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化的處理方式用來考察中國經濟1949年以來60年的發展是一種比較合適的方式，對于考察1979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尤其如此。
★民生周期和市場周期的不一致，決定市場對經濟有效調節的意義的有限。“更是政治”的石油工業雖然在長周期里依然遵從市場調節的規律，但是這石油市場價格已經摻雜很多的集成/壟斷因素和政治因素，因為政治、社會與民生等不到長周期的來臨，特別是民生周期與石油市場周期無法保持一致。
★任何一種產權激勵機制都有自己的有限性，都需要一定的條件，都會在一定的條件中失效。產權激勵的前提是財產權利與產權主體處于一種動態關系中。一旦這種關系靜態化，任何產權的激勵機制都會失效。
★在高度稀缺與高度過剩兩種條件下，此類商品或工業部門一般具有一定的財政屬性。如果某工業部門或商品明明具有很強的財政屬性，卻硬要僅僅套用經濟學，就可能遮蔽一些問題，并使被遮蔽的問題處于一種無解狀態。供給的連續性具有不能中斷的強制性，恰恰很可能是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的財政屬性。
目錄：
★特殊的石油石化工業
★從理解“鐵人精神”開始
★大匱乏時代的產業組織及其終結
★大需求時代的改制和使命
★新世紀的三大戰略問題
說明：2009年與好友張翔做《中國經濟》雜志，正逢人民共和國60周年，準備做一期封面?？紤]到向名家約稿十有八九是他們的已經變為常見觀點的重復，兩人決定由自己的編輯發力寫稿，不一定能做到有影響力，但能做到有點不一樣。我分到的是“中國石油石化工業60年”主題，署名“黃清菲”刊發。封面專題取名“路”，大家覺得一個字簡潔有力。
在“市場決定性地位原則”時代，本文有些具體觀點已失去直接的現實意義，但其背后的原理，我認為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進城“趕考”以來，在其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那里終于形成自己的國家百年戰略。2009年，人民共和國走過一甲子，正趕上中國首次卷入全球經濟危機。值此關鍵點，思考中國石油石化工業已經過去的60年和即將到來的40年，不能沒有特殊的視角。
在人們的一般描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國經濟經歷了1979以前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計劃經濟與1979年以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之路，可謂深諳經濟共和之道。它主要的方法論特點就是差異化的處理方式，即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平臺上，對經濟生活中不同的條件、環節、層次、形態等采取不同的所有制應對方式。多種所有制的存在為市場配置資源提供了特殊的制度基礎，新的市場形態反過來為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提供主要的實現機制。
這種差異化的處理方式用來考察中國經濟1949年以來60年的發展也是一種比較合適的方式，對于考察1979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尤其如此。人們論述所謂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代，一方面承認它是當時條件下的一種不得不的選擇，承認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為1979年以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另一方面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弊端作用做籠統的鐵板一塊的批判，而不能對1949～1979年中國真實的經濟生活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不能對所謂的計劃體制在不同產業中的具體表現和作用做客觀分析。不同的產業，不同的經濟層面，不同的經濟環節，不同的生產力條件，等等，即使在具有以價格消除一切差異的市場機制中，這些不同依然存在。本文試圖展現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石油石化工業在中國經濟60年變遷中的過程和意義。
★ 特殊的石油石化工業
石油石化工業的特殊性，特別是石油工業的特殊性，并不只是在中國經濟中才具有。作為現代工業一部分的石油工業，從誕生那天起就具有鮮明的特殊性。
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位從事公司及政府顧問的研究人員保羅·弗蘭克爾就指出：由于高勘探風險、各階段的高資本密集度及價格的高度非彈性，石油工業無論在需求還是在供給方面，都不能通過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理論中有關價格的“自我調節機制”來自發地達到平衡。如果沒有任何對供給的嚴格控制，石油工業將必然陷入供給過?；蚬┙o不足的危機，這勢必導致后續市場及價格的不穩定。“石油的問題在于石油供給通常不是過剩就是不足。”其結果是，大型國際石油公司必須得益于某種綜合垂直結構，因為它需要也樂意提供連續的石油供給。這種管理方式相應于預期需求水平而言也有效。根據弗蘭克爾的觀點，只有通過一種“近乎壟斷”的結構，石油工業才能實現“自我調節”。
