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經濟政策“新范式”的實踐和效果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罕見的高增長階段。在這個階段的末期，中國經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措施;但由于刺激政策旨在擴大需求，缺乏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意識，再加上全球經濟危機的加深，致使中國經濟積累起許多矛盾。雖然解決這些矛盾的社會要求為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提供了契機，但是，經濟政策卻轉向了一個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新范式”。[1]這一新范式的根本特征表現為把市場機制看作是解決一切發展問題的法寶，而把政府的作用僅限于掃清市場化的障礙，[2]產業升級就是在這個轉向中被忽略了。
從政策實踐的角度看，“新范式”的形成經歷了這樣幾步：
1.針對高增長階段末期產生的矛盾，新的經濟政策把問題的根源定義為經濟失衡，而失衡則源于政府以投資驅動所導致的粗放增長。為此采取的相應核心政策是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和結構性改革(導致事實上的緊縮政策)。但這里所謂的“結構性”不是指通常所理解的產業或經濟結構，而是阻礙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結構(如阻礙產品、要素和金融市場徹底開放的那些因素)。新政策的預期是通過這些措施可以“釋放改革紅利”，從而使經濟增長回到健康的軌道。
2.不過，與制定政策的預期相反，經濟增長速度在經濟政策變化過程中繼續明顯下滑。盡管下滑與緊縮政策直接相關，但主導思維卻把其原因歸于各種客觀因素的變化，于是產生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適中階段的“新常態”之說。在對“新常態”必然性的論證熱潮之中，經濟增長在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但是，增長速度再次沒有按照預言的那樣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穩定下來，而是繼續一路下滑，引發政府采取“穩增長”的應急措施。
3.完成“新范式”確立的關鍵一步是經濟政策全面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這個改革的內容存在不同的解讀(如在政治領導人的詮釋中顯然包含產業升級的內容)，我們這里依據經濟學家的解讀進行概括。根據這種解讀，轉向“供給側”的是因為需求管理已經無效，繼續實施“投資拉動”的刺激政策將導致一系列負面后果。因此，增長動力必須從投資驅動轉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3]這就要求政府集中于結構性改革。由于高增長階段和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遺癥”，中國經濟需要先經歷一個“市場出清”，然后市場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最后是一個預期：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將使中國經濟進入下一個理想的增長階段。
我們可以通過簡單的比較來認識“范式”是如何變化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傳統是以“發展”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當然，由于GDP(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衡量發展的主要指標，所以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往往是以GDP的增長或高增長為中心的(因此也造成追逐GDP增長帶來的各種弊端)。在這個傳統中，改革是為了發展的邏輯始終一貫，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被當作發展的手段--正如“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那句名言所說。改革的方法因而也是演進式的，允許嘗試。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不執拗于意識形態目標。
“新范式”則在這些根本點上發生了改變：第一，發展或經濟增長不再是經濟政策的中心目標，至少是變成了次要目標;第二，以市場機制將解決一切發展問題為信念，市場化本身成為目的，不再被看作只是發展的手段;第三，政策過程的“實用主義”色彩被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替代。如果回憶一下2013?2014年充斥在媒體上的議論，就能感受到那種“寧要自由市場經濟的停滯，不要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增長”的氣氛--這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有異曲同工之妙。“新范式”的意識形態原則大大壓縮了采取實用政策的空間。
“新范式”有其理論基礎的--不太容易為社會公眾所理解的是在它形成背后發生的深刻變化，即經濟政策思維突然轉向以一個抽象的自由市場模型為基礎的框架。這個模型，就是以教科書形式在中國普及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本文將其稱為“教科書經濟學”)，它所關心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的技術和個人偏好條件下配置資源，其實質是一個理想的市場經濟：自由價格機制可以傳達需求的強度及其滿足需求的供給強度;私有制使生產者自發產生出在最高報酬點來使用生產資源的普遍傾向;于是，理性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能夠導致整個經濟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則標志著資源配置的最佳社會效率。
由于新古典理論在“現代”經濟學中處于主流地位，所以它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深刻地影響了改革思維，而且還幫助傳播了自由市場和私有制優越性的社會意識。盡管如此，“教科書經濟學”以前從來沒有在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上占據過主導地位。但這一次不同，在塑造經濟政策方面，信仰新古典教條的經濟學家比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階段都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直接導致了“新范式”的形成。例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概念--“市場出清”--就是從一般均衡理論直接搬用的。
