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大米離我們有多遠?今年4月出現在網上的一份綠色和平組織的轉基因檢測報告讓答案顯得并不樂觀。
在這份2012年2月至7月間出具的報告中，綠色和平組織針對北京、湖北、安徽、廣東、四川、江蘇、福建和浙江市面上可能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大米、米粉、嬰兒食品、大豆、豆制品及速凍食品進行隨機取樣，共購買76份樣品，并送至第三方實驗室進行轉基因成分檢測。
檢測結果顯示，9份樣本呈陽性，其中6份樣本含轉基因水稻成分。也就是說，非法轉基因成分污染的檢出率達到7.9%。問題樣本分別為：取自湖北武漢和安徽六安的4份大米樣本檢出轉基因成分，并確認為Bt63轉基因水稻。
有公開資料顯示，Bt63轉基因水稻為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員把Bt基因導入水稻植株后再得到抗蟲的“汕優63”雜交組合。
這種Bt轉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種特殊基因后，會產生Bt蛋白，這種蛋白會讓食用了這種水稻的螟蟲引起腸麻痹而死亡。正是這樣特殊的抗蟲功能，可以使水稻的農藥使用量減少，進而達到增產的目的。根據此前媒體的報道，由于華中農業大學正處于湖北地區的關系，此前的一段時期內，轉基因種植在湖北等地的種植已經非常廣泛。但是，安徽涉足轉基因大米問題尚屬首次，這也讓外界對安徽六安等地目前的水稻種植狀況拋出了巨大的懷疑，本報記者因此追溯源頭，來到檢出轉基因大米的安徽六安壽縣進行實地調查采訪。
然而，相比那些“看得見”的轉基因大米違規狀況，安徽樣本顯得更加的棘手和復雜。
兩個檢測結果
2012年3月10日，綠色和平組織的工作人員在安徽六安市滿天星超市南門店、西商便民菜店興美店以及劉記糧油商店分別購買了散稱豐良優大米、周寨精制大米以及絲苗米進行取樣檢測，結果顯示，三份大米均呈現NOS、Bt63陽性，意味著三份大米都是Bt63轉基因水稻的產物。
記者了解到，這三份被檢測出含有轉基因成分的大米均清一色的來自六安壽縣地區，除散稱豐良優大米無法查到生產廠家外，其余兩份均標示來自壽縣周寨米面有限公司。
根據當地政府2012年的經濟統計數字，壽縣去年GDP為105.3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8.4億元，在當地經濟比重中占比最大，而稻谷種植面積高達10.95萬公頃，與小麥同為壽縣地區最大的糧食經濟作物。
伴隨對第一產業的依托，下轄25個鄉鎮的壽縣遍布著大大小小近百家大米生產加工企業，在當地，周寨米面有限公司(周寨米廠)絕對算不上顯眼的一個。事實上，記者在網上幾乎找不到任何與之有關的企業信息以及地址內容，在經過當地人的多次指路和探尋后，本報記者終于輾轉在壽縣南部的一條土路旁找到了涉事企業——周寨米廠。
“我們根本無從知道，廠里生產出的大米怎么就會有了轉基因成分。”面對本報采訪，米廠老板吳坤山顯得一臉茫然。
吳坤山的米廠設立于2004年，廠子的面積并不大，院內除了兩三個加工車間，就是幾個堆放稻谷的倉庫。吳坤山說，由于當地米廠眾多、競爭激烈，他的米廠一直處于半停半工的狀態。“競爭主體太多了，稻谷收不上來，我們是開工半年停半年，生意一直算不上很好，每月差不多是二三十噸的產量，一年不過幾百噸。”
今年4月上述綠色和平轉基因檢測報告在網上出現后，吳坤山“清閑”的生意狀態被瞬時打破。4月19日下午，壽縣地區農委突擊抽檢了周寨米廠。
壽縣農委執法大隊大隊長李軍對本報記者說：“我們這是糧食大縣，出現轉基因這個東西很敏感，所以4月我們一看到網上的消息就立刻去了他們廠里，完全是沒打過任何招呼過去抽查。”
當地農委抽查的樣品就是被曝光的精制大米和絲苗米。“每種都抽取了3份樣品，我簽字，對方也簽字，然后封口。兩份樣品農委拿走，一份保存，一份送檢，米廠方面留一份，如果他對檢測結果有異議，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那份再進行復檢。”李軍回憶當時的程序說。
