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比爾•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最發達國家的公民已開始認為他們的經濟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上。但創新成為發達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已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事實上，幾千年來，直到工業革命前，收入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工業革命后，人均收入開始激增，一年更比一年高，只是時常會受到周期性波動的干擾。
60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出，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來自資本積累，而是來自技術進步——即學習如何將事情做得更好。盡管生產率的提高部分反映了重大發現的影響，但大部分都要歸因于漸進的小變革。果真如此的話，就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社會如何學習以及如何促進學習上——包括學習如何學習。
一個世紀前，經濟學家兼政治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市場經濟的最大好處是其創新能力。他認為，傳統上經濟學家關注競爭市場，這是個錯誤;真正重要的是為創造市場而競爭，而不是在市場中競爭。為創造市場而競爭推動了創新。根據這一觀點，從長期看，前赴后繼的壟斷者能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熊彼特的結論受到了挑戰。壟斷者和主導且——如微軟等——實際上可能抑制創新。除非受到反壟斷當局制約，否則它們可能采取反競爭行為以強化壟斷力。
此外，市場在決定研究和學習投資水平或方向方面未必有效。私人激勵與社會回報并不完美匹配：企業可以從增強器市場實力的創新中獲益，使它們能夠繞過監管或將本可能流向他人的租引導到自己囊中。
但熊彼特的一個基本洞見是成立的：從長期創新/學習角度看，關注短期效率的傳統政策或許并不值得追求。對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而言尤其如此。
產業政策——政府干預資源在各部門間的配置或優待某些技術——有助于“嬰兒經濟體”(infant economy)學習。一些部門(如工業生產部門)的學習可能會勝過其他部門，而學習的好處，包括成功所必須的制度發展——可能溢出到其他經濟活動中。
當采取這些政策時，往往會招來批評。人們常說，政府不應該主動去挑選贏家。在這方面，市場的判斷要好得多。
但這方面的證據并不如自由市場鼓吹者宣稱的那樣令人信服。美國私人部門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幾年的配置資本和管理風險水平之低已是眾所周知，而研究表明，經濟得自政府研究項目的平均回報其實要高于私人部門項目——特別是因為政府投資更偏向重要的基礎研究。只要想一想催生了互聯網的發展和DNA的發現的研究就能一窺端倪。
但是，除卻這些成功不談，產業政策的要點決非挑選贏家。相反，成功的產業政策要識別具有正外部性的資源——即本部門學習可能給經濟的其他部門帶來好處的部門。
從學習的角度看待經濟政策讓我們能用不同的目光審視許多問題。著名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強調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重要性。比如，學習產業成長的必要基礎的唯一辦法是擁有該產業。而這需要有高競爭力的匯率或者某些產業擁有獲得信用的特權——這正是許多東亞國家取得巨大成功的發展戰略的要點。
嬰兒經濟體有一個很強大的產業保護理由。此外，金融市場自由化可能破壞一國學習發展所必須的技能組合的能力，即如何配置資源和管理風險。
類似地，知識產權如能得到合理設計，可以成為學習角度看來的雙刃劍。它能夠強化研究投資激勵，但也可能強化保密激勵——阻止學習的關鍵知識的流動并鼓勵企業盡可能在集體知識總量中占取最大份額、貢獻最小力量。在這一情形中，創新的速度實際上可能受到削弱。
更廣地看，許多打著促進當今資源配置效率的冠冕堂皇的口號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特別是與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相關的政策)實際上在阻礙學習，從而導致長期生活水平下降。
幾乎所有政府政策——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好還是差——都會對學習造成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決策者認識到這一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更有可能彌補讓它們與發達國家產生區別的知識差距。與此同時，發達國家有機會縮小一般實踐和最佳實踐之間的差別，避免長期停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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