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臘平：中國礦業報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高級記者
本文目錄
一、輝煌不再，礦業市場總體低迷
⇒煤炭行業低迷，消費零增長或低速增長將成常態
⇒鋼鐵市場需求疲軟，鐵礦石需求強度持續減弱
⇒有色金屬行業前三季度行業整體業績增速由正轉負
⇒貴金屬市場也出現了急劇下跌的行情
二、望聞問切，病因國際國內各表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停滯不前，復蘇乏力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市場需求較弱，增長動力不足
三、刨根問底，深層次矛盾由來已久
?對外依存度過大，礦產資源供需矛盾突出
?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粗放
?一些礦產品庫存居高不下，產能嚴重過剩
?面臨的環境壓力越來越大
?我國企業“走出去”遭遇一些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
四、給力復興，礦業依然任重道遠
?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礦業開發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
?實現全面小康與“中國夢”需要更多資源能源
?“世界工廠”需要消耗大量礦產資源
五、立體作戰，實現行業整體突圍
?必須統籌兼顧，正確處理好礦業開發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
?堅持礦產資源主要“立足國內”的方針
?加快礦業經濟結構調整
……
此時的北方已經進入了嚴冬季節，那些積久不化的殘雪，預示著另一場暴風雪可能隨時從天而降。而曾經一度高歌猛進的中國礦業，當下也同樣進入了難熬的“寒冬”。
一、輝煌不再，礦業市場總體低迷
針對目前的礦業形勢，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日前在京組織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與會專家認為，全球礦業仍處于下行通道，主要礦產品需求疲軟，過剩產能還在持續釋放，價格繼續走低，預計未來兩年全球礦業發展仍是寒冬期，全面復蘇還需時日。
我國主要礦產資源需求也正由全面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差異增長轉變，資源需求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供應方式也將發生重要變化，資源利用的空間結構發生轉移。目前，約有2/3的礦山都出現了虧損，礦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煤炭行業低迷，消費零增長或低速增長將成常態
在能源礦產方面，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12月3日召開的2016年度全國煤炭交易會上表示，2015年前10個月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62%，國有煤炭企業整體由去年盈利300億元轉為虧損223億元。此外，煤炭企業應收賬款還在增加，融資難度加大，資金運轉緊張，減發欠發工資和欠繳社會保險情況上升，行業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煤炭行業的困境，從煤價上就能看出端倪。據了解，目前秦皇島港5500大卡動力煤市場價在370元/噸，比年初下降了155元/噸，已經跌回了2004年年末的水平。如果將運費上調的因素考慮在內，實際煤價下跌的更多。
據中國煤炭運銷協會統計，由于產能過剩、需求疲弱、存煤量高企、進口煤沖擊、價格持續低迷，2014年以來，煤炭行業效益大幅下降。目前全國有8個省區煤炭全行業虧損，70%的煤炭企業出現減發工資，30%的煤炭企業出現欠發工資現象，工資下降幅度超過30%的煤炭企業不在少數。
而根據目前的市場狀況分析，煤炭行業這種低迷的狀態在短期內還將持續。今后一段時期，煤炭需求也很難有大幅增長，煤炭消費零增長或者低速增長將成為常態。
⇒鋼鐵市場需求疲軟，鐵礦石需求強度持續減弱
在鋼鐵方面，市場需求疲軟，企業生存壓力增大;預計未來鐵礦石需求強度持續減弱，供過于求的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觀。
⇒有色金屬行業前三季度行業整體業績增速由正轉負
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提供的數據，今年1~10月，國內銅、鋁、鉛、鋅價格比2011年分別下跌了36.8%、25.9%、20.3%和10.2%。在需求疲軟等多重利空的共振下，國有骨干企業經營困難，2015年前三季度行業整體業績增速由正轉負，第三季度單季度行業整體虧損。
⇒貴金屬市場也出現了急劇下跌的行情
數據顯示，我國黃金市場在經歷了十年的牛市之后，如今也已走在熊市的通道上。2015年第一季度，我國黃金珠寶需求總量為213.2噸，同比下降了10%，成為本季度需求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此外，上半年鉆石原石銷售額同比下降21%;白銀價格在每克3元人民幣左右;鉑金的行情也不樂觀。
另據國土資源部新近發布的《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15)》,我國2014年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10.2個百分點，為12年以來最低值。今年上半年，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同比由正轉負，下降7.7%。其中，除煤炭業持續低迷外，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下降6.5%；黑色金屬礦采選業下降12.8%；有色金屬礦采選業下降5.7%。
目前，產能過剩的影響還在傳導，結構調整的陣痛還在擴散;由于市場的持續低迷，業內一種悲觀的情緒正在蔓延。在可預見的短期內，這種態勢難有改觀，礦業經濟正步入深度調整期。
二、望聞問切，病因國際國內各表
我國目前礦業出現的行情急劇下跌與市場不景氣的情況，直接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受全球經濟形勢復蘇整體乏力的大氣候及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影響;二是我國礦業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所致。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停滯不前，復蘇乏力
從世界經濟形勢來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從總體看，一直未能從經濟衰退中擺脫出來，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停滯不前，復蘇乏力。2015年的經濟增長幅度雖然較2014年略有提升，但未現強勁的需求增長。更為嚴峻的是，新興經濟體也已走過發展周期的高點，在過去幾年中，這些經濟體結構性矛盾凸顯，分化現象較為明顯。在海外需求不振、資本流入逆轉的背景下，經濟增長乏力，增速快速反彈，90%的國家經濟都在減速。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近兩年的全球礦業形勢一直延續了2011年以來的下行態勢。今年，礦業形勢依然未見好轉趨勢，仍籠罩在寒流之中，維持著“筑底優化調整”的態勢。總的來看，國際大宗礦產品價格難覓回升動力支撐，礦業格局繼續深度調整，復蘇艱難。全球礦產品需求還將繼續疲軟態勢，預計短則2～3年，長則5～6年。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市場需求較弱，增長動力不足
