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重增長得更快，從1990年不到全球商品出口總額的2%，升至2010年的近11%。
令人稱奇的是，對于巴西而言，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經遠超美國。中國市場占巴西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已經從1990年的2%，增至2005年左右的5%，2010年已達到15%。
2002年，美國市場消化了巴西26%的出口。到2010年，美國市場的比重已降至區區10%。中國市場占巴西出口的比重比整個歐盟(EU)低不了太多——2010年，歐盟消化了巴西21%的出口，而就在2007年，這一比例仍接近25%。
數十年來，美國和歐盟一直主宰著全球貿易談判，因為它們的市場規模要遠遠大于其它經濟大國。現在，這種情況已成了明日黃花。
但中國對巴西的影響不僅是規模方面的——盡管這很重要——還涉及貿易構成方面。
中國是一個開放、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但仍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充斥著大量廉價勞動力。中國崛起為全球經濟大國，已經在促使全球貿易和生產格局發生改變：尤其是，中國拉低了相對勞動密集型制造品的價格，并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
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這種雙重影響，對巴西也極其重要。
因此，巴西貿易最鮮明的特征，是其構成正逐漸轉向一種通常會與某個遠遠落后于巴西的經濟體聯系起來的格局。在截至2011年4月底的12個月內，主要大宗商品在巴西出口中所占比重，已從本世紀初的22%飆升至46%。如果計入半成品，這一比例將突破60%。與此同時，制造品占出口的比例則從58%降至38%。
巴西出口構成發生變化的同時，該國貿易價格比率——出口與進口價格之比——也大幅改善。
其結果是，2011年3月，巴西貿易價格比率較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平均水平高出30%，較2003年初的水平高出34%。
中國對巴西貿易的最后一個影響，源自它在“國際匯率戰爭”中的角色——巴西財長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去年首次提出了這個名詞。由于發達經濟體奉行低利率、深陷財政難題，資金不斷涌入前景光明的新興經濟體。而中國大規模干預匯市，將這些資金造成的沖擊轉向了包括巴西在內的其它國家。
巴西本幣的實際價值的確出現了劇烈波動。
2004年5月至2011年4月之間，摩根大通(JPMorgan)計算的巴西貿易加權實際匯率上漲了119%，而同期內中國的實際匯率僅上漲了20%。
巴西外部競爭力的喪失已達到一種令人震驚和不安的程度。
簡言之，中國的崛起對巴西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很可能在未來幾年進一步增強：它已改變了巴西貿易的方向和構成；推動了巴西貿易價格比率的改善；在巴西實際匯率的上漲方面，很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對于巴西政策制定者而言，面前的挑戰是為本國定位，努力從已顯著改善的貿易機遇中獲益，同時防止其制造業過度萎縮。
巴西永遠不會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方面變得有競爭力。但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大國，巴西必須設法擴大自身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實力。
中國崛起帶給巴西的壓力，定會變得更加沉重。
需要提防的也不只是中國。對于巴西企業而言，印度也很有可能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競爭者來源。
但如果巴西希望實現其國民需要的收入持續增長，就必須直面這個挑戰。
譯者：何黎
趙憶寧：被“中國制造改變的巴西”
觀察者按：本文首發于《社會觀察》雜志2012年第1期，作者為《21世紀經濟報道》首席記者，歷時數月深入巴西采訪。
不一樣的中國和巴西
雖同為金磚國家，但作為一個被中國制造嚴重改變的國家，巴西“金磚”的含金量，與中國存在明顯差距。這一點巴西人自己也意識到了。
《圣保羅頁報》是巴西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從2010年底到2011年年初，該報有很多文章開始抱怨巴中貿易問題。有外界評論，如果說“顧客永遠正確”的話，巴西針對中國的舉動看上去就很愚蠢。
但當你看過下面的圖，也許就能理解巴西人為何抱怨了。該圖顯示了巴西對中國的出口結構，2000年資源性產品的出口占其出口份額的68%，制造業產品和半制成品分別為19%和13%；而到2009年，原材料比重上升為77%，提高了9個百分點，而制成品則下降到7%；2010年，原材料出口進一步上升到83%，比2009年又上升了5個百分點，達到83%，而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下降到5%和12%。資源性產品出口的擴大趨勢步步提高，而制成品與半制成品的出口進一步萎縮。(見圖1)
巴西從中國進口的情況更不樂觀，巴西進口中國制造業產品，2010年達到驚人的97.5%！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進口只有可以忽略不計的0.4%與2.1%，2000年的數據也不太好看，制成品進口90.5%，畢竟半制成品和原材料還占了9.5%。(圖2)
千萬別忘了，2010年，巴西已是排名世界第十的大國，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已接近高收入組。如果僅以巴西進口與出口的貿易結構判斷，會誤認為巴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國家呢。
如此看來，巴西人的抱怨有其道理。里約聯邦大學巴中研究中心主席馬里奧•瑞普（Mario Ripper）說：“當一個國家有很多人口的時候，如果它持續依賴采礦或農業來維持增長，其不平等程度會增加。不管是采礦還是農業，正在成為巴西主導產業，巴西的經濟體系完全被破壞了。我們應該不是僅僅依附在中國身邊生存。”
曾經是工業體系較完整的國家
