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講話又被熱炒。此前，該著名經濟學家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ZX事件)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
誠然，這位經濟學家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大學者，在過去也曾經為中國經濟發展積極獻計獻策。文章中一些內容也說的挺好，比如關于軍用品和民用品的差別等等。但仔細閱讀他的觀點就會發現，局部的一些觀點，比如關于市場和政府扶持方面的內容，是值得商榷的。
給了錢和給了充足的錢是兩回事
這位經濟學家表示，他曾經在信息咨詢機構里面工作過，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并不在于給沒給錢。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芯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紫光一連串收購動作也是想在芯片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
雖然這位經濟學家表示國家給了很多錢，芯片發展不起來的原因并非國家沒給錢。但是，給了錢和給了充足的錢完全是兩回事。
在很多項目上，國家是給了半導體公司一定支持，但是這個支持非常有限，就以被很多媒體稱為“騙經費”的龍芯為例，在過去十多年時間里，國家給了5億資金，外加北京市政府和民間投資人的2億股權投資。
然而，集成電路產業是一個燒錢的行業，這點資金在行業里也就是給員工發工資的水平，而且還是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的那種。作為對比，美國英特爾公司在2017年的研發支出是131億美元。
在2014年發起成立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在過去的幾年(截至2018年年中)時間里，共向國內集成電路產業投資1387.2億元人民幣。
1387.2億元人民幣看起來很多，但和國際同行一對比，又顯得不夠多了。三星在2017年研發投入高達155億美元，臺積電的一家先進工藝工廠投入就高達200億美元。
要注意，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1387.2億元人民幣是分幾年投的，而且65%的資金用于芯片制造，17%的資金用于芯片設計，8%的資金用于設備和原材料。每個領域又投了好多家企業，可以說是撒胡椒面一樣，這里一點，那里一點。而三星是1年155億美元，臺積電是一家工廠200億美元。
至于近年來國家投資，國內企業沒能追上英特爾、三星等國外巨頭，一方面是因為投資到產生效果有一個時間周期，團隊磨合、技術研發、建設工廠、安裝設備、培訓工人都要時間，不可能今年投資，明年商業量產，后年超越三星、臺積電。另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廠商在技術上本來就比國外廠商落后，國家扶持又有限，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做出來的產品自然落后于人。
歷史證明舉國體制才能成功 自由市場敗多勝少
這位經濟學家指出：對于一個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無論何時，它都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開放合作，通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著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這位經濟學家的講話聽起來像一回事，但只要回顧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就會發現，日本、韓國都不是按照他的這套理論發展的。即便是美國，硅谷在發展過程中，美國政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先來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半導體與美國半導體技術差距非常大，為了縮短和美國企業的差距。日本通產省將富士通、日立、NEC、三菱、東芝等一批大企業整合起來，成立了“超LSI技術研究組合”，并充分利用日本高校的科研能力，以及聯合產業界投資了700億日元的資金，使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迅速崛起。日本的這發展模式被稱為“官產學”，官指的是政府，產指的是產業界，學指的是高校、大學。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通產省還對國內企業的主攻方向進行了規劃，這樣一來，就避免了中國改革開放后常見的對個別來錢快的領域盲目一窩蜂的投資，而真正技術短板領域卻無人問津的情況。至80年代，70%的半導體設備日本已經能夠實現國產化，且出現了東京電子、佳能、尼康等一批在半導體設備上頗有建樹的企業。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在研發上更多的是市場經濟下的單打獨斗，這使在舉國體制下的日本擁有了更快的研發速度。至80年代，日本的很多半導體產品已經把美國企業打的節節敗退。其中，以存儲芯片為最，當時日本的存儲芯片不僅性能接近美國的產品，在價格上具備非常大的優勢，這使美國廠商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
美國英特爾公司當時的掌門人格魯夫就是看清楚了“大形勢”，帶領英特爾公司主動轉型。格魯夫頂住了公司內部巨大的壓力，放棄了當時占公司收入70%左右的存儲芯片業務，轉型去做CPU，隨后在CPU領域反倒成就了一番霸業。
正是因為日本半導體廠商在當時的強勢，使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擊日本企業，先是讓日元相對美元升值，然后是反傾銷訴訟，最后是與日本簽訂價格協議，從而使日本企業失去價格優勢。隨后一紙廣場協議，日本迎來了失落的30年。
我們再來看韓國。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是舉國體制下的產物。有人曾經調侃，韓國人一輩子無法擺脫的三件事：出生、死亡和三星。