而從國內經濟形勢來看，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三期疊加”的重要階段，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2012年以來，我國GDP增速一直在7.5%左右波動。2015年上半年已降為7%以下，下半年估計在6.5%左右，已經遠遠低于2008年～2012年年均增長9.3%的水平。
從某種意義上說，礦產品的消耗量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晴雨表”。目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市場需求較弱，增長動力不足。數據顯示，我國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增速已由過去十多年的年均13.4%放緩至11%左右，制造業投資增長已由過去的30%左右下降到15%左右，資金向實體經濟傳導不暢問題突出。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我國大宗礦產品的需求，致使礦產品供給過剩，礦產品價格持續下跌。
除了全球宏觀經濟形勢與國內經濟形勢的影響外，國內礦業產業結構調整，某些企業低價進口礦產品，基建投資壓縮導致下游鋼鐵、電力、建材等需求下降，也是礦業形勢整體不振的直接原因。
三、刨根問底，深層次矛盾由來已久
在新常態下，礦業的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新常態下我國礦業究竟面臨什么樣深層次的矛盾?綜合分析來看，礦業管理體制、法規、制度的不完善，產業機構的不合理和粗放式的發展方式使礦產品庫存居高不下，產能過剩，主要的大宗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過大，礦產資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國礦業企業“走出去”面臨西方國家圍追堵截的困境，等等，都是當下待解之圍。我國礦業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外依存度過大，礦產資源供需矛盾突出
主要的大宗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過大，礦產資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國礦產資源雖然總量大，但稟賦條件差，人均占有量少。礦產資源人均探明儲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居世界第53位。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鋁土礦、銅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即使是最豐富的煤炭資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能源礦產中，除煤礦比較豐富外，石油、天然氣儲量有限。而鐵、銅、鋁、鉀鹽等重要礦產不僅所占比重低，而且富礦少、貧礦多，大礦少、小礦多。即便是資源總量達5.57萬億噸、居世界第一的煤炭資源，人均占有量也只有234.4噸，遠低于世界人均煤炭資源占有量為312.7噸的水平。
從目前情況來看，除鎢、稀土、煤炭等少數幾種礦產外，我國絕大多數礦產總量不足，而且缺口越來越大。有關研究認為，到2020年，國民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45種主要礦產中，僅有6種保有儲量能滿足需要。據國家發改委預測，到2020年，我國重要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可供儲量的保障程度，除稀土保障程度為100%外，其余均明顯不足，其中鐵礦石為35%、銅為27.4%、鋁土礦為27.1%、鉛為33.7%、鋅為38.2%。
我國的礦產資源還有兩大弱項。一是對外存在嚴重依賴的礦產資源種類很多。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銅、鈾、鉀鹽等礦產對外依存度都很高。其中，石油的對外依存度超過65%。專家預計，到2035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80%，遠超50%這一國際公認警戒線。二是礦產資源對外依賴的地區比較集中。如我國進口的原油中，約45%來自中東地區，32.5%來自非洲，8%從俄羅斯進口，3.5%來自亞太地區;鐵礦石的進口則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巴西、印度等國。
一邊是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供需矛盾突出;一邊是地礦部門很難找到接替資源。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紀初，我國的地質找礦工作基本上處在停滯狀態。前幾年國家加大投入，地質找礦工作取得不少成果，但由于現在淺部幾乎已無礦可找，而是在深部和邊遠地區找礦的難度則越來越大，真正發現像大慶、勝利油田那樣的特大礦床的幾率很小。新的可供開發建設的資源基地嚴重匱乏，已有的資源又已開采殆盡，很多礦山被迫關閉，造成了嚴重的“四礦問題”(礦業、礦山、礦工、礦城)，很多礦工只好下崗，生活無著，就醫、上學面臨困難，維穩任務越來越重。
?礦業管理“九龍治水”的弊端一直難以改變
我國礦業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下形成的，部門管理色彩很濃。近年來改計劃管理為以市場為導向的行業管理，但職能分散到各個部門。比如，國家發改委負責礦業政策、大型項目審批;國土資源部管理礦產資源權證和資源政策的制定、監督;工信部負責監測和協調礦業運行;商務部負責礦山企業及地勘隊伍“走出去”;國資委則履行出資人職責，監管中央所屬礦山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國有資產等。
這樣的管理體制，造成沒有哪個部門能夠超脫于本部門的利益，站在國家利益和戰略高度，全面研究、規劃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也缺乏推動整個行業發展和改革的源動力，出臺的產業發展規劃與相關政策也往往與市場的實際需求相脫節。
?礦業法規和制度建設滯后，修改難度很大
肇始于礦業分散管理，《礦產資源法》的條文中也明顯地暴露出礦產資源分割管理的痕跡。目前，我國礦業管理仍缺乏完善、系統的法律構架。
1986年頒布實施、1996年進行部分修訂的《礦產資源法》，結束了我國礦產資源管理幾十年無法可依的歷史，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近幾年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部法律已經明顯不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其內容和體例已經顯現不少問題，迫切需要進行修改。比如，現行《礦產資源法》主要是為了滿足對礦產資源開發管理的需要，側重從行政角度管理和規范礦產資源的勘查和開采，造成在立法目的上“重行政管理、輕權利保護”、礦產資源產權制度設計不合理、礦業權權能不明晰等問題。這種立法的滯后性已經直接影響到礦業權的合理配置、礦業權人權益的平等保護、礦業權市場的有效運行及礦山生態環境的保護等。
