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總理斬釘截鐵地說：“依靠一個部門力量做不出來的計算機，在黨中央，在國務院的領導下，集中全國力量，難道還做不出來嗎?”1956年5月20日，“緊急措施”由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國務院審議，7月5日，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印出“四項緊急措施”文本。
作者：子午
5月22日晚間BBC報道，英國ARM公司要求員工停止和華為及其子公司的“所有有效合同、支持權利和任何待定合作”，以遵守最近的美國貿易禁令。盡管ARM不是美國公司，但該公司設計包含“美國原產技術”，依然會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而微軟已經宣布不再支持華為產品，銷量已經穩居全球第三的華為筆記本可能要面臨毀滅性打擊。
在ARM斷供的第一時間，華為北非官推宣稱臺積電不會斷供的消息被微博刷屏，但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現，這不過是5月20日的舊新聞，圍剿華為，臺積電會不會是下一個，很不好說。
面對一個霸權主義國家對于一家中國民企的圍剿，國家隊難道就只能吃瓜嗎?痛定思痛，有必要回顧一下毛澤東時代計算機的奠基和發展戰略，徹底檢討我們最近三十多年的失誤。
從華為的困局說起
這段文字摘自筆者前天回應華為總裁任正非反對“煽動民族情緒”的文章《拋開民眾愛國熱情，華為能走多遠?》，文章原發在“草根微刊”公眾號，卻不幸被刪除，看過的朋友可以略過這一段。結合一系列事實分析，筆者認為任總在某些方面樂觀過頭了。
華為92家核心供應商里面，美國占了36家，日本11家，臺灣10家。除了大陸的25家和香港的2家，其余均在美國可以影響或控制的國家和地區。按照美國政府的指令，美國芯片巨頭英特爾、高通、賽靈思、博通已告知員工，在接到進一步通知前不會向華為供貨。
在美國禁令下達之后，華為海思總裁給員工發了一封信，稱“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但華為這個備胎似乎也會面臨極大的威脅。華為目前運營商業務已經陷入瓶頸，主力是消費者業務，目前已經超越運營商業務，占到了華為營收的半壁江山。華為消費者業務的主力是手機，目前一半以上的華為手機已經用上了自己的海思麒麟芯片。
麒麟芯片使用了英國ARM公司的架構(高通和蘋果用的都是這一架構)，盡管華為獲得了ARMv8架構的永久授權，但并不意味著迫于美國的壓力ARM不會收回這一授權。
此外，華為的麒麟芯片主要找的是臺積電(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代工，目前麒麟980和985芯片都是使用臺積電的7nm工藝制程。臺積電在大陸投資建造的是上一代的12/16nm的生產線，盡管年初華為要求臺積電將生產線遷到大陸，但臺積電下一代最先進的3nm和5nm生產線已經選址在美國。
因為目前有7nm技術的全世界只有英特爾、三星和臺積電，英特爾不必說了，臺積電和三星背后的大股東都是美國資本。更為致命的是，臺積電、三星可都是在北約技術封鎖同盟——瓦森納協議體系的清單中，臺積電的制程技術未經美國允許，是不能向其他企業、國家、機構出讓的。甚至連臺積電在海外設置晶圓FAB都要按照瓦森納協議條款審核。如果美國要徹底扼殺華為，是可以對臺積電提出封鎖要求的。所以，微博上刷屏的“臺積電挺住”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有人認為，即便三星、臺積電都給華為斷供，華為還可以找本土的中芯國際，但別忘了中芯國際目前比較成熟的是28nm工藝，其14nm工藝都沒完全成熟，更別說7nm工藝。況且中芯國際與美國的Invensas等公司也簽署有技術轉讓和授權協議，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國。
這就是我們“以市場換技術”這么多年，換來的殘酷真相!華為要好好活下去恰恰需要任總所憎惡的“民族情緒”!