自由攝影師里卡多（Ricardo Zerrenner）在里約熱內盧著名的景點基督山火車站開了一家照片社，出售他自己的攝影作品。他告訴我，他全身上下沒有一件東西不是“中國制造”，甚至店里出售的電池，全部來自中國，這些東西都是從網上訂購的。他說：中國的商品質量好、價格低，幾乎所有東西的價格只是當地商品價格的1/4。
里約熱內盧海灘旁有很多出售比基尼、沙灘拖鞋及小食品的小店。其中一個小店的老板是位叫羅納爾多（Ronaldo）的小伙子，他告訴我，比基尼、沙灘人字拖鞋都是“中國制造”。除了食品飲料外，“巴西制造”用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
巴西女孩子出嫁時喜歡買中國產的抽紗制品作嫁妝，一款浙江產成本價幾百元的抽紗床單，在巴西能賣到4000元，有的甚至可以賣到8000元人民幣。大約90%的中國產品以集裝箱海運到這里，盡管巴西海關征收商品成本60%左右的關稅，仍不能阻擋中國制造價格的競爭優勢。
曾為巴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組成員的雷納托•弗洛雷斯教授對我說， “中國用我們提供的原材料制造出各種產品，又賣給我們，巴西陷入了對中國人的‘制造業依賴’之中。顯然，巴西相當多的人會有這樣一種擔憂。”
“巴西是一個擁有較為完整工業生產體系的國家”， 巴西科技部國際合作司羅司長羅納爾多•莫塔（Ronaldo Mota），在伊塔馬拉蒂宮的走廊上對我說。
中國商務部來自巴西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資料也顯示，巴西工業實力居拉美各國首位，上世紀70年代即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基礎較雄厚。主要工業部門有：鋼鐵、汽車、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電力、建筑、紡織、制鞋、造紙、食品等。核電、通訊、電子、飛機制造、信息、燃料乙醇等行業已跨入世界先進行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藥品、食品、塑料、電器、通訊設備及交通器材等生產增長較快；制鞋、服裝、皮革、紡織和機械工業等萎縮。 2010年，巴西工業產值8410億雷亞爾，同比增長10.1%。占國內生產總值22.9%。
秘魯社會學家阿尼巴爾•奎杰羅（Anibal Quijano）撰文寫道：“巴西是唯一保留了重要工業生產結構的國家，而其他拉美國家都被拖入了‘去工業化’的境地。巴西也是唯一擁有重工業的國家。從而可以生產和吸納先進技術。盡管跨國公司在巴西的存在也十分廣泛，在汽車工業等部門更處于主導地位，但多數工業企業的產權依然是巴西的?！?/p>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0年巴西機動車千人擁有量為198輛，中國是37輛，從2010年5月份起，巴西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市場。不僅僅是汽車，巴西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支線飛機制造商和出口國，也是巴西目前唯一的國有企業。
“中國制造”摧毀巴西工業體系？
但是如果看看巴西的鋼鐵業就不那樣樂觀。雖然巴西鐵礦資源豐富，按每噸冷軋鋼計算，巴西的鐵礦成本僅為40美元（中國為75美元），勞動力成本為57美元（中國為26美元），遠遠低于其他主要生產者。但是近10多年來，巴西年度鋼產量一直在2500萬噸左右徘徊。
究其原因，是90年代巴西實行世界最大規模私有化的結果。
1990年代末，巴西先后將冶金、礦產開發、石油化工、電力、金融服務、電信等產業部門私有化。最終外國資本在私有化中的參與比重為76.9％，在企業并購中的參與比重為71.4％。
我問過巴西駐中國大使胡閣內，巴西的私有化是否與“華盛頓共識”相關？他一口否認。他說：“巴西之所以進行私有化，主要是因為需要解決國內的高通貨膨脹率，以及償還公共債務，同時，國有公司的經營表現非常差，沒有資金進行再投資，對于政府而言已無力運行國有公司?！?/p>
自90年代巴西工業企業產權大變動的結果是，工業增長開始變得緩慢，個別行業還出現負增長；面對市場的急速開放，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大量進口商品和大批外國投資者的進入所引起的新競爭形勢難以預測，通常都是采取一種自衛性的措施，而不敢貿然擴大投資。
正如有評論指出，在產權改革過程中，巴西既沒有在原有工業母體上增加多少新的產業，原有產業被淘汰出局的也很少。加上巴西銀行利率長期偏高，投資建立的新廠很少，工業制成品制造業一直維持在一般的水平上。
巴西發展銀行副行長費迪瓦斯（Joǎo Carlos Ferraz）告訴我：作為資金的流入國，我們的匯率、利率使制造業增長出現長期的停滯，一直處于國際生產鏈條比較低水平的位置。巴西的私營部門仍然十分謹慎，特別是它們投入創新的意愿非常地弱，所以解決匯率和利率問題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巴西在金融上一直有很大的問題，利率水平在12%左右，維持較高的利率是因為巴西始終對通貨膨脹有記憶。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數據顯示，情況遠比副行長所描述的要嚴重。2009年，巴西中央銀行基礎利率為15.17%，全球排位第九。其商貸利率為44.65%，全球排名第二；可以說巴西是全球資本最貴的國家。而且巴西的投資率只有18.5%，全球排位第107位，中國幾十年來一直保持在30%以上。在中國，大約有25%的投資是投向制造業領域的，而巴西只有11%到15%左右，而資本產品占投資的比例則高達75%到80%。
由此看來，“中國制造”是否“摧毀巴西的工業體系”？結論比較清楚：中國制成品的進入只是外因，巴西雖有完備的工業體系，但是其私有化和外資并購只是強調了外資對汽車、電子、電信、信息等產業的控制，進而迅速提高了這些產業的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而相對忽略了巴西本國制造業嚴重缺乏生產能力與創新能力的問題。
巴西財政部副部長尼爾森•巴博薩（Nelson Barbosa）在談到進口與巴西工業時認為：“巴西工業生產能力在2008-2009年的經濟危機后得到較快的恢復，但仍維持在危機前的能力水平上。目前受到尤其是來自東亞的產品進口量大幅增長，巴西工業出口競爭力受削弱?！彼J為只是“負面的影響”。因為從整個巴西的進口的情況看，尚未到“摧毀”的嚴重程度。
“中國使巴西安然度過金融危機”
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拍過一個紀錄片，題目是《The Chinese are coming》（中國人來了）。