?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粗放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GDP增長了大約10倍，而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了40倍。有人測算，中國消耗了世界20%能源而只生產了世界10%左右的GDP，還消耗了50%左右的鋼材、55%的水泥。另據相關資料，1949年至2014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增長了90倍，石油消費量增長了2600倍，天然氣消費量增長近2萬倍，粗鋼消費量激增1240倍，銅消費量增長近2300倍，鋁消費量增長了6000倍。這些數據固然也反映出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但資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國近幾年礦產資源利用率雖有提高，但經濟發展方式仍未實現根本轉變，資源浪費的現象依然比較嚴重。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在3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個百分點，共生、伴生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不到20%，總回收率只有30%。
我國礦山的生產效率與世界上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很明顯。以煤礦為例，美國生產10億噸商品煤一般只需要10萬人，人均年生產效率達10000噸以上;而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552萬人一年產煤還不到28億噸。
?一些礦產品庫存居高不下，產能嚴重過剩
統計數據顯示，經過前幾年的大規模擴張，我國生產的鋁和鋼材在全球總產量中所占比重已接近1/2，水泥產量則約為全球總產量的60%。目前，我國電解鋁的產能過剩高達35%;鋼鐵產能過剩達到21%;水泥產能的利用率僅為2/3，產能過剩達到28%。盡管如此，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4年我國鋼材總產量仍然高達11.26億噸，與2013年同期相比增長5.4%;2015年一季度產量2.66億噸，同比增長2.5%。
由于煤價高起，而“黃金十年”煤炭投資持續高速增長，煤炭行業規模擴張勢頭迅猛。據了解， 2006年至今近9年的時間里，煤炭采選業固定資產投資累計達3.22萬億。而在此間上馬的新增產能還在陸續咕咕墜地，加之一些地方和煤炭企業違法違規建設生產和超能力生產等問題也十分嚴重，更加劇了化解過剩產能的難度。
截至2014年底，目前，我國煤炭產能在40億噸左右，累計新增煤炭產能30億噸左右，在建產能超過10億噸，兩者相加已超過50億噸。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此前公布的報告顯示，截至今年10月末，全社會煤炭庫存已經連續46個月超過3億噸。
而與此同時，我國有關企業卻還在大量進口煤炭。從近幾年煤炭進口的數據看，我國自2009年由煤炭凈出口國轉變為凈進口國后，煤炭進口量持續攀升。2013年進口煤炭一度達到3.27億噸，同比增長13.4%，創下進口量紀錄。
?面臨的環境壓力越來越大
礦業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讓我們付出了十分昂貴的生態環境代價。前幾年，即在礦業行情高漲時，我國礦山每年排放的固體廢棄物353.3億噸，僅選礦每年產生的尾礦廢棄物就超過5億噸。全國礦山平均每年排放廢水超過47億噸。以山西省為例，該省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區面積近5000平方千米(約占全省國土面積的3%)，其中沉陷區面積約3000平方千米(占采空區面積60%)，受災人口約230萬人。
?我國企業“走出去”遭遇一些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
目前，我國進口能源資源的來源地既包括尼日利亞、蘇丹等諸多非洲國家，占中國石油總進口量的30%左右;也包括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中東國家，來自海灣地區的石油天然氣進口，占60%，伊朗和沙特是我國最大的兩個石油來源國。此外，中國還與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家有油氣供應合同;從智利、巴西、澳大利亞等國進口銅礦、鐵礦、鈾礦及煤炭等。
我國企業走出去起步很晚。由于歷史原因，特別是一些西方強國早已將一些優質的礦產地據為己有，因此，從整體上看，我國近幾年的礦產投資主要集中在中東、中非洲、中亞、南美等地。這些地區的東道國多處于各種沖突之中。特別是在非洲，種族糾紛、宗教沖突等社會不穩定因素，政府更換頻繁、政策不連貫，來自政府的直接或間接財產征用造成的政府違約風險，加上大國利益爭奪，使得我國的企業在當地面臨著極大的經營風險。
資源能源安全包括從生產、存儲、消費一個完整的鏈條，而運輸環節更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重點。目前，我國從海外獲得的資源能源礦產，特別是來自中東和非洲的資源能源，大約有95%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這個最窄處僅有2.4千米的戰略咽喉通道，形成高度依賴馬六甲海峽的困局。在海洋運輸線現今基本上為美國控制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我國的海洋運輸線與資源能源生命線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可見，在礦業開發領域，我國正面臨著“兩難選擇”：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必須有堅實的資源支撐。隨著“四化”步伐的加快，對礦產資源的剛性需要越來越大，而國內資源特別是大宗礦產供應日益緊張，資源約束趨緊;另一方面，我國的礦業開發以及資源能源安全也面臨諸多的問題與威脅，必須妥善處理與化解。
四、給力復興，礦業依然任重道遠
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指出：“能源是無可替代的，現代生活完全是架構于能源之上，雖然能源可以像任何其他貨物一樣買賣，但它并不只是一種貨物而已，而是一切貨物的先決條件，是和空氣、水、土同等重要的要素。”
礦產資源包括能源是人類活動的重要物質基礎，社會越發展，人類對礦產資源的依賴程度就越高。如今，礦產資源已是一個關系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
?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礦業開發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
在當今世界上，礦產資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加速擺脫貧困、促進經濟發展提供著能源和原材料保障。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礦產資源的開發在維持其經濟穩定與發展方面的作用同樣舉足輕重。
一方面，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總體增長低迷的影響，全球資源能源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呈趨勢性下降;另一方面，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在啟動“再工業化”周期，以新能源、環保、高附加值制造業以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術產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將成為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這也使得初級礦產資源的需求趨于減少。但是，這絲毫沒有減弱礦產資源對于發達國家的重要性。