一般均衡理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根基，它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階段興起的自由主義傳統--如果個人被允許在沒有國家或其他權威干預的條件下做出他們自己的選擇，那么社會將會通過自發的組織機制進入令人滿意的狀態。這種深厚的意識形態傳統可以解釋為什么新古典理論能夠逐漸占據“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指的是，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所有的商品市場能夠同時達到供給等于需求(即市場出清)，從而使經濟體系達到由一系列資源配置和價格所構成的理想狀態。對市場經濟學家來說，如果能夠證明存在著經濟體系必然向之運動的一般均衡，那就有了描述經濟現象并預言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原則性工具，而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問題也可迎刃而解。[4]但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正如Alan Kirman所指出：“這個理論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從來不能證明，一個經濟體從通常經濟含義上的非均衡狀態能夠調整到令人滿意的均衡狀態。”更糟的是，“即使在我們強加于個人(行為)的嚴格假設之下，我們也從來不能證明經濟系統會穩定于任何不變的狀態”。[5]換句簡單的話說，一般均衡狀態從來沒有在現實經濟中出現過。[6]
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我們就可以把政策實踐與理論結合起來，對“新范式”的實際效果進行評估。概括起來說，以“不刺激”為名的緊縮政策已經造成經濟下滑，從中國現有產業基礎之外去尋找“新動能”的努力也沒有奏效，[7]但目前經濟政策的主旨卻展現出這樣一個邏輯：經濟下行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即體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為了讓在高增長階段特別是在“四萬億”刺激政策下被“扭曲”的經濟恢復平衡，中國經濟需要繼續經歷一個L型(即相對低速增長)階段，其間通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淘汰“僵尸企業”等措施達到“市場出清”(其理論含義就是達到一般均衡)，再加上“結構性”改革，然后市場機制就可以通過有效的資源配置帶來創新和發展。[8]
但也正是與理論結合起來看，這個政策邏輯含有兩個致命的缺陷，可以表達為兩個任何人都無法確定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果達到“市場出清”，就必須讓中國經濟“觸底”，但哪里是“底”?
也許是為了化解經濟增長下滑帶來的悲觀情緒，201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位經濟學家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有很大可能在一兩年內成功觸底”。文章說，“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V型或U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而是穩住了，進入L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從文章的邏輯可以看出，“觸底”之所以被看作是“轉型成功的曙光”，原因就在于它意味著實現了市場出清或一般均衡，此后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市場機制將把中國經濟帶回到增長軌道(雖然不過是“L型的下邊”)。但問題在于，所有的類似說法都只不過是猜測。
由于一般均衡狀態只是理論上的理想狀態，從來沒有在現實世界中出現過，所以其實沒有人能夠事先確定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什么水平就算是“觸底”--5%或3%還是1%甚至負增長?從邏輯上講，是否“觸底”只有在經濟增長速度被證明已經穩定于某個水平之后或開始反彈之后才可能事后確定。這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懸念：沒有任何人能夠證明，以“市場出清”為名繼續放任增長速度的下滑不會演變成為一場大蕭條。恐慌導致經濟的螺旋下跌(通貨緊縮的機制)是可能的，而“乘數效應”是經濟學教科書上明文寫著的。面對所有這些在現實經濟中曾經甚至反復出現過的可能性，增長速度下滑的唯一底線只能是非經濟的--社會大眾和國家政權對于經濟恐慌的政治容忍度。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出清”或實現“均衡”之后的市場機制就能自動導致創新和產業升級?
質疑這個問題的原因很簡單：一般均衡理論把古典經濟學傳統所關心的價值或財富創造以及經濟增長果斷地排除在理論視野之外，把分析焦點轉向了交換關系、主觀的效用價值和資源配置效率。當這個理論把稀缺資源在給定技術條件下的有效配置當作中心問題后，它也就不會關心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發展。既然如此，一般均衡理論也就沒有去證明經濟增長是均衡的結果。與之相反，熊彼特恰恰是以打破“均衡”來定義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他在1911年首次發表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循環流轉”(circular flow)的均衡狀態不會產生發展：“'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性變化的后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9]他后來更是正面地提出：“資本主義就其性質來講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不僅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10]
經濟發展必然意味著改變現有的技術和市場條件(即打破均衡)，于是作為發展動力的創新和產業升級就不可能僅僅因為資源配置效率就自動發生。由于創新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創新的決策不會來自跟隨價格邊際變動的“理性選擇”，而必須來自具有預見和判斷性質的戰略性決策(雖然也包含發生錯誤的可能)。對于產生重大產業后果的創新行動，戰略性決策的實質并非僅僅是提出目標，而是確定方向并采取相應的連貫性行動，包括發展相應的組織、資產和能力并伴隨著冒險的投資。[11]因此，產業升級必然要求戰略性決策與能力成長之間的互動，其結果一定是打破現有的均衡狀態。“新范式”抽象掉所有這些問題，遑論回答，其政策陳述中從來沒有產業內容，所以也無法證明“市場出清”就會自動導致創新和產業升級。
由于上述兩個致命缺陷，所以“新范式”其實是建立在對一個自由市場模型的信仰之上，它的政策與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越來越脫節。差不多4年的實踐足以證明，“新范式”的經濟政策無效。問題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下滑，決策層究竟打算花多大的代價去等待它的最后破產?
