據中心，不可能浪費時間和金錢去為了用ARM而選擇ARM(這種事情只有政府被政商關系綁架后會這么做)。業內有句俗話說，“只要量夠大，芯片沙子價”，這些云服務廠商在Intel面前有很強的議價能力，Intel甚至為亞馬遜的AWS定制了幾個型號的專屬處理器，目前的ARM陣營從性能、規模、生態、成本上都無法做到與Intel競爭，更何況x86市場上還有AMD在對Intel旁側敲擊。Intel根本不怕被Arm搶走數據中心的市場，反而更怕GPU/FPGA/ASIC加速，原來用4顆CPU，現在用一顆CPU加兩顆GPU。市場需求少了四分之三。
可以說，就歐美市場來說，不像國內有安全項目，更沒有相關部門指定品牌，以政治任務的方式強推ARM服務器CPU，ARM服務器CPU在國外連根據地都找不到。也正是因此，高通、AMD等芯片大廠在經過充分市場分析后，紛紛放棄了ARM服務器CPU業務。
需要指出的是，ARM嵌入式與移動設備產業鏈成熟，但此處成熟，不代表著有ARM在PC和服務器上能夠形成成熟產業鏈。正如x86在PC和服務器上很成熟，但在移動設備方面屢戰屢敗。因此，想要依靠國外大廠形成所謂（ARM PC和服務器）全球龐大的產業鏈只是南柯一夢。在此情形下，國內ARM廠商就只能寄希望于體制內采購輸血續命。
ARM廠商跑馬圈地的根源在于向地方要政策和市場
以往，聯想等廠商的服務器和PC在政府采購中占據較大份額，但并沒有出現聯想在全國各地建PC、服務器生產線的情況。富士康在代工方面全球聞名，也是集中幾個中心，而沒有出現每個省簽協議搞生產線的情況。
華為、長城全國各省跑馬圈地簽協議搞產業基地，從商業角度看，顯然是重復建設，不符合商業邏輯，與聯想和富士康過去幾十年的做法完全相反。
華為、長城之所以如此，根源還在于力圖通過這種方式綁架地方政府，進而獲取政府采購訂單。因為一項政策要想常態化，而且要想讓地方政府主動去推，必須能夠讓地方政府長期獲利，比如土地財政，這項政策非常受地方政府青睞，因為大拆大建能夠帶來GDP和稅收。華為和飛騰通過跑馬圈地，在地方找合作伙伴或建設產業園，則可以通過利益綁定的方式，獲取地方政府將國產化的訂單交。
必須說明的是，ARM廠商的這種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有點急功近利。雖然一些證券公司認為國產化替代是一個大市場，幾年要替換多少萬套，但實際操作會更加復雜，并不是能夠按照紙面文件一絲不茍的執行。畢竟，一些地方財政不充裕，機關單位都有各自的定制化軟件，當下ARM PC根本做不到開箱即用，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移植和調式。在這種情形下，華為與合作伙伴宣布的產能未免有些急功近利了，比如宣布河南省生產基地3年內實現年產30萬臺鯤鵬服務器和500萬臺鯤鵬PC。要知道，中國公務員人數為700余萬，刨除華為其他省份鯤鵬產業園的產能，僅河南一個省2年的產能，就足以給全國公務員換一遍，還多300萬臺。然而，兩年內，全國公務員都能拋棄X86 PC，換成ARM PC么?要知道，當下很多系統和軟件，都是建立在X86或Windows之上的，一些系統必須用IE，這些軟件移植和優化都需要時間，而且從不堪用到勘用，再到好用都需要時間磨合。當下這種全國各地建產業園大干快上，頗有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功近利之感。
其次，全國各地跑馬圈地恐加劇地方政府債務。近年來，中國拉動經濟的一個秘訣就是投資驅動，一些投資確實收獲不菲，但也有很多投資打水漂，比如貴州微硬盤，貴州華芯通，杭州青年汽車等等。在當下地方債務不樂觀的情況下，個別廠商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以華為來說，到處勸說政府搞鯤鵬產業基地，但在大多數地方，自己不落實體公司，不投資，找地方要政策、要資金，然后向地方索要市場和訂單。在這種合作模式下，華為成功的規避了技術和商業風險，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資設立的公司成為了接盤俠。
當下這種每個省投資建PC生產線的情況，非常類似于當年每個省都搞彩電生產線，成本控制方面會非常悲劇，必然推高國產化替代的整機采購成本，對國產化替代工作造成負面影響。
最后，未進入相關名錄就跑馬圈地頗有“逼宮”嫌疑。PC生產線并非高科技，而是聯想、富士康早就玩爛的東西，真正的要害在于成本控制，這方面富士康非常有經驗。現在很多省都在投資PC生產線，背后有很強的官味，這從“黃河”、“天宮”、“井岡山”、“秦嶺”等品牌命名就能看出來，不像聯想這種商業公司起的名字，官味很濃，干這個活的大多是國企或地方政府設立的公司。華為ARM PC和服務器CPU在還沒有進安全名錄的情況下，就勸說地方政府和國企投資以億為單位的資金建設ARM PC和服務器生產線，并向地方索要市場，這種做法不太妥當，簡直視安全資質審核如廢紙，頗有是否通過安全資質審核無所謂，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實后逼迫相關部門追認之感。就如李世民下手殺死李建成，造成既成事實后，李淵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國產化替代的目的是自主可控 不是群狼分肉
