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蘋果公司CEO庫克在蘋果秋季新品發布會之后接受媒體采訪,首次談到了新iPhone不支持5G的理由,他認為目前來說5G還是有一點超前。我們研究了市場發現,整個市場里面不管是基礎架構了或者是芯片都還沒有足夠成熟,還不足以推出一個高質量的產品。
事實上,對于5G尚不成熟的觀點,并非庫克一家之言。工信部通信科技常委副主任、中國電信科技委主任韋樂平在講話中指出,5G的真正大規模商用則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韋樂平認為這個時間段將是2021-2027年。目前部署的10萬宏基站功耗較高、能力較差,未來可能很快會被淘汰掉,這相當于是要扔掉300多億的人民幣。
中移動董事長楊杰也對5G的功耗頗有微詞,并表示要把功耗降下來。而中移動高管則在講話中提出5G+的概念,5G+中首當其沖的就是5G+4G。
可以說,國內外的實踐已經證實,現階段的5G技術尚不成熟,但令人費解的是,一些地方對5G無比熱衷,不僅在紅頭文件中唱高調,還給予高額補貼。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和一些廠商對5G不靠譜的吹捧誤導了“肉食者”,另一方面,也和一些“肉食者”把5G作為新版鐵公基有關。
現階段5G技術尚不成熟
由于現階段5G在調制、組網、多址、多天線、編碼等幾項關鍵技術上,不是沿用4G時代得到技術(調制、多址),就是新技術增益微乎其微,甚至是零增益(組網、編碼),又或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功耗代價來換取有限的性能提升(多天線),這使5G技術升級疲軟。性能依靠暴力提升,進而帶來基站功耗大、覆蓋差,設備成本高等問題。
雖然某大商人曾公開表示,5G流量會很便宜,5G基站功耗很低,基站體積很小很輕,可以像公文包一樣隨著帶著走。
但根據運營商的測試結果,5G基站能耗將是4G基站的2.5至4倍,4G單站電費約為7000元/年,而5G基站保守估計為2.3萬/年。如果中移動建1000萬個基站,1年電費就高達2300億,而中移動一年的利潤才1000億,全年利潤不夠支付半年電費。
另外,通信行業伴隨萬物智聯而來的海量數據流量將消耗全球20%~30%的電力,電力消耗將直接導致運營商運營成本的大幅增加。
就覆蓋來說,國內用中頻,在無障礙的情況下,5G基站覆蓋可以到300米左右,美國用毫米波,結果更加悲劇,覆蓋只有190米左右。這就導致完成5G組網基站數量需要成倍增加。據相關文件,如果要實現較好覆蓋,移動5G基站數量要達到1000萬左右,電信和聯通也要部署幾百萬5G基站。
此外,5G信號的穿透很差,必須做室分基站,韓國一個廁所內甚至出現了9根5G天線的奇葩情景,室內、走廊、室外到處是天線。
設備成本高也是一個問題,當前試商用期間,單個5G基站價格大約在40到50萬左右。成熟部署時期,估計最多降到30萬左右。而4G基站只要10萬左右。即便按設備單價30萬計算,1000萬臺設備的采購成本就是3萬億。(還記得當年4萬億不?)
就重量來說,5G基站僅AAU就重大45公斤,而4G基站為15公斤,絕非某大商人所言的那么輕巧,可以公文包一樣帶著走。
因此,運營商對于這種不成熟的5G基站,是缺乏采購意愿的,這一點從三大運營商的投資就可以看出來。
韋樂平主任講話中“目前部署的10萬宏基站功耗較高、能力較差,未來可能很快會被淘汰掉,這相當于是要扔掉300多億的人民幣”的內容,則是對現階段5G基站問題的最佳詮釋。
“肉食者”將5G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版“鐵公基”
一直以來,“肉食者”一些做法備受老百姓詬病,那就是在基礎設施方面,經常搞重復建設,比如一條路反復挖了埋,埋好了又挖。
還有就是出臺一些看似“偉光正”的政策,結果在執行中變形走樣,一些偷奸耍滑之徒從政策中套利,產業沒能發展起來,反而使政府背負了巨額債務。比如政策對光伏、電動車的高額補貼,無錫對光伏企業的幫扶,反而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最近這些年,芯片成為關注的熱點,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但也鬧出很多問題,比如貴州省投資近20億與高通合資成立華芯通,結果3年左右就關門,海量政府投資打水漂,成為了第二個貴州微硬盤。
又比如從IBM引進技術的宏芯,在成立2年后陷入欠薪風波,現在一直虧損,靠政府輸血養著。還有地方政府引進格羅方德,以及引進國外技術成立德淮半導體,都聽不到后續聲音了,格芯成都注冊資本11億美元,出資方為 GF和成都高芯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背后是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財政金融局),二者分別占股51%、49%。在2018年格芯停止一期的投資之后,之后第二期的FDSOI生態系統建設也已經停擺。
而德淮半導體這個項目,一旦爆雷,可能會使當地Gov背負巨額債務。
雖然上述做法被實踐反復證明是存在問題的,但這并不妨礙這種事情重復發生。
由于大家都懂得原因,拆遷、房地產、城市改造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耗費巨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格外受到青睞。
至于這些做法帶來的副作用——Gov高負債、房價高企和產業打雞血后一地雞毛,那就不是上位者考慮的問題了。
正是因此,各地都有很多備受老百姓非議的決策。而且機關中,“三門干部”(家門、校門、衙門)是普遍情況,如果說縣市一級干部中還有不少有一定基層經驗的,越往上走,“三門干部”的比例就越高,因而很多在基層干部看起來非常讓人無語的政策就應運而生了。
有的時候,“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確實有地方保護的因素,但在有些時候,也確實是因為上面的政策制定不適合基層實際情況,所以導致基層只能按照“對策”執行。
如今,一些機關對于5G的決策,基本上就是基于鐵流剛才說的這些因素,而產生的非理性決策。比如深圳政府出臺政策,一個5G基站補貼1萬,單個運營商最高補貼1.5億元。這種決策不是因為5G基站有多牛,而是因為是5G而必須補貼。有的甚至還上綱上線,施壓中移動投資5G,出現外行指導內行的情況。
可以說,一些“肉食者”對5G技術到底如何其實并不太在意,決策出發點也不是5G能否落地造福于民,而是這個決策能不能帶來GDP,想的是抓住機會大投資搞建設出政績。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一些“肉食者”將5G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新版“鐵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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