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集體經濟
經濟結構的差異，決定了日式創新與美式創新的截然不同;
一旦回顧歷史，你就會發現，真正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的都是這種集體所有制企業;
中國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惟一受到打壓的卻是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集體經濟
在日本，所謂的國有企業跟我們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概念不一樣。盡管這些企業擔當的角色類似我們的央企，但我還是更傾向于稱其為“國民企業”。
在戰前，這些企業大多是延續數代的家族企業;直到戰后，這些財閥才被美國的經理人制度所取代。當時占領日本的美國人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夠對抗美國就是因為這些財團的存在，它們才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真正根基所在。
日本經濟近年來不景氣，但那是因為日本已借助綜合商社把產業轉到了海外。現在，日本在華企業總數將近5萬家。更可怕的是，這5萬家企業同氣連枝并形成了一種新的層級結構：財團就像一個大家庭，主辦銀行是家庭中的父親，為產業服務的綜合商社則是家庭中的母親，它們共同將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捆綁在大企業的戰車上，從而使他們易于贏得國際競爭。
在三井財團，扮演父親角色的是三井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親角色的是三井物產這樣的綜合商社。在兩大機構下面，就是包括豐田、東芝、王子制紙和石川島播磨在內的多個世界一流企業，王子制紙是世界知名造紙公司，石川島播磨則是航母制造業中的全球翹楚。
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國的經濟成就，但其經濟結構卻與美國大不相同：在美國，金融、產業與商業彼此分離;但在日本，這些部門卻相互融合。日本有6大財團，每個財團都掌控著數十家企業。財團實行立體作戰：金融是空軍，商業是海軍，產業是陸軍，空軍和海軍為產業發展護航。日本就是靠這套體系，在戰后與美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對抗。
將這套體系跟美國對比，我們才能知道中國更像誰。在美國，金融為主的華爾街左右著經濟，其立國之本是金融;而在日本，卻是經團聯在發揮核心作用，而經團聯的會長全都是產業公司的社長，日本的立國之本是產業。因此，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選擇為保產業而犧牲金融，這與美國的做法大相徑庭。
在美國，一切以股東利益為重;但在日本，企業永遠屬于職工。美國強調個體，日本則強調整體。美國依靠股市融資維持其結構，日本則依靠銀行來支撐其體系。美國追求短期效應，日本則立足長遠。所以，美國一直努力構建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而日本希望擁有的則是秩序或者說是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經濟結構的差異，決定了日式創新與美式創新的截然不同。美國強調原始創新，強調基于發明的商業化運作;日本則更加重視集成創新和消化吸收之后的再創新。對于這套體系，日本自豪地稱之為“日本型社會主義”。福田康夫在北大講演時也曾提到，“我國被稱為比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的平等社會”。因為在日本，只有產業細化，沒有貧富分化。
這種組織形態其實與我們中國曾經廣泛存在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頗為類似。而一旦回顧歷史，你就會發現，真正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的都是這種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業集團，其中很多都進入了世界500強的榜單。而作為中國科技企業的代表，華為公司所實行的也是這種集體所有制的模式。
但30年的改革過后，中國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惟一受到打壓的卻是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集體經濟。因此，要提升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中國應該認真研究國情，發展集體經濟以提升創新能力，而非對美國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經濟發展有失偏頗。
中國怎樣將外資擠出去
中國的制造業雖然我們不好意思說它出現了危機，但是至少可以說是面臨很多困難。這些困難的出現既有國際經濟風云的影響，也有我們國內政策失誤的原因。
獲得全球經濟影響力，無非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霸道方式，一種是王道方式。美國方式就是靠強權、強勢、硬實力。而中國做不到，就只有靠軟實力。
日本人就是搞王道，有時候其軟實力并不覺得很厲害，所以不得不防。它能夠把全球的東西都拿到自己的手里。美國的模式是創業型，日本的模式更適合可持續發展，兩種是不同的模式。
美國創新企業很多，但長壽企業很少。而據權威機構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的百年企業已經達到了2萬多家。日本大財團的企業幾乎都是百歲以上。
我們已經看到為了應對危機和震后重建，日本產業資本已經出現回流本國，這勢必造成日本產業資本全球化，擴張有所放緩。
如此正在全球化布局的中國企業是否有些機會呢?然而實事求并不盡如人意想象中那么完美。中國的企業出海都是小舢板的方式，而日本企業出去都是航空母艦的戰斗群方式。
很多中國企業甚至通過美國投資銀行出去，其實還沒有出去之前，就已經被別人算計完了。中鋁走出去是讓人玩了，聯想收購IBM也讓人玩了。吉利收購沃爾沃能不能算成功呢?還是要看。
那么日本財團的核心是商社，表面上是國際貿易公司，實際上是產商金融的結合體，把很多關聯企業全都帶出去了。為什么中國不能形成自己的財團模式呢?
現在主導中國經濟的人都是從美國回來的博士，而美國人的思路是金融和產業分離，最后我們就美國化了，就把自己的金融和產業拆散了。
最初鄧小平訪問日本，學習日本搞了中信、招商局、光大、華潤等財團，但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大家都批判這種模式，最后不得不放棄了。而這都是美國回來的博士批判地。美國人的目的就是要拆散財團，中國財團若發展起來對美國有很大的威脅。
看看日本人，他們就通過財團不但把美國資本排擠出日本，又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財團打到了美國，打下了東南亞、拉美，這無疑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力。
后來韓國也模仿日本，形成財團模式，也把美國的很多東西奪走了。都說日本過去十年是逝去的十年，其實中國才是真正逝去的十年。別看中國的GDP每年增長多少，其實外資貢獻很多，我們在技術方面沒有太多積累，全是引進成套的設備技術，而中國金融業也可謂停滯了10年，還把外資的金融放了部分
進來，更有甚者把國有金融的股份賤賣出去。
所以呼吁國企要重新整理思路，不能再跟華爾街跑，應該掌握產業體系，應該更多的學習日本。談到民間資本，與其讓民間資本做地下錢莊、影子銀行，還不如將他變成商業銀行。
而真正的商業銀行還是誕生于民間的產業積聚形成的資本，關鍵是怎樣引導商業銀行與產業資本結合。
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一下子出現了上千家的商業銀行，然后這些銀行慢慢的通過競爭有些倒閉，有些合并，組成大銀行。
現在，中國的民間資本拿不到銀行的牌照，都去搞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多了，亂到一定程度也會出現問題。比如現在的高利貸，這句話是我加的。
為什么不能讓民間資本合法化呢?由于中國特殊利益集團間的矛盾，國企自己搞不了財團也不讓民企去搞，國有資本壓迫民間資本，卻與外國資本結合，中國是內戰外和，而日本企業則是內和外戰。
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形成自己的財團模式，而避免走彎路，就能夠把外資排擠出去，從而形成國進民進的雙贏格局，實現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對接。
當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產權逐漸模糊后，變成集體所有，國民共有。但這需要共同的意識，還有共同的理念。
本文摘自《財團就是力量》(白益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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