巴西是中國人“來了”并大把扔錢的地方。2010年中國購買了巴西全國鐵礦石總產量的60%。巴西北部帕拉州的卡拉加斯鐵礦日產30萬噸礦石，每噸售價120美元?？ɡ铀硅F礦經理坦承，其利潤率達到50%。估算下來，該礦的年純利在65億美元左右。
自2007年以來，全球期貨市場的小麥、大豆和牛奶價格分別上漲了82%、65%和46%；鐵礦石價格漲了3倍以上。以巴西淡水河谷為例：1997年每噸鐵礦石價格為30.06美元，如今已漲到每噸150-160美元。據淡水河谷半年報稱，中國進口鐵礦石占其銷售量的41.9%。
巴西駐中國大使胡格內（Glodaldo Hugueney）對我說：是中國“幫助巴西戰勝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以鐵礦石為例，我們曾向歐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鐵礦石，當金融危機來臨時，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增長放緩，其鋼鐵產量下降，因此減少了進口巴西的鐵礦石，當時（2008-2009年）巴西對美國、歐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國保持了穩健的增長，持續進口大量鐵礦石，崛起成為巴西重要的市場，這被理解為對巴西出口的幫助，使巴西保持貿易順差”。（見圖1）
正如大使所言，當巴西與發達國家貿易量下降時，是中國的增長補充了這種下降，不僅使巴西保住了貿易順差，也對巴西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使巴西安然度過金融危機”。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次年，巴西經濟出現負增長（-0.6%），較之2006-2008年4.0%、6.1%、5.2%的GDP增長率有天壤之別。但一年后的2010年，其經濟增長率達到7.5%。從全球范圍來看，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僅低于中國和印度，居第三位，遠高于美國、日本和歐元區國家的增長水平。
據巴西工商貿易發展部的外貿統計，在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到361億美元。中國從巴西的進口額為201.91億美元，巴方順差42.8億美元，中國對巴西外貿出口總額為159.11億美元；美國對巴西外貿出口為201.83億美元，從巴西的進口為157.4億美元，巴方逆差44.43億美元。而1998-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給巴西人留下慘痛的歷史記憶。兩相對比，正如巴西人所承認的那樣，源于“中國的購買”使巴西平安度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
貿易關系整容
一方面巴西不甘心淪為“資源產品輸出大國”，另一方面巴西人擔心，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會導致本國經濟不穩定?！耙坏┲袊J為從澳大利亞或非洲進口原材料會更便宜，而減少對巴西的訂單，我們的經濟就會遭到很大的破壞?！崩准{托•弗洛雷斯教授對我說。
巴西外交部東亞司毛羅部長明確表示，我們要把外貿數量變成外貿質量，這是巴中雙邊關系的要素，“雖然我們雙邊關系已經有了肌肉，但現在要為我們的貿易關系整容”。
那么，巴西的訴求是什么呢？巴西駐中國大使胡格內認為：“巴西不僅僅是農產品、礦產品和原油的生產國，還有很大的工業部門。目前巴西向中國出口的唯一工業制成品是飛機，雖然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很好，我們愿意繼續向中國出口礦產品、牛肉和大豆等初級產品，但我們希望發展其他的領域。”
很多巴西人重復這樣的觀點。德瑪麗斯•蒙迪博士（Damares C Monte）是巴西農科院國際部負責人，她說，“我認為，現階段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如果有一天巴西能夠向中國出口制成品顯然更好?！?/p>
讓中國購買巴西的工業制成品？不是小看巴西，當下的“世界工廠”能夠從巴西進口的東西真是不多。那么，有沒有可行的選擇呢？在巴西采訪時，我多次聽到人們談論向中國出口飛機巴中博弈的故事，更多的是抱怨。
我們很難理解飛機對于巴西的重要性。目前巴西是世界最大的支線飛機出口國，所有的飛機產品都是在巴西研發的，包括設計和制造。因此，巴西人對此感到十分驕傲。截至2010年6月30日，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商用航空市場各產品累計交付1537架（自1996年以來），世界各國包括歐美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在使用巴西的飛機。
中國是支線飛機的巨大市場，在這一領域的需要有很大的增長。巴西是中國支線飛機市場的傳統供應商，不但向中國出口，還和中國合資建廠。
據胡格內大使說，幾年前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與中航集團合資建廠，以前生產較小的EMB145機型（50座），隨后巴西希望進行擴張，在中國生產最大的機型EMB190（98-114座）。在中國進口飛機需要國家發改委許可，航空公司不能自由進口，就這一問題，巴西和中國政府之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討論，但現在還沒有達成協議。“我們還和中方協商共同生產我們的公務機，因為我們在這一產品上也很有競爭優勢，我們希望與中國在飛機制造領域建立起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無論是在中國生產還是從巴西進口都無所謂，我們希望能夠延續我們在中國市場的參與?！贝笫怪v這段話的時候非常誠懇，也有些無奈。
巴西對中國的出口結構，飛機是巴西唯一有競爭力的工業制成品。胡格內大使說：“中國市場還有很多空間，有給波音的空間，也有給空客的空間，為什么不能給巴西？”
巴西希望出口到中國更多的工業制成品，而巴西只有飛機。這也僅僅是個信號，以此證明巴西不僅向中國輸出礦石和大豆。
胡格內大使直言不諱地提出，中國可以在增加從巴西進口工業制成品方面提供幫助，消除貿易壁壘，取消對從巴西進口肉類產品、工業制成品的限制。
田文林：“夾心層國家”的困惑
觀察者按：本文首發于《社會觀察》雜志2012年第2期，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教授。