雖然這種觀點在當時也遭到質疑，但更多的是理論上的，而不是來自實踐的，更不是來自真實的石油世界的。從1859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鐵泰斯維爾發現石油起，世界石油工業很快就從“一個冒險家的行業轉變成有系統組織的產業”。到19世紀末期，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幾乎完全控制美國市場，它的縱向集成的組織模式后來成為整個國際壟斷的參考模式。在石油工業從“美國工業”走向“全球工業”的過程中，這一特點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被深化，甚至把許多所謂的橫向集成吸納進來。20世紀70年代初期，所謂的石油“七姐妹”(?？松?、荷蘭皇家殼牌、英國石油、海灣、美孚、德士古、雪佛龍等石油公司)幾乎保持著國際石油市場的全部的控制權。在市場經濟中，接近全球石油開采量的70%掌握在他們手中。
在當時，這些石油公司有些本來就是國有的，或者與政府處于一種長期的協作關系。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20世紀70年代崛起，自那以后，隨著各種新因素的產生和發展，“七姐妹”所控制的比例急劇下降到14%。盡管如此，他們依然保持著絕對及相對的統治地位，并努力地在新的條件下通過各種兼并重組，來恢復原有的控制地位。
在“全球石油工業”興起之前，20世紀初，美國通過反壟斷法拆解美孚石油公司，但隨著國際石油市場競爭的激烈，全球很快形成新的以國家為背景的石油市場壟斷結構。意大利學者阿爾伯托?克勞在《石油經濟與政策》一書中指出：美國和全球石油工業的結構、美國大石油公司在國外的發展情況、市場競爭水平和油價變化都相當程度取決于美國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盡管這一點常被作為“制度失效”的例子，但美國政策所追求的最終目的——保證國家對石油供應具有高度的自主權這一點是一直存在并發生重大作用的。
發展到今天，世界石油石化產業主要有兩種集成形式，一種是國有石油石化公司，一種是跨國石油石化公司。在真實世界里，無論哪一種，都與國家權力、政府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如果說前者是政府支配石油石化工業，那么后者就是石油石化集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政府。石油是經濟，更是政治。國有石油石化公司，主要是在20世紀50～70年代全球石油經濟大轉折的時代前后涌現的。使用純經濟屬性視角來看待石油石化產業，只能描述大概的輪廓，而不能深入到細節中去。
換言之，“更是政治”的石油工業雖然在長周期里依然遵從著市場調節的規律，但是這個石油市場價格已經摻雜了很多的集成/壟斷因素和政治因素，因為政治、社會與民生等不到長周期的來臨，特別是民生周期與石油市場周期無法保持一致。民生周期與市場周期的不一致，決定市場對經濟有效調節的意義的有限。筆者在保羅·弗蘭克爾那兒發現，石油供給的連續性是一個絕不容許忽視的關鍵點。供給的連續性對應著的就是需求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在一定的時期具有很強的剛性和全局性。所謂全局性，用門格爾的理論說，就是這種供給一旦不足或中斷，就會導致占相當大比例的包括政治在內的其他財貨無法最終轉化為直接滿足人們欲望的一級財貨。這種需求的連續性還包括在一定的時期的增長勢頭的連續性。20世紀符合這種情形的，在很多地區無疑是包括石油的，甚至可以說，石油經濟在20世紀以及目前是這種狀況的一種典型。凡是供給的連續性不太允許中斷的產業，都存在類似的問題。它的基本矛盾就是剛性的連續需求與市場的大波動之間的沖突。
盡管理論指向會多種多樣，或效率，或民生，但是，既然石油石化產業在目前的歷史看來不能不如此，那么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套用壟斷/競爭模式、國家干預/市場調節模式來討論中國石油石化工業的歷史經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石油石化工業的特殊性使得它自身與國有、國家干預具有天生的親和性。留下的就是在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的問題：第一條是公眾通過改善和控制政府/國家來擁有和支配國有石油石化工業或類似的產業;第二條是放棄前一種選擇，讓必然走向壟斷的石油石化公司私有化，但國家為了保證石油供應的連續性，不得不對石油公司采取隱性的和顯性的共謀。但對全球石油市場來說，足夠的市場主體足以產生足夠的競爭，而隨著政治和軍事的介入，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和復雜。
中國顯然沒有走后一條路，而前一條路如何走得健康，走得成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停留在單一的壟斷/競爭視域內只會錯過真實的問題和真實的路徑。
