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招投標無疑是一種透明度較高也比較公平的方式，但任何做法的合理性都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成立，且只能適用于一定范圍之內。在電信、電力、水務等一些規模較大門檻較高、具備較多壟斷特征、對社會生活影響較大的產業，倘若全面徹底放開市場準入和競爭，完全用“價高者得”的招標拍賣方式爭奪執照，對該行業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是否有利，恐怕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為什么?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都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擁有完全的信息。他們在爭奪執照的白熱化競爭中完全有可能開出自己事后也會認為近乎癲狂的高價，以至于超過這份業務未來收益所能承受的限度。以下因素還會進一步逐級加劇他們的非理性出價：
由于這類行業中的大多數企業都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企業經營者只擁有企業部分股權，甚至小部分股權，這種局面還會潛移默化進一步加劇決策者用別人的錢去冒險、去創建自己“王國”的道德風險。
適度的負債率本來就可以提高股本的投資回報率，在這類固定資本投入較高的產業，企業運營資金中更是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貸款，這樣的資產負債結構也會激勵企業經營者的賭博心態。如果競爭貸款、從事同一業務的企業數量過多，把貸款價格(也就是利率)抬得過高，在信息不完全的信貸市場上，敢于開出最高價格爭奪貸款的不會是靠譜的經營者，反而更有可能是不靠譜的投機家。
發達的資本市場還會進一步激勵企業經營者、投資者的非理性群體行為和道德風險。在股市火爆時，企業股價的高低、融資的成績常常并不取決于其實際經營業績，而是取決于其“講故事”的能力;在出名和傭金的誘惑之下，分析師向股民兜售的常常不是股票的市盈率，而是“市夢率”，在企業上市前入股的風險投資更有著強烈的動機對這種思維方式推波助瀾。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天價的企業和資產并購、高價爭得炙手可熱的業務牌照，所有這些大手筆的支出，都會被市場視為利好題材而大炒特炒。
正因為如此，在次貸危機之前電信業放開管制、執照拍賣的熱潮中，從歐洲到印度，涌現出一大批新興電信運營商，一起將電信業務牌照的拍賣價格抬到了驚人的高度。當時看來，這些貌似企業、消費者和政府三全其美：企業拿到了牌照;政府得到了更多收入;多家競爭壓低了服務價格。然而，金融危機風暴一起，所有這一切發生逆轉，電信運營商因為爭奪牌照付出價格過高而無力更新技術裝備，在下一輪技術革新浪潮中落伍;政府則因為竭澤而漁而在后來備嘗財政收入緊張的苦澀。
沒那么自由化的國家日子則要好過得多。2013年底，中國移動擁有的4G基站數量已達20萬座，超過全歐現有基站總數。再加上中國電信、聯通，預計2014年底中國4G基站數量可達100萬座，占全球新建4G基站約6成。相比之下，2013年底，歐盟移動網絡用戶只有2%是4G。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歐盟電信運營商過多，此前3G牌照投入過大，利潤過薄，以至于現在即使有意全面快速上馬4G，也只能是有心無力。
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還能不假思索地主張不設任何條件地放開無節制的競爭嗎?▲(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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