中國經濟增長的過去和前景
面對中國經濟出現通縮現象，一些尊重事實的經濟學家建議實施被“新范式”嗤之以鼻的需求管理或刺激計劃。但是，迄今的政策辯論被束縛在宏觀經濟學的框架和概念中，其主要缺點是沒有產業內容。當投資已經被“新范式”妖魔化為純粹的刺激手段時，這樣的討論并不足以幫助確定政策的方向。因此，本文從產業升級的角度出發，把焦點指向更根本的問題：中國經濟是不是已經到了增長速度注定較低的“成熟”階段?或者反過來問，中國經濟是不是本來就能夠繼續增長，而且有潛力重新進入一個高增長階段?本節即以生產率指標為中心，通過國際比較來證明中國經濟再次進入高增長階段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潛力。
為從全球視角來理解中國的發展程度，圖1選取包括中國在內的47個國家，同時為顯示發展的動態性質而選擇了1960年和2010年兩個年份，把各國就業者的人均產出(即勞均GDP)和就業者的人均分攤資本(即勞均資本)兩個數據標注出來(以2005年美元計算)。
圖1：世界各國的生產率分布。
圖1展示的關系也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世界生產函數”，[12]因為圖中的勞均GDP可以被看作是勞均資本的函數，其軌跡類似于經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圖1反映出如下的幾組關系(同上)。
第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是更高的勞均資本轉化為更多的勞均產出(即勞動生產率)，但當勞均資本處于高水平時，產出的增長率下降，反映出報酬遞減規律;
第二，技術進步的效果可以由勞均產出的提高所間接表達出來，但技術進步在實過程中是與資本積累交織在一起的，或者說是以資本積累提高為必要條件的;
第三，窮國的勞均資本提高緩慢或停滯，因此也缺乏技術進步。落在圖1左下角的一些國家，其勞均資本在50年間基本未變，它們在2010年的產出也就沒有超過1960年的產出，表明沒有技術進步;
第四，富國是世界技術進步的受益者，它們既是在1960年使用高度資本密集型技術的國家，也是發明了2010年新技術的國家;由富國引領的技術進步不會自動向窮國溢出。
圖1是從宏觀層次上對經濟發展特征的事后概括，其實際內容可以由現代經濟增長的歷史過程反映出來：英國工業革命首創的工廠制導致工業部門對固定資本(設備和廠房)投資的迅速增長，并造就了持續的技術進步;[13]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西方國家發明出來圍繞著電力、化工和內燃機的一系列新技術，而率先通過大規模投資發展出大企業模式的美國和德國更有效地利用了這些資本密集的技術及其后續的創新;[14]二戰后出現的核能、航天、計算機、半導體、生物制藥等技術及其擴散，繼續推高了工業的資本密集度。因此，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是在同一個過程中互動的兩個方面：沒有技術進步的投資不會形成有效的產業資本，而技術進步也必然通過投資才得以實現。歷史證明，“新范式”要求縮減投資去抓“全要素生產率”的說法是行不通的。
圖1以兩個正方形標出了中國的位置。左下角的正方形是中國在1960年的位置，右上角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由此可見，中國的經濟發展在5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的30年)里取得巨大進步，并同樣遵循著生產率與資本積累的正相關關系。但同時可見，中國的生產率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2010年，中國的勞均產出和勞均資本分別不到美國的1/6和1/5，以這兩個指標衡量的中國發展水平大致只相當于德國1960年或韓國1980年的水平。當然，由于中國人口眾多，而且農業人口的比例較高，所以勞均產出和勞均資本的水平會被大大拉低。但反過來說，規模優勢(如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也容易掩蓋中國在生產率上與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
為了進一步分析生產率特別是工業生產率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采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庫，對中國與其他5個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績效做進一步的分析。由于現有數據的限制，對中國，我們選擇1978~2007年(恰好大致相當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數據，而對其他5個國家，均選擇1963~1992年的數據(這個選擇尤其考慮到與日韓高增長階段進行比較的需要)。
圖2：中、美、英、法、日、韓6國的工業生產率在30年間的增長倍數。
圖2展示了6個國家在30年里，全部門勞均資本、全部門勞均產出和工業勞均產出的總增長率(即期末相對于期初的倍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事實.