★ 從理解“鐵人精神”開始
2009年5月1日，史詩電影《鐵人》在全國各大院線上演。編劇劉恒采取時光轉換手法，將新舊兩代石油工人巧妙結合，展現兩代石油工人間的精神傳承。但據解釋，如此編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上個世紀那些英雄們的形象對于現今的年輕一代已經越來越模糊。但是“鐵人精神”就會因為一部電影而被激活嗎?盡管很多企業家、資本家也希望自己的員工具有“鐵人精神”，希望這種精神成為“推進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但是如果不能真正地理解“鐵人精神”，那么就很難說得上這種精神的被激活。
在最近的石油史研究中，由于受西方經濟學的教條影響，這種“鐵人精神”很難有自己的位置，因為人們多以壟斷程度或競爭程度來敘述1949年以來中國石油石化工業的歷史。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在很多領域做出了很多探索，有些確實失敗了，但是在石油工業史上，以“鐵人精神”為代表的能動性的發揮，又確確實實地產生了巨大效能。如果不能給予合適的理解，那么我們不僅沒有直面真實的歷史，也無法解釋1979年以前中國石油工業的成就。梳理當代中國石油石化工業史，不能不從理解“鐵人精神”開始。
此前中國一直是“貧油國”，1948年10月～1949年9月，是近代中國產油最多的一年，其中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四大類產品總共才3.5萬噸。即使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發現了克拉瑪依油田、青海冷湖油田、石油溝油田、獨山子油田等，到1957年原油加工能力為173萬噸，油品自給率也才39%。
1959年發現大慶油田，1964年開始大規模采油，1965年中國原油產量突破1000萬噸大關，同時獨立自主地研究開發了催化裂化、鉑重整、加氫裂化等技術，中國在短短數年中掌握了當時世界上的主要煉油技術，實現了低水平的石油自給。在“石油大會戰”和“工業學大慶”的號召中，60年代中后期，中國相繼建設成勝利油田、長慶油田、吉林油田和中原油田，引來70年代中國石油石化工業的大規模發展。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突破一億噸大關，成為繼前蘇聯、美國、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之后的世界第五產油大國。石油是工業的“糧食”，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中國上世紀六七十代年的石油石化工業，就為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時期工業的飛速發展打好了“糧草基礎”。
眾所周知，1959年大慶油田的發現及1960年的石油大會戰，是在國內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反對勢力大搞封鎖的環境下，在極其困難的時候、困難的地區、困難的條件下展開的。也就是說，當時開發大慶油田，不僅石油工人是“無產”的階級，而且國家也是資金貧乏的。原石油工業部調集全國各路精兵強將，在大慶展開轟轟烈烈的石油大會戰。
1960年2月1～5日，石油部黨組決定采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組織松遼石油會戰。2月1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關于東北松遼地區石油勘探情況和今后工作部署問題的報告”，2月20日黨中央正式批示下發。2月21日，石油部黨組在哈爾濱召開松遼石油會戰第一次籌備會議，作出“關于全國石油系統37個局、廠、院、校由主要領導帶隊，組織精兵強將，自帶設備、工資參加大會戰的決定”。以大同鎮一帶為重點，劃分五個戰區：葡萄花戰區，由松遼局負責;高臺子戰區，由玉門石油管理局負責;太平屯戰區，由青海石油管理局負責;杏樹崗戰區，由四川石油管理局負責;薩爾圖戰區，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負責。要求各石油管理局3月份調動人工，4月份抵達戰場，5月份開展會戰。
他們苦戰3年拿下大慶油田。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鐵人王進喜。1964年，毛澤東同志發出“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并多次接見鐵人王進喜。“鐵人”精神就是對全國著名勞動模范、鐵人王進喜的思想、品德的概括。“鐵人”精神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一系列以口號為命名方式的行為上，很多是對得上現在的管理理念的：
創業精神——“早日把中國石油落后的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質量管理——“干工作要經得起子孫萬代檢查”;
民主管理——“當了干部，還是個鉆工”、“決不能特殊，決不能高人一頭”;