根據壽縣農委提供的檢驗報告和抽樣取證憑證，記者看到，抽取樣品的生產日期為2013年4月12日，取樣數量為每份500克。由壽縣農委委托農業部轉基因生物產品成分監督檢驗合肥測試中心對樣品進行檢測，后者是農業部授權的在安徽地區唯一的轉基因檢測方。
在檢測結果一欄，記者看到，結果表述為“試樣中未檢測出CaMV35S啟動子、NOS終止子和Bt基因，檢測結果為陰性。”換句話說，就是未檢出轉基因成分。
但需要注意的是，壽縣農委此次抽查的樣品生產日期為今年的4月12日，而綠色和平組織檢測的樣品為去年3月10日之前生產。
對此，李軍承認，去年檢測和今年檢測的米確實不可能是一批。“因為米有一定的保質期，什么時候要銷售了企業才會生產，這家廠的庫存沒有放那么久，我們去的時候就這一個批次了，去年年初的米現在已經沒有了。”
據記者了解，壽縣地區目前稻谷種植面積高達10.95萬公頃，與小麥同為當地最大的糧食經濟作物。據周寨米廠老板吳坤山和當地種植戶的介紹，當地的消費量較為有限，因此壽縣大米主要銷往六安市區。壽縣的米廠多為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廠，缺少大型龍頭企業，根據壽縣糧食局提供的信息，當地 農業龍頭企業大多都為油脂公司和豆制品公司，米業公司無一入選。
看不見的污染源
兩份不一的檢測結果讓事件看上去像一起“無頭冤案”。而更讓人感到棘手和擔憂的是，六安壽縣地區究竟有沒有轉基因水稻的種植?如果有，它們會給食用者帶來怎樣的影響?它們又是如何流入生產環節的?
吳坤山告訴記者，廠里沒有自種地，所有加工生產的稻谷全部來自壽縣地區的收購，但誰家種了轉基因的水稻，他也無法知道，米廠只管收。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檢定結果，周寨米廠在去年出品的兩種大米被確定為Bt63轉基因水稻，而在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水稻——“Bt汕優63”和“華恢1號”的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但這并不等于允許商業化種植和銷售。
Bt汕優63正是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的科研成果。早在2004年6月5日，張啟發在中科院的一次學術報告會上指出，轉基因農作物在全球大面積種植已有9年之久，食用轉基因食品的人群超過十多億之眾，至今還沒有關于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證據。
但是這一結論并未得到學術界的信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指出，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僅憑現在的短期動物實驗數據是不負責任的，某項技術的副作用一般在使用二三十年之后才顯現。
例如，瘦肉精剛開始出現時一直作為一個新技術被大力推廣，使用20年后才發現毒性太大而被禁止;DDT(孟山都曾經是DDT最大的生產商)也是在剛出現時因使用效果神奇被大力推廣，30年后發現危害整個生態系統被禁止。
“以前那么多年，這邊從來沒有發生過轉基因大米的事兒，不要說在壽縣，整個安徽都沒聽說過這樣的事。當地主種水稻品種為新強8號，兩優6326，兩個都是安徽省的認定品種，但實話實說，誰也不能保證有沒有外來的(轉基因)稻種拿來這種。”吳坤山說。
Bt63轉基因水稻的特性就是抗蟲，在一些地區被稱為“能抗蟲的種子”或“不用打藥的種子”，根據這一種子特性，記者分別在壽縣的北部和南部地區的幾個村落進行了走訪調查。
但是，當地的農民幾乎清一色的回答：“哪有抗蟲的稻子?都得打藥。”
壽春鎮附近的一位農民告訴記者，從插秧到收割，一季稻子一般抗蟲的農藥要打上4~5遍，一畝地平均下來基本要花費100多元的農藥成本。
而當地種子商店也對轉基因稻種和防蟲稻種表示“不清楚”。“我這里從來沒有聽過什么防蟲的種子，你需要買，我這只有一些旱稻的種子。”一家種子店老板說。
還有商家則表示出了警覺：“你要抗蟲稻?你不是來做調查的吧?”