華為作為終端生產商，是處在電子產業鏈條的尾端，外資企業控制了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的關鍵技術環節，他們的目的還是要賺錢，這些企業并不希望特朗普這個瘋子真的把華為搞死，華為更多地是作為美國敲詐中國的一個籌碼;華為十幾個月的芯片庫存還可以讓華為挺過這個美中談判的艱難階段。
即便庫存用完，美國政府真以“破網”為代價來搞死華為這條魚，華為大不了放棄美國能夠“長臂管轄”的海外市場，轉而專攻國內市場。魚死網破之后，華為在國內完全可以不必顧及ARM的授權協議，如果中芯國際這樣的企業愿意與華為一起同美國撕破臉，也不必在乎跟美國的技術轉讓和授權協議，暫時以14nm工藝為華為提供芯片。
這就意味著華為要使用上一代的陳舊技術生產的性能稍差的芯片裝配自己的產品，這個時候，就完全要看“民族情緒”和“民眾愛國熱情”的成色了，就需要中國民眾“用腳投票”——是追求使用高通芯片有更強性能(其實是華而不實、性能過剩)的其他品牌手機，還是全力支持華為、堅決購買華為手機。
美國扼殺華為是一場局部、有限的經濟戰，是對華為這樣的中國企業的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美國雖然對華為斷供，但只要大的政治經濟格局不變，美國并未對其他中國企業斷供。任總反感“民族情緒”，可如果沒有“民族情緒”，不用三星和蘋果出手，外資芯片只需要借助中國本土的藍綠大廠和小米這些巨型手機裝配工，就足以扼殺民族企業華為。80年代，民航不就是以國產大飛機不好用為由扼殺了國產大飛機運十嗎?
不只是消費者業務需要“民族情緒”了，運營商業務也同樣離不開“民族情緒”。前幾天媒體報道某國字號運營商巨頭采購愛立信5G設備，知名博主鐵流在公眾號評論了一下此事就徹底失聯。不就是因為這些年愛國民眾不斷被污蔑為“義和團”、“民粹”——沒有了“民族情緒”的壓力，才讓國字號企業在美國扼殺華為引發輿論狂潮的當口肆無忌憚地棄華為而去?
同樣的，Google宣布暫停向華為提供服務。作為應對，華為余承東宣布華為還有自備的“鴻蒙”操作系統。這些年很多所謂的“國產”操作系統都是拿國外成熟的系統改頭換面，冒充自主研發，騙取國家專項資金。而華為這個獲教育部技術發明一等獎、國家技術進步二等獎的“鴻蒙”操作系統好不好用還兩說，網上有說法指“鴻蒙”系統也不過是拿安卓的某個舊版本分支迭代改進而成，更麻煩的是，一個新的操作系統需要從頭開始培育自己應用生態。對于已經熟悉蘋果和安卓的廣大國內用戶來講，如果沒有足夠的“民族情緒”和“愛國熱情”支撐，又憑什么讓他們重新開始來熟悉華為自己的系統，陪著華為長跑呢?
進一步來講，中美徹底撕破臉之后，華為無法再使用ARM的下一代架構，華為只能自研架構。但目前的安卓和蘋果操作系統都是只支持ARM架構的，這就意味著華為目前的自備的操作系統需要全面重做，適應新的架構。
簡單來說，就是從芯片、外設到操作系統、應用生態——整套都需要重做，這顯然不是華為一家民企可以獨力支撐起來的，沒有國家隊的參與，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面對國外先進、成熟產品的競爭，沒有產業政策對民族自主電子產業的保護，沒有民眾“支持國貨”的愛國熱情，同樣很難成長起來。
面對華為的這種困局，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63年前，新中國發展計算機事業的“緊急措施”。
新中國計算機事業奠基的“緊急措施”
我國電子計算機產業的起步和發展得益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高度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經積貧積弱的這個古老東方國度迎來了真正的科學技術的春天，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總理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毛主席在會議最后一天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給予廣大科技工作者極大鼓舞。在國家大力支持下，有關方面開始計算機研制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電子工業是由軍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軍委通信部部長兼電信工業管理局局長王諍《關于建設無線電零件廠和電子管廠的報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并對設計、布置、貿易談判等問題作出具體批示。1953年1月，由華羅庚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機研究組，任務是“研究電子計算機的原理和設計，并實驗其主要部分”。經周恩來批準，1953年電信工業局終于成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十局，所屬的738、718、774等一批北京酒仙橋地區的電子工廠，都參加了電子計算機的生產，我國計算機產業在此起步。