第一，6個國家的工業生產率增長無一例外地超過全部門生產率的增長。在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的全部門勞均GDP增加了4倍，而同期的工業勞均GDP則增加了9倍，說明工業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個關系其實具有普遍性。對低收入國家發展過程的研究公認，勞動力從農村流入生產率更高的工廠是一國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而且工業生產率的增長在中長期內會比其他任何經濟部門都更強勁。[15]
第二，工業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國家是從低收入水平一路發展到高收入水平的日本和韓國：在3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率增長了近35倍，而韓國增長了近32倍，有力證明這兩個國家都是首先在工業生產率上接近或趕上領先國家的水平，然后才在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上(即富裕程度上)接近或趕上領先國家的。
第三，中國工業生產率在30年里的增長只超過美國，低于英國和德國，更是大幅度低于日韓，說明以提高生產率為重心的中國工業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
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特別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日韓的工業生產率增長會比中國快得多?這是因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迅速實現了工業結構的轉變--從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轉向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為主。例如，在1960年代初才開始注重經濟發展的韓國，其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末就已達到總出口的70%。[16]而中國的工業結構尚未完成這種轉變。
圖3：中、美、英、法、日、韓6國制造業出口的技術含量對比。
圖3所述6個國家的制造業出口構成來反映它們產業結構的特征。圖的縱軸代表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橫軸代表制造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代表各國的氣泡大小反映它們各自的制造業出口總額。從6個國家在圖上的分布看，勞動生產率與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呈現正相關關系;中國的制造業出口總額最大，但技術含量最低，反映出中國工業處于較為低端的特征。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數據并不真實反映工業實力，因為其中很大部分是來料組裝的加工貿易(曾經連續十幾年超過總出口的50%，只是近幾年才下降到近40%)。與此相關聯，在2001~2011年期間，中國總出口的50%以上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這個比例只是在最近幾年才稍有下降。
上述3組數據(圖)說明，生產率的增長較低是因為中國工業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或從事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這種產業結構是被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塑造出來的。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階段發生在大踏步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較低的勞動成本和較高的技能相結合所產生的優勢，[17]導致以出口為動力的國際貿易規模迅速攀升，中國工業的規模隨之迅速擴大，工業增加值在201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并且積累起海量的外匯儲備。但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在價值鏈的爬升卻很緩慢，其最大的影響來自持續了20~30年的依賴引進和放棄自主開發的技術政策。[18]由于有著對于外資會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的期望，中國在大約20年的時間里大規模“補貼”外資，典型地體現在全球罕見的“內外有別”稅收政策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實際稅率是中國企業的一半。[19]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長期不重視技術研發，即使是那些本來屬于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如汽車、機床和電子產品等)，也因為過于依賴外國技術或核心元器件而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生產活動上。
還是在高增長階段，當中國經濟和貿易規模的增長引發“中國威脅論”時，一位美國觀察家Gilboy則認為中國“無害”：第一，中國的高技術和工業產品出口被外國企業而非中國企業所主導;第二，中國企業深度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進口的產品設計、關鍵元件和制造設備;第三，中國企業沒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驟去吸收進口技術并在當地擴散，使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競爭者。在分析了外資企業占中國工業品出口的比例遠高于中國企業后，Gilboy指出：“中國的國有、集體和私營企業落后于外資企業的關鍵原因之一，是它們沒有對日本、南韓和臺灣企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發展出的那種長期技術能力進行投資。”[20]
時隔12年后，兩位美國商學院的教授指出，中國企業的能力迄今還是集中在“下游”(通過模仿和改善外國技術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基本的成熟產品)，而西方跨國公司則集中于“上游”(有關顧客對技術需求的深層知識、設計采用新技術的高性能產品、掌握軟件開發和有效管理全球供應鏈)。由于中國企業在掌握上游技術方面進展緩慢，所以在中國對外開放的44個行業中，外國公司主導了19個;“當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處于中國今天的水平時，資本品已經占到它們出口的25%，而且其出口績效繼續改善，不像中國這樣止步不前”。[21]另有兩位國際關系學者認為，在歷史上，崛起大國與主導大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并不大--如20世紀初的美國之于英國，二戰前的德國之于西方盟國，以及冷戰初期的蘇聯之于美國。[22]但中國今天在技術上遠遠落后于美國，而且追趕的是一個移動靶標--美國仍然在對技術研發大量投入。沒有技術能力，經濟實力就不能轉化為軍事實力。