在經濟高度發達的美國，礦業開發仍然對其經濟發展起著支撐作用。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報告稱，2013年美國礦產品產值雖較2012年的758億美元有所減少，但仍達743億美元。其中，金屬礦產產值約320億美元，工業礦產產值年增3%，達到423億美元。美國所有礦產包括出口和回收的原料，總產值達901億美元，比包括亞馬遜、臉書、谷歌和雅虎等網路巨頭們合計利潤的5倍還多，顯示出礦業資源對美國經濟、技術和安全的重要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美國“能源獨立”戰略的有效推進，特別是受“頁巖氣革命”溢出效應的影響,不僅使其擺脫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而且使其能源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石油需求由升轉降，美國能源自給率在2011年達到81.4%，美國能源信息署(EIA)預計在2035年將達到87%。
在資源缺乏但經濟實力雄厚的日本，盡管其早已跨入發達國家行列，但其對資源能源的需要不降反增。無論在中東、非洲還是南美、澳洲，仍然到處都可以看到日本企業與外國合作開發礦產資源的身影，而且合作的形式靈活多樣。于是，國外的礦產品包括中國的稀土資源便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國內，經過精細加工、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則反過來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重心“由西向東”轉移，全球資源能源消費重心也隨之轉移。據英國BP公司發布的《Energy Outlook 2030》預測，未來20年，發展中國家將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加速發展，2030年發展中國家人口、GDP和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將分別達到87%、60%和70%，而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能源需求國。
另據《世界能源中國展望》報告，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將在中國、印度、東南亞、中東、拉美和非洲等地進一步聚集，這將大大提高新興大國的能源議價能力，也會成為其重構全球能源與貿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籌碼”。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預測，全球中產階級人數將從現在的18.5億增加到2030年的48.8億。中國、印度及東盟6國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13億城鎮居民，而城市化的一大特征是資源高度密集型的生產消費模式。未來10年，“金磚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和“展望五國”(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對于資源需求的強度將呈急速、空前規模增長。
事實上，礦業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影響力更大。以黃金為例，據世界黃金協會的研究，近幾年來，全球黃金工業每年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超過2100億美元，這相當于捷克全國的GDP。其中在世界前15位的產金國家中，黃金開采對經濟的貢獻超過784億美元。黃金采礦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影響更為顯著。比如，黃金采礦產值占巴布亞新幾內亞GDP的15%，圭亞那GDP的8%，坦桑尼亞GDP的6%。
發達國家依托礦產資源推進經濟發展的事實，使各國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認識到礦業發展特別是礦產資源開發的重要價值。
?實現全面小康與“中國夢”需要更多資源能源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兩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個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是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十八大報告同時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
必須看到，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尚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現代化的任務還十分繁重。據統計，2010年我國GDP達到5.879萬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的5.47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從而結束了日本長達40多年“世界第二”的地位。但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為42325美元，而我國為4283美元，僅為日本的1/10，排在世界第95位，甚至在一些非洲國家之后。近幾年，我國的人均GDP有大幅上升，但仍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美國的1/7，在世界居于第80左右。而且按照我國的標準，尚有7000萬貧困人口沒有脫貧。可見，發展仍是硬道理，是實現兩個百年目標與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西方學者曾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過一個“S”形模式，認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與人均礦產資源特別是人均金屬消費量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關系。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經濟發展的重點由農業轉向制造業，礦產資源的人均消耗開始增長，人均收入進一步增長，消費者需求將成為人均金屬消費量增長的驅動力。
而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之后，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會進一步加快。與此同時，由于城鎮化步伐加快，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類型、消費行為會發生重大轉變，住房、汽車、家用電器等終端消費需求會大幅上升。而制造這些，既需要作為動力的能源資源，也需要作為原材料的礦產資源。據專家研究，人們日常使用的電腦與手機的材料有95%是礦物原料。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程度還很低。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城鎮化率為50%左右。但如按戶籍人口算，我國城鎮化率僅為35%左右，也就是說，我國的城鎮化目前實際上剛完成40%不到，明顯低于許多同等發展階段國家的水準，更是遠低于一般發達國家77.7%的水準，城鎮化正處于方興未艾的發展過程中。據預計，到2020年，中國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規模將達3.2億左右。
