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一群說蠢話的人是你的事，但他們的話你都看不到，就不是你的事了
在這個走向二元對立的世界，共識越來越難以獲得。
關于大公司控制市場到什么程度才算壟斷，不同地區、不同政見的立法者基本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Google 在歐洲已經拿了三輪 82 億歐元反壟斷罰單，而同樣競爭手段的幾次調查都在美國得出無罪結論。而到了中國，即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已經變得習以為常、都不太被提及。
不過在反壟斷的另一個焦點，對科技公司控制言論和信息傳播的恐懼上，爭吵不休的美國兩黨倒是頗有默契。
3 月 8 日，參議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宣布拆分大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計劃，隨后她的拆分廣告就被 Facebook 拿掉。很快，共和黨黨魁，2016 年參選總統的特德·克魯茲(Ted Cruz)表示支持，說“科技公司有太大的權力讓言論沉默”。一年前，克魯茲已經將科技公司反壟斷與第一修正案聯系起來，說“人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這是美國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科技公司可以有政治傾向，但不能左右別人的言論自由。我們有義務用反壟斷或者其他法律武器來保護這項權利。”
最近，共和黨政治新星、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也開始呼吁限制大科技公司對平臺言論的控制。“百年歷史的第一修正案已經劃清了言論審查的邊界，科技公司不應施加審查，卻不用承擔監管。”
對大公司利用壟斷地位控制言論和信息傳播的恐懼可以追溯到反壟斷概念剛剛誕生的時候。1900 年，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判決美聯社必須向所有機構提供新聞服務，此前它因客戶使用競爭通訊社文章而拒絕供稿。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在審判結果中認為，控制新聞信息的美聯社等同于公共平臺，利用優勢地位限制新聞的自由傳播。
百年之后，焦點轉移到了硅谷。最耀眼的兩個互聯網創業明星 Google 和 Facebook 控制著數十億互聯網用戶閱讀、觀看和分享的內容。壟斷性規模帶來對信息控制的影響力成為反壟斷的理由。
從“不作惡”開始，大公司逐漸積累起控制信息的過程
2018 年 9 月 5 日，美國國會山的聽證席上多出一把空椅子。椅子前面的名牌寫著 Google，左右則坐著 Facebook 首席運營官和 Twitter 創始人。科技公司的代表接受了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3 個小時的質詢，唯獨缺少了 Google。
△ 聽證會上缺席的 Google，圖片來源/Recode
“不作惡”的代表，變成了讓唯一超級大國擔憂的信息控制者。
1998 年創立之后很長一段時間，Google 都是模版一樣的美國夢。兩位看著靦腆的在讀博士生，其中一個還是從剛倒臺的共產主義國家來到美國，沒有上一代科技巨星不認女兒或者在合伙人絕癥確診后搶奪股份的劣跡。
Google 自由的企業文化也吸引著無數年輕工程師的加入。允許員工帶寵物上班，提供免費福利的工作環境;鼓勵員工創新和個性發展;伴隨股票升值而帶來的財富故事。
更重要的是，Google 堅持“不作惡”。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這兩個 Google 創始人起初非常抗拒廣告，拉里·佩奇在斯坦福的論文里直接寫到“如果你賣廣告，搜索引擎就會變味兒”。即使因公司發展需要增加廣告收入，Google 也希望有所堅持。
“不作惡”正是代表了 Google 的一種堅持。在 Google 早期的員工看來，其他搜索公司正靠出售搜索結果來欺騙用戶。而 Google 不準備依靠搜索結果賺錢，而是將廣告放置在搜索結果的右邊，盡可能清楚地標注出來。
Google 堅持在收錄全球信息期間，提供準確有效信息的同時不被盈利左右。到 2004 年上市，這句話還被放入招股書中，在給 Google 投資人的信中寫道：“不作惡，即使放棄短期的利益，作為一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從長遠來看，Google 會得到更好的回饋。”
但 Google 對與信息的控制力與日俱增。
2006 年，在先后推出 Gmail、地圖應用后，Google 以 16.5 億美元收購了僅成立一年的 YouTube。兩年后，Chrome 推出，不斷蠶食微軟 IE 的市場份額。幾乎同一時間，第一部搭載 Android 系統的 HTC G1 上市。