創新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自主研發——“練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員工忠誠——“要為祖國油田負責一輩子”;
客戶至上——“甘愿為黨和人民當一輩子老黃牛”;
以人為本——“關心別人勝過自己”、“讓工人有個窩兒”;
細節管理——“好作風必須從最小處培養起”。
“大慶精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總結。1964年，中央專門轉發《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總結了大慶會戰的9條經驗，即：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必須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與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現代化企業要認真搞群眾運動;認真做好基礎工作，狠抓基層建設;領導干部親臨前線，一切為了生產;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干部;培養一個好作風;全面關心職工生活;認真地學習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1977年4月20日～5月13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慶和北京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會議指出：大慶是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是大學解放軍、具體運用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的典范，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
即使改革開放時代，這種精神也依然被倡導。1981年，中央47號文件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充分肯定大慶職工面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封鎖，那種發憤圖強、自力更生、以實際行動為中國人民爭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嚴重困難面前，那種無所畏懼、勇挑重擔、靠自己雙手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在生產建設中，那種一絲不茍、認真負責、講究科學、“三老四嚴”、踏踏實實做好本職工作的求實精神;在處理國家和個人關系上，那種胸懷全局、忘我勞動、為國家分擔困難、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獻身精神;同時指出，大慶油田還在其他許多方面，為我國工業生產建設提供了豐富經驗。
對于以“鐵人精神”為主要代表的“大慶精神”的解釋，現在的官方版本是：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苦創業精神，講求科學、“三老四嚴”的求實精神，胸懷全局、為國分憂的奉獻精神。但在當時它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概括。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第一篇公開向全國報道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長篇通訊《大慶精神大慶人》，“編后話”明確指出：大慶精神，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我們現在該如何理解當時中國人的自我表述呢?
在筆者看來，這就是公有產權激勵機制的一種表現。任何一種產權激勵機制都有自己的有限性，都需要一定的條件，都會在一定的條件中失效。私有產權激勵機制也不例外。產權激勵的前提是財產權利與產權主體處于一種動態關系中。一旦這種關系靜態化，任何產權的激勵機制都會失效。正因為如此，西方社會逐漸地演變出國有化與私有化周期性輪換的政策，盡管表面上這是政黨輪替的結果，而其實就是產權動態化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動態化還表現在兩者的相互滲透?？梢哉f國有化、私有化的相向運動在西方市場經濟中無處不在。而國有化或私有化的國家政策只是在這種相向運動出現嚴重失衡的時候才出籠的。換言之，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呈現出混合交錯和周期輪換的辯證關系，這也是混合經濟中不同所有制相互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形式。
在石油大會戰時的工人看來，祖國是工農的祖國，是全民所有的祖國。這種自我理解非常重要。因為任何一種激勵機制，都必須最終轉化為激勵對象的自我想象。也許某些經濟學流派會認為這中間可能有虛幻的自我想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這種自我想象的行為是真實的，是有結果的。當年的石油大會戰確確實實發生了，確確實實改變了中國石油工業的面貌。