二十一世紀以后，聯合國提出一個口號：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我國礦業的未來發展主要依靠城市化。事實上，在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性設施建設：建設高速公路、鐵路、機場;解決農民進城問題，改善城市普通居民的住房條件。
有關專家測算，一個農民成為市民，資源能源需求將增長3倍，這就是硬需求。另據專家測算，我國每億元鐵路基本建設投資約拉動鋼材需求0.333萬噸。2009年，我國鐵路建設投資為6000億元，消耗鋼材3000萬噸。鐵路建設水泥用量為平均每千米2.1萬噸。以京滬高鐵為例，該高鐵全長1318千米，初步計算水泥用量為2700萬噸。另據估計，2014年我國高鐵建設消耗水泥為9000萬噸左右，相當于45條日產5000噸的水泥熟料生產線一年的產量。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曾透露：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新建面積20億平方米，需要消耗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根據歷年建筑行業鋼材消費情況，我國建筑行業的鋼材消費量占整個鋼材消費量的50%左右，其中房地產業用鋼占整個建筑業用鋼的50%以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計劃新開工建設保障房700萬套，基本建成480萬套。據計算，一般按建筑面積鋼筋用量是40公斤/平方米~60公斤/平方米左右,水泥用量是150公斤/平方米~200公斤/平方米，按50公斤用鋼量來計算，保障房建設就能拉動鋼材需求約4000萬噸。
可見，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勢必帶動鋼鐵、水泥、建材、工程機械等重工業，以及家電、家居消費用品等輕工業的發展。而這些都需要能源礦產和礦物原材料作為支撐，所以這個階段也正對礦產資源消費強度最大的階段。
另據了解，經國務院批準，從2014年底到2016年，我國將鋪開總投資額逾10萬億元的七大類、400多個基礎設施項目，其中2015年開工項目約300個，投資超過7萬億元。2014年四季度以來，國家發改委密集批復基建項目，基建投資加速明顯。據不完全統計，自去年10月1日以來，國家發改委共批復49個項目，涵蓋機場、鐵路、公路、城市鐵路等，項目投資總額度達到了13801億元。“十三五”期間，中央將進一步加大預算內資金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重點投向中西部鐵路、城際鐵路，地方財政性資金也將向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等領域傾斜。以鐵路為例，我國“十三五”規劃已經編制完成，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全國新建鐵路不低于2.3萬千米，總投資不低于2.8萬億元。一些地方的“十三五”規劃也相繼出爐，鐵路投資仍是亮點。另外，隨著高鐵“出海”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泛亞、歐亞和中亞高鐵線將是中國高鐵全產業鏈輸出的重點。“十三五”期間，鐵路產業鏈將享受投資盛宴。據有關方面統計，2014年我國鐵路建設用鋼量為2100萬噸，據此推算，2015年鐵路建設用鋼量將達到3000萬噸，增幅42.85%;其它如水泥等礦產的用量也將大幅增長。
而據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與沿路和沿岸有關國家的合作重點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也是建設的優先領域。“絲綢之路經濟帶”涵蓋東南亞經濟整合、涵蓋東北亞經濟整合，并最終融合在一起通向歐洲，形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趨勢。我國將開展亞洲公路網、泛亞鐵路網規劃和建設，與東北亞，中亞、南亞及東南亞國家開通公路通路13條，鐵路8條，總鐵路建設將達8.1萬千米。這無疑也將拉動汽車鋼、銅、鋁、角鋼等礦產及延伸產品的需求量。
?“世界工廠”需要消耗大量礦產資源
工業總產值是衡量制造業、采礦業和公用事業產出的指標。據聯合國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62%，到2012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已達3.7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2.9萬億美元。這意味著，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世界工廠” 的地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大加強了。而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礦產資源作為原料與動力，為世界各國生產機械、設備、生活用品。
2011年，我國全國規模以上礦業企業1.68萬個，但礦業產值為5.86萬億元，僅占工業總產值的6.94%，離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國礦業發展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據中國地質大學的專家研究，我國礦業產值頂點將在2020年前后到來，屆時礦業總產值將達到70000億元。
綜上所述，雖然當前全球礦業出現一定程度的調整與收縮，但向好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特別是新興國家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推進，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將維持對資源的強勁需求。但從改革發展的新形勢來看，在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大背景下，我國更加注重促進實體經濟和新興產業發展，調控政策也將更加關清潔能源、綠色礦山、節能環保、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等。大興土木，依靠大規模基建投資拉動GDP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礦業將從前幾年的大起大落回到基礎產業的常態。
五、立體作戰，實現行業整體突圍
礦產資源是一個關系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礦業不但關系社會經濟發展，也與國家能源資源安全息息相關。
眼下，我國礦業發展面臨著重重困難：主要的大宗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過大，礦產資源供需矛盾突出;一些礦產品庫存居高不下，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粗放;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礦業體制機制不順，法律法規修改滯后;礦業企業“走出去”遭遇圍堵……
面對重重危機，尋找一條礦業科學發展的正確路徑，為我國全面實現小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可靠的資源保障，顯得格外重要而緊迫。
新常態下，我國礦業該如何把握時機，借助內力和外力作用，主動出擊，成功突圍，走上礦業科學發展的道路，最終實現轉型升級、跨越發展?