Google 的商業模式一直是提供更好的互聯網服務，從而獲取更多的用戶信息，借此更精準地打廣告。
庫克經常以 Google 出售用戶數據來貶低 Android。但事實上，Google 從不直接賣數據——它只是知道一切數據，幫廣告主把信息放到合適的人面前，
廣告是這么呈現給每個人，信息也是一樣。
作為目前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Google 從 2007 年開始測試個性化搜索。根據算法分析用戶搜索行為，返回更適合的搜索結果。
問題也在算法主導搜索結果之后開始。2008 年開始的每次總統大選，Google 搜索結果中的政治傾向性都會有爭議。
因為 Android、Chrome 壟斷性的市場份額以及本身出眾的搜索效果，Google 事實上決定著在人們搜索信息的時候，什么東西會出現在面前。
專門研究人們眼睛運動行為的公司 Eyetools 更進一步分析，排名越靠前的信息越受到關注。Google 搜索結果的前三條能夠吸引 100% 的注意力，最下面的信息只能獲得 20% 的關注。
算法決定了用戶獲得的信息。而隨著 Google 收購 YouTube，推出新聞業務 Google News，被 Google 控制的信息更多了。
△ 剛開始創業的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圖片來源：wiki
Facebook 有著類似的成長過程。2009 年的公開演講中，25 歲就已經創業五年的扎克伯格鼓勵將信息放在網上，允諾建立一個鏈接地球上所有人的公開社交網絡。如今 Facebook 每月光活躍用戶就有 23 億，每天人均花在 Facebook 上的時間超過 50 分鐘——這不包括它買的其它產品。
Facebook 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很早就加入人工智能算法，2006 年，信息流(NewsFeed)上線。新聞資訊、朋友消息和“貓貓狗狗圖”根據算法排列，吸引著用戶不斷刷新。由于社交網絡更多是被動消費，算法比搜索更直接地決定著每個人看到什么是信息。
反壟斷歷史中，對控制言論的恐懼與限制競爭的恐懼是兩大驅動力
關于掌控基礎設施后限制市場競爭的恐懼，我們在本系列里已經談過。
在保護競爭環境、避免少數公司操控價格以外，防范大公司對言論和信息控制是反壟斷歷史上的另一條線。
19 世紀后期，美國結束奴役制，快速工業化。壟斷集團在鐵路、農業、煙草、糧食、石油等生活方方面面出現，新聞也不例外。
1892 年，美聯社的前身伊利諾伊聯合新聞社成立，時任社長的斯通(M.E.Stone)以高價同當時歐洲三大通訊社簽訂了獨家交換新聞合同，從而壟斷了國外新聞來源。
伊利諾伊聯合新聞社因控制國外新聞從而擊敗了最大的競爭對手合眾社，要求其他合作的報刊只能使用聯合新聞社的稿件。
芝加哥的《洋際報》(Inter Ocean)由于采用別家通訊社稿件，斯通便停止供稿。為此《洋際報》向法院上訴，經過兩年審理。1900 年，伊利諾伊州法院做出裁定，聯合新聞社必須將稿件提供給任何客戶，不得有所歧視。
判決理由正是因州最高法院認為新聞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保護，美聯社應類同于公共媒體，向所有人供稿。不愿接受判決的斯通解散了聯合新聞社，并在紐約重組以避免判決結果。當時反壟斷法還不嚴密。
反壟斷條例從一早就開始關注媒體壟斷的危害。1914 年，《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等反壟斷法令陸續推出，對第一部反壟斷法《謝爾曼法案》做了補充。
《克萊頓法》明確禁止了“為削弱對手或產生壟斷”的兼并股份行為。這阻止了當時大報業頻繁收購小報社的行為。1893 年，最大的斯克里普斯報團每年平均收購 6 家地方報社，控制了當時全美 30% 工業城市報刊內容。
之所以如此重視新聞壟斷，因為依托媒體的言論自由被視為民主的基石。《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就曾說過：“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戈·布萊克(Hugo Black)認為新聞自由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政府欺騙人民。
報紙、廣播、電話、電報以及后來電視的出現，信息和媒介一直在變，但反壟斷對于信息自由的警惕一直持續到了 1990 年代。
1934 年，美國政府制定了《通訊法》，隨后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成立，確立了對于電信業長達半個世紀的監管。