公有產權的激勵機制方式是多樣的，是可以不斷發現、發展、創新的。綜合各方面的文獻，筆者如此歸納“鐵人精神”式的公有產權激勵機制的結構要素：
1、非激勵主體造成的“無產”者及其集體。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激勵主體。公有產權的激勵主體具有抽象性，但也有具體性。在石油大會戰時期，具體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各人民政黨和人民團體、各種集體組織等。抽象性就表現在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一個是非激勵主體造成的“無產者”。王進喜5歲時，父親受地主迫害被送進大牢。為了活命，年幼的王進喜領著在牢中瞎眼的父親四處乞討。1938年初，15歲的王進喜在慘無人道的石油公司揚子公司干活，曾經被關押、毒打，直到解放。對于他們來說，國有企業的產生和發展就是翻身做主人，就是最現實、最根本的產權激勵。這是無法抹殺的。
2、可預期的延遲消費。這是由“無產”和“資金貧乏”的現實前提所決定的。激勵對象的消費都具有一定的延遲性，但它的可預期性是不能動搖的，否則激勵行為就成為一種欺騙。在那個歲月，石油工人后來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還是不錯的。
3、激勵對象在事權上的主體性。這在當時的表述就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得到貫徹的地方，激勵對象都能獲得事權上的主體性，都能感覺到民主管理的氣氛。這種故事在當時的大慶可謂舉不勝舉。
4、命運與利益共同體型的觀念。這一點的另一個表述是意識形態建設，主要包括愛國主義、共產主義和階級意識。任何一種產權激勵機制，都伴隨著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F在的人們已經難以感覺到當時人的感受，但是只要置身到王進喜的人生經歷中，就不難想象當時人的激情。
動態性主要表現在可預期的延遲消費與激勵對象在事權上的主體性這兩點上。這個激勵模式的困難在于激勵主體的持續性，換言之，也就是群眾路線的持續性。
這種公有產權激勵機制，不能說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能一試就靈。它在中國石油工業中的能量發揮，也許恰恰應和了石油工業自身產業過程的獨特性。
★大匱乏時代的產業組織及其終結
一般認為1949～1985年間，中國石油工業是計劃經濟下產銷分離的管理體制。新中國成立到1985年，成品油銷售屬商業范疇，由各級商業部門管理。1950年5月，中國政府在國內貿易部成立中國石油公司。1958年以后先后更名為商業部燃料局、石油局，負責管理成品油，形成以大區和中心城市設立一級站、在有關地縣設立二級站、三級站為主體的三級批發銷售體系，同時對地方石油經營單位業務協調。在這一階段，成品油嚴重短缺，國家對石油銷售體制實行嚴格計劃管理。1950年國家制訂石油統購、統銷暫行辦法，規定凡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供應，均由中國石油公司統一經營，各級石油經營部門按照統購統銷政策嚴格實行定量供應，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區域進行供應和經營。因此當時的石油公司只是政府附屬部門，完全按照統購統配管理辦法負責當地市場供應任務。
以壟斷程度或競爭程度來敘述1949～1985年間中國石油石化工業的產業組織變遷，盡管在近幾年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但在筆者看來，它是無法理解這種所謂的產銷分離的計劃管理體制的。因為這種歷史敘述方式對于某些在一定條件下具有特殊屬性的商品并不適宜，特別是對于那些關系到國計民生、國家經濟命脈的工業部門和商品。因為這些工業部門或商品并不只具有經濟屬性。在高度稀缺與高度過剩兩種條件下，此類商品或工業部門一般具有一定的財政屬性。如果某工業部門或商品明明具有很強的財政屬性，卻硬要僅僅套用經濟學，就可能遮蔽一些問題，并使得被遮蔽的問題處于一種無解狀態。可以這么說，供給的連續性具有不能中斷的強制性，恰恰很可能是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的財政屬性。這種財政屬性在鐵人時代具有天然的“共命運感”。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不是一般的產銷分離的管理體制。一方面，在石油生產領域，是在鐵人精神中表現出來的全國跨地區、跨部門地集中資源來保障石油生產，另一方面，在石油銷售領域，是嚴格實行定量供應，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區域進行供應和經營。嚴格地說，這才是這個管理體制的要義。在筆者看來，這就是財政完全吸納經濟的體制性行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它有助于實現這一要義，即在銷售收入有限的情況下利用財政體制來保障石油生產的飛躍性發展、戰略性發展。這與現在的重慶模式異曲同工。此種行為功過是非可以各有評論，但是石油工業本身的飛速發展，卻無法抹殺。