礦業是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和原材料的基礎性產業。可以說，人類社會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文明進步，包括物質與精神財富，都與礦業開發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尋找一條實現礦業科學發展的路徑，為我國全面實現小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可靠的資源保障，才顯得如此重要而緊迫。
在當前的國際局勢和我國全面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生態文明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礦產資源的具體特點以及礦業開發的實際，研究我國礦業科學發展的路徑，應該重點抓住以下幾個方面——
（一）必須統籌兼顧，正確處理好礦業開發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將生態文明建設貫穿于礦業開發的全過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有機統一,同步提升。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愿景、重點任務和制度體系，對落實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提出了更具體、更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集成、總結了我們黨在發展理論上的創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毫無疑問，這些新思想、新論斷不僅為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規劃了藍圖，也為我國礦業今后如何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礦業開發中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大都與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備有關。因此，樹立綠色礦業發展理念，并且付諸于全社會的實際行動，首先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系統完整的制度體系，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列為礦業開發的“紅線”和“高壓線”。要進一步提高綠色指標在礦產資源開發規劃指標中的權重，把保證和改善環境質量、保障人民健康作為更具約束性的硬指標，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完善政績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切實解決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提高執法的剛性和權威。
（二）堅持礦產資源主要“立足國內”的方針，繼續加大資金與技術投入，加強地質找礦工作，逐步減少對國外資源特別是大宗戰略性礦產的依賴程度。
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后，資源全球化受到了嚴重干擾，“非經濟因素”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礦產資源要堅持“立足國內”的方針，加強國內的地質勘查工作，提高礦產資源保障能力。
立足國內，尋找礦產資源并非是無源之水。以石油為例：有關專家認為，盡管勘探開發難度越來越大，但仍具有保持石油產量持續增長的基礎。比如，我國東部石油仍有增長空間，估計待發現資源量為180億噸，待探明石油資源潛力為68億噸左右;西部地區處于勘探中早期，待發現石油資源量超過114億噸;我國東南部近海石油探明程度僅為29%，待探明石油資源量估計有86.31億噸，尚處在儲量發現的高峰期。
事實證明，我國的地質找礦潛力的確很大。我國自2011年《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綱要(2011~2020年)》實施三年以來，地質找礦成果已經超出預期。據國土資源部等部委通報的情況，到2014年9月，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前三年累計投入找礦資金約3500億元，而新發現中型及以上礦產地451個，其中大型162個。發現了一批世界級的特大的天然氣、鈾、鉬、鎢礦床。
與此同時，我國“海洋石油981”鉆井平臺已到西沙中建南區塊進行作業，并首次進入南海深海進行油氣勘探。繼2001年首次獲得東太平洋國際海底7.5萬平方公里享有專屬勘探權和優先開采權的多金屬結核資源勘探合同區后，我國又相繼在西南印度洋國際海底區域和西太平洋國際海底獲得了兩塊礦區勘探權。
（三）加大對戰略性礦產資源特別是稀有金屬和稀土資源的保護力度，增加國內的資源儲備，確保我國戰略性資源的安全。
在當今世界日益復雜的經濟、技術實力博弈面前，戰略資源競爭與爭奪正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內容，具有戰略價值的礦產資源也成為一種籌碼。這些籌碼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有政治、外交、軍事價值。因此，我國有必要按照國家戰略并從資源安全的高度來統籌保護、安排戰略資源，加強資源儲備，使我們對戰略資源的利用居于有利位置，在國際交往中把握主動。
從競爭格局看，歐盟、美國、英國等發達經濟體所厘定的關鍵儲備礦產中，有很多均為從我國進口的優勢戰略礦產。
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建立國家戰略資源儲備的國家，早在1939年就開始實行重點礦產品儲備，并制定了《戰略物資儲備法》，對本國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只探不采，儲備長期從國外低價購買，資源包括石油、鈾、鋁、銻、鉻、黃金等重要礦產。經過多年的經營，美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已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的戰略資源全球配置保障體系和龐大的戰略資源儲備體系。
在保護戰略資源和資源儲備方面，我國起步很晚，但已經有了一些進展與辦法。比如，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國家石油儲備制度。下一步，我國應當盡快將儲備擴大至戰略礦產資源，因地制宜地制定儲備目標、儲備方案和管理措施，提升危機應對能力和安全管控能力。按照保障優先、適度超前、量力而行、合理布局的原則，從國家儲備發展至國家與商業(企業)儲備等復合型戰略儲備體系。
（四）加快礦業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產業優化重組，加強供給側管理，治理與淘汰產能過剩，同時要以建立礦業資本市場為契機，促進傳統產業向現代礦業發展。
據了解，對于礦山企業目前遇到的種種困境，國家正在加大研究完善煤炭脫困相關政策、措施及有關政策措施的落實。比如化解產能過剩、改善供求關系、依法加強監管、促進公平競爭、防范社會風險、推動企業重組、加大財政金融支持以及建立煤礦退出機制等，并且進一步把礦業作為降本增效的重點，統籌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之間的關系，著力解決運行當中顯現的突出矛盾，促進礦業健康平穩運行。
化解過剩產能，是我國經濟由粗放型走到轉型升級關鍵節點必須直面與解決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礦產品的供需結構和市場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從全面的產品短缺轉變為相對市場過剩。因此，如何把落后的過剩產能淘汰掉，如何培育出先進的優質產能，是當前我國經濟的一大課題。
