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我在《環球時報》上發表《某新興大國的山寨史》，講述了19世紀美國費盡心機突破英國的技術壁壘，在新大陸建立起一大批“山寨”工廠，為北美工業化打下基礎的故事。其實，努力“山寨”是世界各主要國家在工業發展早期的一個普遍選擇。
1990年，芬蘭經濟史學家邁林陶斯總結了一國發展技術的8種方法，其中有4種直接與“山寨”有關，包括進口外國機器、到國外學習考察、分析外國產品、設法閱讀外國最高級的技術文獻等。從17世紀到20世紀，法國、普魯士、蘇聯、日本在崛起和趕超的過程中各顯神通，除了上述4種方式之外，“山寨”的途徑還包括吸引國外人才、舉辦合資企業等等。其中，有些得到了技術先進國家的允許，有些則是違反了先進國家的法律，走的是“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的路子。
19世紀的法國與普魯士模仿英國
17世紀后期，法國執掌經濟政策的大臣柯爾貝爾就設法招聘荷蘭的造船木工和細布紡織工。 當時，幾乎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設法對技術信息保持壟斷。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位荷蘭作者于1671年出版了關于造船業的專著，向外國人介紹荷蘭造船方法。他過于自信的認為，外國人無法學到荷蘭人節儉和整潔的性格，造不出一樣好的船只。
拿破侖戰爭結束后，戰敗的法國人并沒有出于民族情緒而厭惡戰勝國英國。19世紀初，英國對機械設備和圖紙出口曾有嚴厲的禁令，法國人則從英國大量走私機械設備。
當時，法國的實業家、工程師、工人、學者大量赴英國訪問。有些訪問者著書立說，對英國工業中的新技術做出了詳細的描述。例如，礦業工程師德加盧瓦斯描述了用來在礦井口和泰恩河碼頭之間運煤的木軌車道;從事制造業的巴倫•迪潘多次訪問英國，寫出了介紹英國工業的六卷本著作。
法國橋梁和公路學院學生厄恩斯特•古安在畢業那年赴英國參觀曼徹斯特的夏普機車廠，并訂購了巴黎到奧爾良鐵路上使用的機車。回到法國后，他在巴蒂格諾勒斯建起自己的機車廠。當時英國鋼鐵工業水平遠遠超過法國，法國鋼鐵廠主當時最感興趣的是兩個技術問題，一是在煉鐵中如何通過攪動盡可能的多的去除鐵礦石中的碳元素，以提高鐵的硬度;二是用煤炭取代木炭來作為冶煉鋼鐵的燃料。
因此，法國大中型鋼鐵廠主紛紛造訪英國，其中一些廠主還在英國的工廠當場挖工人跳槽帶回法國。有個名叫伯努瓦特的法國工廠主在1839到1849年曾七次穿越英吉利海峽，其中一次訪問就參觀了7個工廠。
這樣，在大革命后經過連續四分之一世紀戰爭消耗的戰敗國法國，趕上了工業革命的潮流，此后長期位于世界一流強國之列。
在普魯士崛起的過程中，山寨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816年，德意志人彼得•伯恩出任普魯士財政部貿易和工業局局長，開始推進系統化的產業升級計劃。他在反法戰爭期間曾駐防比利時的列日，對工業產生了濃厚興趣。他的計劃中包括，為到國外尤其是去英國旅行的普魯士人提供補貼、收集外國機械裝備提供給本國企業家、組織仿造外國機器等。在伯恩主持的計劃的幫助下，奧古斯特•博西格開始了蒸汽機車生產。1841年，德意志的20輛蒸汽機車全是外國進口的，到了1847年，博西格的廠子已經生產出187臺蒸汽機車，1854年，德意志的蒸汽機車已經全部在本土生產。此后，普魯士的鐵路和機車，在俾斯麥首相推行“鐵血政策”擊敗丹麥、奧地利、法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蘇聯在大蕭條時代大規模模仿西方工業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蘇聯利用西方陷入大蕭條的機會，大張旗鼓的山寨了一大批歐美發達國家的工業，為此后在空前慘烈的衛國戰爭中最終擊敗納粹德國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一，引進技術。1929年，蘇聯同西方國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已達70多項，涉及冶金、工業機械、金屬加工、燃料動力、石油化工、交通運輸、農業機械、農業灌溉工程、汽車、輪船和飛機制造等多個重要經濟部門。截至1931年，蘇聯接受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個，總值為8300萬盧布(當時1盧布約合0.5美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一大批現代化骨干企業，尤其是在鋼鐵、機械、燃料動力、化工、汽車、拖拉機、飛機、造船等新的工業部門，許多是利用西方先進設備技術，甚至是在外國專家的直接幫助下建立的。
據美國人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年)》一書介紹，斯大林曾說，“在蘇聯，約有2/3的大型企業是在美國的幫助或技術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技術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進口機器。這個時期，蘇聯成為世界市場上機器的最大買主。1931年，美國出口的機器設備中，有50%是賣給蘇聯。1929—1930年，英國機器出口總量的70%是銷往蘇聯，到1932年這個數字為90%。1931年，世界機器出口總量的30%是銷往蘇聯，193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0%。在蘇聯的進口總額中，1929年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了30.1%，1932年則高達55.7%。1929—1932年，蘇聯進口機器設備的資金總計60.1億盧布。