上述幾位美國學者的說法是否完全準確另當別論，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察：中國工業技術能力水平低是中國自己選擇的結果。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美國精英把危機的根源歸因于世界經濟的“失衡”，而中國則被說成是造成失衡的主要力量之一(因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同時施加巨大壓力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為響應這種說法，經濟政策的“新范式”也把中國的經濟問題定義為“失衡”，并且設想“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中擔當的角色面臨著重新定位，在繼續發揮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時，逐步扮演全球市場大國的角色”。[23]但一位歐洲經濟學家De Cecco則斬釘截鐵地斷言，任一國家貿易出超導致另一個國家貿易赤字的失衡關系，“只是在一個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才是真實的。如果發行國際支付手段的國家享有'過分的特權'--即它能夠預先購買世界的產出，結構性地處于貨幣定價的首位，而讓其他國家去自己分配剩下的--世界貨幣的發行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經營貿易赤字，而其資源被中心國家所預先購買的其他國家就不得不經營貿易盈余”。[24]因此，他認為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不是失衡引起的，而亞洲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外匯積累很可能減輕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制造的破壞。
不管怎樣，只要大致了解一下中國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就會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當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國際貿易出現了持續萎縮之后，中國經濟的“內需不足”會凸顯出來，而中國工業會出現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凸顯出來。
上述分析可以幫助澄清許多迷思。第一，中國經濟不可能在如此之低的生產率水平上就喪失了高增長的潛力。經濟發展理論早就有共識：只要能夠不斷提高技術、組織和社會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生產率水平距世界先進水平越遠，其發展速度就可能越快。但如果中國在現階段就向消費和服務經濟轉型，必將導致工業化過程的早衰，[25]而這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特別要指出，只有在現有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諸如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等因素才會影響增長。
第二，中國經濟遭遇困難的根源具有清晰的產業內容，即在高增長階段形成的產業結構不適應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環境變化。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也同樣清晰：中國需要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業領域實現重點突破和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這是提高工業生產率和附加值的關鍵，也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產業升級為條件繼續擴大中國工業和經濟的規模，中國才能減輕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對自己發展的鉗制。
第三，在抽象掉產業內容的條件下，把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歸結為“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無助于認清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途徑。中國在高增長階段的技術進步方式遠比投資更大程度地決定了粗放發展。因此，推動產業升級需要從政策到體制實行一系列的改革，但僅僅通過緊縮政策實現“市場出清”，伴之以實施國際金融機構所倡導的“結構性改革”( 即消除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任何障礙)，然后坐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對于中國經濟的升級不過是緣木求魚。
扭轉被動局面的關鍵是政策變化
以產業升級為動力，中國經濟具有再次進入增長階段的潛力。目前最需要但也最缺乏的是采取以發展為中心的經濟政策，以便為中國經濟提供前進的方向并動員起各方的力量。這樣的經濟政策必須要在政治層次上決定，因為它必須服從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政治、軍事和經濟是支撐國家戰略的三個主要方面，它們各自的政策目標必須在邏輯上一致才能使國家戰略有效。如果中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實現“中國夢”，同時在政治上以反腐鞏固政權，在軍事上捍衛中國領土不受侵略，那么在經濟上的目標就當然應該是進取性的--以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實力的繼續增長，否則國家戰略就是有“殘疾”的。因此，未來的經濟政策必須包含經濟增長的目標，增長目標的具體內容應該根據中國經濟的特定問題通過政治過程決定，從而形成采取連貫性政策的決心。
幾年來，為了阻止經濟增長的下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但整體上看，由于經濟政策的主題及其主邏輯被“新范式”所主導，這些措施往往是反應性的而且彼此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因此，實行以發展為中心的政策就要求經濟政策再次發生“范式變化”，拋棄“空想市場主義”。
為什么?