1940 年開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為防止電視臺惡性競爭、兼并，陸續制訂了一系列嚴格的規則來制約電視業，比如反壟斷法規定，一個廣播公司在全國至多只能擁有 12 家電視臺，在全國 50 個大城市中不得擁有兩家電視臺;也不得同時擁有無線電臺、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市場在 1980 年代放開，CNN、探索頻道、ESPN、HBO 等頻道都在那時誕生。為了防止有線電視運營商決定人們可以看到什么信息，《有線電視保護和競爭法案》中規定了“Must-Carry”，必須滿足報道當地民生、政治新聞的地方電視臺在有線電視系統中播出的時長。
和洛克菲勒依靠鐵路壟斷石油市場一樣，電視系統運營商通過控制電視臺渠道也可以決定電視播放什么內容，從而打擊地方電視臺。這些電視臺制作的節目沒有收視率，只能選擇和運營商簽訂獨家合作協議。
監管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讓信息播放渠道不會控制內容的傳播，確保不同政治意見都可以得到宣傳。
對控制信息和渠道的公司合并管理尤為嚴格。很長一段時間，掌握有線電視網絡渠道的運營商都不能兼并電視臺、電影片廠不能買電影院。
對于報業，則在 1970 年提出《報業保存法》，允許兩家公司分享廣告收入來確保存活，但必須保留單獨的編輯人員，確保新聞信息的多樣性不受影響。
哥倫比亞法學教授、“網絡中立”理論提出者吳修銘(Tim Wu)在《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中提到，幾十年里，美國政府一直緊盯著信息傳播，避免出現一個可以壟斷信息和言論的公司。
變化在 1980 年代開始。里根政府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對壟斷管理也開始放寬，減少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1986 年，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奧利弗(Daniel Oliver)在美國律師協會的一次演講反映了執行機構的政策基調的變化。“公共政策的敵人是政府過度干預，反壟斷執行對商業活動造成的損害應該被限制。”
之后對大公司的拆分訴訟只在克林頓時期在微軟發生了一次反復。之后的小布什政府對大公司的壟斷采取更加寬容的政策。到了 2008 年，奧巴馬當選，更是被稱為“第一任網紅總統”。從競選開始，他就利用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為自己拉票。
揮舞言論控制力的不一定是科技公司本身，這讓反壟斷變得更復雜了
全球的互聯網的信息傳播逐漸控制在兩個公司手上，Netcraft.com 通過分析 14 億網站流量后發現，Google 和 FB 和它們收購的 YouTube、Instagram 服務直接決定著全球 70% 以上互聯網流量的趨向。
更直接說明對信息控制力的是媒體網站的流量。從 2013 年開始，從 Google 和 FB 引入的流量就超過媒體網站總流量的 50%——中國是個特例，雖然也有公司占據同樣的主導份額，但控制信息的并不是它們。
△ 媒體網站流量來源的變化，Google 和 Facebook 占主要份額，圖片來源：staltz.com
每四年一次的大選，Google 和 Facebook 的政治傾向性都會帶來爭議。到 2016 年，公開質疑越來越多。
獨立媒體 SourceFed 在 2016 年宣稱 Google 搜索引擎中存在“政治偏見”，涉嫌故意操縱搜索結果，幫助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消除負面信息。對此， Google 辯解稱，這是搜索算法的自發決定。
去年年初，劍橋分析數據泄漏事件爆發。5000 萬 Facebook 用戶數據被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被認為幫助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拉票。但拿到社交網絡用戶數據，定向拉票的事奧巴馬時期也干過，區別是他得到了 Facebook 的同意——Facebook 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直接加入奧巴馬競選團隊。
特朗普當選后，路透社報道稱，Google 的員工在內部討論改變算法來打壓保守派新聞媒體。Google CEO 皮蔡去年在國會作證了 7 次，反復承諾 Google 在政治意見上的中立性。
Facebook 也沒逃過政治傾向的批評。Facebook 的前職員披露了 Facebook 內部通過人工干預操縱 2016 年大選民意的相關細節，左派傾向的員工會選擇性地篩掉那些保守派的新聞。隨后，美國參議院的商務委員會很快發函給扎克伯格要求解釋 Facebook 熱門話題欄目具體操作細節。
百年前人們對于大公司操縱信息恐懼不同的是，很難想象馬克·扎克伯格或者拉里·佩奇下達政治攻擊的密令。但利用算法推薦機制影響人們看到什么的，不只是科技公司自己。