按照2013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通過5年努力即到2018年,要在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方面實現三大目標：即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與環境承載力、市場需求、資源保障相適應;發展質量明顯改善,產能結構得到優化;長效機制初步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得到完善。
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思路，為化解礦業過剩產能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下一步攻克這一難題提供了有效路徑。按照從供給側管理出發化解過剩產能的理論和路徑，我們必須對現有的礦山企業進行大膽改革，通過優勢企業發揮主導作用，用市場化的兼并重組等辦法對生產力進行重新整合，提高行業集中度，來提升整個產業的生產效率。還有就是擴大出口，輸出產能，開辟新的市場，從需求端加快去產能，在供給端消化產能。
要讓我國礦業從傳統產業向更高質量的現代礦業發展，還應當繼續探索礦業與資本、金融市場結合的途徑，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礦業資本、金融市場。在現代資本理念和金融體系下，礦產資源其實就是資本的一種形態，而現代礦業正是建立在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良性互動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要形成發現資源、開發資源、保護資源的市場管理體系，也只有建立礦業資本市場，通過資本這個龍頭，運用礦業資本市場的規范機制、透明機制、風險揭示機制和監管機制，才能形成對資源企業行為的約束，形成資源與資本的良性互動，實現礦業管理體制的提升和完善，為現代礦業的良性發展提供保證。因此，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建立我國自己的礦業金融資本市場，應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也是必然的選擇。
（五）依靠科技創新驅動，打造礦業經濟的升級版，為礦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動礦業可持續發展。
從根本上來說，提高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現代化的支撐能力，必須打造礦業的升級版。升級版的核心任務是提升質量效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入產出比，引導企業向技術、品牌、質量、管理要效益，拓展生產鏈條，提升產品附加值，創新企業運營模式，推動礦業以適當的速度，實現沒有水分的健康增長。
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前不久在天津舉行的國際礦業大會上指出，世界經濟發展規律表明，創新是經濟發展和礦業升級最關鍵的因素，創新也是礦業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推動礦業復蘇增長的轉型，關鍵是要發揮創新的引領和支撐作用，釋放科技創新、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紅利，為礦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推動礦業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應當立足我國國情,緊跟國際礦業技術革命新趨勢,以綠色低碳為方向，加強重大科技問題研究，分類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并同其他領域高新技術緊密結合,把新資源能源技術及其關聯產業培育成帶動我國整個礦業升級的新增長點。
就目前而言，推進礦業轉型升級，可以從開展礦產資源節約、循環利用、污染治理、生態修復等關鍵技術攻關入手，完善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機制，加快綠色礦業成熟適用技術的示范和推廣，全面促進礦產資源節約循環高效利用，推進礦業生產方式根本轉變。
（六）加快推動能源結構調整，建立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頁巖氣、核能以及風能等在內的多元能源供應體系。
我國能源資源的特點是“多煤、貧油、少氣(天然氣)”。在能源結構上，煤炭占我國一次能源生產的70%以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占50%以上。可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能源結構仍將以煤炭為主，煤炭仍將是我國的主體能源和重要工業原料。這種格局短期內不會根本改變。因此，在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必須要做好煤炭這篇文章。
目前，在不少城區空氣質量下降甚至出現霧霾的情況下，不少人包括一些社會輿論將矛頭直接指向煤炭，提出“去煤化”，這是不了解我國能源資源狀況的主觀臆想。實際上，污染是因為不會清潔利用造成的，與煤炭資源本身并沒有關系。而且，煤炭在我國的基礎能源地位，決定了我國能源革命的方向不是“去煤”，而是“凈煤”，即煤炭的高效、清潔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把煤炭開采和利用對社會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但也必須正視，傳統落后的煤炭開采利用方式確實帶來了不少問題。目前，我國的煤炭產量已達40億噸。2014年煤炭的消費比重達到66%，占全球的47.4%(全球總產量81.65億噸)。而且，能源利用粗放，綜合能源效率不足40%。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能源消費強度下降，煤炭行業依靠數量、速度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已走到盡頭，轉變發展方式勢在必行。
因此，我們必須摒棄過度開采等落后的開采方式，控制開發量，提高科學產能比例，依靠科技創新，推進煤炭清潔利用的關鍵技術攻關和重大裝備研制，鼓勵燃煤發電超低排放技術、高效煤粉型鍋爐技術和現代煤化工技術示范工程建設，真正實現安全、綠色、高效開采。
國際經驗表明，新能源比重明顯偏低、在能源結構上高度依賴煤炭等化石能源，既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也很難支撐國家的現代化發展。
如今，發達國家的能源已轉變為主要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并都在大力開發利用新能源。著力實施能源轉型戰略，使能源體系由目前的以化石能源為主轉變為未來的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這是全球能源發展的新趨勢。因此，在清潔利用煤炭資源的基礎上，我國應當大力發展非煤能源。要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并廣泛地吸引社會資本，加大油氣勘探，增加油氣資源儲量。要繼續加強對頁巖氣、熱頁巖、淺層低溫能以及鈾礦資源的勘查開發力度，盡快形成產能。同時，要大力發展風電、光伏、水電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要在采取國際最高安全標準、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啟動東部沿海地區新的核電項目建設，適度加大核能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比重，進而形成煤、油、氣、核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
（七）繼續加強國際礦業開發合作和礦產品商貿合作,互聯互通，互通有無，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可靠的資源能源保障。
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對石油等資源能源的需求不斷上升。但經過幾十年的開采，我國很多主力礦山的資源正在趨于枯竭，產量急劇下降。因此，要滿足經濟發展對資源能源的需求，一方面要加大對國內資源的勘探，努力找到具有宏觀影響的特大型礦床。另一方面，要加大走出去和國外合作開發資源能源的力度，獲得我國短缺但急需的資源。