綠色和平負責上述轉基因調查項目的俞江麗對記者表示，其實也不能單純用農藥的多少判斷種植物是否為轉基因，因為在一段時期后，轉基因品種也不一定就能減少農藥的使用量，因為它會催生次生蟲害的增長。
這就像達爾文提出的適者生存理論，一種害蟲被抑制，新的昆蟲種群會迅速取而代之。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魏偉告訴記者：“轉基因擴散有2個渠道，花粉和種子。轉基因可以通過花粉(水稻的雌蕊、雄蕊)會擴散到鄰近區域，種子產生的過程就是花粉和聚頭結果，雄蕊的劃分和雌蕊的聚頭結合后形成胚胎。水稻也有花粉，是兩性花。花粉通過空氣、水、昆蟲進行傳播。所以不排除你不種，但是附近有別人種，然后擴散到你這。”
不過，通過花粉傳播造成污染的概率就比較小，而另一種情況是種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現在種的是轉基因水稻。“比如一片地曾經種過轉基因水稻，然后再種正常的水稻，有可能出現混雜現象，第二年長出來的還是轉基因的，但是農民自己也不知道。”
在實地采訪中，有一位村民表示，當地曾經有嘗試過“防蟲種子”的試種，但最終實驗并沒有成功，但他聽說，那個種子是雜交水稻，并非轉基因品種。
監管嘗試
如今周寨米廠的銷量一瀉千里，吳坤山說，他不想卷入風波，因為這個事，米廠的銷量已經下滑了50%。
“我現在能做的就是要求收稻子的時候每家每戶必須‘實名制’， 哪一家的稻谷必須全部登記到戶，買了多少斤，萬一以后出了問題可以去追溯;另外我肯定要問對方拿買稻種的憑證發票，不是正規稻種一律不收。”
事實上，當地種子的供應鏈有其獨特的準入方式和流程，據記者采訪了解到，在壽縣地區一共存在著27家種子公司，這些種子公司是當地引進外部種子的最主要渠道，也是當地政府重點把關的對象。
一般而言，在每年供種之前，當地農委會組織專家進行開會，對新引進的品種進行評估。
“我們會要求對方把今年計劃引進的所有品種都報給農委，政府進行把關，看哪種具備合法資質，哪些不具備。不合法的東西我們第一層就給它排除掉了。”當地農委方面的官員說。
通過第一道審核關口后，這27家種子公司會把新品種分銷給下級的500~600家種子零售門店，分布在當地的25個鄉鎮。但誰也無法保證，那27家公司是否完全報備了全部品種，會不會進行秘密保留。
壽縣農委執法大隊長李軍說，種子銷售季節一般是4月份，所以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執法大隊一共10個人，會兵分兩路從南到北、一家一戶到種子商店去明察暗訪。
“我直接問店主，他搞過他可能也不肯講，所以我們會問其他的商店老板，這邊有沒有人做這個(轉基因)生意的，要有他們肯定會透露給你，因為他們是競爭關系嘛。農委每年都會發宣傳單告訴店主，如果發現轉基因銷售，處罰就是5萬，要讓他知道冒這個風險不值得。”
李軍坦言，過去當地也確實發生過一些投機取巧，倒賣一些實驗品種的現象，但都不是轉基因的類型。
2010年，時任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上任不久后，便開展了堪稱“史上最大”的種子執法專項行動，有超五分之一的種子企業被責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業的許可證被注銷。根據農業部的總結，這次執法的一個重大突破是首次進行轉基因檢測，并對違規單位采取了處罰措施。
而當時壽縣地區抽檢了幾十個樣品交給安徽省農委，再轉交給農業部進行檢測，但結果都沒有問題。
但即便如此，當地農委對于轉基因監管仍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轉基因水稻和普通水稻無法用肉眼辨別，但常規項的檢測中只有水分、發芽率、壓力、純度等指標，不包含轉基因檢測，后者的檢測周期長、費用貴，一次的費用需要1500元，而我們一年的執法經費才只有6萬，現在市場上水稻品種這么多，你不可能負擔的起。”對于轉基因檢測是否可能列入常規項的探討時，李軍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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