第一，歷史證明，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過程的動力首先來自政治領導力和政策變化。為了把“結構性改革”說成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主流經濟學家把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歸于“制度”，即體制不夠市場化。但當他們在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時，同樣把原因歸于“制度”，即“產權保護、契約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競爭、價格引導等市場制度安排”。無論是不是同義反復，也無論上述對制度內容的概括是不是準確，這個說法并不符合事實。在改革開放之初，上述“市場制度安排”都不存在，甚至難以馬上施行，但中國經濟已經走上了發展之路。很顯然，開啟經濟增長發動機的是政策--即政治領導層做出的選擇。同樣確定的是，所有非計劃經濟的“市場制度安排”都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具備。先不說制度的內容到底應該是什么，事實說明的是制度的建設和改進內生于中國的動態發展過程，但并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如果是先決條件，那中國在每一個階段都動彈不得，現在也如此。這個關系不僅被中國的實踐所證明，而且被世界范圍內的發展經驗所證明。[26]因此，采取正確的政策才是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
圖4：中國和日本的GDP總量(單位：萬億美元，當年價)
為了把制度說成先決條件(或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目的)，“新范式”認為經濟增長不重要。圖4表明，在距今并不遙遠的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還只是接近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到2013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兩倍以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另一面是日本的停滯)導致的這種實力逆轉，就是中國近年來強硬應對日本侵蝕中國領土領海主權的底氣。在今天的條件下，強調增長的重要性就要改變以前高增長階段的模式，產業升級就是要扭轉以低端為主的產業結構，把生產率的增長當作經濟增長的動力，要改變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非常重要，而具有增長潛力是中國的一個巨大優勢：一個保持經濟增長的窮國比一個陷入停滯的富國更有朝氣、更有信心、更讓它的人民充滿希望。中國在現有經濟規模基礎上的繼續增長是壓垮任何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國際勢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推動產業升級不會阻礙改革，而是促進改革。例如，中國最近在民用干線客機技術上取得突破(以C919下線為標志，也包括運20的列裝等)。那么，中國能不能由此發展起來可以自我持續的民用航空工業?實現這個目標是關系到中國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這需要涉及公司治理結構、工業的競爭結構以及政府監管結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再例如，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正在普及的浪潮中，中國能不能把長期欠缺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工業發展起來?這個工業的技術變化速度極快、周期性極強，中國以往的企業模式和融資體制都無法適應這個工業的發展。因此，能不能建立起新體制關系到在發展上的突破。從更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在高技術和資本密集工業的突破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靠中國企業的能力成長，因此，必須推進競爭性企業體制及其支持性制度的建設。在這里，市場化是其重要內容，但這些改革只有在升級過程被發動起來之后才會有效。因此，為發展而實施的改革是針對問題的改革，不是“空想市場主義”的改革。
更深刻的改革是，推動產業升級要求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方式決定性地轉向自主創新。從產業升級看，自主創新就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從事圍繞向市場提供新產品或改進產品的工業活動，包括產品或工藝的開發，包括提供更多的服務，包括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銷售這些產品，等等。因此，自主創新就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向能夠創造需求的活動轉移，也就是向技術和知識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動、向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活動轉移。但中國現行的科技體制迄今仍然是一個模仿外國目標、政府把持項目和專家評審(“分贓”)的跟隨體制，仍然沒有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同時企業不做技術的傾向仍然普遍。扭轉這種局面的改革包含著遠比“市場化”更多、更復雜的內容--至少是因為技術進步的體制包括非市場主體(如大學)和非市場過程(如基礎研究和國家資助系統)。這種系統性要求在國家層次上對改革的協調，但其效果將是巨大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的民營制造企業供應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門把手和門鎖(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產品)，而這些企業生產活動的共同特征是都使用機床。因此，沈陽機床集團開發新型數控機床的成功立刻成為支持這些制造企業升級的力量。當我們稱產業升級必須“基礎廣泛”時，[27]它意味著中國工業不能失去向全世界供應門把手、手機殼的市場地位，更意味著中國要在上游資本品工業實現突破，以支持下游制造工業的升級(中國下游工業的優勢又為上游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市場)。