1956年2月10日，蘇聯科學家代表團來中國短期講學，并幫助擬定科學規劃。當周總理得知電子數字計算機的文字處理與解析功能如此強大，在國外軍隊中已成現役裝備，而我國對計算機的應用方面卻還是空白時，立即有了強烈的緊迫感。他認為必須下定決心大力追趕，計算機必須和軍事聯接，必須盡快應用于工業生產。曾參與我國計算機專業籌備的原二機部十局副總工程師羅沛霖和原清華大學電機系總支書記凌瑞驥在回憶那段歷史時說，當時總理聽到我們目前做不了該項技術時，他斬釘截鐵地說：“依靠一個部門力量做不出來的計算機，在黨中央，在國務院的領導下，集中全國力量，難道還做不出來嗎?”這句話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總理感到發展計算機在國家的工業生產和國防方面的應用是一項非常必要和緊急的任務，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個“緊急措施”。之所以定義為緊急措施，因為當時蘇聯專家幫忙制訂了一大摞子科學規劃，必須要劃出重點項目成為“緊急措施”，規劃與措施悄然并列。1956年5月20日，“緊急措施”由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國務院審議，7月5日，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印出“四項緊急措施”文本。“緊急措施”包括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這四個領域都是我國當時發展還是很薄弱，但極具戰略價值的科技門類。
1957年1月1日，按照周恩來的要求，“緊急措施”的執行單位中國科學院、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機部簽訂了“合作發展中國計算技術協議書”。三方議定，用超常規辦法集結人才，建立發展計算技術研究基地。組織原則是“先集中，后分散”，先從二機部、軍隊抽調專家集結到科學院計算所，制造一臺快速通用電子計算機，然后專家返回原單位建立研究機構，發展計算機。
1957年中國向蘇方提交的“中蘇科學院合作項目表”，第一項就是計算技術，“計算技術科學研究與工業基礎的建立”成為蘇聯幫助中國進行的重大科研項目。這種技術轉移是一個技術體系，包括從理論、技術、器件到工藝，從研發、生產到應用，從組織體系、機構到人才培養各方面，并非只是仿制幾臺機器的技術引進。根據“緊急措施”，中國科學院派出20人的赴蘇實習隊到蘇聯學習了18個月，回國后他們都成為計算機專業的骨干人員和學科帶頭人，在當時的實習隊員中，后來走出了三位院士。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6年時間里開辦了4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專業的訓練班，培訓近800位學員，他們成為計算機領域的中堅骨干。1958年，經黨中央批準，原學習汽車、電機、管理等專業的287名高年級大學生轉成清華大學定向培養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為計算機專業調配學生。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王選就是其中一位。他響應號召，選擇了計算數學方向，后來成為著名的數學家，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創始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66年，高校計算機專業入學學生超過6000人。
1959年，中蘇關系迅速惡化，赫魯曉夫撤走了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中國已很得不到蘇聯技術支援。當時從“一窮二白”剛剛豈不的新中國所面臨的困難，相較于今天華為被斷供，又豈止大十倍百倍。
在美蘇的技術封鎖下，使中國只能走自主設計、自主生產的發展路線。但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封鎖吧，封鎖他十年八年，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緊急措施”充分發揮了舉國體制和大兵團協同作戰的優勢，新中國的計算機科學從一個研究小組迅速發展為專業研究所，北京中關村成為“計算機的搖籃”;“緊急措施”使電子計算機成為我國的一個涵蓋科研、教育、工業，國防的新興產業，計算技術和計算數學從科學學科提升為國家重器。
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產業的真實成就
有些工業黨為了給當年下馬運10大飛機和電子計算機的錯誤決策辯護，就拼命詆毀毛澤東時代搞出的運10和計算機如何技術落后、有很多問題、整體工業生產力水平低下導致配套跟不上……真實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1958年，根據蘇聯設計圖紙做修改的103計算機研制成功，并生產了36臺。
1959年，以蘇聯還在研制中的БЭСМ-II計算機為模板，成功研制104計算機。103計算機和104計算機的誕生，使中國計算機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跨越。而且因為是仿制蘇聯的先進計算機，在技術起點上比較高——103計算機和104計算機在技術水平上僅次于美蘇。
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自行設計的107計算機研制成功。
1965年，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只比美國晚了5年進入集成電路時代。
1972年，自主研制的大規模集成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誕生，實現了從中小集成電路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跨越。 美國從中小規模集成電路發展到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用了8年時間(1960-1968)，我們在美蘇封鎖扼殺的情況下只用了7年，僅僅比美國晚了4年!
