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從法律的角度談談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從人機關系的視角看，主要包括兩項巨大的挑戰，一是機器替換人類，導致失業浪潮;二是人工智能的軍事化，智能武器在利比亞內戰中已大量使用。用美國科幻文學的口號來說，未來已經來到。
挑戰之一：個人隱私的逐漸消亡
人工智能帶來的首要挑戰是個人隱私的消亡。在傳統社會，隱私之所以被稱為“私”，是因為它可以“隱”。中文詞將其特點詮釋得非常完美。
當前社會已經普遍使用機器智能，它能夠記錄每個人的行為與信用表現，其背后涉及的法律問題就是個人的隱私權。在法律層面，隱私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利。美國在經過了多年的憲法訴訟后，隱私權早已被確立為憲法中的一項基本權利，中國編纂起草的統一《民法典》正在審核中，隱私權正是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
AI商業模式：與知識產權相反的數據獲取
今天，人工智能的來臨，導致隱私從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么，我們是否有必要保護這種正在消失的權利?就像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說的：我們為什么需要隱私?我的客戶很樂意把隱私交給我們，因為我們的服務能給他們帶來不可抗拒的便利。盡管我們可從哲學、倫理學、法學等各個角度切入，尋找多種理論上的應對方案，但人工智能技術實際上在現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必定會按照一定的商業模式涌入社會。推廣人工智能最有利的產品就是智能手機。扎克伯格和他的團隊驚人地推出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
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與知識產權模式完全相反。所謂知識產權，就是在任何無形的東西上設立產權。例如，一束花并不是知識產權，但拍花的照片，它的使用就可以成為知識產權，這朵花的香味也能做成一個具有識別性的標記，稱作商標，也就是知識產權。因此，知識產權的主要用途就是禁止他人隨意復制或使用，需要付費才能使用。
在目前的商業競爭和經濟活動中，知識產權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競爭手段，因為它可以打擊競爭對手，通過訴訟強迫他人付費或承擔更多的成本，促使對方不得不屈服。
從本質上說，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對價交易，法律語言表述為，交易雙方需要付出對價，形成契約。當前網絡企業大平臺采用免費或廉價的付費模式，而我們付出的對價就是個人信息。從我們購買手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提交了個人信息，并且還需不斷地提交，我稱之為硬規則，因為消費者必須接受。這些數據被企業獲取，用于建立數據庫，再轉賣給第三方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例如開發新產品等等。
數據財產化后，企業掌握了每個人的隱私
數據如此重要，以至于現有的法律無法對其進行估算。數據所蘊含的巨大價值令業界非常希望將其財產化。那數據的原始主人是誰?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嗎?難道數據不是我們的財產嗎?若是這樣思考，臉書就無法運營了，因為它需要與幾億人簽訂合同。因此，數據的財產化是個法律問題，目前無解。雖然利益集團的游說非常激烈，不久的將來或會進行立法，但即使沒有立法，數據事實上也已經是財產了，因為它是我們每天進行的無數次交易的標的物。法學理論認為，只要能成為交易的標的物，例如數據，那它就已享有財產的地位，只不過對它的保護缺少明文規定而已。所以，這些企業事實上已經掌握了我們每個人的隱私。
當然，還有一位參與數據收集競爭的主導者，即政府。在擁有發達的互聯網產業之后，任何國家的政府必然深度介入數據的抓取。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最好，大城市道路每50米就安裝一個攝像頭，促使暴力犯罪大幅降低，即便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也走在最前端。雖然從隱私角度來說，這或許令人不安，但從產業發展以及政府對數據的抓取來說，這可以解決諸多問題。例如，許多傳統上難辦的案件到了數據時代非常容易破獲。
挑戰之二：引領法律走向硬規則體系
人工智能使我們忽視原本異常繁瑣的程序、調查，不得不接受一些硬規則，這對于法制建設的影響非常巨大。什么是硬規則?中國的馬路中間通常都設有一排鐵欄，用于分隔兩個車道，它強迫車輛必須在它自己的那條車道里行駛，不得越界。這也可以說明軟規則的失效，政府可以選擇其他整治交通的措施，但都不如硬規則方便、廉價。
警惕人工智能帶來的規則制訂權之爭
硬規則帶來了什么好處?它不需要像傳統的法制建設那樣由政府積極推動普法，也不用通過文藝作品向大眾宣傳規則的重要性，也無須事先征求民眾的意見。一般來說，我們國家的立法應當按照民主原則，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或通過政府有關部門制定規章。但硬規則不同，硬規則主要由商家制定，它通過智能終端添加到我們身上，智能手機就是最佳的例子。手機硬規則通過用戶點擊“同意”鍵進入系統，如果用戶不同意，也可以點“取消”鍵。這種合同在過去的人類社會中很少出現，而按照現在的制度和商業模式來看，這就是一種單方面為用戶制定規則，使之通過衡量利弊或被迫接受的格式合同。