外部勢力介入美國大選更是令 Google 和 Facebook 陷入巨大的麻煩。
扎克伯格先是否認俄羅斯機構參與劍橋泄密事件，但之后隨著俄羅斯總參情報局(GRU)特工干預大選計劃的曝光，他開始改口。在 2 天 10 小時接受國會質詢會上，扎克伯克承認，Facebook 并沒有及時發現俄羅斯投放的廣告，導致假新聞、外國干預選舉及仇恨言論發生。
假新聞是社交網站上最常見控制言論的方式。《紐約時報》采訪 YouTube 上以虛假新聞為標題的視頻制作者。他們依靠算法推薦來騙取點擊，每年能賺到 20 萬美元。
假新聞制作者不一定有政治訴求，有些只是因為讀者愛看聳動的假新聞，能帶來更多廣告收入。而在被社交網站和搜索引擎控制的信息流動里，新聞更加真假難辨。從發達地區的大選、脫歐，到偏遠地區的種族沖突乃至仇殺。
抱有政治訴求的當然也不少。同樣利用 Google 算法，Reddit 用戶大量將白癡(idiot )一詞鏈接到特朗普的照片，導致搜索 idiot 后出現的全是特朗普的照片，現在都還能看到。ISIS 甚至有專門的新媒體部門，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新建海量賬號宣傳圣戰，上傳斬首視頻。
沒有證據證明 Facebook 和 Google 惡意控制著互聯網信息，但事實也說明，這兩家每天為幾十億人服務的大公司擁有足夠的影響力去產生惡果。
假新聞丑聞給科技公司帶來巨大壓力。壓力下，科技公司自己開始行使言論審查的權力。
3 月 15 日，新西蘭基督城槍擊案造成 50 人死亡。襲擊者在 Facebook 直播了作案過程，Facebook 在視頻審核上的人工智能過濾技術沒能發現這次槍擊直播，后續 Facebook、Google 也沒能完全阻止相關視頻繼續出現。
對 Facebook 管控不夠的質疑下，Facebook 加大了審查力度，連新聞報道中采用的視頻片段都統一采取封禁措施。
同樣的事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過去無數次爭議事件中一遍又一遍地發生。從 2017 年到現在，Facebook 內容審核人員的數量翻了三倍，從 1 萬人提升到了現在的 3 萬人，和 Facebook 全球正式員工數量相當。
什么內容適合在互聯網傳播，什么內容又應刪除，其中的界限很難劃清。更嚴肅的問題在于，判斷的標準還掌握在算法手中。
最新的反極右翼言論、反疫苗事件，亞馬遜、Facebook 和 YouTube 相繼清洗相關內容，這成為了新的言論審查。
當代的反疫苗論開始于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的論文，醫生安德魯·維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研究認為打了疫苗后會導致兒童患上結腸炎，甚至可能引發自閉癥。反疫苗的論調開始流行，支持者認為醫療公司為了盈利而隱瞞打疫苗的后果。
爭論越來越激烈，科技公司也無法置身事外。反疫苗的紀錄片被亞馬遜直接封殺， Pinterest、Facebook 全平臺刪除反疫苗信息。YouTube 并沒有直接刪除這些視頻，而是降低反疫苗內容被推薦的可能性。
反疫苗論讓信奉言論自由的科技公司開始一刀切式的管理，部分大公司對它的處理方式幾乎類似于對待納粹內容或兒童色情。
這也遭到了美國兒科學會(AMA)的擔憂，該機構致函給 5 家科技公司，稱科技巨頭應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確保消費者能夠獲得有關疫苗接種的科學有效信息，而非一刀切式刪除內容。
科技公司開始習慣于管理信息如何流動。
Facebook 試圖自己給媒體評級，來解決假新聞的問題。新的質疑產生，為什么由它來決定什么媒體的信息值得傳播?大西洋月刊副主編亞歷克西斯(Alexis C.)發文指責，“評級阻礙了新聞自由”
而一份泄漏的 Google 內部文檔則顯示，Google 內部也開始接受作為審核員的角色。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前主編杰森·龐廷(Jason Pontin)被 Google 委任回答一個問題，如何在確保自由地對話的前提下，管理審查屏蔽有害內容?
這份 86 頁的內部 PPT 通過分析大量記者文章，學術和文藝評論的訪談和資料，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面對日益嚴厲的批評，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 只能夠采取更加嚴厲的審查管理手段，而不再能維持互聯網創立之初所倡導的理想自由言論環境。
逐漸的，曾經信奉“不作惡”、堅持互聯網誕生初自由言論原則的科技大公司，開始習慣言論審查的新工作，在不同情況下服從不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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