毛澤東時代，在國外對我國進行先進技術嚴密封鎖的形勢下，中國科學院、軍隊、高等院校和企業的科技人員用雙手做出上千臺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計算機，完成了許多國家急需的高難度課題，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和經濟統計、石油、電信、鐵道、鋼鐵、造船、水利等許多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課題，還培養了十余萬人的計算機研究與應用的人才隊伍。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周總理制定的“緊急措施”是分不開的。
不可否認，新中國工業體系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毛澤東時代的確存在人海戰術、“手工攢高科技”的階段，我們的制造工藝相較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依靠突破兩彈一星、大飛機、電子計算機這樣高度集成的尖端科技產品，可以帶動眾多基礎科研領域和基礎工業部門的跨越式發展，通過更新迭代、不斷改進，在社會主義多部門無間隙協作、技術工人和科研工作者緊密協同無私奉獻的制度優勢下，趕超發達國家并非遙不可及的。
以航空工業為例，中國同西方航空工業的差距原本是30年，搞了運10，差距縮小到15年，不搞差距只會更大，以還有15年差距來否定運10的價值是非常可笑的。美國人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氫彈爆炸成功用了7年零3個月，而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2年零8個月。波音707于1954年首飛，波音727于1963年首飛，前后用了9年時間;今天還在飛行的波音737于1967年首飛，相較707用了13年時間。運10飛機繼續堅持下去，中國民航大飛機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我們的電子計算機從零起步，到70年代末追到處在世界第一的美國四五年的差距，也是同樣的道理。
遺憾的是，1984年之后，中國的電子計算機產業卻走上了“造不如買”的歧途，辜負了周總理制定“緊急措施”發展計算機產業的良苦用心，徹底葬送了整整一代中國計算機科學工作者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開創的大好局面。
構建完整的體系和生態：
毛澤東時代發展計算機產業的戰略智慧之一
可貴的是，因為面對美蘇兩國的全面技術封鎖，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毛澤東時代的計算機產業的發展并非單兵突進，沒有出現偏門和瘸腿，而是按照整體產業鏈完整布局，形成了鏈條完整、門類齊全、發展均衡的電子計算機產業體系。限于篇幅，這里僅舉例說明幾個關鍵領域。
光刻機
光刻機又名掩模對準曝光機，是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核心設備，是制造和維護需要高度的光學和電子工業基礎。華為目前最害怕的還不是ARM斷供，因為它已經拿到了ARMv8的授權，不會影響現有產品，華為最擔心的則是臺積電斷供，臺積電是光刻巨頭ASML的下游客戶，目前國產的光刻機技術與國外先進技術差異巨大，無法滿足麒麟980的7nm生產工藝。
毛澤東時代，中國芯片光刻工藝研究起步比美國晚，但比韓國、臺灣早10年。1975年，就在臺灣剛剛向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廠時，大陸已經完成了DRAM核心技術的研發工作。
光刻技術從最開始的是接觸式光刻，發展到后來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是投影式光刻。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有了接觸式光刻機，因為掩膜和光刻膠多次碰到一起太容易污染了，接觸式機臺后來被接近式機臺所淘汰;1973年，拿到美國軍方投資的Perkin Elmer公司推出了投影式光刻系統;1978年，GCA推出真正現代意義的自動化步進式光刻機。
中國利用光刻技術制造集成電路芯片的時間是1965年，那一年中國科學院研制出65型接觸式光刻機。1970年代，中國科學院開始研制計算機輔助光刻掩模工藝;1981年，中科院的半自動接近式光刻機研制成功;為了追趕美國先進技術，1979年，機電部45所開始了分步投影式光刻機的研制，對標的是美國1978年推出的4800DSW，1985年正式研制成功，此時與美國的差距只有不到7年。而靠美國技術轉讓起步的光刻機巨頭ASML也不過是起步于1984年。