在石油化工界，石油的勘探和開采業被稱為上游業務，煉油化工被稱為中游業務，銷售被稱為下游業務。隨著石油生產飛躍發展的階段性完成，中國石油產業組織緊接著而來的變革，就是產供銷一體化及上中下游一體化(1985～200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施蒂格勒1958年在《法學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規模經濟》一文，對美國煉油企業規模變化的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石油產業實施上下游一體化經營能夠獲得最佳規模經濟效益。另一位對石油產業組織研究有所建樹的著名經濟學家錢德勒也指出：“美國石油工業的領頭企業是通過法律上合并、集中控制以及在煉油銷售和管理上的持續大量的投資來鞏固其地位的。”
1983年，中國政府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對石油產品產、供、銷實行統一管理、經營。1985年1月中國石化銷售公司成立，銷售公司兼有雙重職能，既是中國石化總公司銷售管理部門，執行國家有關部門石油分配計劃和供應政策，負責對各省市石油公司進行業務管理和協調，又作為經濟實體，承擔一定經濟任務。
以大慶為例，從1960年會戰開始到1979年12月14日建立大慶市，那里是政企合一的大慶特區。建市同時，成立大慶石油管理局，仍是市、局合一。1983年3月，市、局領導班子調整，主要領導兼職，副職分設。1996年3月以后，市、局領導班子和職能部門完全分開。1999年11月1日成立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與大慶石油管理局分開分立。鉆井系統隸屬大慶石油管理局。
這可謂經濟屬性開始從財政體制中分離。在過去，我們過于忽視戰略商品的經濟屬性，甚至忽視一切商品的經濟屬性。現在由于過分強調這種分離，卻有一種過于忽視戰略商品的財政屬性的傾向，以至于對歷史無法獲得在差異化基礎上的真實知識，對現實也無法發現，甚至是遮蔽在差異化基礎上的真實問題。加強對戰略商品的財政屬性的理解，主要是為了在對這些戰略商品的某些發展困境的思考上開放出一條新的路徑，加強有關它的體制的混合性的理解。如果只是用壟斷程度和競爭程度來描述，那就只有經濟屬性的視野。如果將描述分級，財政屬性與經濟屬性是屬于一級的，而壟斷與競爭是屬于二級的，而且屬于經濟屬性下面的二級。這是我們的討論所必須注意的。
★ 大需求時代的改制和使命
任何一個石油消費大國和石油進口大國，都必須制定自己的國際石油戰略。1948年美國由石油出口國變為石油進口國。這個轉變是一個重要標志。
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將控制石油資源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它們都首先是在軍事領域認識到石油的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恰好是軍隊運輸和戰備由煤炭動力向石油動力轉變的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國內石油工業繁榮，政府并沒有對美國石油公司的海外擴展給予積極的外交支持。1914年以前政府對石油公司充滿敵視，1911年曾肢解了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即使在拉丁美洲的勢力范圍之內，美國也沒有阻止英國在拉美的石油擴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清楚地表明控制石油資源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石油對于現代戰爭和經濟的重要戰略意義日益彰顯——“內燃機—石油”已經替代“蒸汽機—煤炭”而使得近代工業轉入現代工業。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國際石油公司開始在全球尋找新的石油供應來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構建了自己的石油安全體系。
中國也存在這樣一個轉變。1973～1995年中國是石油凈出口國。1985年中國是非OPEC產油國的第一大出口國。但1993年中國由石油出口國變為石油進口國。
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使我國能源消費量迅速大幅增加，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增長迅速。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石油需求增長迅速。2005年我國原油消費總量水平達到3.0億噸，比2000年增長了33.93%。原油消費量從1990年的1.15億噸增加到2000年的2.24億噸，十年間將近翻了一番。