國產化替代目的是實現信息安全不受制于人，產業發展不受制于人，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變成“群狼分肉”，諸多依賴國外技術授權的企業打著自主可控的名義搶占國產化替代市場。
以ARM來說，是明顯存在較大風險的。
指令集授權是一個巨大隱患，使用ARM的各家國內公司，即使是獲得了某一版本的指令集授權，也仍然無法擺脫ARM的鉗制。
一是添加新指令不自由，沒有發展權。ARM指令集本身一般不允許客戶隨意擴展，而其官方對指令集的演進擴充流程需要復雜的投票決議，有很長的決策周期，對各種需求無法作出快速響應。添加指令的流程最后還要得到ARM的允許，即便走完全程添加進去，也變成ARM的指令集，等于是給人做嫁衣。即便國內ARM陣營廠商私自添加指令，也存在被解讀為非法指令的風險，不僅無助于性能提升，反而會帶來穩定性問題。不僅僅是指令集，在GIC中斷控制器，PSCI電源管理接口方面Arm也有嚴格的標準限制，廠商的自由度很小。
二是強大的同行太多，為了不被淘汰，當ARM推出新版本的指令集時，就必須再次購買授權。如果不繼續購買授權，那么當同類CPU的其它公司都升級之后，各家軟件開發商也不會死守在老版本的指令集上不動搖，即使軟件有兼容機制可以在老版指令集的CPU上運行，但新版的指令集肯定有加速某些計算的新指令，這樣即使CPU核心設計水平相當，也無法抵消巨大的性能差距，繼續使用老版本指令集就必然會落后于市場。
三是存在政治風險。在今年二季度川普升級貿易摩擦后，BBC曾經報道，英國公司ARM 已經開始著手叫停與華為之間的合作。一份ARM的內部文件顯示，該公司要求員工停止一切有效合約，支持服務和任何仍未簽訂的合同。ARM在備忘錄中指出，該公司的產品包含有”發源于美國的技術”。因此經過評估，其產品仍舊受到川普早前相關禁令的影響。當時，ARM方面在聲明中稱，他們將遵守美國政府制定的所有最新規定，但拒絕就此事進一步評論。誠然，在中美重開談判，關系緩和后，ARM立馬變臉，變成中國人民老朋友的樣子，表示只要合規，就可以做生意，配合中國的合作伙伴各種宣傳ARM自主可控。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源在于政治風險隨著中美緩和降低，ARM為了商業利益尋求合作。從實踐上看，到底是否合規，ARM說了不算，川普說了才算。
作為對比，以申威和龍芯為代表的自主CPU，則有別于引進的ARM CPU，是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和自主研發能力不受限制。申威和龍芯不存在被斷供、制裁，或停止授權的風險，可以為關鍵領域提供長遠的、可控的供應鏈和技術支撐。能同時解決“下絆子”、“卡脖子”、“捅刀子”等問題。
制造工藝上存在巨大風險。華為和飛騰的ARM CPU高度依賴臺積電先進工藝。此前，外媒報道美國計劃將“源自美國技術標準”從25%比重調降至10%，以全力阻斷臺積電等非美企業供貨給華為。本次事件最大的問題倒不是把美國技術比例降到10%，或臺積電供應鏈是否斷裂，而是美國可以肆意改變源自美國技術的比例搞長臂管轄。既然可以從25%降到10%，那么，將來時局需要，美國也可以把比例下調到5%、2%，這才是最可怕的。必須說明的是，中芯國際的12/14nm尚處于跌跌撞撞的狀態，比較成熟的工藝為28nm，華為的ARM服務器CPU工藝為7nm，除了臺積電之外沒有第二家企業有能力代工。一旦美國這么玩，那么，臺積電的流片渠道肯定是指望不上了。由于國內這些ARM CPU設計能力相對有限，往往采用堆核心數量和采用尖端工藝來彌補設計上的不足。實踐上看，16nm的國產ARM CPU裸CPU性能還比如采用28nm的自主CPU，因而國產ARM CPU對臺積電尖端工藝具有極高的依賴性，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國產ARM服務器CPU將會遭遇休克，即便用1至2年時間換了境內工藝，也要面臨CPU性能因工藝退步而大幅損失的問題。相比之下，自主CPU依舊在使用相對老舊的28nm工藝，風險相對較低。
鐵流認為，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Wintel，而相關創新市場就是自主技術體系的孵化地，國家資金應當用于扶持自主技術，扶持真正有希望將英特爾和ARM趕出中國市場的技術，而不宜把老百姓的血汗錢用于加強ARM和英特爾的壟斷。大清已經亡了一百多年，千萬不要老佛爺附體學大清搞“寧予友邦，不與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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