雖然很多網友可能覺得三星就是一個賣手機的廠商，或者是從事存儲芯片制造、芯片代工廠等業務的半導體廠商。但實際上，三星是一家橫跨金融、電子、造船、精密化學、石油、保險、酒店、醫療等領域的巨無霸。已經深入到韓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據數據統計，三星、現代等排名前十的大公司占韓國GDP的六成，這使得雖然看起來，三星每年投入上百億美元做研發是這位經濟學家所說的“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但由于三星的高度壟斷，而且三星還可以用金融、保險、醫療等高利潤行業賺錢的資金去補貼像半導體這樣燒錢的行業。使三星的高額投入完全就是國家被財團掌控下，充滿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而且韓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論三星虧損多少，反正一如既往的重點扶持三星，這和國內今年扶持這家，明年扶持那家形成鮮明對比。
三星逆襲的一項絕招，就是“反周期投資”，這使三星連年虧損，這種做法是完全違背“市場法則”的，但在商業競爭中卻獲得了奇效。
青瓦臺的歷任主人為何鮮有善終，被網友調侃“一個都不能少”，并非青瓦臺風水不好，而是韓國總統只是一個牽線木偶，背后是韓國財團和美國爸爸。這點從“薩德”事件和韓國司法審判上就可以看出來。
“三星太子”李在镕因涉嫌行賄、挪用公款、轉移資產、隱匿犯罪收入、作偽證五項罪名被逮捕，特別是李在镕還向崔順實行賄約合人民幣2.51億元的巨款，結果二審卻被判處2年半，緩期4年執行。也就是說，李在镕就這樣躲過了牢獄之災。相比之下，因親信干政而落馬的樸槿惠就沒有這么好的命了。
回過頭來看祖國。在毛時代，偉人有大格局，苦了一代人，留下了異常豐厚，足以造福三代人的遺產。然而，80年代后遵循“市場化”，在半導體領域敗得一敗涂地，不僅把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寶貴遺產丟的一干二凈，整日熱衷于重復引進西方淘汰技術。
在日本和韓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的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卻盲從自由市場經濟，盲目對外開放，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敗的幾乎一干二凈，這恐怕是東亞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以下為原文：
XXX認為，中國40年開放，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經濟發展越是到了高的階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國際環境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就越多。
隨后，XXX提到了中美MYMC和ZX事件。他強調，此事牽扯到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么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焦點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
“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應該考慮的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開放政策落實。但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XXX說。
XXX稱，他曾經在信息咨詢機構里面工作過，芯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并不在于給沒給錢。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芯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紫光一連串收購動作也是想在芯片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
最后，他呼吁，“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于我們這個國家、有利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ZX通訊被制裁事件發生后，中國高端芯片業如何突圍?“拿出‘兩彈一星’精神，舉全國之力把芯片業搞上去”，是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這一建議初聽讓人熱血沸騰，但冷靜思考發現，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險。產業化的芯片業與“兩彈一星”服從完全不同的經濟規律。夸大“兩彈一星”中的獨立自主和人定勝天因素，并據此不計成本、閉門發展芯片業，更是有陷入過度社會動員的風險。
軍事項目與民用項目服從截然不同的經濟規律。對軍事項目來說，“有”是第一目標，當然也要考慮成本和產品后續升級迭代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當年研制原子彈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來就算成功，能比肩最優產品更好，略次一點也不要緊。
但遵循摩爾定律的芯片產品，成功的標準極為苛刻。芯片不僅要做出來，而且要以比對手更快的速度做出來，不僅要做出來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產。產品出來慢了，競爭對手的更高階產品面世，自己產品要么失去市場，要么價格大幅下降，出現虧損。產品及時研制出來了，不能量產或良品率過低，導致成本過高，同樣會虧損。第一名獲取豐厚利潤，第二名則連生存都很難，芯片行業非常殘酷。