石油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也逐年提高。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國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始終維持在17%左右，但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石油消費比重迅速增加。2000年達到24.6%。自1993年開始，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2002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1993～2003年十年間，石油消費量增長了71.4%;1993～2005年的十二年間，石油消費量增長了104.1%。
1998年產業大重組前僅有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海洋石油總公司、新星石油公司等幾家企業。1998年國家對中國石油產業進行總體改組，通過資產劃轉，新組建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2000年3月，國務院將新星石油公司整體并入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與原有的海洋石油總公司構成了中國石油產業組織的新結構。三大集團公司以水陸、南北地域劃分范圍，但業務對象都是從油田、煉油化工到銷售上中下游一體化企業，各省地縣石油公司人財物整體劃轉到集團公司，成為真正意義上中央企業。同時其行政職能移交給國家經貿委石化局。
不論是重組前還是重組后，從經濟屬性來看，中國石油產業一直保持著一種高壟斷型市場結構。重組前，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壟斷石油天然氣開采業(上游)，產量比重占全國的99.16%，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壟斷石油加工業(下游)，加工量比重占全國的81.24%，三大公司上下游分割壟斷，彼此間競爭十分微弱。重組后，三大集團公司上下游一體化經營，業務上相互交又，打破了上下游分割壟斷的局面。但由于石油、石化、海洋分處陸上的北方、南方及海上又形成地域分治新格局。同時，三大集團公司的油氣生產和油氣加工量仍占全國的98.62%和94.17%，壟斷依然存在。所以從總公司層面上分析，石油產業是一種分割分治和壟斷經營的市場結構。
如果說當初的改制主要是為了因應國內經濟關系的調整，但這種改制很快就顯示出自身在國際石油市場的功能，顯示出國內石油需求給予中國石油公司在國際石油市場的使命。如果說大匱乏時代需要解決石油生產投入與石油銷售收入的不相當問題，那么大需求時代需要解決國內需求連續性與國際市場波動性的關系問題。作為中國境內最大的原油、天然氣生產、供應商，2008年，中石油在美國《石油情報周刊》世界50家大石油公司綜合排名中，位居第5位。
中石油依托自身的綜合實力開拓海外業務，已經形成非洲、中亞-俄羅斯、南美、中東和亞太五個油氣合作區，實現海外油氣投資、國際工程技術服務和國際貿易一體化發展。到2007年底，已在26個國家開展油氣投資業務，在44個國家從事石油工程技術服務。2007年，海外原油作業產量6019萬噸，天然氣作業產量53.6億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1160萬噸，運營管道總長度達到5170公里。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油)是中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生產商，中海油的國內作業區域主要分布在渤海、南海西部、南海東部和東海四大海域。作為全球最大的獨立油氣勘探開發公司之一，中海油還在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和尼日利亞等海外地區的油氣區塊持有權益。
中國石化是中國最大的石油產品和主要石化產品生產商和供應商，中國第二大原油生產商。該公司實施“走出去”戰略，境外油氣勘探開發勘探相繼取得四個重大突破，緬甸D區塊Patolon-1井、薩哈林維寧區塊北維尼1井、哈薩克斯坦FIOC公司F區塊U-10井、也門71區塊Henin-1井測試獲得高產油氣流;澳大利亞EP項目、哈薩克斯坦FIOC公司S區塊、加蓬G4-188區塊勘探也獲得良好油氣發現，取得重大進展;哥倫比亞圣湖能源公司、厄瓜多爾安第斯公司、蘇丹3/7區滾動勘探成效顯著。開發項目按計劃運行，海外權益油儲產量穩步增長。全年新增權益油氣可采儲量485萬噸油當量，實現海外權益油產量901萬噸，同比增長31%。
★ 新世紀的三大戰略問題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石油石化工業存在著三大戰略問題：
第一個是國有企業的治理問題。
筆者認為應該以財政與經濟雙重的視野來處理這個問題，做好這兩個相關領域的對接，同時在不同的領域內部及時地開拓出新的路子。在當代世界，財政的基本問題是民主財政與公平效率的關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市場競爭與公平效率的關系。前者與公平的相關性更高一些，后者與效率的相關性更高一些，但如果因此否定前者的效率可能性，或者否定后者的公平可能性，都是簡單而有后患的，都是自設絕路、自挖陷阱的。