然而，這是這個7年差距成為工業黨抹黑攻擊毛時代計算機產業水平的“證據”，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的《40年前中國就能造光刻機?真是“開局一張圖......”》對毛時代積攢的“簡陋”技術極盡嘲諷，其口吻與1980年代非常相似。“春天”來臨以后，國內“資深專家”跑到國外考察一圈，回來痛心疾首地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如果再這樣下去，中國的年輕科學家將喪失與國際科學界對話的能力。”全然不顧那時美國資本為了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占領更廣闊的市場，已經將技術和產業向日本、韓國、臺灣大規模轉移的客觀事實。其實，并不是我們自己能力不行、發展速度不及日本，回看這段歷史“洋奴哲學”真是誤人不淺。
863計劃實施以后，開始了大規模的引進之路。當時的一份報告指出了引進出現的問題：
1.各種整機引進是“萬國牌”"的，整機廠要的品種，電路廠做不出來;電路廠生產的，整機廠又不要，電路廠沒有做到市場導向。
2.在引進工作中，大量引進硬件——設備和儀器，而不注重引進軟件——技術和管理，這是引進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的教訓。
3.科研與生產結合不緊密，廠、所內部運行機制不順暢。
后來的情況，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三星、臺積電迅速占領了大陸的芯片制造市場，先進工藝的生產完全依賴外資企業或進口。
如果80年代能夠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上堅持更新迭代，我們的光刻機、我們的芯片生產線完全不會是今天這個局面。
存儲器
說到中國自主的存儲器，就不能不說計算機存儲大師范新弼。范新弼1940年9月至1945年1月在重慶中央大學電機系學習，1948年1月至1951年6月，就讀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博士學位。從1952 年4月開始在美國寶來公司研究部從事微波電子器件的研究工作，諸如磁旋管、磁控管、離子計數器，以及靜電印制中的電離子技術等。1953至1954年，他參加了十多位留學生給周恩來總理秘密上書，要求打破美國政府封鎖，回國建設新中國，并于1954年9月18日，登船離開美國回國。1956年任國家科學規劃計算機和計算數學規劃組委員，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1956年9月，正式調入計算技術研究所參與了計算技術研究所的早期籌備工作，曾作為中國計算機科學家赴蘇聯訪問，任中科院計算所室主任，主要負責計算機主存儲器的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
在當時國內人員技術、設備緊缺的困難情況下他克服困難，帶領年青的科研人員先后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批計算機用的記憶磁芯、104機和119機存儲器，在109丙機的研制中，他提出了均分負載推二級管譯碼的電流驅動方案，并被采用;他領導的M0s靜態1024位隨機取數存儲器件研制，首次投片即獲得成功。
1959 年4 月，中科院計算所研制成功電流重合法磁芯存儲器，容量為1024 字，存取周期為32 微秒，代替103機的磁鼓后，計算速度提高了60 倍。
1975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又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8820個元器件，達到國外同期水平;70年代末，我國又陸續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隨機存儲器，后者達到國際同期的先進水平;可以生產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隨機存儲器;1983年，16KMOS動態存儲器研制成功，4KMOS靜態存儲器進入小批量生產……然而，這些良好基礎在80年代中后期也都喪失殆盡。到今天，我們95%以上的存儲器芯片依賴進口。
操作系統
操作系統是管理計算機硬件與軟件資源的計算機程序，同時也是計算機系統的內核與基石。
1964年，哈軍工成功研制出新中國第一臺全晶體管計算機441B-I，僅僅比美國第一臺全晶體管計算機RCA501晚了6年。441B系列計算機是我國第一臺具有分時操作系統和匯編語言、FORTRAN語言及標準程序庫的計算機。