第三，引進人才。西方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技術人員，他們被招聘到蘇聯工作。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達1919人，技術人員10655人，分別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時，蘇聯也派遣人員出國學習。1929—1933年，僅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派往國外學習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就達2000人。
20世紀日本對美國產品的“逆向工程”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就已經山寨成風。一家縫紉機廠將其產品商標注冊為“Seager”牌，以模仿美國的“Singer”牌。這種山寨產品，在日本國內每臺售價為2.5萬日元，在國外每臺也能賣到1萬日元。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日本一些山寨商品的制造商創建了一個名叫“USA”的小鎮，這樣他們就能把山寨產品打上“Made in USA”的標識。
在二戰后1950-1960年代，日本努力從國外獲取技術，在國內建廠生產。只有在無法獲得國外重要技術的情況下，日本才會允許外國投資。一旦外國技術被日本掌握，日本就將合資企業解散。
有趣的是，日本人并沒有把模仿調侃成“山寨”，而是起了一個聽起來很有“工業黨”調調的名字——“逆向工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在電腦、通信產品、相機等領域緊跟美國的創意。日本技術人員買來美國的產品進行拆解，徹底研究每個部件，從而吸收其設計思想。日本技術人員還把制造產品的機械裝置作為研究的對象。這種拆解技術就被日本人稱為“逆向工程”。例如，世界上第一臺數碼照相機是在美國誕生的，日本人經“逆向工程”消化后，掌握了許多實用的核心技術，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數碼相機生產供應地。
“山寨”是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
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在《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一書中對這些歷史經驗總結如下：
“一些國家在戰爭期間的經濟處于領先地位，當和平恢復時，其他國家獲得趕超的機會。作為領導國技術創新成果的‘免費乘客’，它們更容易獲得新技術。”“要將一個享有經濟霸權的國家‘拉下馬’，一個方法就是打破它的壟斷地位，通過直接同客戶進行交易繞開它控制的進出口貿易中心，竊取其工業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練工人和企業家，等等。一旦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戰國獲得與霸主對等的地位。趕超需要改進現有技術并創新技術。被挑戰國會防止機器設備、熟練工人和企業家流失，并且在經濟生命力尚存的情況下，推動產品和生產工藝進一步完善，以此設法保持領先地位。”
也就是說，“山寨”從總體上看，是有利于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也能夠刺激技術進步，這將有利于全人類的福祉，具有道義上的優勢。教條性的強調保護外國的知識產權和專利，把“山寨”簡單的貶低為偷竊，無疑是作繭自縛，讓后發國家長期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魔咒的陰影中。同時，先進國家如果單單憑借上一輩甚至上幾輩人們的創造成果坐享其成，也難免滋生驕奢淫逸的傾向，有礙國民素質的進一步提高。
也應該看到，一個國家能夠較長時期的成功的“山寨”，不僅是經濟和技術問題，也是政治和軍事問題。如果軍力孱弱或對外戰略不當，山寨強國之路可能被先進國家武力打斷。例如，19世紀初埃及統治者默罕默德•阿里帕夏依靠國家政權力量振興工業，到1840年前后，埃及機器棉紡工業規模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二位。埃及引進法國造船技術之后自己制造的軍艦，也獲得法國海軍將領的贊許。但是，阿里帕夏在埃及羽翼未豐之時貿然試圖接管整個奧斯曼帝國，引起列強的擔憂，最終被英國為首列強的聯合艦隊擊敗，埃及艦隊被迫遣散，埃及的棉紡工業也在不平等條約的打擊下迅速枯萎。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也是一場山寨西方軍事和民用工業的浪潮，最終因為未能建立一支強大的近代軍隊而在侵略戰爭的炮火中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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