第三，政府必須參與資源配置才能讓市場機制發揮“令人滿意”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教科書經濟學所講的抽象自由市場模型(在美國也不存在)，市場經濟也從來不會脫離一個國家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結構，而現實版的市場經濟其實存在許多弊端。例如，最近兩三年來，當以工業為主的實體經濟放緩增長后，大量可用于投資的國民儲蓄通過資本市場涌入食利性產業(“食利性產業”指的是對生產率增長沒有貢獻、只是分享發展成果的產業)，諸如房地產和金融(包括股市)等經濟部門中的投機部分。房地產泡沫、股市動蕩、龐氏騙局式的“金融創新”以及最近的大宗商品投機等等，都證明這些不創造價值的經濟活動在膨脹，其危害不僅在于少數人從實體經濟中攫取發展成果而加劇貧富分化，而且在于通過惡化經濟環境而加劇工業化的早衰。在這種條件下，把資源配置完全放給自由市場就會產生政策失誤。對產業升級來說，市場機制本來無法解決資本市場短期贏利要求與工業長期投資需要之間的矛盾，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動，資金就不會投向需要長期投資的工業部門。因此，政府必須伸進一只手，消除產生食利性產業的條件并扭轉現存“市場結構”不符合產業升級要求的資源配置傾向。
產業升級需要有中國企業進入中國原來沒有的工業或工業領域。這樣做的企業將面臨著高風險：(1)進入后的企業能否發展出經受住市場競爭的能力是高度不確定的;(2)進入高技術工業需要高強度的持續投資，但能否以及什么時候得到財務回報是高度不確定的;(3)進入后將面臨著外國領先者/競爭對手的壓制。面臨這樣的風險，而利潤前景又是高度不確定的，如果僅憑邊際性的利潤動機--市場機制所能提供的唯一動機，后進企業就沒有經濟合理的理由進入高技術工業。更一般性地講，如果一個落后國家完全聽任市場機制的作用，那么根據同樣的邏輯，該國將沒有企業會自主選擇進入該國原來沒有的、技術更復雜的工業。但從另一方面說，政府的任何作用又不可能代替企業的作用，因為企業進入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最終取決于企業是否能夠發展出來足夠的能力，使自己能夠在競爭中成長起來。因此，產業升級是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的結果，其實質是共同發展出來中國工業原來沒有的能力，以使中國工業在新的市場成長起來。
第四，市場機制通過經濟主體的決策才能發揮作用。以教科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新范式”把市場經濟描述為一架自動的機器，可以自動地帶領我們走向理想之地，于是就從經濟政策中排除掉那些面對不確定性時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導力、決策和信心等因素。但現實的經濟發展是動態的、充滿不確定性的，其結果取決于經濟主體的選擇、決策和行動。一位研究企業的英國經濟學家Neil Kay指出：“企業能夠做出決策，而市場只能刺激和通知決策。價格變動是信號，而信號沒有權力決定任何事情。的確，除非有人在另一端聽取信息并愿意將其納入決策過程，一個信號就毫無用處。企業能夠在沒有市場的條件下配置資源，但市場不能在沒有企業的條件下配置資源。”[28]這個邏輯同樣適用于政府的決策。中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不適應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環境，不就是重大的市場信號嗎?如果不相應采取對策，只產生這些信號的市場機制只能讓企業喪失投資的信心。
用一句話概括上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歷史證明，經濟政策什么時候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經濟就會增長;什么時候被意識形態的教條所主導，就會停滯。
結語
本文在結束之際以一個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實例來說明扭轉困境的關鍵。2016年8月出現了一個引人關注的新聞，中國企業居然手持1.2萬億美元的現金卻不投資。[29]民間投資劇烈下降的消息又引發了“國退民進”、民營企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生常談，以及政府的緊急措施。
為什么企業手持現金不投資?為了以本文的分析邏輯來解開這個“謎”，我們最后做一個思想實驗。請本文讀者設想你是一位民營企業家，你的企業同樣面臨著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影響并同樣遭受對民營企業的“不公正”待遇;不過，你的企業現在還有一些可用于進行生產性投資(包括研發)的現金，而你有權做出決定。設想你在下述兩種情境中需要做出的決策。
情境1：來自政府的消息說，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其根源是中國的經濟失衡和制度結構;目前的政策重點是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和淘汰僵尸企業;在經歷一個增長速度呈L型的階段并實現市場出清之后，像你這樣的民營企業家就可以大展宏圖了，而中國經濟也將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增長階段。
情境2：來自政府的消息說，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其根源是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再適應已經發生變化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但中國經濟有繼續增長的潛力，關鍵是要實現產業升級。為此，政府將采取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重點支持有志在新領域實現突破的企業并支持所有的企業向更高生產率和附加值的方向發展，以迎來中國經濟的再度輝煌。
注意上述兩種情境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方向為準，至于經濟和市場的實際走勢需要由你自己判斷。對這兩種情境分別都同樣有兩個選項：(1)投資;(2)不投資(再次提醒：指的是生產性投資，而不是投機性投資)。要求你在兩種情境的各兩個選項中分別任選一個。
如果你對兩種情境的選項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那么恭喜你，你已經能夠理解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復雜問題了。
中國重振經濟增長的所有條件都具備，只差政治領導力。
注釋：
*本文的寫作得到兩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的研究支持。王晨幫助梳理了一般均衡理論的脈絡;朱良進行了統計數據的處理并制作了圖1、2、3。作者對他們的幫助表示感謝!