在這個意義上，“鐵人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發揮了匱乏時代的民主財政機制的效能，它主要的表現形式是群眾路線與計劃經濟的結合。相對而言，這兩者的結合是困難的，但是從石油大會戰和大慶精神看來，不能不說這兩者在當時的石油工業里還是結合得不錯的，是很有效率的。當年的“群眾路線”，已經演化為中國石油生產行業的“三基”建設：加強以黨支部建設為核心的基層建設，加強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基礎工作，加強以崗位練兵為主要內容的基本功訓練。
在目前階段，國人對石油市場的意見非常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石油產品的定價，一個是石油公司利潤的分配。這兩個問題普遍存在于那些具有天然壟斷性的國有企業中。前者是從公民消費者角度產生的，后者是從全民所有者的角度產生的，但都是國有企業內生出來的公平問題。國有企業的治理，不只是要解決效率問題，還要解決公平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因為這關系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有企業的合法性。這也是回答文章開頭所提出的如何走好“公眾通過改善和控制政府/國家來擁有、支配國有石油石化企業或類似企業”的道路問題的關鍵點。
還有一個問題，也可以放到企業治理中來討論。這個問題流行表述是“國進民退”，官方表述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在筆者看來，這個問題依然必須在如何走好“公眾通過改善和控制政府/國家來擁有、支配國有石油石化企業或類似企業”的道路上面來解決，而不是簡單地表述為誰進誰退的問題。
第二個是世界“能源恐怖平衡”問題。
當代世界一切具有經濟戰略意義的商品和服務，都有因為全球化的深化而進入“恐怖平衡”狀態的可能。全面“恐怖平衡”的首要意義，就是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通過任何一種戰略商品的控制來實現對外戰略目標。雖然這樣的一個階段可能還處于早期，其間具有一定的游移空間，也就是說對戰略商品的控制常常帶來戰略意義的暫時假象，有助于掌控國家間某些具體的分歧和沖突，但這種所謂的戰略意義的持續性會越來越短，因為反控制的包括市場、政治等諸種機制會很快發生效應。
正因為如此，最近的石油價格與經濟態勢越來越呈現出互動的趨勢。經濟危機與石油危機在20世紀本來就具有一定的相伴隨性。這是任何一種經濟戰略商品都可能具有的意義，特別是那些直接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戰略商品。經濟危機多為大繁榮后的大蕭條。大繁榮時期，往往是經濟戰略商品的大消耗時期。大消耗、大需求則使它的價格合乎市場地大漲。石油危機是如此，金融危機也是如此。石油危機是因為自身的資產價格被推高了，而金融危機是因為推高了其他商品與服務的資產價格。而最近的局面是，經濟形勢稍有好轉，石油價格就飛速上漲;石油價格飛速上漲，經濟形勢就會惡化。其根本原因與以往有所不同，已經是全球各地經濟對石油的需求呈現出越來越強的均衡性，這又源于全球經濟對各地均衡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
能源格局嚴重失衡，將并不必然使能源優勢國家嘗到太多甜頭。這些優勢國家往往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的后期因為能源弱勢國家的經濟衰退而遭到懲罰。與其停留在這種“恐怖平衡”狀態，還不如走出新的路子來。未來的強國固然在能源上必須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同時也必須是能促進能源共享的國家。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殖民主義將退出歷史舞臺。依托能源支配地位的能源共享主義將成為世界強國的主流。
第三個是新能源的挑戰問題。
新能源的挑戰毋庸贅述，特別是在能源恐怖平衡時代。針對石油等傳統資源，應以盤活和優化存量為主，而對新能源，則應以做好增量為主。傳統能源與新能源，如能互補共生固然是好，但至少不能相害。
筆者認為，對于石油替代戰略，我們要明白其可能帶來的的石油經濟戰略格局，即石油替代戰略、石油優化戰略與國家石油貯備戰略并重。石油替代戰略并不必然減少石油消耗，相反的是有可能使石油消耗加大。兩次世界石油危機，迫使西方國家實施石油替代戰略，使得世界石油消費水平大為降低;同時也造成石油價格開始持續回落，石油需求隨之逐漸回升，石油消費隨之增加。如1988年世界石油消費量為29.05億噸，1989年上升到30.38億噸。1988年世界石油需求量為每天4950萬桶，1989年上升到5190萬桶，增長率達到4.84%。1999年需求量達到每天7560萬桶，比1989年增長45.7%，即10年增長了近50%。
因此石油替代戰略可能會因此只具有經濟的意義，而沒有人們所期望的環保意義。石油優化戰略才是針對石油的環保戰略，也就是說使石油消耗本身成為一種環保行為，而這依賴于技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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