近年來，我國“走出去”戰略已獲得初步成果。比如，石油三巨頭為龍頭的國內企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參與海外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初步形成了四個重點開發區。其中包括以蘇丹、阿曼、阿爾及利亞、伊朗、沙特、利比亞等國在內的西亞北非區;以委內瑞拉為主的南美區;以印尼、馬來西亞和文萊為主的東南亞區;以哈薩克斯坦為主的中亞一俄羅斯區。已投產運營的項目集中在蘇丹、哈薩克斯坦、印尼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在外交部門的配合和支持下，我國石油企業開始投資中亞哈薩克斯坦的石油開發和生產。如今，連接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中哈石油管線已經投入正式運行，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戰略通道。
石油合作也是目前我國與海灣國家加強合作的重要領域。在“資源外交”的帶動下，我國和中東地區的能源合作不斷走上新的臺階。前幾年，中石化在伊朗的亞達瓦蘭油田購得了50%的股份，并和伊朗政府達成在未來30年內購買伊朗石油和天然氣的諒解備忘錄。在北非，我國公司獲得了蘇丹大尼羅河石油開采公司40%的股份，我國企業還獲得了安哥拉的石油勘探權。
拉美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突破地區。早在1997年，我國石油公司就通過參與國際招標中標委內瑞拉大油田20年的生產經營權，開始深度介入了當地的石油勘探和開發領域。我國和世界第五大石油生產國委內瑞拉簽署了《能源合作協議》，委內瑞拉向我國公司開放本國已探明儲量的90億噸油氣資源。
目前，我國的投資開始進入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巴西的基礎設施和采礦業。中國五礦公司與智利合作開發的銅礦已經投產。
同時,中俄歷時十年談判終成正果。中俄兩國已簽署《中俄東線天然氣合作項目備忘錄》、《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 根據雙方商定，從2018年起，俄羅斯開始通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向我國供氣，輸氣量逐年增長，最終達到每年380億立方米，累計30年，合同價值4000億美元。
在輸出國內礦產、資本及技術方面，我國企業也大有可為。以煤炭為例。在煤炭國內發展遭遇“天花板”的同時，海外市場無疑可以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另一個重要渠道。在能源重心西移的過程中，要發揮我們在資本、技術、裝備、制造方面的優勢。同時，在布局、結構、規模、形態、管理等多方面打造新的優勢，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積極開展海外資源開發，穩步開展國際煤炭貿易。同時鼓勵煤炭企業抓好煤炭機械貿易，煤炭資源綜合一體化開發，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和技術服務，承攬境外煤礦建設、技術改造以及運營管理，帶動先進技術和大型裝備出口。
（八）進一步鞏固我國資源外交的成果，大力提升資源外交的水平與實效，推進中外礦業合作的廣度與深度。
在國際關系中，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礦產資源一直是大國競爭的動力和目標。這些資源的供給能否穩定、安全以及能夠使用什么樣的可靠戰略來保證供給，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大國興衰的關鍵因素之一。
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也陷入了經濟可持續發展與資源相對貧瘠的的窘境。因此，通過資源外交，解決資源能源安全問題，對我國來說，既是外交上的新考驗，也是發展道路上的長期挑戰。
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資源外交”開始提上我國外交部門的議事日程，并迅即成為當代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我國的資源外交中，能源外交進行得最早，成效也最突出。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的石油供應在能源外交和擴大海外能源戰略的雙重推動下，正在逐步形成多種輸送渠道、多樣化保障領域和多元化供應來源的石油供輸機制。根據我國的情況，應當不斷強化與資源供應國經貿聯系，建立一種資源體制，在更大范圍、更多領域中加強和深化能源資源外交，以減少對抗和摩擦。
（九）建設與我國國力相適應的強大藍水海軍，參照國際慣例，建立我們自己的補充基地，確保我國海外資源利益與安全。
在國際關系史上，從來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有人說，世界之爭，主要在于資源之爭。事實上，歷史上發生的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就是資源戰爭。
國際資源之爭，從來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理性與“溫情脈脈”。當今世界，為資源而發生的戰爭已不僅在中東、馬島附近海域。在北極和南極等地，雖然還沒有看到滾滾硝煙，但因資源之爭，到處也都可以看到戰爭一觸即發的陰影。
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海洋資源、能源、空間的依賴程度大幅提高，對海洋運輸通道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目前，我國的石油儲備剛剛建立不久，到2015年才擁有相當于兩個月進口量的石油儲備，到2020年左右才會達到3個月進口量。石油能源以及其它戰略資源的運輸仍然依賴著漫長的海上石油運輸線。而目前我國還缺乏遠程投放大規模軍力的能力，保護國家海外資源與利益的實力還很有限。如果我國船只在通過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等幾個要塞時遭遇攻擊;如果一旦發生大的戰爭，進口石油的關鍵海運航線被有關國家封鎖，或者遭遇石油禁運，我國的資源能源安全將面臨極大的威脅。
同時，隨著“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國已經從過去的資本輸入國變為輸出國，開始在國外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的投資利益。據有關資料，最近10年來，我國FDI(即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和總額兩項指標均急劇上升。從投資覆蓋情況看，我國FDI已經輻射到全球170度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存量占89%。
因此，保障國家資源能源戰略的順利實施，保證我們在全球的資源利益，對我國來說，已經是一個全新的考驗。走向海洋、經略海洋、以海強國，是我國發展之要、民生之需，也是保障我國在全球范圍之內的資源利益與投資權益的必由之路。可以說，我國的崛起依賴于海洋通道的保障，海洋通道安全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我國的能源安全和經濟安全，未來巨大的戰略利益要求我國必須確保海外經濟利益和海上通道安全。
從當前的情況看，我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藍水海軍建設，增強我國軍隊的遠程投放能力。海軍要在走出向索馬里海域派出軍艦為我國商船護航的基礎上，向更多海域派出我們的護航艦隊。同時，要進一步加快建造自己的航母并盡快形成戰斗群，創造條件建立我國海軍的補給基地，讓海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藍水海軍。這是我國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的根本所在，也是保護我國的利益與安全的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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