當前，歐元區成員國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并有日趨蔓延之勢。而南歐四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又是歐債危機的重災區。目前，希臘債務總額約為3400億歐元，2010年希臘債務在該國GDP總額中所占比例已達145%，遠遠超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的最低安全線。有希臘官員稱希臘債務已經失控。而意大利目前有1.6萬億歐元（約2.2萬億美元）未償付債務，債務規模比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希臘4國債務總和還大。西班牙2010年公共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約為60%，預計2011年升至67%，雖然遠低于希臘、意大利等國，但總體情況也在惡化。2011年10月18日，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繼標普和惠譽之后，宣布將西班牙的主權債務評級下調兩檔至A1，這是該國主權信用評級自2010年6月以來第三次遭到穆迪下調。
歐盟一體化摧垮南歐工業體系
在總結債務危機根源時，很多人不約而同地將問題歸咎于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炮轟希臘等國政府職員養尊處優，民眾安于享樂，由此導致“寅吃卯糧”，乃至最終釀成債務危機。而據此開出的藥方就是大幅壓縮政府開支和福利開支，實現收支平衡。南歐國家債務問題積重難返，確實與高福利制度有關，但僅從“節流”方面入手思考解決之道，而不涉及“開源”，則忽視了主要矛盾。事實上，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表面看是債務危機，深層看是財政危機，再進一步追究，則是經濟空心化造成的國家造富能力不足，以致國家稅源不足。事實上，當前一些歐盟國家已經意識到實體經濟匱乏的弊端，而開始推動“再工業化”進程。
而南歐國家當前的經濟困境又與歐盟一體化進程有直接關系。冷戰結束后，歐盟加快一體化進程，歐盟迄今兩次大的擴張，前一次用了20年，第二次只用了5-8年時間，就擴大到27國。歐盟東擴前，南歐諸國與西歐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就有差距。而在東擴之后，歐盟內部實際變成了“三個世界”并存：德法為代表的第一世界；南歐國家為代表的第二世界；東歐國家為第三世界。這種先天不足埋下了歐盟“內部殖民化”的隱患。對此，《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一書的作者曾指出：“歐洲一體化的麻煩在于，它首先將東歐脫工業化，然后迅速與這些國家融合，這就在歐洲的后院形成了一種類似第三世界的失業與半失業大軍的歐洲版本。”
相較于勞動力、生產資料等其他生產要素，資本具有流動性強、轉移成本小等特點，由此使歐盟內部的全要素流動，很大程度是資本的自由流動。歐盟一體化使束縛資本擴張的諸多障礙（如國家主權、法律規則等）被逐步打破，其直接結果就是使大資本在歐盟內部不同發展水平國家間的自由流動更加便捷。而資本的逐利本能決定了其總是在尋求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投資場所。因此，歐盟擴大，實際意味著經濟相對落后的南歐國家與東歐國家在歐盟內部展開“尋底競賽”。相較于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的南歐諸國，東歐國家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無疑十分明顯。與此同時，東歐國家為增加自身競爭力，競相為西歐資本提供條件優越的投資環境，從而使東歐國家相較于南歐國家，具有“誰敢比我慘”的底線優勢，因此吸引了不少西歐資本。盡管東歐國家充當的不過是廉價打工者角色，但至少從表面看，這些國家因為各種產業聚集，就業情況相對較好。
在這種內部“尋底競賽”過程中，南歐國家因為處境不上不下，顯得最為尷尬，受到沖擊也最大。這些國家過去有一定工業基礎，但一體化沖擊使其缺乏競爭力的民族工業日趨衰敗。尤其東歐國家在“尋底競賽”中吸引了更多資本后，南歐國家經濟空心化現象加劇。
以西班牙為例，1970年西班牙工業和能源產業占GDP的比例為34%，服務業占46.3%，而到2010年，這一比例分別為15.6%和71.6%。希臘制造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經濟日趨以旅游、航運和金融等服務業為主。這些國家的“脫工業化”進程，意味著真正創造價值的經濟部門減少，由此導致失業問題加劇，如西班牙在過去4年共失去了80萬個就業崗位，更多的人依賴政府財政救濟。而在歐盟這個大環境中，這些國家的政府與民眾難免會攀比西歐國家的高福利待遇，導致政府開支和勞動力成本日趨上升。這樣，一方面是民族產業和實體產業發展不足，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民眾在消費需求剛性增長的作用下，習慣了高福利，高消費。這種反差使國家財政日趨入不敷出，最終釀成嚴重的債務危機。
做強制造業才是王道
目前，南歐國家的尷尬在于既無技術和資本優勢來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創富能力，又無明顯的勞動力優勢，使其足以在與東歐國家的“尋底競賽”中勝出，明顯處于不上不下的“半吊子”狀態。而長遠看，等待這些國家的無疑是一種更為沒落的前景。南歐國家的“夾心層”狀態并非孤例，某種程度上是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背景下相當多國家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究其實質，這些國家之所以走到這步，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流毒使然。新自由主義一直鼓吹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經濟私有化、經濟全球化等一系列貌似動人的原則。表面上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使所有國家從中受益，但實際上，由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生產產品的附加值不同，這種自由流動和產品交換實際上只對那些掌握核心技術、具有品牌和規則優勢的發達國家（如德國）有利，而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則很容易陷入“壞的自由貿易”和產業鏈下游位置。換句話說，要想使地區經濟一體化真正實現“雙贏”或“多贏”，前提必須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當。