有人說，我們可以像搞“兩彈一星”那樣動用國家資源，不怕虧損，放眼長遠持續不斷投入，總有一天會成功。這是不切實際的。“兩彈一星”早半年晚半年無關緊要，只要研制出來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資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動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實驗室成功、量產、時間這三個條件只要有一個不滿足就無法產生利潤，就意味著失敗。更殘酷的是，在摩爾定律驅使下，失敗者接下來還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臺上與優勝者競爭。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輪競賽都依賴外部投入的話，財政也好資本市場也好，都將面臨一個無底洞，這與“兩彈一星”那種一次性資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東方為例，認為政府長時間不計成本投入最終也會在芯片業上獲得成功，這是一個誤解。京東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顯示面板行業摩爾定律失效，當然，芯片行業技術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們畢竟不能以這樣的猜測作為制定戰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個行業的技術不再迭代了，這個產業的戰略價值就貶損了，成功的意義也大打折扣了。
長期片面的宣傳夸大了“兩彈一星”成功中的主觀因素，忽略了其客觀原因。“兩彈一星”成功當然離不開舉國支持，更離不開奉獻精神，但它沒有變成大煉鋼鐵那樣的悲劇、鬧劇，是因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觀條件。“兩彈一星”是奇跡，但同樣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觀因素有：一是前期蘇聯的支持，二是不斷吸取當時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閉的產物，三是參與者的素質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勛科學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學經歷，其中16人擁有博士學位，他們都受教于民國時期的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學風優良，他們與當時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離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內外距離要小，特別是錢學森當時接觸到了美國最前沿技術。
科學有基本規律，上述三個客觀因素少了任何一個，特別是少了優質人才，不論主觀多努力，褲腰帶勒得多么緊，多么拼命奉獻，也不可能成功。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時間與外界預測基本一致，說明它與科學常識是一致的，并不是單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面臨著與“兩彈一星”迥然不同的環境。芯片是受摩爾定律支配的龐大的全球競爭性產業，妨礙中國高端芯片業突破的，既有產業鏈綜合技術積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礎的教育環境甚至人文社會環境方面的原因。對于一個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無論何時，它都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開放合作，通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著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財政支持當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過去十幾年從地方到中央，錢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還起了消極的負作用。財政的錢通常會引來大量的分肥者，一個動歪心思的人會想方設法迎合政府發布政績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會摧毀一批放眼長線扎實做事的企業，本來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資本市場有效性也是一項非常基礎的事，無效率資本市場獎勵那些玩概念者，一說到發展芯片業，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費資源之余還打擊了準備做實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產業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馬想到可利用資本市場的錢，這令人憂慮。
更基礎的工作還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虛作假土壤，而經濟博彩化的價值取向，讓工匠精神無所依附，是芯片業發展的敵人，畸形社會價值觀如何扭轉?值得每一個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確的態度。產業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改善了，規模大了，基礎厚實了，逆襲才有可能發生。現在的問題是整天想著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識做慢慢的積累。真正的國家意志應該是創造環境，培植基礎，而非親自去做逆襲的計劃，逆襲意志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并且是民營企業。基礎環境好了，極少數具有實力且有遠大追求的民營企業在時機成熟時，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擊。1980年代，韓國三星突入半導體以及中國華為近年局部突破，憑的都是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而非政府動員和公共資源的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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