[1]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源自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根據該理論，科學的發展并非來自直線的、累積的知識增長，而是通過科學革命的范式變化。范式概念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它是世界觀，是信念下的理論模式;范式還是選擇要研究的問題的標準，規定了范式下的常規問題，排除掉其他問題，具有強烈的選擇性。把庫恩的“范式”概念應用在政策研究領域的開創性文章是Peter Hall，他引入了“政策范式”的概念，以考察思想模式與政策形成之間的關系。(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o. 3[1993])
[2] 2013年“兩會”前，人民網和人民日報進行了公眾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調查”，有近125萬人次網民投票選出的最受關注的十大熱點是：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醫療改革、穩定物價、食品藥品安全、法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國防建設。從這些問題看，當時人民大眾要求政府做得更多而不是市場更多。對企業的調查也表明，它們抱怨更多的是市場秩序混亂、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問題而不是政府的干預。詳見《近125萬網民參與兩會調查“社會保障”連續四年蟬聯榜首》，人民網，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03/c357500-20659245.html。
[3] 參見路風：《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載《文化縱橫》2016年8月號。
[4] 羅斯· M· 斯塔爾：《一般均衡理論》，魯昌、許永園譯，上海財經大學2003年版，第5頁。
[5] 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
[6]19世紀末，瓦爾拉斯第一次成功地以數學方程的形式來闡述一般均衡模型，但他的證明方法被后來的經濟學家所否定。之后，經濟學家們繼續為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而努力，其方向是尋找更加有力的數學理論和構建限制條件更加嚴苛的均衡模型。20世紀40年代，隨著數學理論的長足進步，三位美國學者--肯尼思· 阿羅、杰拉德· 德布魯和萊昂內爾· 麥肯錫--在建模時把不動點定理(Fixed-point Theorem)引入論證過程，證明了一般經濟均衡在數學模型中的存在性，即經濟學教科書中著名的阿羅-德布魯模型(Arrow-Debreu Model)。此后，經濟學家們在此基礎上利用集合論、拓撲學等數學方法，進一步在非常嚴格的假定條件之下證明模型中的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詳見羅斯· M· 斯塔爾：《一般均衡理論》，第6?9頁。)但是，從數學上證明經濟學模型可以均衡并不意味著現實的經濟運行也可以實現一般均衡。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所有約束條件實際上都是為了過濾掉現實經濟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為數學證明只有在一個靜態的、高度確定的簡單模型中才能發揮作用。但現實經濟從來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會按照簡單模型設定的軌跡運行。因此，在模型中可求證的均衡是否同樣存在于現實經濟當中，本身就成為一個需要被證明的命題。當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調整表明一般均衡模型無法證明現實經濟可以達到均衡后，主流經濟學家們依然不愿放棄他們偏離現實而構建出的均衡模型。Alan Kirman評論說：他們堅持希望“在對理性個人的標準假設之下，可以證明出瓦爾拉斯所表達的思想，即一個經濟體能夠從不均衡的狀態自行走向均衡的狀態。而那些對此表示懷疑的人則被他們認為是缺少分析工具做出這種證明”。(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于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的問題變成了一個數學問題。Morishima曾經對這個趨勢評論道：“不同于物理學，經濟學不幸地沿著遠離其經驗來源的方向發展，特別是作為經濟理論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論，已經變成一種數學的社會哲學。”(Michio Morishima,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404[1991])
[7] 參見路風：《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載《文化縱橫》2016年8月號。
[8] 見《權威人士再談經濟》，《人民日報》2016年5月9日。
[9]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何畏、易家詳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70頁。
[10]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Horchbooks, 1979/1942, p. 82;中文版參見約瑟夫· 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6頁。
[11] David J. Teece, “Alfred Chandler and 'capabilities' theor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2(2010).
[12] 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capital deepen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2002); Robert C. Allen,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9(2012); 羅伯特· C· 艾倫：《全球經濟史》，陸赟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
[13]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4] Alfred D. Chandler, J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Dani Rodrik,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6] Linsu Kim,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Sanjaya Lall, and Shujiro Urata(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2003.
[17] 參見路風：《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載《文化縱橫》2016年8月號。
[18] 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第八章。
[19] 據2005年一篇報道稱，根據當時國稅總局測算的實際稅率，內資企業所得稅為22%，外資企業僅為11%，見(《內外企稅收有別 我國外企稅每年少收2000億元》，《人民網-國際金融報》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20]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 4(2004).
[21] Pankaj Ghemawat and Thomas Hout, “Can China's companies conquer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 2(2016).
[2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No. 3(2016).
[23] 為了推進“結構性改革”，這幾年中國出現要求開放資本賬戶(即解除外匯管制，實現資本項目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的輿論和官方計劃。對于這種提議，20年來宏觀經濟學家余永定和他的同事“孤獨地”堅持陳述其危險性，他把中國政府對資本項目的管制看作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受國際金融資本沖擊的“最后屏障”(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資本項目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辯》，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為使中國政府保持清醒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24] Marcello De Cecco, “Global imbalan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2012).
[25]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2016).
[26] 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9(2004).
[27] 參見路風：《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載《文化縱橫》2016年8月號。
[28] Neil Kay, “Searching for the firm: the role of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4(2000).
[29] 《1.2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史無前例狂囤現金》，新浪網，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1667856794/44068?cre=financepagepc&mod=f&loc=1&r=9&doct=0&rfunc=44。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10月刊，文中圖表原附有詳細的注釋說明，限于版面，全部刪節。原題為：再論產業升級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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