回顧西方工業化的富強之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幾乎都是先進行產業保護，等到本土工業強大到足以與外部競爭獲勝時，才打開國門，祭起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的大旗。但很多國家不明白這個道路，簡單地認為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就可以實現富裕，結果導致相對虛弱的本土民族工業逐步被經濟強國瓦解，而日趨淪為產業鏈下游國家。南歐國家的困境就是典型例證。
這對于中國也不無啟示意義。中國的經濟狀況與南歐國家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定類似性。三十多年來，很多人將“改革”與“對外開放”混為一談，認為對外開放是包治百病的萬能靈藥。殊不知，自由貿易只轉移財富，而不會自動增加國家財富，只有實體產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才是真正創造財富的“會下金蛋的雞”。
兩名法國學者曾專門研究了iPhone產業價值鏈。從美國進口一部在中國組裝的iPhone手機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閃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產的，23美元的信息處理器和相關零部件是韓國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統、微電腦、攝像機、WIFI無線產品等共計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國制造的，藍牙、錄音零件和3G技術產品等價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國制造的。此外，材料費用、各種軟件許可證和專利費用，合起來為48美元左右。而在中國組裝環節的費用僅有6.5美元。蘋果代工企業富士康公司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從時尚而尖端的手機里只能分享3.6%的價值。
很顯然，這種經濟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中國經濟調整面臨兩難處境：繼續參與“尋底競賽”，靠壓榨工農勞動者，靠低工資維持經濟繁榮，勢必會造成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容易出現嚴重的社會乃至政治隱患；但如果大幅提高勞動者工資待遇，資本在感到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很可能將企業轉遷到更落后的國家，使中國陷入類似南歐國家那種“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尷尬處境。
總的來說，一味充當“世界加工廠”，滿足低端制造業肯定不行。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教訓表明，靠一味發展金融業來壯大整體經濟實力亦是緣木求魚，容易導致“賭場資本主義”。唯有發展和壯大民族工業和實體經濟，才是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在這方面，南歐國家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劉峰：違約歷史昭示歐債迷局
歐債危機繼續向深淵快速墜落。標普公司1月13日和17日分別下調了包括法國和奧地利在內的歐元區9國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評級，同時希臘與其債權人的債務重組談判也宣告破裂。但是，歐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扮演的救世主遲遲沒有登場。債務危機惡化和實體經濟衰退形成惡性循環。一季度日益迫近的到期巨額債務正在把問題國家逼入違約絕地，債務違約和歐元區解體似乎已經指日可待。那么，在需要攤牌的最后時刻，既缺外援又難自救的歐債亂局將如何收場？
歷史上的主權債務違約
回顧主權債務違約的歷史能為歐債危機的演進指點迷津。主權債務違約從來不是新聞。歷史上曾有幾次債務違約的高峰，其中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以及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這兩個時期全世界經濟總量近一半的國家都處于違約狀態。從單個國家看，歷史上西班牙和委內瑞拉都具有主權違約的熟練經驗，保持著超過10次的違約記錄。
一旦出現主權債務違約，其后果將取決于違約所處的時期。早期，債務關系主要是是由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借貸，債務以債權國貨幣或貴金屬結算。債權國具備較強國力和懲戒手段。這種情況下，違約方可能陷入以下不利局面：一是在武力威脅下承受主權或聲譽上的損失，二是被國際資本市場和貿易伙伴拒之門外，三是海外資產有被凍結之虞。
對此，炮艦外交即是明證。19世紀，英國分別入侵埃及、土耳其等無力償債的國家并掌握了其財政資源；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控制了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關稅并隨后占領該國，還因債務問題對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海地展開了軍事行動；1936年紐芬蘭對外債違約后，淪為了加拿大的一個省。另外，聲譽掃地也是債務國的一大損失。希臘1826年和洪都拉斯1873年的違約都導致他們長期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蘇聯1918年拒絕償還沙皇時期的債務，但是70年后俄羅斯終于能夠重回國際債務市場時，它也不得不償還一部分違約債務。