所以，整個法律制度實際上被人工智能引領著走向了硬規則體系。這令人感到害怕和憂慮，值得引起世人的注意。因為這種情況將導致資本力量過于強大。從國家的立場來看，立法必須回應民眾的要求、呼聲與利益訴求。但是，如果規則的制定權大量落入企業手中，其結果就大為不同了。
從某種角度來說，政府將比過去的工業化社會更大幅度地介入商業活動，這不利于建設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據市場經濟理論，最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政府只負責一部分的監管、注冊和維穩等傳統要求，但智能終端、智能經濟、智能技術將改變原有格局。
商家過度承擔硬規則的制定，將加劇貧富差距
事實上，硬規則的制定權越來越多地歸于商家，商家樂見其成，因為可增加利潤收益。它的危機表現形式就是十多年前美國發生的華爾街金融危機。
我們要防止因網絡技術、網絡產業發展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分化。不久前，美國黑石集團共同創始人、全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向麻省理工大學捐款建立人工智能學院，明確要求該學院必須包括關于人機倫理的研究，而這類研究必須解決貧富分化、財富過度集中的問題。可見，蘇世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新挑戰，是財富的巨大分化帶來的社會難題。作為富豪，他有責任提出這個問題，而學者必須在研究科技的同時關注倫理問題。中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是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其背后的投資人和合作者都是外國商家，試圖進行商業冒險。
這表明，商業資本在市場博弈中具有盲目性，缺乏倫理約束。正如馬克思所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注意倫理問題?必須加強政府部門和行業本身的約束。政府部門相當于外部約束、外部監管，行業本身也有自我教育、自我培訓等自律的要求。
挑戰之三：深刻改變生活習慣和生命意義
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說，探索是非常必要的。對那些不得不發展的產品而言，我們必須在技術條件與科學原理上繼續探索，以便獲得對人類有益而非有害的結果。人工智能在這方面的表現特別醒目。
麥當勞配方秘訣：按基因喜好迎合全人類口味
開發人工智能的商家非常聰明，智能終端通常根據反復實驗研究人的心理和習慣，以及由基因決定的傾向性來設計界面，因此，一個出生不久還不會說話的嬰兒會很快發現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可愛之處，并與之互動，這是設計的成功之處。
另以麥當勞為例，它是實驗室的產物。以工業化養殖的牛、豬、雞作為原始材料，經過混合、配方以及化學處理，調試出令全球兒童都喜歡的口味，并為此成立了一所麥當勞大學。在美國，即便是含著金鑰匙出生于貴族家庭的小布什也愛吃這種食品，因為他無法拒絕這種根據人類基因構成研制出的味覺配方。
終端界面的設計也是如此，比如手機制造商研制的可折疊手機最初也受到批評，但很快就尋找到了感覺與方向，因為這些企業擁有全球最頂尖的設計團隊。設計者并不僅僅是為了讓用戶使用方便，而是要讓用戶無法擺脫。
改變審美趣味，機器設置的產品影響生命意義
微軟小冰作詩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將機器人與杜甫、李白相比，那就理解有誤了。在我看來，微軟研發小冰的意圖并非讓它成為杜甫，華為研發5G產品也并非想讓其成為愛因斯坦或牛頓，他們的根本目的是占領市場。AlphaGo團隊將其研發的機器人投入市場，是為了實現取代人類智慧的最終目標。因此，我所關心的是小冰下一步商業化之后如何改變我們與下一代人類對詩歌、文學以及藝術的感受。這一團隊以及它的競爭者或許已在基因層面探索人類對文字和音樂的感受，以便研發出的產品能夠改變人機關系，我將其稱作較為終極的挑戰，因為它改變了生命的意義。
可以想象那個時代，杜甫將是極少數學院派研究的對象，因為機器已經研發出完全不同的風格，讓我們從小就會喜歡。音樂、美術、戲劇表演都是如此。
在立法領域，一旦機器大規模介入，人類將無法厘清規則，因為每部機器都會將規則無限復雜化，其復雜程度遠超人類所能理解的范圍，只有利用機器才能與之對抗。
未來走向：我們是否需要機器?這是終極挑戰
那時，我們是否需要機器?這是一個終極挑戰，它不僅顛覆了生命的意義，也顛覆了日常生活，它提供的便利和規則正在溫水煮青蛙式地將人類逼至無法反抗的境地。
為此，我提出了兩個方向，一是企業主導的知識產權壟斷，主宰了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一是數據國有化，政府深度介入規則制定，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我們完全有可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列寧曾說，人類將按照科學的進步程度來接受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1960年代，一位蘇聯數學家提出綜合數學模型，解說計劃經濟成功與失敗的可能性，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受此啟發，我認為計劃經濟并非過去式，只不過不適合科技不發達的時代，將來人類有可能計劃得非常完善，考慮到每一個人的需求。在無人駕駛領域，已有專家提出，機器駕駛的安全性遠遠高于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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