1974年，國家立項748工程，成功研制出漢字通信、漢字情報檢索、漢字精密照排、微型機漢字操作系統、漢字數據庫系統、漢字工具軟件、漢字全文檢索系統以及漢字輸入、輸出設備。
西方的圖形用戶界面(可視化系統)崛起于蘋果公司的Mac OS操作系統，1985年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誕生，但那時中國的計算機產業已經自廢武功，走上了聯想的貿工技路線。Windows迅速走進中國的千家萬戶，為中國計算機使用者所熟悉，絕大部分的桌面應用都是圍繞Windows搭建。如果中國的電子計算機產業繼續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拿出搞748工程的勁頭，發展出成熟、自主的操作系統以及應用生態也絕非什么難事。
我們再反過來看看任正非“自信滿滿”的華為，最新的、引以為豪的P30手機，操作系統是Google安卓為核心改的界面，閃存是東芝和三星提供的，鏡頭第一供應商是臺灣立景，屏幕是三星的(30pro是LG和京東方);華為基站、交換機搭載的是美國VxWorks操作系統，芯片設計用的是美國Cadence平臺，芯片仿真用的是美國MATLAB軟件，PCB設計用的是美國Allegro……如此狀況，隨便哪一個環節都可能被美國卡脖子。
真要想做到不被美國卡脖子，只能從毛細血管開始培育，搭建自己完整的“生態系統”。就像胡偉武的龍芯，單純從CPU領域來講，取得的實際成就早已超越華為(華為做的是片上系統SoC，CPU之外要集成的東西更多)。但是，從CPU到攢出整臺計算機，從計算機硬件到操作系統以及與之配套的應用生態，絕非胡偉武一個部門力所能及的。況且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讓三歲小孩與泰森同臺拳擊，本身也是不現實的，必須國家產業保護政策的支持。
自主研發為主，技術引進為輔：
毛澤東時代發展計算機產業的戰略智慧之二
任正非在前天的訪談中，一再強調華為是個開放的企業。他曾經與那些精英一樣都曾指責過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事實真的如此嗎?
事實上，并不是我們不想學習西方、哪怕是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而是人家根本不給，美蘇兩大帝國聯手對我們實行全面的封鎖。建國以后，毛主席從來沒有反對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來往，關起門來搞建設;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中國和西方原本劍拔弩張的關系有所緩解，中國從西方了大量引進鋼鐵、化工等傳統行業西方淘汰的技術(四三方案)，對于當時屬于高科技領域的半導體產業，中國雖然始終無法從官方途徑大規模引進半導體設備和技術資料，但也通過特殊渠道少量購買單機設備，并將其消化吸收后，大量仿制，推陳出新，搭建了自己的生產線。
無論是50年代末引進蘇聯技術資料，還是70年代通過特殊渠道少量購買歐美先進設備，走的是都“消化吸收、融會貫通、推陳出新、舉一反三”的路線，技術引進不僅沒對自主技術造成沖擊，反而使其融入自己的工業體系中，使中國自主技術更上一層樓。 這與80年代囫圇吞棗式的全面引進是截然不同的。
前幾天，錢學森同志1995年1月2日致王壽云等六同志的信被披露出來，我們才得知了“錢學森之問”的真相，錢學森同志在信中問道“毛主席要我們創新，我們做到了嗎?”“(今天)我國科學技術人員有重要創新嗎?”錢學森列舉了毛澤東時代科技工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取得的一系列創新成就——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卻做不到了?錢學森同志痛心疾首地說“我認為我們太迷信洋人了”。看看那群去國外考察后回來葬送我國計算機產業的資深專家，錢學森同志的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與張平化、王卓超等人的談話中指出：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帝國主義不會真正允許我們發展起來，今天中興、華為所面臨的困境，不是又一次有力地證明了毛主席的遠見卓識嗎?
毛澤東時代發展電子計算機事業的戰略經驗，早已為破解華為困局指明了一條光明大道，那就是回歸社會主義公有制，重新發揮舉國體制、大兵團作戰優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補齊短板，重建完整的電子計算機產業體系，徹底擺脫對資本主義的依賴。
中美沖突，如火如荼，是時候再來一個“緊急措施”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