炮艦外交時代之后，危機解決機制得到改善，債務重組成為主要形式。債務雙方通過漫長談判和反復博弈，一般都會達成部分違約或債務重組的協議。上世紀9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中，美國嘗試通過布雷迪計劃對失去償債能力的國家進行債務消減和重組，為債務國恢復經濟增長和償債能力提供喘息之機；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后，一方面以物抵債，另一方面與西方商業銀行達成了債務減免和債務重組協議；2001年，阿根廷對約1500億美元的外債宣布違約，經歷了長期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動蕩后，與國際金融機構最終達成了借新還舊的重組協議。這些債務違約一般都伴隨著違約國貨幣的大幅貶值和國內嚴重通貨膨脹，但是貶值和通脹在客觀上起到了重整經濟資源和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
當代債權債務人的轉換
當代，經濟全球化推動國際債務關系完成了三個重要轉變：一是全球經濟結構失衡造成債務雙方身份轉換，發展中國家持續貿易盈余成為債權國，而發達國家赤字攀升淪為債務國；二是債務幣種采用債務國發行的國際貨幣；三是各國經濟利益相互依賴和密切嵌合，局部債務風險全球擴散。
在新的債務關系下，控制債務結算幣種和發行國際貨幣的特權，為債務國央行擴張貨幣、制造通脹和消減主權債務大開方便之門。眾所周知，政府可以通過維持低利率和制造通貨膨脹消減國內債務，這是對內債務違約的變通手法。同樣，發行國際貨幣的債務國，通過外溢的貨幣擴張政策壓低全球基準利率和制造全球通貨膨脹，可以隱蔽地實現對外債務違約，而不需要和債權人簽訂重組協議。債務國央行的發鈔能力保證了他總能夠為債務買單，而債權國的話語權將被大幅消弱。具備獨立貨幣政策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借此成功化解了債務壓力，證明了這是一條誘人的坦途。貨幣主權成為債務關系的利益樞紐。
歐元區會不會動用“滅火器”
歐元區具備貨幣發行權，這是歐債危機最后的“滅火器”，無論是面對主權債務還是銀行危機。但各成員國的立場差異阻止他們輕易拱手讓出利益，今年希臘和法國的大選為緊縮政策和接受援助制造了更大的困難。歐元區的不團結，正在幫助危機迅速拓展它的危害和期限。而問題國家捉襟見肘的財政能力，使試圖依賴財政的救助思路愈發陷入窮途末路。
“滅火器”的使用必須跨越歐元區的政治和法律框架。而這個框架只有在政治和社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會失效。標普公司調降9國和EFSF評級，正加速這個進程。預期希臘違約帶來的骨牌效應，有可能導致歐元區債券市場崩盤和銀行業危機，這或將成為歐央行迅速開動印鈔機的觸發點。觸發點取決于多邊博弈的很多偶然因素，或早或晚，早則皮肉之痛，晚則刮骨療毒。歐元的擴張和貶值，在短期是化解債務風險的技術需要，在長期是調整歐元區經濟結構的必然回歸。2009年美國加州也曾遭遇政府破產之憂，但聯邦政府而不是其他州的緊急資金援助幫其脫困，這也可以為歐債危機的救援前景提供暗示。
從歷史角度看，貨幣主權的確賦予了債務國通過貨幣手段違約的特權。但是，債務遲早要還，區別只是在于付出經濟利益還是損傷貨幣信用，而后者或許更為昂貴。目前，歐元區正在向后者漸行漸近。無論如何，今年上半年都將是大亂大治的歷史時刻。
歐元區解體并非可信的威脅，這意味著共輸的下場。對任何一方而言，解體后他們必須面對更差的貨幣信用和更難纏的多邊談判，不符合自身利益。在歐元區框架之內邊打邊退、爭取更多權益才是各成員國的理性選擇。并且，一旦歐元區解體，全球的金融市場和經濟運行都會立刻陷入巨大的混亂之中，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能幸免。
對中國而言，國際金融危機是督促改革的催化劑，必須借機深化經濟體制和金融改革。不僅要加強自律，實現國內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且要致力于推動國際社會建立健康的經濟發展秩序和穩定的政治局勢。首先，應加強我國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的財政自律，設定嚴格的自我約束機制，降低各種顯性和隱性債務；其次，應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增強應對海外金融沖擊的能力；最后，還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努力維護安全和可持續的海外投資環境。
約翰•加普：銀行業的失信
在將世界推到經濟崩潰邊緣三年多之后，銀行業仍然深陷困境。它們現在面臨的，不是正常情況下已經發生的絕地反彈，而是甚囂塵上的歐債危機。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自2008年起也開始蔓延：“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從最初聚焦于紓困和銀行家薪酬問題，擴大為“99%的人”表達不滿的全球標志性運動，就說明了這一點。然而，銀行業才是導致這場危機的根源，并且仍然是其核心所在。
銀行業造成的麻煩不僅限于金融領域。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銀行業成為西方經濟的領導力量之一。它們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急劇上升；高盛(Goldman Sachs)之類的華爾街銀行把它們的觸角伸到了歐洲和亞洲；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銀行家們拿到了高額報酬、甚至在人們眼中也變得迷人起來。
如今，人們憎恨它們通過變得“大到不能倒”而把納稅人綁為人質。許多人指出，銀行已經偏離它們的基本社會職能——通過發放貸款、承銷證券和為企業提供咨詢來促進經濟增長——變成了受自身利益驅動、不擇手段賺錢的機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監管放松之后，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形成了一種薪酬慣例，即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老式的合伙制架構、向投資銀行家和交易員支付高額獎金。這種慣例加劇了人們的敵對情緒。大金融機構從交易和冒險行為中賺取到了收益，卻讓社會來承擔它們的損失。“銀行必須面對關于合法性的深深質疑，”波士頓咨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高級合伙人拉努•達亞爾(Ranu Dayal)表示。“如果人們沒有看到銀行進行了改革或在經濟復蘇中發揮重要作用——再或者，因其薪酬架構或赤裸裸的貪婪而倒閉——他們對銀行業的深深憎恨還會加劇?！?/p>
如果銀行不能找到辦法清楚地證明自己的有用性、收斂最讓外部人士寒心的做法，它們就將面臨與監管新規展開的長期“壕溝戰”，令自身元氣大傷。對經濟而言，這可能會抑制一個繁榮發展、專注本職的金融業所能帶來的好處。
被推遲和掩蓋的風險
長期以來，銀行業乘著信貸市場增長的浪潮順利前行。推動這波增長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興起、監管和資本金規定的放松、以及下面這種自大的思想：銀行業認為，自己已通過某種方式打破了在經濟下滑階段虧損數十億美元舊有模式。事實上，正如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所斷言的，這“既是一個奇跡，也是一個幻覺”。
結果表明，大部分風險只是被推遲和掩蓋了，就連銀行自身的董事們也不知情。正如英國主要監管機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去年所說的：“一些金融活動……根本沒有從復雜難懂的方式中增加價值，相反卻造成了金融不穩定，并產生了經濟危害。”
人們對這些危險視而不見?！叭藗冃判臐M滿，以為風險已經被轉化、我們所處的銀行業模式不同于往昔，”金融作家、前倫敦金融城分析師菲利普•奧格(Philip Augar)表示。“這都是受了政府的鼓惑，而政府則是聽信了投資銀行家的話，并對他們授以高位。政府人士被告知，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擋道。”
銀行業以往曾依賴多種業務賺錢，從并購咨詢到證券承銷，現在則已嚴重向交易業務傾斜。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的數據，外匯交易量在1977年至2010年間增長了233倍，交易業務（尤其是債券和外匯交易）占最大幾家銀行2010年營收的80%。
“銀行從傳統的企業銀行業務和股票及債券交易，轉向了要靠細致入微的了解才能識別其風險的各種新式產品，”達亞爾表示。“銀行業的發展超出了監管者所能預見的范圍?！?/p>
這一度帶來了高額的利潤，但也使銀行有用論無法再站住腳。“投行業已偏離了原本的核心業務，那就是為實業籌集資本并提供咨詢服務，”埃森哲(Accenture)資本市場咨詢部主管鮑勃•加赫(Bob Gach)表示。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托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教授估計，銀行業占美國GDP的份額，已從1950年的約3%升至2010年的逾8%。與零售業的情況不同，信息技術的密集使用并沒有讓銀行提高效率，它們只是變得比以往更大了。
菲利蓬教授表示，交易業務的增長既沒有為證券市場帶來更清晰的定價，也沒有為實業公司提供更好的金融保障。“過去約翰•摩根(J.P. Morgan)之類的銀行家做的業務不比今天的銀行業少，而且效率更高。我越是審視交易業務的增長就越是斷定，社會絲毫沒有從中受益。它根本就是無意義的?！?/p>
平衡的恢復
對政府來說，這個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健康銀行業體系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危機時期，政府和央行歷來愿意為存款機構提供支持——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的英國次級銀行危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存貸危機，皆是如此。
但即使是這一點，也被有意地模糊了——央行官員不愿承認有哪家機構“大到不能倒”。而且，這種支持顯然并不打算涵蓋證券經紀公司和投行。自1934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開始，美國就刻意將投行與商業銀行區分開來。
2007-08年的危機毀掉了這種微妙的平衡，不僅迫使歐洲各國政府出手紓困大銀行，還迫使美聯儲(Fed)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敞開貼現窗口、為它們提供保護。原有的模糊消失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這一受保護的俱樂部擴大了。
但一家銀行具有系統重要性——即如果倒閉，將對整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破壞——并不意味著它就具有經濟重要性。銀行最重要的職能也正是它們最樸實無華的職能：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這一職能已與風險更大的交易相關業務交織在一起，難以分離。
最積極的應對努力來自英國。英國政府對維克斯委員會(Vickers Commission)“圈護”(ringfence)零售銀行業存款的提議予以了支持。而在其它地方，銀行業對像“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這樣限制自營交易的監管規則進行了反抗?！氨O管議程太過溫和，以至于無法啟動，同時，銀行的政治勢力強大得令人難以置信，”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表示。
然而，長期一意孤行、同時反抗監管，對銀行的合法性無益，對它們所處的經濟也無益，而且無助于解決必要的重組問題。而迫使銀行展開重組的，是一種基本的經濟力量，即銀行現在面臨的財務壓力。瑞銀(UBS)和花旗集團(Citigroup)這樣的機構，目前很難從危機造成的損失中復原，而歐洲銀行業去年總共損失了4萬個工作崗位。交易業務收入在2008年危機后曾出現反彈（當時央行下調了利率），但隨后已大幅下降。
銀行業或許能夠通過爭辯和拖延來擺脫當前的麻煩、并等待人們逐漸忘記它們存在的問題。但事態的發展未必會產生這樣的結果，而且對整個社會而言，這也不是最好的結果。在規模和業務范圍上都健康的銀行業體系，對于經濟健康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監管并非銀行面臨的唯一挑戰，市場也在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它們做出改變。
與此同時，企業銀行業務承受著在增長時期沒有得到解決的“產能過?！??！氨举|上，銀行業是一種大宗商品行業，并且非常成熟，”倫敦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London)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授彼得•哈恩(Peter Hahn)表示，“大部分行業都通過整合來解決這一問題，但銀行業的整合并不會減少‘產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p>
銀行通過吸納更多資產，躲過了資產回報率滑至低位且不斷下降的局面。它們對資產負債表進行杠桿化，從而將股本回報率推至歷史高位。上世紀九十年代，許多銀行的股本回報率僅為個位數，而到本世紀頭十年中期已升至20%或更高。
回報的降低
盡管監管姍姍來遲，但央行正在提高資本金和流動性要求，使銀行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貪婪地使用杠桿。正如債券經紀商MF Global去年破產所顯示的，市場也對資產負債表高度杠桿化、資金狀況脆弱的機構施加了更嚴厲的懲戒。
這對銀行造成了很大的問題。過去，它們能夠通過承擔更多風險、擴大資產負債規模來彌補核心業務盈利能力的下降?，F在，任何試圖這樣做的銀行，即使得到監管者的允許，也要冒信用評級被調降、融資渠道灰飛煙滅的風險。
如果銀行無法創造新的收入，另一個選擇便是削減成本，并向其它大宗商品行業一樣縮減規模和合并。不過，政府會提防讓它們變得大到不能倒，此外，這一代銀行高管從未在不斷收縮的銀行業中從事過經營。
“現在，銀行業完全是由一批錯誤的人在經營，”哈恩教授表示?！斑@并不是說他們是傻瓜。但是，在這三十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銀行業都是一直靠擴張規模和累積風險來獲得成功。新時代是效率和成本的時代，而他們誰都不明白這一點?！?/p>
一位投資銀行家表示，業內人士的頭腦是清醒的。“收入和資本都面臨壓力，并且影響了薪酬和就業前景，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緊張。人們并不消沉，但也不是太樂觀?！?/p>
過去，大銀行有強烈的動機去大舉投資新投行業務，并從其它銀行那里聘請銀行家團隊，以求躋身“大牌”全球性銀行俱樂部。正如特納指出的，交易和證券承銷這樣的業務是“天生的寡頭壟斷”，市場份額大的銀行切走利潤蛋糕的大部分。
但瑞銀之類的銀行現在已退出了不計成本實現增長的戰略。相反，它們正嘗試把精力集中在它們具有優勢的業務上，比如國內零售銀行業務、財富管理以及證券托管之類的專業領域。
杠桿降低加上野心受到抑制，可能使銀行的盈利能力大大降低。達亞爾預測，“銀行業股本回報率將從18%左右降至10%左右”。其盈利能力將回歸到與公用事業行業更加類似的水平。
如果股東愿意接受較低的回報率，銀行或許能夠重新獲得一些社會合法性。那些專注于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銀行，會有更大的機會被政府視為具有經濟重要性的銀行。即使是那些專注于證券承銷和咨詢業務、而不是交易業務的投行，也會有較大的機會。
問題在于，銀行業是否能夠且愿意轉變。一些人對此持懷疑態度?！拔也徽J為投行業到頭了，”奧格表示?！八挠胶鸵幠陆狄欢螘r間，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不會再看到那么多想成為全球性銀行的銀行在奮力躋身頂級俱樂部。但這段時間也不會太久?；蛟S五年吧？”
Jens Nordvig：應制定歐元區解體應急計劃
當歐洲貨幣聯盟(EMU)創立之時，不存在有關歐元區解體的計劃。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特意不說明退出歐元區的任何流程，因為在它們心目中采用歐元是“不可廢止的”。但現在，魔鬼已經從瓶子里逃了出來。
那些佯稱歐元區不可能解體的人，是在無視現實。歐元區的解體可能有多種形式，從非常有限的解體（涉及一個或少數幾個小國）到全面的解體（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將不再存在）。大多數人認同希臘很可能退出歐元區的觀點，但解體風險不只是希臘獨有的問題。意大利國債5年期信用違約互換(CDS)合約表明，意大利違約的概率約為30%，這突顯出歐元區全面解體的可能性。
日益增長的歐元區解體風險，已經對投資者行為產生了影響。自2011年中期意大利債券市場承壓以來，外國投資者一直在尋求削減其在歐元區各國國債的風險敞口：我們估計，外國投資者在2011年下半年拋售了價值1300億歐元的歐元區固定收益工具。而他們在2011年上半年購買了3200億歐元的此類工具。這種巨大的反差突顯出外國投資者人氣的急劇轉變。
在過去兩個月，我們還看到歐元的交易動力發生了改變。目前歐元對新興市場和其他歐洲國家貨幣走弱，而在去年11月前，歐元的疲軟主要還是體現在對美元和日元上。最近歐元全面走軟，意味著資本開始逃離歐元區。這將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進展。
目前看來，歐洲需要宣布一個針對歐元區解體的應變計劃。既然對歐元區解體的擔憂已經出現、并影響了投資者的資金流動，那么宣布此類應變計劃的成本效益分析，就完全不同于1999年的情況。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應變計劃將有助于減少、而非增加不確定性。
一旦歐元區解體，該計劃必須為歐元計價資產和債務的有序重估提供指引。如果出現歐元區全面解體、歐元不再存在的情形，此類指引將至關重要。歐元區解體涉及許多非常復雜的重估事宜，尤其是大量的資產和債務將按照英國法律（而非歐元區國家的法律）處理。如何重估此類票據，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公平而合乎邏輯的重估方式，將是推出一種新的歐洲貨幣單位(ECU-2)。這將是與歐元解體后各國出現的新貨幣掛鉤的一籃子貨幣，類似于最初的歐洲貨幣籃子。當前歐洲央行(ECB)的資本權重，可以用來界定籃子中組成貨幣的權重。
ECU-2的價值將與先前歐元區國家的新貨幣的表現機械地掛鉤，重估過程將效仿1999年ECU計價工具轉換成歐元時的做法。推出新的ECU，將有助于促進許多工具的有序重估，比如根據英國法律發行的歐元債券、全球各銀行發放的歐元貸款以及歐元計價的互換和外匯遠期合約。它很難降低歐元解體的難度，但會通過提高效率和降低隨意性，對重估過程起到幫助作用。
外國投資者正在撤離歐元區固定收益市場，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歐元區解體的不確定性和重估風險。一個應對歐元區解體的有序資產重估計劃，或許會有助于減輕投資者對歐元區資產的擔憂，改善資本流動狀況、并降低融資成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危機階段，宣布歐元區解體指引，甚至有助于降低歐元區解體的風險。
本文作者是野村證券(Nomura)美洲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和G10外匯策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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